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 第102卷第13期

骨质疏松性骨折与创伤性骨折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基于全身骨骼在骨质疏松疾病状态下发生的病理性骨折，其病变的实质是骨强度的下降。骨强度受到骨骼的材料属性和组织结构，以及肌肉负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病理变化主要包括骨量和骨质量等多方面的损害，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后，即使成功的手术治疗也无法阻止骨质疏松骨损害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将针对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材料属性和组织结构损害进行阐述，强调明确并重视这些骨骼病变及其风险，积极的抗骨质疏松治疗，对提高骨质疏松及其骨折干预的临床疗效，预防再骨折的发生至关重要。

皮质骨轨迹螺钉（CBT）是近年来新兴技术，相对于传统的经椎弓根螺钉内固定，CBT内固定具有手术持续时间短、软组织显露范围小、失血量少、生物力学稳定性好、患者康复快等优点，已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各类腰椎退行性疾患。目前临床上对其术前评估方式、手术技术关键、并发症防治、术后随访等还存在不少争议，导致部分医生对该技术的适应证与禁忌证把握不明确。为规范CBT技术的应用，由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腰椎研究学组牵头，通过改良Delphi调查法制定了本共识，以期为临床上规范开展和推广CBT技术提供参考。

目的 探讨F框/WD-40域蛋白7（FBXW7）基因突变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免疫治疗预后的影响。 方法 （1）选取2019年1月至2021年6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125例，男70例，女55例，年龄［M（Q1，Q3）］为64（57，70）岁；收集其临床治疗及预后资料，分析FBXW7突变与免疫治疗疗效及预后的关系。（2）在cBioPortal数据库检索与免疫治疗相关的NSCLC数据集，共261例患者纳入研究，作为免疫治疗队列，男120例，女141例，年龄66（57，73）岁；其临床数据及基因突变数据均从cBioPortal数据库下载，分析FBXW7突变与NSCLC患者临床特征和免疫治疗预后的关系。（3）在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下载1 030例NSCLC患者转录组和基因突变数据进行后续分析，作为TCGA队列，男633例，女397例，年龄为67（60，73）岁；分析FBXW7突变对免疫治疗疗效的影响，以及其影响NSCLC免疫治疗疗效的关键分子及其生物学功能。 结果 125例NSCLC患者中，FBXW7突变率为5.6%（7/125）；7例患者的FBXW7突变类型均为截断突变，在接受免疫治疗后，部分缓解4例，疾病稳定2例，疾病进展 1例，客观缓解率（ORR）为4/7，疾病控制率（DCR）为6/7。FBXW7突变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13.0个月（95%CI：7.0~22.0个月），优于FBXW7野生型患者的4.0个月（95%CI：2.0~11.5个月）（P=0.046）。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FBXW7突变型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临床获益更高。免疫治疗队列中FBXW7突变型患者的肿瘤突变负荷［M（Q1，Q3）］为17.8（11.5，29.3）个/Mb，高于FBXW7野生型患者［5.7（3.0，10.4）个/Mb，P=0.001］。TCGA队列中，FBXW7突变型患者的肿瘤突变负荷为15.9（4.2，28.1）个/Mb，基因插入或缺失来源的肿瘤新抗原为192.5（70.8，535.0）个，单核苷酸突变来源的肿瘤新抗原为363.0（194.8，534.8）个，均高于FBXW7野生型患者的5.6（3.2，8.9）个/Mb、53.0（12.0，131.0）个、83.5（34.0，178.0）个（P=0.002、0.008、P<0.001），表明FBXW7突变型肿瘤具有更强的免疫原性，可能产生强大的抗肿瘤免疫。FBXW7突变与T淋巴细胞的激活有关，表现为T淋巴细胞受体复合物与信号传导的激活。进一步对肿瘤免疫细胞浸润程度分析发现，FBXW7突变型肿瘤的CD8+T淋巴细胞和M1型巨噬细胞浸润率分别为10%（8%，14%）、8%（4%，11%），均高于FBXW7野生型肿瘤的7%（4%，12%）、4%（1%，8%）（P=0.049、0.046）。 结论 FBXW7突变型NSCLC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临床获益更高，FBXW7基因突变具有作为NSCLC患者免疫治疗疗效预测标志物的可能性。

目的 探讨不同驱动基因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接受免疫治疗的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6年4月至2021年5月河南省肿瘤医院接受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治疗、驱动基因（EGFR、KRAS、ALK等）阳性、晚期NSCLC患者的资料，分析不同驱动基因突变状态的患者接受免疫治疗的模式、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及预后影响因素。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120例患者，男70例，女50例，年龄［M（Q1，Q3）］为57（50，65）岁。其中KRAS突变患者52例、EGFR突变患者42例、ERBB2突变患者16例、MET突变或扩增患者5例、ROS-1融合患者5例、BRAF突变患者2例、ALK及RET突变患者各1例。120例患者的PFS［M（95%CI）］为6.4（5.1~7.8）个月，OS为31.2（22.0~40.3）个月。KRAS突变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的生存获益最大，PFS为9.7（4.8~14.6）个月，OS为31.2（19.4~50.6）个月，且免疫治疗多为一线（34.6%，18/52）、二线（38.5%，20/52）治疗。EGFR突变患者PFS、OS分别为3.9（1.8~6.1）个月、18.0（12.1~23.8）个月，一般在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耐药后接受免疫治疗，二、三、四线及以上治疗线数患者比例分别为38.1%（16/42）、11.9%（5/42）、47.6%（20/42）。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配体1（PD-L1）表达水平（以表达水平≥50%为参照，阴性：HR=3.710，95%CI：1.372~10.031，P=0.010；表达水平1%~49%：HR=2.738，95%CI：0.841~8.912，P=0.094）、年龄（每增加1岁，HR=0.957，95%CI：0.933~0.982，P=0.001）、不同驱动基因突变（以KRAS突变为参照，EGFR突变：HR=2.676，95%CI：1.317~5.436，P=0.006；ERBB2突变：HR=3.411，95%CI：1.493~7.792，P=0.004；其他突变：HR=0.727，95%CI：0.322~1.643，P=0.444）为PFS的影响因素。PD-L1表达水平（以表达水平≥50%为参照，阴性：HR=2.305，95%CI：0.748~7.103，P=0.146；表达水平1%~49%：HR=1.286，95%CI：0.337~4.913，P=0.713）、免疫治疗线数（以≥三线为参照，一线：HR=0.322，95%CI：0.114~0.914，P=0.033；二线：HR=0.375，95%CI：0.178~0.789，P=0.010）为OS的影响因素。 结论 KRAS突变肺癌患者多在前线接受免疫治疗，生存获益最多，EGFR突变肺癌患者多在后线接受免疫治疗，患者能获得较好的生存获益。PD-L1表达水平、年龄、不同驱动基因突变为PFS的影响因素，PD-L1表达水平、免疫治疗线数为OS的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抗血管生成药物安罗替尼联合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SRS）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纳入2017年10月至2019年6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接受SRS的46例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患者。按照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联合治疗组（n=21）和单独SRS组（n=25）。联合治疗组（33处病灶）接受安罗替尼联合脑部SRS，单独SRS组（35处病灶）仅接受脑部SRS。比较分析两组患者颅内高压缓解率、颅内病灶治疗有效率、放射性脑坏死发生率及颅内无进展生存情况。记录联合治疗组安罗替尼用药情况及不良反应。 结果 联合治疗组的颅内高压缓解率为71.4%（15/21），高于单独SRS组的12.0%（3/25）（P<0.001）。两组患者颅内病灶治疗有效率分别为80.9%（17/21）和60.0%（15/2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89）。联合治疗组的放射性脑坏死发生率为3.0%（1/33），低于单独SRS组的20.0%（7/35，P=0.030）。联合治疗组颅内无进展生存期为（13.9±2.4）个月，长于单独SRS组的（11.4±1.8）个月（P<0.001）。联合治疗组安罗替尼用药时间为6（6，18）周。有1例患者发生Ⅰ级高血压，1例患者发生Ⅰ级手足皮肤反应，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9.5%（2/21）。 结论 安罗替尼联合SRS能够有效缓解脑水肿，降低放射性脑坏死的发生率，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

目的 探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肺泡灌洗液（BALF）和血浆中外泌体含量与肺损伤严重程度及其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从2020年8月至2021年4月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就诊并接受有创机械通气的患者，根据其是否是ARDS分为ARDS组和非ARDS组。最终纳入ARDS患者33例，男18例，女15例，年龄（65.5±15.5）岁；非ARDS患者10例，男8例，女2例，年龄（57.2±15.3）岁。分别采集两组患者纳入后24 h内的BALF和血浆并利用超速离心获取标本的总外泌体，利用纳米颗粒跟踪分析（NTA）检测并比较两组的外泌体含量差异，分析外泌体含量与ARDS患者肺损伤严重程度和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 ARDS组与非ARDS组间性别、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ARDS组血浆中外泌体含量明显高于非ARDS组［（25.3±1.2）个/ml比（24.2±1.6）个/ml，P=0.031］，而ARDS组BALF中外泌体含量同样高于非ARDS组［（26.5±1.6）个/ml比（24.6±1.1）个/ml，P=0.001］。肺内原因导致的ARDS患者BALF中外泌体含量高于肺外原因导致的ARDS组［（26.9±1.5）个/ml比（25.2±0.9）个/ml，P=0.01］，而细菌性感染是其BALF中外泌体含量最高的亚组。轻度ARDS组比重度ARDS组BALF中的外泌体含量明显更低［（25.7±1.3）个/ml比（27.2±1.5）个/ml，P=0.038］；ARDS患者BALF中外泌体的含量与P/F呈负相关性（r=-0.38，P=0.03）；与Murray肺损伤评分水平呈正相关性（r=0.47，P=0.01）；与驱动压水平、静态顺应性水平、住院时间、机械通气时间和28 d预后均无相关性（均P>0.05）。 结论 与非ARDS患者相比，ARDS患者BALF和血浆中外泌体含量明显增高；BALF来源的外泌体与ARDS肺损伤严重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

目的 探讨抗乙酰胆碱受体抗体（AChR-Ab）和抗肌肉特异性酪氨酸激酶（MuSK-Ab）双阳性重症肌无力（MG）的临床表现、治疗特点及转归。 方法 回顾2017年8月至2020年11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的MG患者，共纳入34例MuSK-Ab阳性MG（MuSK-MG）患者、11例双抗体阳性MG（double-antibodies positive MG，DP-MG）和80例AChR-Ab阳性MG（AChR-MG）患者。收集3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利用统计学分析DP-MG患者在人口学特征、临床表现和治疗转归等方面与AChR-MG患者和MuSK-MG患者的差异。 结果 DP-MG组患者的女性比例为7/11，男性比例为4/11，发病年龄为（41±27）年，与AChR-MG组性别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P-MG组和MuSK-MG组眼外肌受累的比例（8/11和52.9%）低于AChR-MG组（83.8%）（均P<0.05）。DP-MG组和MuSK-MG组肌无力危象发生率（6/11和61.8%）高于AChR-MG组（20.0%）（P<0.05）。DP-MG组和MuSK-MG组新斯的明试验阳性率（8/11和74.2%）低于AChR-MG组（96.8%），DP-MG组低频重复神经电刺激（RNS）阳性率（5/10）低于AChR-MG组（85.1%）（均P<0.05）。MuSK-Ab滴度与病程呈正相关（r=0.466，P<0.05），症状改善后抗体滴度下降。DP-MG组和MuSK-MG组患者对胆碱酯酶抑制剂的反应性（2/11和9.1%）低于AChR-MG组（66.3%），且两组患者服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5/11和39.4%）高于AChR-MG组（15.0%）（均P<0.05）。4例DP-MG患者术后病理结果显示胸腺增生和胸腺瘤各2例。后续随访发现5例（5/11）DP-MG患者达到最轻微表现状态及以上更好状态。 结论 DP-MG患者的性别分布、发病年龄、药理学特征和电生理检查与MuSK-MG类似，但DP-MG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介于AChR-MG和MuSK-MG之间。

目的 通过分析比较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与健康对照者经颅超声（TCS）测量第三脑室宽度（TVW）图像特点、及其与头颅磁共振颞叶内侧萎缩（MTA）视觉评分、神经心理学特征的相关性，探讨TCS技术在AD临床诊断应用中的价值。 方法 纳入2021年1—7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记忆障碍门诊确诊的39例AD患者及41名健康对照者，进行TCS检查、MTA评分、神经心理学测试，分析比较两组TVW差异、及其与MTA评分、神经心理学特征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39例AD患者，男28例、女11例，年龄（73±9）岁，轻度AD患者18例，中度AD患者20例，重度AD患者1例；41名健康对照者，男24名、女17名，年龄（69±6）岁。与健康对照组相比，AD组TVW更宽［0.76（0.66，0.87）cm比0.50（0.44，0.56）cm，P<0.001］。神经心理学测试中，AD患者多个认知功能领域受损，如延迟记忆［0（0，0）分比4.0（4.0，5.0）分，P<0.001］、命名［2.0（1.0，3.0）分比3.0（2.0，3.0）分，P<0.001］、执行功能［2.0（2.0，3.0）分比3.0（2.5，3.0）分，P<0.001］、语言［0.0（0.0，2.0）分比3.0（2.0，3.0）分，P<0.001］等方面与健康对照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AD组TVW增宽与即刻记忆（r=-0.339，P=0.035）、延迟记忆（r=-0.523，P<0.001）、注意力与计算力（r=-0.409，P=0.045）、视空间与执行功能（r=-0.333，P=0.039）等均呈负相关，且TVW与MTA评分（r= 0.552，P<0.001）呈明显正相关。 结论 运用TCS测量AD患者TVW，并结合MTA评分、神经心理学测试，可为AD临床诊断提供较为可靠的客观依据。

目的 探讨胃间质瘤（GST）多层螺旋CT（MSCT）影像学特征预测病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危险度分级的可行性，为GST患者在治疗前提供影像学依据。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4年11月至2021年11月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及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经手术病理证实为GST患者504例（共计506枚GST）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其中男259例，女245例，年龄13~85（60±11）岁。根据病理NIH危险度分级标准，分为低风险组（极低危险度和低危险度，277枚）和高风险组（中危险度和高危险度，229枚）。比较两组间的临床资料及影像学特征的差异性，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像学指标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并筛选出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肿瘤长径对危险度分级的预测价值。 结果 低风险组与高风险组在性别（男/女：131/146比129/100）、消化道出血（有/无：39/238比59/170）、形态（规则/不规则：218/59比95/134）、钙化（有/无：36/241比53/176）、坏死程度（0°/Ⅰ°/Ⅱ°/Ⅲ°：197/61/16/3比58/98/32/41）、溃疡（有/无：32/245比94/135）、生长方式（腔内生长/腔外生长/腔内外生长：102/105/70比44/98/87）、肿瘤位置（胃底/贲门/胃体/胃角/胃窦：98/7/135/12/25比98/6/114/5/6）、供血动脉（有/无：32/245比104/125）、血管样强化（有/无：19/258比88/141）、灶周积液（有/无：0/277比13/216）、灶周脂肪阳性征（有/无：0/277比30/199）、肿瘤最长径［2.82（2.04，3.80）cm比5.93（4.06，8.29）cm］、肿瘤短径［2.31（1.60，2.88）cm比4.40（3.21，6.37）cm］方面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肿瘤最长径（OR=2.08，95%CI：1.35~3.20）和溃疡阳性（OR=2.01，95%CI：1.03~3.92）是危险度分级的危险因素（均P<0.05）；肿瘤位置中以胃窦为参照，胃底（OR=7.77，95%CI：2.00~30.24）、胃体（OR=3.93，95%CI：1.03~15.01）是危险度分级的危险因素（均P<0.05）。肿瘤最长径预测肿瘤危险度分级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7，最佳临界值、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4.98 cm、62.9%、95.3%。 结论 GST的MSCT征象具有一定特征性，对其术前病理NIH危险度分级有一定的预测价值，能为患者治疗前提供一定的影像学依据。

本文分析了5例血管内乳头状内皮细胞增生（IPEH）患者的影像学资料，男1例，女4例，年龄28~61岁。结果发现IPEH在MRI T2加权成像序列上主要表现为边缘高信号中心等/低信号或高信号内可伴散在点灶样低信号，增强扫描呈明显边缘强化或明显强化（低信号灶不强化）；CT上表现为边界清楚的等或稍高密度软组织肿块伴骨质破坏，病变内可见钙化。

选择2013年1月至2021年1月就诊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临床诊断为桥小脑角区胆脂瘤患者49例。所有患者均在术前进行MRI扫描评估，经乙状窦后入路显微镜下行肿瘤切除术，然后在0°和30°硬性神经内镜辅助下寻找残余肿瘤，继续切除肿瘤。38例常规显微手术后，在神经内镜下发现残留肿瘤并在神经内镜下切除。全切除44例，次全切除5例。术后并发症包括无菌性脑膜炎（8例）、脑脊液漏（1例）和颅内血肿（2例）。所有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6~72（42±3）个月，无手术死亡病例。术后随访45例（91.8%）患者卡氏功能状态（KPS）评分≥80分。神经内镜辅助显微手术切除桥小脑角胆脂瘤，可提高全切除率，降低手术风险。

非小细胞肺癌（NSCLC）约占全部肺癌患者的80%~85%。针对NSCLC发生、发展过程中最常见的驱动基因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及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融合基因阳性人群靶向药物的研发显著提高了这部分患者的生存期。近些年研究者们发现了NSCLC中除EGFR及ALK外越来越多的非常见基因突变，如c-ros原癌基因1（ROS1）、BRAF V600E、神经营养因子受体络氨酸激酶1（NTRK1）、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间充质上皮转移因子（MET）、原癌基因（RET）、EGFR 20外显子插入以及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Kras）G12C突变等。针对这些非常见突变的多种靶向药物得以研发并投入临床应用，其中很多药物已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建议在初诊时对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尤其是非鳞NSCLC患者进行可以涵盖非常见突变的基因检测，对于非常见突变患者采取个体化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