2022年 · 第38卷第04期

随着神经和血管影像学技术、栓塞材料和血管内治疗技术的进步，对于颅内动静脉畸形(AVM)的理解及治疗的理念和目标发生了根本改变，治愈性栓塞逐渐成为最重要的治疗策略，主要技术包括术前、术中精准的影像评估及神经电生理监测，经动脉入路和经静脉入路治愈性栓塞，其适应证也在不断拓展。未来，随着影像学的进步、有针对性治疗材料的研发、诊疗技术的改进及临床研究的深入，治愈性栓塞策略将进一步完善，在治疗结构复杂的颅内AVM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 评估经静脉入路治愈性栓塞颅内动静脉畸形(AVM)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0月至2021年8月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采用经静脉入路栓塞(TVE)的颅内AVM患者的临床资料，共54例。术前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0~2分者42例(77.0%)，3~4分者12例(23.0%)。评估患者的即刻栓塞结果、手术并发症及随访结果。 结果 54例患者中，50例(92.6%)成功行TVE，4例(7.4%)因微导管未能到位而放弃TVE。50例患者中，术后即刻完全栓塞45例(90.0%)，次全栓塞3例(6.0%)，部分栓塞2例(4.0%)。9例(18.0%)发生出血性并发症，其中3例无症状，2例仅有头痛，4例手术干预；8例(16.0%)发生缺血性并发症，其中7例为一过性；5例(10.0%)发生永久性手术并发症。出院时mRS 0~2分33例(66.0%)，3~5分17例(34.0%)。术后42例接受影像学随访，随访时间[M(Q1、Q3)]为5.5(3.8，13.3)个月。病灶完全闭塞39例(92.9%)，稳定2例(4.8%)，复发1例(2.4%)。50例患者均接受临床随访，随访时间[M(Q1、Q3)]为25.5(8.8，38.0)个月，mRS 0~2分42例(84.0%)，3~5分8例(16.0%)。 结论 采用经静脉入路治愈性栓塞颅内AVM完全栓塞率高，永久性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相对较低。如何进一步提高手术安全性仍面临挑战。

目的 初步观察经颈静脉入路栓塞治疗后循环(椎-基底动脉系统主要供血)动静脉畸形(AVM)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1月至2021年4月河南省人民医院介入治疗中心脑血管病科采用经颈静脉入路栓塞治疗的14例后循环AVM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后30~90 d门诊随访患者有无神经系统并发症，采用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评估预后，mRS≤2分为预后良好。术后90~180 d复查头颅MRI及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将DSA显示无静脉早显定义为完全栓塞。 结果 14例患者中，经颈静脉入路栓塞技术成功13例，术后即刻造影显示完全栓塞11例，残留病变2例；另1例栓塞失败。术后1周内发生脑出血6例，脑梗死1例；其中1例脑出血患者死亡。出院时mRS 0分1例，1分5例，2分4例，5分3例。术后90 d随访时，失访1例；余12例患者中，预后良好11例，预后不良1例。10例患者完成影像学随访，随访时间为(8.8±3.3)个月(3~30个月)；结果显示8例完全栓塞，1例再发弥散型血管畸形，1例畸形血管团仍有少量残留。 结论 初步观察发现，经颈静脉入路栓塞治疗后循环AVM的技术具有可行性，疗效较好，可作为传统手术的补充治疗方法。

目的 探讨经静脉入路栓塞颅内浅表动静脉畸形(AVM)的可行性、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6月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经静脉入路栓塞的21例颅内浅表AVM患者的临床资料。21例患者中，入院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为0分3例，1分14例，2分2例，3分2例；16例单纯行静脉入路血管内栓塞，另5例行动静脉联合血管内栓塞。术后即刻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判断畸形血管团的栓塞程度。出院后对所有患者行临床和影像学随访，随访内容包括：复查DSA判断畸形血管团复发情况；采用mRS评估患者预后情况，其中≤2分为预后良好，>2分为预后不良。 结果 21例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技术成功率为100%。术后即刻DSA结果显示，19例患者的畸形血管团达到完全栓塞，另2例达到次全栓塞。术后1例患者发生一过性缺血性并发症，2例发生出血性并发症。术后48 h内10例患者复查头颅MRI，2例出现无症状静脉源性水肿。21例患者影像学随访时间[M(Q1，Q3)]为6(4，15)个月。复查DSA结果显示，1例患者复发，另20例均完全治愈。21例患者的临床随访时间[M(Q1，Q3)]为33(5，40)个月。mRS结果显示，19例患者预后良好，另2例预后不良。 结论 经静脉入路栓塞颅内浅表AVM的技术成功率较高，手术的安全性仍需进一步研究探索。

目的 初步探讨近端血管阻断技术在经静脉入路栓塞颅内动静脉畸形(AVM)中的应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3月至2021年3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采用近端血管阻断技术经静脉入路栓塞治疗的4例颅内AVM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后7 d内复查头颅CT或MRI，判断出血或缺血性并发症情况。术后1、3、6、12个月行门诊随访，并应用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评估患者的预后情况，其中0~2分为预后良好，>2分为预后不良。 结果 4例患者均手术成功，术后即刻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显示3例完全治愈，另1例AVM的栓塞面积≥90%。术后1例患者因脑室出血发生脑疝死亡，其余3例术后均无并发症。3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M(范围)]为13个月(8~16个月)。至末次随访，3例患者均预后良好，其中2例患者mRS为1分，另1例为0分。 结论 初步发现应用近端血管阻断技术经静脉入路栓塞颅内AVM的疗效较好，术后并发症较少，但仍需进一步研究确认。

目的 观察经动脉入路近端血管阻断技术栓塞颅内动静脉畸形(AVM)的安全性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11月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采用经动脉入路近端血管阻断技术栓塞颅内AVM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共42例。观察栓塞即刻AVM的完全栓塞率、手术相关并发症。采用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评估临床预后；术后1年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随访。 结果 42例患者共行43例次手术，总栓塞次数为87次，中位栓塞次数为2次(1~5次)；其中52次栓塞采用近端血管阻断技术，中位栓塞次数为1次(1~3次)。术后即刻造影显示，26例(61.9%)患者为完全栓塞，16例(38.1%)为部分栓塞。6例(14.2%)出现手术相关并发症，其中缺血性并发症2例(脑梗死1例，短暂性脑缺血发作1例)，均未遗留神经功能缺损；出血性并发症4例，其中1例行血肿腔穿刺引流术，3例行开颅手术清除血肿并行AVM切除术，术后均遗留永久性神经功能缺损。术后临床中位随访时间为11.5个月(1~34个月)，患者均无再出血；术后1年评估mRS显示，预后良好者(mRS≤2分)38例(90.5%)，不良者(mRS>2分)4例(9.5%)。术后1年10例患者行DSA随访，7例为完全栓塞患者，其中6例病变无复发，1例病变局部复发；3例为部分栓塞患者，病灶均无明显变化。 结论 采用经动脉入路近端血管阻断技术栓塞颅内AVM的即刻栓塞率尚可，并发症的发生率较低。

目的 探讨基于单元结构分型的颅内动静脉畸形(AVM)血管内治疗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2月至2020年12月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神经外科收治的458例颅内AVM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本组既往对颅内AVM单元结构的研究，对颅内AVM病变进行分型(多发病变者以责任病变统计)，其中Ⅰ型32例、Ⅱ型37例、Ⅲ型45例、Ⅳ型109例、Ⅴ型235例。根据不同分型采用个体化的血管内治疗方法，总结其治疗效果和安全性。 结果 458例患者的总体治愈率为44.3%(203/458)(95%CI：0.40~0.49)，其中Ⅰ、Ⅱ、Ⅲ、Ⅳ、Ⅴ型患者的治愈率分别为84.4%(27/32)、94.6%(35/37)、95.6%(43/45)、31.2%(34/109)以及27.2%(64/235)。术后总体功能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为6.1%(28/458)(95%CI：0.04~0.08)，其中技术性、出血性和缺血性并发症分别为7例(25.0%)、4例(14.3%)和17例(60.7%)。 结论 基于单元结构，颅内AVM可分为5种类型，参考此分型采取个体化血管内治疗，可获得较好的疗效，且并发症少。

目的 探讨血管内栓塞在复合手术切除高级别颅内动静脉畸形(AVM)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9年1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16例)和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神经外科(6例)行复合手术治疗的22例高级别(Spetzler-Martin分级Ⅳ、Ⅴ级)AVM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术中根据供血动脉的具体情况先行畸形血管团栓塞术，然后再行切除术。患者围手术期及术后随访时的神经功能情况采用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评估；影像学随访采用头颅CT血管成像或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 结果 22例患者的畸形血管团均影像学全切除。手术时长为(447.5±152.1) min(270~905 min)；术中的中位失血量为700 ml(100~6 000 ml)。围术期并发症的发生率为31.8%(7/22)，其中5例出现肢体活动障碍(包括2例术后血肿导致的肌力下降)，1例出现缄默症状，1例出现短暂性失语。22例患者的随访时间为(28.2±7.1)个月(14.8~38.3个月)，其中19例(86.4%)患者预后良好(mRS≤2分)，余3例(13.6%)患者预后不良(mRS≥3分)。14例(63.6%)患者获得影像学随访，随访时间为(22.8±18.6)个月(3.4~62.4个月)，至末次随访未见病灶复发的患者。 结论 血管内栓塞辅助开颅手术治疗高级别AVM，不仅可以减少术中出血、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而且可以提高病变的清除率，从而改善患者的预后。

目的 通过分析双侧Crus叶投射至Broca复合区的纤维(Crus-Broca束，简称CB束)止于静息态语言网络Broca激活区的情况，以明确CB束的功能。 方法 分析人类脑连接组计划(HCP) Lifespan Pilot Project-1a数据库中26位健康受试者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获取其个体空间下静息态语言网络Broca激活区及其覆盖5个Broca解剖亚区(HCP多模态皮质分割1.0图谱中的第74、75、76、77和171区，分别简称为HCP74、75、76、77和171区)的比率，探讨每位受试者CB束纤维止于Broca亚区内被Broca激活区覆盖(亚区覆盖)和未覆盖区域(亚区不覆盖)的情况。 结果 HCP74、75、76、77和171区被Broca激活区覆盖的比率分别为(71.0±25.1)%、(70.1±25.1)%、(74.1±20.7)%、(47.0±27.9)%和(61.4±30.3)%，提示前3个Broca亚区与Broca激活区有较高的吻合程度。Broca亚区覆盖获得其亚区内CB束纤维占所有到达该亚区纤维的比率大于Broca亚区覆盖占其Broca亚区的比率(P＝0.002)，CB束纤维在Broca亚区覆盖内的密度大于其在对应的Broca亚区不覆盖内的密度(P＝0.002)，提示CB束纤维的止点偏好Broca激活区。 结论 初步研究表明，CB束通过Broca激活区参与静息态大脑语言网络，应将其纳入涉及语言功能的大脑和小脑病变的术前脑功能评估体系。

目的 探讨苍白球内侧部脑深部电刺激术(GPi-DBS)治疗原发性颈部肌张力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10月至2019年4月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采用GPi-DBS治疗的14例颈部肌张力障碍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后1个月开机，开机后1、3、6个月，1年及此后每年对所有患者行门诊随访，随访内容包括：观察是否存在硬件相关并发症；行西多伦多痉挛性斜颈评定量表(TWSTRS)[包括：斜颈严重程度量表(TSS)、残疾量表(DS)及疼痛量表(PS)]评分，评估症状改善情况。改善率的计算公式为：(术前评分-术后评分)/术前评分×100%，其中≤30%为轻度改善，>30%~60%为中度改善，>60%为显著改善。 结果 14例患者的手术均顺利完成，术后均无颅内出血、感染等手术相关并发症。14例患者共植入28侧电极，其中13侧采用单负极刺激模式，15侧采用双负极刺激模式。14例患者的随访时间为开机后(33.7±12.4)个月(12~53个月)。随访期间，2例患者出现下肢运动异常，通过调整刺激参数症状得到改善。随着随访时间延长，TSS、DS及PS评分均呈降低的趋势(均P<0.001)；斜颈症状、残疾程度及疼痛症状均自开机后3个月开始显著改善；末次随访时，TSS、DS、PS评分与开机后1年的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至末次随访，14例患者的TSS评分结果为，1例轻度改善、6例中度改善、7例显著改善；DS评分结果为，2例轻度改善，2例中度改善，10例显著改善；PS结果为，14例均显著改善。 结论 GPi-DBS治疗原发性颈部肌张力障碍的并发症发生少、斜颈和疼痛症状改善明显，且疗效持续时间较长。

目的 探讨脑深部电刺激术(DBS)治疗痉挛性斜颈的远期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6月至2019年12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神经外科行DBS手术治疗的53例痉挛性斜颈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3例患者合并帕金森病。根据临床症状及合并症，49例选择双侧苍白球内侧核(GPi)靶点，2例选择双侧丘脑底核(STN)靶点，1例选择双侧STN和GPi靶点，1例选择双侧丘脑腹中间核(Vim)靶点。术后随访西多伦多痉挛性斜颈量表(TWSTRS)和Tsui量表评分，以评估患者的症状改善情况。 结果 53例患者的术中头颅MRI均显示植入电极位置与手术计划靶点一致。手术并发症：术中发生外囊血肿1例；术后合并脑梗死1例、头皮切口感染1例；术后2年，1例患者出现颈部导线牵拽感。53例患者的随访时间为(40.5±19.8)个月。至末次随访，49例行GPi-DBS的患者的TWSTRS和Tusi量表评分的改善率[M(Q1，Q3)]分别为59.4%(51.0%，72.3%)和61.7%(54.4%，73.9%)，与术前比较，评分均下降(Z值分别为-6.29和-6.21，均P<0.001)；2例行STN-DBS患者的TWSTRS评分改善率分别为100%和71.6%，Tusi量表评分的改善率分别为100%和83.3%；1例行Vim-DBS患者的TWSTRS和Tusi量表评分的改善率分别为92.3%和50.0%；1例行双侧STN和GPi靶点DBS的患者，TWSTRS和Tusi量表评分的改善率分别为72.5%和100%。 结论 DBS治疗痉挛性斜颈的远期疗效较好，患者的颈部姿势、颈部疼痛、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

目的 探讨血流调整及血流重建治疗症状性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巨大型动脉瘤的手术方法及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3月至2019年8月天津市环湖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20例症状性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巨大型动脉瘤(最大直径≥2.5 cm)患者(共20个动脉瘤)的临床资料。术前行头颅CT血管成像(CT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球囊闭塞试验、脑灌注成像并综合评估后选择相应的手术治疗方案。20例患者中，接受单纯颈内动脉结扎术2例，单纯颈内动脉缩窄术11例，高流量搭桥联合颈内动脉结扎术2例，中流量搭桥联合颈内动脉结扎术1例，低流量搭桥联合颈内动脉缩窄术4例。术后定期随访并复查头颅CTA或DSA，采用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评估患者的预后。 结果 20例患者中，术后动脉瘤消失5例，体积缩小11例，大小无变化4例。术后3例患者出现局灶性脑梗死。18例获得随访，2例失访。影像学随访时间为(7.8±3.0)个月(3~12个月)，其中动脉瘤消失7例，体积缩小9例，大小无变化2例。临床随访时间为(46.3±16.3)个月(20~85个月)，至末次随访，16例患者的术前症状消失或好转，2例症状无改善。末次随访mRS：0分9例，1分8例，3分1例。 结论 血流调整联合血流重建是治疗症状性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巨大型动脉瘤的有效方法。根据患者的侧支循环代偿情况采取个体化手术方案，能够获得较好的预后，且并发症少。

目的 构建胶质母细胞瘤(GBM)类器官模型，使用该模型探讨放化疗、缺氧诱导因子2α(HIF-2α)抑制剂对GBM的抑制作用。 方法 脑胶质瘤及非脑胶质瘤患者的脑组织标本均来源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行手术治疗的患者，肿瘤细胞来源于GBM患者的脑组织标本和U-251细胞株。构建GBM类器官、GBM神经球体模型。细胞培养30 d，观察GBM类器官及GBM神经球体细胞的生长情况；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检测肿瘤干细胞标志物的表达；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脑胶质瘤标本及非胶质瘤脑组织标本、贴壁培养的GBM细胞、GBM类器官中HIF-2α的表达。细胞培养第30天，将GBM类器官分为未放疗组和放疗组，每组又分为二甲基亚砜(DMSO)组、替莫唑胺(TMZ)组及HIF-2α抑制剂组；放疗组给予6 Gy的X射线照射，继续培养30 d，观察各组细胞的传代率和HIF-2α的表达。 结果 细胞培养30 d，GBM类器官的直径约为2 mm，外缘细胞密集，中央排列松散；而GBM神经球体直径约为200 μm，中心与边缘细胞分布均匀。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GBM类器官外缘的SOX2、CD133及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表达水平均高于其中心部位。GBM神经球体SOX2表达阳性，整个球体表达无分布差异；CD133和EGFR的表达均为阴性。非肿瘤脑组织不表达HIF-2α；高级别胶质瘤HIF-2α的表达强于低级别胶质瘤。GBM类器官中HIF-2α的表达主要分布在坏死细胞附近；贴壁培养的GBM细胞中，HIF-2α的表达分布较均匀。放疗组及未放疗组中，HIF-2α抑制剂组、TMZ组的细胞传代效率均比DMSO组降低(均P<0.05)；与未放疗组中的DMSO组、TMZ组比较，放疗组中的DMSO组、TMZ组的细胞传代效率均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HIF-2α抑制剂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01)。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未放疗组和放疗组中，除HIF-2α抑制剂组HIF-2α的表达降低外，DMSO组、TMZ组HIF-2α的表达均未降低。 结论 与GBM神经球体模型比较，GBM类器官肿瘤异质性更接近于肿瘤组织；HIF-2α与脑胶质瘤的恶性程度有关；放化疗对肿瘤的抑制作用不是通过抑制HIF-2α起作用的。

目的 研究B7-H3对胶质母细胞瘤(GBM)增殖、侵袭、迁移能力的影响。 方法 采集GEPIA数据库中GBM、低级别胶质瘤(LGG)及正常脑组织中B7-H3的表达量数据，并分析差异及其与患者生存期的关系。通过转染短发夹RNA(shRNA)构建B7-H3低表达的GBM细胞株A172和TG-905(shRNA-B7-H3组)，并通过实时定量PCR(qRT-PCR)、流式细胞学技术和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B)分别检测B7-H3的表达量，验证敲低效率。对照组为未转染的野生型细胞(wt组)和转染对照shRNA的细胞(shRNA-ctl组)。通过羧基荧光素二醋酸盐琥珀酰亚胺酯(CFSE)染色掺入法、CCK-8法、克隆形成实验分别检测B7-H3敲低后细胞增殖能力；通过划痕愈合实验及Transwell小室法检测B7-H3敲低后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采用WB检测B7-H3敲低后下游信号分子的表达情况。 结果 GEPIA数据库分析结果显示，B7-H3在LGG和GBM组织中表达均高于正常脑组织(均P<0.01)，且低表达B7-H3的患者总生存期较高表达者长(P<0.001)。A172细胞株中，qRT-PCR和流式细胞学技术检测结果显示，shRNA-B7-H3组的B7-H3表达量均低于shRNA-ctl组和wt组(均P<0.01)；WB结果显示，shRNA-B7-H3组的B7-H3蛋白表达低于shRNA-ctl组和wt组；CFSE结果显示，shRNA-B7-H3组24、48、72 h的细胞增殖能力均较shRNA-ctl组降低(均P<0.001)；CCK-8法检测和克隆形成实验结果均显示，shRNA-B7-H3组的细胞增殖能力低于shRNA-ctl组和wt组(均P<0.05)。细胞划痕愈合实验结果显示，与shRNA-ctl组和wt组比较，shRNA-B7-H3组48、72 h的划痕愈合能力均降低(均P<0.01)。Transwell小室结果显示，B7-H3敲低后，迁移和侵袭能力均下降(均P<0.001)。WB结果显示，B7-H3敲低后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CDK4)和磷酸化Janus激酶2(p-JAK2)表达下调，而Bcl-2相关性蛋白(Bax)表达上调。上述实验在TG-905细胞中得到相似的结果。 结论 B7-H3通过上调CDK4、p-JAK2和下调Bax促进GBM的增殖、侵袭和迁移。

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是一种罕见的系统性疾病。2020年6月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收治1例LCH患者，其以尿崩为首要临床表现，行头颅CT检查可见右侧顶骨低密度影，鞍上池可见等密度结节，垂体增强MRI显示垂体柄结节状增粗，病变颅骨活组织检查证实为LCH。予多重化疗后，随访6个月时患者的尿崩症状无明显改善。

强迫症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精神疾病，主要临床表现为强迫思维和(或)强迫行为，通常伴随严重的焦虑、抑郁和社会功能损害。认知行为疗法和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是强迫症的一线治疗方法。在所有接受循证治疗的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患者缺乏应答，甚至终身患病，属于难治性强迫症。目前，脑深部电刺激术(DBS)成为难治性强迫症新的治疗选择，但尚未确定最佳的治疗靶点及可靠的预测因素。本文对强迫症的病理生理机制及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难治性强迫症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加深对DBS治疗难治性强迫症的认识。

药物难治性癫痫是指对多种抗癫痫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手术是药物难治性癫痫的首选治疗方式。但是，仍有部分患者由于存在较大的神经功能缺损风险或病灶弥散不适合手术。对于这些患者，神经调控技术是一种可选择的治疗方式。既往的神经调控技术多以开环系统为主。近年来，基于闭环系统的反应性神经刺激逐渐应用于临床，并被证实安全、有效，其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本文对近年来反应性神经刺激治疗药物难治性癫痫的临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局灶性脑皮质发育不良(FCD)是皮质发育畸形的一个亚型，是一种局限性脑发育异常，与胚胎发育早期神经元的增殖、移行、组织形成等过程相关，也是难治性癫痫的重要原因。此外，FCD是儿童癫痫的首要病因；多数经手术治疗的儿童癫痫术后病理证实为FCD。近年来，随着影像学和临床电生理学的发展以及分子生物学在研究中的应用，FCD的发病机制已被进一步认识。本文针对FCD发病机制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垂体腺瘤是常见的一类颅内良性肿瘤，可分为功能性及无功能性腺瘤。成人患者的临床表现及诊疗特点目前已研究的较为完善。但儿童及青春期患者的发病率较低，由于具有年龄段特点、颅面部骨质情况、诊治配合度及后续发育等问题，导致其临床表现及诊断、治疗及预后均有与成年患者不同。本文对儿童及青春期垂体腺瘤患者的基础及临床研究方面的进展进行综述。

细胞外囊泡(EVs)是一种由细胞分泌的、直径为30~5 000 nm的脂质囊泡。根据其不同的生成机制，EVs可以分为微囊泡、外泌体和凋亡小体等，它们通过转运脂质、蛋白质和RNA等生物活性成分，直接影响胶质瘤在内的多种肿瘤的发展。EVs在多种体液中含量丰富，对脑胶质瘤患者脑脊液和血液中的肿瘤来源EVs进行检测的方法具有微创性、可重复性和高特异性的特点，EVs检测有望成为脑胶质瘤的诊断和治疗手段。本文对EVs的生物学特性、构成及其在脑胶质瘤临床应用中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其应用前景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