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 第56卷第02期

影像组学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方法已在头颈部疾病筛查、诊断与鉴别诊断、分期分级、疗效评估与预测以及预后预测等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势，为个性化精准诊疗提供了关键信息和依据，提升了诊疗效果。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头颈部疾病应用方面也面临巨大挑战，只有以患者为中心和解决临床问题为原则设计好人工智能研究方案，充分发挥多学科交叉的优势，做好产学研成果转化，人工智能才能在临床上真正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源于临床、走进临床和高于临床的目标，才能真正推进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更好地造福患者。

前列腺MRI的诊断需求稳步增长，解决方案必须在保证前列腺MRI的诊断效能的前提下增强其运营效益，其中的一种解决方案是快速MRI检出前列腺癌，联合临床风险信息，来决定前列腺癌诊疗方案的选择。为此，前列腺成像报告和数据系统指导委员会对快速MRI检出前列腺癌提出了指导性建议，让临床怀疑前列腺癌并且未接受过活检的患者受益。

阿尔茨海默病（AD）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危害严重。目前AD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且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故深入研究其发病机制对AD的治疗和预防意义重大。多模态MRI为研究AD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无创、客观、定量的技术手段。但目前国内各单位MR的品牌、机型、序列、参数、质量控制以及后处理方法均不一致，为多中心、大样本AD影像学研究带来困难。因此，国内主要从事脑成像研究的多家权威机构和专家团队，充分总结了大脑MRI在数据采集、质量控制和数据分析方面的经验，共同制定了《阿尔茨海默病脑MRI标准化采集与分析中国脑成像联盟专家共识》，以期为国内多中心/大样本AD研究奠定高质量的数据基础。

目的 探讨基于CT影像组学列线图鉴别甲状腺滤泡性肿瘤良生与恶性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200例甲状腺滤泡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及CT图像，其中甲状腺滤泡癌（FTC）46例、甲状腺滤泡腺瘤（FTA）154例。采用随机数表法随机分为训练集（n=140）和验证集（n=60）。采用LIFEx软件提取增强CT图像的48个影像组学特征。根据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回归进行特征降维、筛选及模型建立，在此基础上绘制列线图。利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及曲线下面积（AUC）评估列线图预测甲状腺良性与恶性滤泡性肿瘤的效能，通过校准曲线对列线图进行内部及外部验证，最后应用决策曲线分析评估列线图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经筛选得到4种特征用于建立预测甲状腺良性与恶性滤泡性肿瘤的列线图，分别为灰度区域矩阵（GLZLM）-区域长度不均匀性、GLZLM-低灰度区域因子、传统指数-HU单元Q3值、传统指数-HU单元平均值。列线图在训练集中区分FTC和FTA的AUC为0.863（95%CI 0.746~0.932），准确度为87.9%，灵敏度为67.9%，特异度为91.1%；验证集中AUC为0.792（95%CI 0.658~0.917），准确度为75.0%，灵敏度为66.7%，特异度为90.5%。校正曲线结果显示列线图预测值与病理结果之间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决策曲线分析表明列线图在临床上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结论 CT影像组学模型对于鉴别甲状腺良性与恶性滤泡性肿瘤具有较好的效能，基于此的列线图可准确、直观地预测甲状腺滤泡性肿瘤患者的恶性概率。

目的 探讨基于双能量CT（DECT）增强图像的列线图预测早期声门型喉癌（EGC）术后无复发生存期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8年7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EGC患者的临床病理和DECT资料。共入组178例患者，男162例、女16例，年龄44~86（62±9）岁。对所有患者进行随访，根据随访资料，分为复发组（n=32）和无复发组（n=146）。2组间临床病理资料和碘图定量参数虚拟平扫CT值、碘浓度及标准化碘浓度（SIC）的比较采用χ²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用X-tile软件进行2组间定量资料生存相关截断值的筛选。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无复发生存曲线，使用log-rank法检验生存率差异。将有差异的变量纳入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筛选术后无复发生存期的独立影响因素，基于多因素Cox分析，绘制预测1、2和5年无复发生存率的列线图。用C指数、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评估联合DECT参数及T分期的列线图模型的预测效能及临床有效性。 结果 患者随访时间2~63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24.3个月。复发组与无复发组间肿瘤T分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9.21，P=0.002）。X-tile软件获得相关定量参数预后截断值为SIC动脉期=0.28、SIC静脉期=0.87。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不同T分期、SIC动脉期、SIC静脉期患者的无复发生存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0.74、15.50、17.97，P=0.001、<0.001、<0.001）。Cox多因素分析显示，T分期、SIC动脉期、SIC静脉期为术后无复发生存期的独立影响因素（风险比为2.271、3.552、3.266，P=0.026、<0.001、0.003）。列线图模型的C指数为0.785，高于单独使用T分期模型的C指数（0.622）。校准曲线显示样本的实际和预测概率之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决策曲线分析表明，列线图模型比T分期模型的临床获益高。 结论 基于术前T分期及DECT碘图定量参数SIC动脉期和SIC静脉期构建的列线图可以有效预测EGC患者术后无复发生存期。

目的 建立并验证基于MRI征象和影像组学的列线图鉴别腮腺良性与恶性肿瘤的效能。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5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86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腮腺肿瘤患者为训练集，收集2013年1月至2020年1月香港大学深圳医院35例患者为独立外部验证集。采用logistic回归基于临床及MRI征象建立临床诊断模型。基于术前平扫T1WI和预饱和脂肪抑制T2WI（fs-T2WI）进行影像组学特征提取，建立影像组学诊断模型。基于影像组学评分及临床诊断模型，通过logistic回归建立影像组学+临床联合诊断模型及列线图。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各模型诊断腮腺良性与恶性肿瘤的效能，ROC曲线下面积（AUC）的比较采用DeLong检验。 结果 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腮腺深叶受累（OR值为3.285，P=0.040）和周围组织结构侵犯（OR值为15.919，P=0.013）是腮腺恶性肿瘤的独立影响因素，将二者构建临床诊断模型。基于平扫T1WI和fs-T2WI，共提取19个特征构建影像组学诊断模型。联合影像组学评分以及腮腺深叶受累、周围组织结构侵犯2个常规影像学特征建立联合诊断模型及列线图。临床诊断模型、影像组学诊断模型、联合诊断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诊断腮腺良性与恶性肿瘤的AUC分别为0.758、0.951、0.953和0.752、0.941、0.964。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影像组学诊断模型、联合诊断模型的AUC均高于临床诊断模型（训练集：Z=3.95、4.31，P均<0.001；验证集：Z=2.16、2.67，P=0.031、0.008），影像组学诊断模型、联合诊断模型间AU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训练集：Z=0.39，P=0.697；验证集：Z=1.10，P=0.273）。 结论 本研究所建立的MRI影像组学模型以及由腮腺深叶受累、周围组织结构侵犯、MRI影像组学特征组成的联合诊断模型，能有效鉴别腮腺良恶性肿瘤，具有较高的预测效能。

目的 探讨基于动脉自旋标记（ASL）MRI灌注参数和临床病理特征构建的列线图对中晚期鼻咽癌（ANPC，Ⅲ和Ⅳ期）放化疗疗效的预测价值。 方法 前瞻性纳入2018年6月至2021年1月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经病理证实的70例ANPC患者，在放化疗前行鼻咽MR平扫、ASL和增强扫描，放化疗疗程结束后1周内行常规MR复查。记录放化疗前的ASL灌注参数肿瘤血流量（TBF）和临床病理特征，并在T1WI图像上测量肿瘤最大径（MD）。根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将患者分为放化疗有效组（48例）和无效组（22例）。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有效组与无效组间TBF、年龄、MD的差异，以χ²检验比较两组间性别、临床分期、病理类型的差异；使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分别构建临床病理模型和TBF、临床病理联合模型，并建立联合模型的列线图。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获得模型的诊断效能，采用DeLong法比较模型间曲线下面积（AUC）的差异。建立列线图的校准曲线，并获得一致性指数（C指数）。 结果 放化疗有效组和无效组的TBF分别为（113±9）、（97±14）ml·100 g-1·min-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17，P<0.001），放化疗有效组的MD值小于无效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4，P=0.028）。2组间临床分期和病理类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值分别为12.21、12.95，P均<0.001）。通过逻辑回归分析纳入3个独立预测因子，包括TBF（OR值7.749）、临床分期（OR值0.129）及病理类型（OR值5.228）。TBF模型预测放化疗疗效的AUC为0.843，灵敏度为87.5%，特异度为72.7%；临床病理模型的AUC为0.822，灵敏度为80.2%，特异度为59.1%；联合模型列线图的AUC为0.893，灵敏度为81.2%，特异度为90.9%。联合模型列线图与TBF模型的AU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23，P=0.215），但高于临床病理模型的AU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47，P=0.031）。校准曲线显示联合模型列线图预测值与临床实际观察值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C指数为0.892。 结论 TBF、临床分期和病理类型是ANPC患者放化疗疗效的独立预测因子，基于此3项因素构建的列线图在预测放化疗疗效方面具有较高的效能。

目的 探讨MR酰胺质子转移成像（APTWI）预测脑干胶质瘤（BSG）病理分级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8月至2020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就诊且术前2周同时接受MRI及APTWI并具有病理分级结果的41例BSG患者的资料。41例患者中高级别BSG 20例、低级别BSG 21例，结合常规MR图像，在APTWI图像上获得肿瘤实质区的酰胺质子转移（APT）信号强度（%）。采用χ²检验或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高级别与低级别BSG患者的性别分布、年龄、APT信号强度的差异；并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预测APT信号强度鉴别诊断高、低级别BSG效能，并计算约登指数，得出最佳诊断阈值；结合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分析APT信号强度的预测能力。 结果 高级别与低级别BSG患者年龄［分别为（23±18）岁、（20±17）岁，t=0.97，P=0.340］及性别分布（男/女分别为9/11、9/12，χ²=0.02，P=0.89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高级别BSG的APT信号强度［（3.9±0.9）%］明显高于低级别BSG［（2.8±0.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4.16，P<0.001）。APT信号强度区分高、低级别BSG的曲线下面积为0.836，以2.85%为APT信号强度的最佳诊断阈值，其鉴别诊断高、低级别BSG的灵敏度为90.0%，特异度为71.4%。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显示APTWI对BSG级别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χ²=13.33，P=0.101）。 结论 APTWI有助于鉴别BSG的高、低级别，对预测BSG的病理分级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潜力。

目的 探讨法布里病（AFD）累及心脏的临床及心脏MR（CMR）特征。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18年1月至2021年3月阜外医院经基因检测或病理确诊的AFD患者8例（AFD组），其中男3例、女5例，年龄26~60（50±11）岁；同时纳入性别、年龄匹配的肥厚型心肌病（HCM）患者16例（HCM组）和健康对照者16名（正常组）作为对照，HCM组中男6例、女10例，年龄27~68（46±15）岁，正常组中男6名、女10名，年龄26~59（51±11）岁。收集患者的临床基线资料及CMR图像。采用CVI42软件分析CMR图像，并自动生成相应的参数。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Kruskal-Wallis检验比较3组间参数值的差异，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或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 AFD组临床和心电图表现与HCM组相比，除合并肾功能不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余表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AFD组的CMR显示5例为对称性或大致对称性增厚，3例为非对称性增厚；钆对比剂延迟强化（LGE）示5例患者出现心肌强化，以多发、肌壁间强化为主，部分呈局部、心内膜下强化。HCM组的CMR显示14例患者以非对称性室间隔增厚为主、伴或不伴左心室壁其他部位的增厚，2例表现为左心室中远部的增厚；LGE示14例患者出现心肌强化，表现为肥厚心肌内局灶性或斑片状强化，以室间隔右心室插入部局灶性强化多见，部分表现为左心室中远段心内膜下强化。AFD组、HCM组和正常组3组间比较显示，左心房前后径和左心室最大室壁厚度、左心室心肌质量指数（LVMI）、初始T1值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但左心房前后径和左心室最大室壁厚度在AFD组和HCM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FD组的LVMI较正常组和HCM组均增加（P<0.05）。T1 mapping示AFD组的初始T1值［（1 177.4±46.0）ms］显著低于正常组［（1 244.5±34.3）ms］和HCM组［（1 278.8±41.6）m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13.10，P<0.001）。 结论 AFD与HCM的临床表现相似，当临床怀疑AFD时，影像学检查应首选CMR检查，特别是T1 mapping技术可以为AFD的诊断提供重要价值。

目的 探讨双层探测器光谱CT单能量图像（VMI）及电子云密度图（EDM）在肺磨玻璃结节（GGN）良性与恶性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7月至2020年8月南京医科大学鼓楼医学院经病理证实的65例GGN患者影像资料。65例中，良性27例、恶性38例，均于术前2周内接受双层探测器光谱CT扫描，并在后处理工作站重建出常规120 kVp混合能量图像（PI）、电子云密度图及40~80 keV虚拟单能量图。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良性与恶性GGN在PI、40~80 keV VMI中的CT值及电子云密度（ED）；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良性与恶性GGN的大小；采用χ²检验分析并比较良性与恶性GGN的CT征象，包括病灶大小、部位、形态、边缘、内部结构、邻近结构、结节类型等。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不同能谱定量参数对良性与恶性GGN的鉴别诊断效能。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CT征象及各能谱定量参数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找出预测GGN为恶性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然后将各独立危险因素单独或联合行ROC曲线分析。 结果 病灶形态、毛刺、分叶、部位、大小在肺良性与恶性GGN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良性与恶性GGN的PI、40~80 keV VMI中CT值及EDM中的ED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I、40~80 keV VMI中CT值及EDM中的ED值鉴别诊断良性与恶性GGN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80、0.682、0.683、0.686、0.694、0.676、0.722，其中ED值的AUC最高。以GGN形态、毛刺、分叶、部位、大小、ED值及PI、40~80 keV VMI中CT值为自变量，GGN为恶性或良性为因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ED值（OR=1.045，95%CI 1.001~1.090，P=0.044）、病灶大小（OR=1.582，95%CI 1.159~2.158，P=0.004）、毛刺征（OR=11.352，95%CI 2.379~54.172，P=0.002）均为恶性GGN的独立危险因素。对ED值、病灶大小、毛刺征单独及三者联合进行ROC曲线分析，鉴别诊断GGN良性与恶性的AUC为0.722、0.772、0.698、0.885，ED+病灶大小+毛刺征联合诊断的AUC最大，其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92.1%、74.1%。 结论 双层探测器光谱CT平扫图像鉴别诊断肺GGN时，EDM的诊断效能高于其他VMI；当EDM联合病灶大小及毛刺征进行综合诊断时效能进一步提高。

目的 对比分析乳腺导管原位癌伴微浸润（DCISM）与导管原位癌（DCIS）的X线及临床病理表现及DCISM的预测因子。 方法 收集2016年1月至2020年7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DCISM及DCIS患者626例，患者术前均接受乳腺X摄影检查。参照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I-RADS）标准对DCISM与DCIS患者X线表现进行分类诊断。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DCISM与DCIS患者临床病理及X线表现的差异性，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与DCISM相关的危险因素。 结果 626例患者中，DCISM患者171例，DCIS患者455例。单因素回归分析表明，肿瘤直径≥2.7cm、高核级别、粉刺性坏死、淋巴结阳性、Ki67高表达、雌激素受体及孕激素受体阴性是DCISM的预测因子（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肿瘤直径≥2.7cm（OR 2.229，95% CI 1.505~3.301，P<0.001）、高核级别（OR 1.711，95%CI 1.018~2.875，P=0.043）、淋巴结阳性（OR 4.140，95% CI 1.342~12.773，P=0.013）是DCISM的独立预测因子（P<0.05）。乳腺X线摄影中，DCIS与DCISM患者的病变类型、有无钙化及钙化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为17.42、9.65、9.10，P<0.05），17.6%（80/455）的DCIS患者表现为隐匿性病变，49.1%（84/171）的DCISM表现为钙化伴肿块、非对称致密、结构扭曲。团簇状钙化多见于DCIS（41.5%，120/289），而区域性钙化在DCISM中更普遍（35.9%，47/131）。 结论 乳腺X线摄影表现为钙化性病变及区域性钙化在DCISM中更常见。肿瘤直径≥2.7cm、高核级别、淋巴结阳性是DCISM的独立预测因子。

目的 探索射频消融术（RFA）治疗结直肠癌肝转移瘤（CRLM）的疗效和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2009年12月至2020年12月接受经皮RFA治疗的281例患者（477个肝内转移肿瘤灶）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并记录可能影响RFA疗效的因素，包括癌胚抗原（CEA）、分化、肝外转移情况、肿瘤位置和大小、并发症等信息。通过入院复查、电话等方式随访患者，主要终点为总生存期（OS）和局部肿瘤无进展生存期（LTPFS）。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筛选肿瘤残余的预测因素。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确定LTPFS和OS的影响因素。Kaplan-Meier曲线评估LTPFS和OS的中位时间，并使用对数秩检验进行比较。 结果 RFA后，观察到68个（14.3%）肿瘤残余。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肿瘤残余的危险因素为肿瘤直径≥20 mm、高危位置、血管周围位置和<5 mm的最小消融边缘。随访期间，主要并发症发生率为4.3%（12/281），病死率为31.3%（88/281），同时发现167个（35.0%）病灶术后局部肿瘤进展。Kaplan-Meier法估计的LTPFS和OS中位时间分别为35.0（95%CI 26.53~43.48）个月和44.0（95%CI 29.70~58.30）个月，第5年累计LTPFS和OS比例分别为37.2%和40.4%。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显示，CEA≥30 ng/ml、肿瘤直径≥20 mm和最小消融边缘<5 mm为LTPFS的危险因素；肝外转移、肿瘤负荷>30 mm和含最小消融边缘<5 mm的肿瘤是OS的独立危险因素，再次介入治疗是OS的独立保护因素。 结论 足够的消融边缘和较少的肿瘤负荷有利于RFA后局部肿瘤的控制和患者长期生存；存在肝外转移是OS的重要危险因素，而再次介入治疗有利于提高OS。

目的 探讨双层探测器光谱CT单能量成像联合个性化对比剂注射方案在颅脑CT血管成像（CTA）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8月至11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采用双层探测器光谱CT和个性化对比剂注射方案行颅脑CTA检查的76例患者的影像资料。对基于双层探测器光谱CT数据重建生成的120 kVp混合迭代传统能量图（常规组）与50 keV光谱虚拟单能量图（试验组）进行图像质量的客观和主观评价，客观评价内容包括颈内动脉及大脑中动脉处的CT值、信噪比（SNR）和对比噪声比（CNR）、脑实质的CT值和标准差。主观评价由2名高年资影像医师按照5分法完成，2名医师主观评分的一致性采用Kappa检验。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或Wilcoxon秩检验进行组间分析。 结果 试验组颈内动脉、大脑中动脉及脑实质的CT值、SNR和CNR均较常规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2名医师对试验组的主观评分均为5（5，5）分，对常规组的主观评分均为4（4，4）分，医师间主观评分一致性较好，Kappa值分别为0.74和0.84。试验组主观评分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11.15，P<0.001）。 结论 在颅脑CTA检查中，使用双层探测器光谱CT单能量成像联合个性化对比剂注射方案，能够显著提高SNR和CNR，优化图像质量。

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经病理证实的5例髓外硬膜下毛细血管瘤（CAPH）和3例髓外硬膜下海绵状血管瘤（CAVH）的临床病理与MRI资料，以探讨脊椎髓外硬膜下血管临床病理及MR特点。8例髓外硬膜下血管瘤位于脊椎胸段4例，腰段2例，颈胸段、腰骶段各1例。瘤体呈结节状，5例边缘光整，3例边缘分叶。CAPH以T1WI等信号、T2WI稍高信号及显著强化为主，镜下为均质的毛细血管样血管结节；CAVH以T1WI等信号、T2WI稍高信号混杂极低信号及异质性强化为主，镜下可见出血及血栓。5例可见瘤周血管征，其中CAVH 1例，CAPH 4例。5例可见脊髓水肿，其中CAVH 2例，CAPH 3例。总之，脊椎髓外硬膜下血管瘤MRI表现多样，CAVH较CAPH更易发生出血；瘤周血管征和脊髓水肿是脊椎髓外硬膜下血管瘤的特征性MRI征象。

本文报道1例发生于鼻咽部的滤泡树突细胞肉瘤。患者男，58岁，鼻咽右侧壁实性分叶状肿块，向内突入鼻咽腔，向外突入咽旁间隙，边界清楚，CT呈均匀等密度，T1WI为等信号，T2WI呈较高信号，内见条状低信号，增强后中等强化，时间-信号强度曲线呈“速升缓降”型。病理诊断为滤泡树突细胞肉瘤。

软组织透明细胞肉瘤属于高度恶性的深部软组织肿瘤，位于头颈部罕见。本文报道了颈椎后方原发性软组织透明细胞肉瘤侵及延髓1例。患者男，33岁，发作性头痛4年，影像学检查显示溶骨性破坏以及穿孔样生长的侵袭性病灶，密度/信号和强化特点类似于血管瘤。最终免疫组化结合病理诊断为原发性软组织透明细胞肉瘤。

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CTO）是较常见的冠状动脉疾病，目前主要的治疗方法是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但手术成功率低、风险高、并发症多。术前全面评估病变特征，对手术难易程度进行分级，是降低手术风险、提高手术成功率的主要方法。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CTA）能够提供血管走行、斑块形态和特征、钙化信息等，有助于预测高危病变及识别病变特征，进而制定血运重建策略和预测手术成功率等。笔者就CCTA在CTO病变中的临床应用予以综述，旨在提高对CCTA评价CTO的认识和应用。

近年来，基于光子计数探测器（PCD）的能谱CT技术日渐成熟，并逐渐应用于临床实践中。PCD-CT较传统CT具有能量和物质识别优势，且能在保持图像质量的同时明显降低图像噪声和扫描剂量。因此，笔者重点对PCD-CT在人体各系统应用的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PCD-CT的临床发展提供参考，并对可能的应用情景进行阐述和探讨。

使用胸部低剂量CT扫描（LDCT）对高危人群进行肺癌筛查可以降低肺癌的死亡率，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风险，包括辐射暴露的增加，对惰性肿瘤的过度诊断，以及假阳性结果。如何使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对LDCT的推广至关重要。在当前老龄化社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医疗保健的一大负担。胸部LDCT在肺癌筛查之外还可以对一些常见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进行筛查和诊断。本文介绍了胸部LDCT肺癌筛查对心血管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脂肪肝、骨质疏松、肺外恶性肿瘤等常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检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