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 · 第37卷第12期

国际上糖化血红蛋白的标准化已进行20余年，取得了显著效果。我国的标准化工作已经起步，已有3家实验室进入IFCC参考实验室网络，参考系统在正确度验证计划中发挥着量值传递的作用。国内HbA1c检测水平有所提高，室间变异系数较前几年显著降低，相关各方需继续努力以进一步推进标准化，以满足临床需要求。（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881-883）

糖尿病已成为21世纪影响人类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相关的急，慢性并发症严重地威胁着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糖化血红蛋白A1c（HbA1c）已经成为糖尿病血糖控制的金标准，研究表明HbA1c每降低1%，糖尿病相关的大、小血管发生事件会明显下降。因此，HbA1c检测的准确性在糖尿病患者管理中具有重要价值。测量准确性是一个定性概念，采用测量不确定度可反应测量准确性程度，从而可度量测量的准确性。误差理论在医学检验界得到长期的应用，而测量不确定度是在误差理论上进一步发展而得来的，因此引入测量不确定度对提高检验结果质量应有积极的作用。（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884-886）

血糖监测是糖尿病管理中的重要环节，糖化血红蛋白（HbA1c）作为一个血糖长期监测的指标，在一些情况下（造血系统疾病、餐后高血糖、血糖控制快速恶化等）不能准确反映患者血糖快速变化。糖化白蛋白（GA）可准确反映短期血糖变化，在早期发现糖尿病，评价降糖药物疗效，预测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风险以及监测造血系统疾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方面可作为一个有效的指标。（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887-889）

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干扰因素众多，血红蛋白变异体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常见的血红蛋白变异体对各种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系统存在不同的干扰，造成糖化血红蛋白结果错误，或者结果正确但不能反映患者平均血糖水平，容易给临床诊断、疾病监测带来影响。（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 890-892 ）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糖化血蛋白A1c（HbA1c）已经成为糖尿病血糖控制的金标准，2010年美国糖尿病协会（ADA）又将HbA1c作为糖尿病的诊断指标进一步拓宽了其应用范围。但血红蛋白变异体以及多种临床因素和药物可导致HbA1c测定结果出现假性升高或降低，影响或误导临床诊断和治疗。（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893-895）

目前糖化血红蛋白已成为糖尿病诊断的金标准，床旁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在临床应用广泛，然而床旁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的质量保证较中心实验室相对滞后，如何建立完善的床旁糖化血红蛋白检测质量保证策略值得关注。床旁糖化血红蛋白检测质量保证策略包括风险管理、人员准入、异常结果和故障处理、室内质控、室间质评、项目校准和确认等。（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896-898）

慢性肾脏疾病（CKD）患者由于肾功能衰竭、心血管疾病等原因死亡率较高，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医疗问题。肾小球滤过率（GFR）是评估肾脏功能和早期诊断CKD的重要标志物，但GFR直接检测法无法广泛应用于临床常规检测。随着各类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公式的研究报道，eGFR已成为临床评估患者肾脏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综述了不同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公式的研究进展及其在临床诊疗中的应用。（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899-902）

类风湿关节炎（RA）作为一类常见的自身免疫疾病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过去对于RA的血清学诊断仅仅依靠类风湿因子（RF）的检测，但是RF对于RA诊断的特异性不够理想。后来，有人发现抗环瓜氨酸肽（CCP）抗体可以作为RA的一种血清学检测指标，目前已经出现了用于检测抗CCP抗体的诊断试剂盒用来诊断RA，抗CCP抗体对于检测RA的敏感度和特异度都优于RF检测。本文回顾了近几年关于抗CCP抗体用于临床诊断的意义和应用价值，同时比较了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几种抗CCP抗体的试剂盒，并对不同试剂盒之间方法的敏感度和特异度进行了系统性评估。（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903-906）

目的分析全国糖化血红蛋白正确度验证数据，了解我国临床实验室检测方法的质量状况。方法方法偏倚评估研究。收集北京医院临床实验室检验HbA1c剩余样本，制备两个浓度水平（批号为201311和201312）的冰冻混合人血液样本，通过干冰运输至参加实验室。实验室在间隔一周的三个工作日对样本进行15次重复检测，通过网络回报结果；同时采用IFCC参考方法对样本进行检测确定指定值。统计参加实验室的分析系统类型、所有实验室内及实验室间稳健变异系数、分组后实验室间稳健变异系数及偏倚等。偏倚评价标准为±4.5%。结果106家实验室回报了检测结果，其中高效液相色谱法88家、免疫比浊法13家、酶法5家；201311样本实验室内变异系数范围0%~4.6%，中位数为1.1%；201312样本检测实验室内变异系数范围为0%~4.5%，中位数为0.9%；201311和201312单次检测实验室间稳健变异系数5.6%和6.1%，两个批号各15次检测均值的实验室间稳健变异系数分别为5.9%及5.6%。两个批号样本Bio-Rad、Tosoh、Arkray、Primus仪器组的实验室间稳健变异均小于5%。201311和201312两个批号样本偏倚通过率为61/106(57.5%)和56/106(52.8%)。各组两个批号样本的通过率分别为：Bio-Rad组均为19/45（42.2%），Tosoh组为85%（17/20）、75%(15/20)，Arkray组为71%(10/14)、50%(7/14)，Primus组为6/8、5/8，免疫比浊法均为46.2%（6/13），酶法组均为3/5。结论 大部分实验室HbA1c检测的正确度水平符合标准，部分实验室还需改进，室间质评组织机构、生产厂家和临床实验室需共同努力来实现我国HbA1c检测的标准化。（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907-911）

目的研究厦门地区人群全血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的分布情况，以探讨该地区人群HbA1c与性别、年龄之间的关系。方法横断面调查。收集2013年1月至2014年4月在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体检的10 487份样本，应用日本Arkray HA-8180型全自动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检测HbA1c，分析不同性别和年龄组之间HbA1c水平的差异，探索HbA1c与年龄之间的规律，比较采用不同的糖尿病（DM）诊断标准的情况。两组间比较采用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多组间比较先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不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及线性回归。结果10 487例体检者以及其中9 436例HbA1c＜6.5%的体检者的HbA1c与年龄均呈正相关，线性回归方程分别为HbA1c（％）=0.021 2×年龄（岁）+ 4.811 9（r=0.348 9，P=0.000）和HbA1c（％）=0.010 9×年龄（岁）+ 5.094 4（r=0.425 7，P=0.000）；HbA1c在男、女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且男性的总体水平高于女性；不同性别人群的HbA1c水平均呈现出随年龄增大而逐渐增高的趋势；依据2010年美国糖尿病协会（ADA）标准，糖尿病高危人群占39.60％，比以国际专家委员会标准识别出的高危人群比例高出2.55倍。结论厦门地区HbA1c水平与年龄、性别均有关，提示有必要建立不同的参考区间和DM诊断切点。采用2010年ADA标准可识别出更多的DM高危人群，尤其适合在体检筛查中的应用。（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912-916）

目的探讨新诊2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与颈动脉内中膜厚度（CIMT）的相关性。 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选取南京市鼓楼医院2013年1月至2014年2月确诊的159例新诊2型糖尿病患者，按HbA1c数值分为A组（HbA1c≤7.0%，n=44），B组（7.0%<HbA1c≤9.0%，n=58）和C组（HbA1c>9.0%，n=57）。检测新诊2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血脂水平，并对患者进行颈动脉超声检查。采用Pearson直线相关对HbA1c与各指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检验分析三组间的临床资料。同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C组右CIMT、左CIMT、平均CIMT和最大CIMT水平高于B组和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和HbA1c是最大CIMT的危险因素［年龄，风险比（OR）=1.103，95%置信区间（CI）=1.038～1.173，P<0.05；HbA1c，OR=2.531，95%CI=1.558～4.111，P<0.05］。结论新诊2型糖尿病患者中，HbA1c 水平与CIMT显著相关，HbA1c 是最大CIMT增厚的独立危险因素，HbA1c水平升高与最大CIMT增厚显著相关。（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917-920）

目的评价血红蛋白变异体E(HbE)对5种糖化血红蛋白（HbA1c）检测系统测定结果的干扰。其中离子交换高效液相色谱（IE-HPLC）法2种、硼酸盐亲和层析高效液相色谱法（AC-HPLC）、免疫抑制比浊法（TINIA）和酶法（EM）各1种。方法观察性研究。收集2012年5月至2013年10月来自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60份全血样本，分为健康对照组（20份）、糖尿病组（20份）和HbE变异体组（20份），分别用5种检测系统检测全血HbA1c浓度，依据美国国家糖化血红蛋白标准化计划（NGSP）的判定标准，对不同组别5种检测系统的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分析和偏倚评估，对HbE变异体组各检测系统HbA1c检测结果计算得出的估计平均血糖值（eAG）与空腹血糖（FPG）水平差异进行统计学分析，对检测结果进行Deming回归分析，确定HbE对HbA1c检测结果是否具有显著临床影响，将 6% 与 9% HbA1c ±10% 相对偏差作为评价范围。采用配对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正常对照组和糖尿病组4种检测系统与通过NGSP Ⅰ级实验室认证的比较系统差值的95%置信区间（95%CI）差异均在比较系统的±0.7%HbA1c以内、偏差%均小于6%，测定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HbE变异体组AC-HPLC法、Variant Ⅱ IE-HPLC法和TINIA法3种检测系统HbA1c结果计算得出的eAG和FPG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Variant Ⅱ Turbo IE-HPLC和酶法2个检测系统结果计算得出的eAG水平与FPG水平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Biorad Variant Ⅱ IE-HPLC法、TINIA 法与比较系统AC-HPLC法测定结果差值的95%CI差异落在比较系统的±0.7% HbA1c以内、偏差%分别为-2.0%～5.6%和-5.8%～4.0%，测定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6%与9% HbA1c浓度时，检测方法及比较系统样本的平均差异均小于临床可接受范围，结果显示这2种方法不受HbE的干扰。而Biorad Variant Ⅱ Turbo IE-HPLC法和酶法2种检测系统与比较系统AC-HPLC法测定结果的95%CI差异均落在比较系统的±0.7% HbA1c以外、偏差%分别为13.9%～40.1%和-34.1%～-1.3%，均大于6%，测定结果差异均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Biorad Variant Ⅱ Turbor IE-HPLC法与比较系统相比呈正偏差，酶法与比较系统相比呈负偏差。且6%与9% HbA1c浓度时，检测方法及比较系统样本的平均差异均大于临床可接受范围，HbE对这2种方法具有显著临床干扰。结论Hb E对不同HbA1c检测系统的干扰程度不同，临床实验室在进行HbA1c检测时，应注意识别Hb变异成分，选用合适的方法进行HbA1c测定或替代指标以防止干扰的发生。（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921-927）

目的探讨血清异常凝血酶原（PIVKA-Ⅱ）和甲胎蛋白（AFP）在原发性肝癌（HCC）诊断和疗效监测中的价值。方法病例对照研究。用化学发光法和电化学发光法检测2013年8月至2014年3月期间青岛大学附属医院148例肝细胞癌、37例肝内胆管细胞癌、44例胃、结直肠癌、63例肝硬化、38例慢性乙型肝炎、57例体检健康者血清PIVKA-Ⅱ和AFP水平，分别分析两者单独及联合检测诊断HCC的受试者工作曲线下面积（ROC-AUC）、敏感度和特异性；分析血清PIVKA-Ⅱ和AFP水平与肿瘤直径大小及TNM分期的相关性；比较HCC患者治疗前后两指标血清水平的变化。结果肝细胞癌组血清PIVKA-Ⅱ和AFP水平均高于肝内胆管细胞癌组、胃结直肠癌组、肝硬化组、慢性乙型肝炎组和健康对照组（PIVKA-Ⅱ：U值分别为866.50、424.00、958.00、292.00 和 448.00；AFP：U值分别为713.00、440.50、1 182.00、614.00 和 399.00，P均<0.001）。两指标单独检测和联合检测对HCC组患者的ROC-AUC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PIVKA-Ⅱ诊断HCC的敏感度（87.16%）高于AFP（68.92%，χ2=4.73，P<0.05）， PIVKA-Ⅱ和AFP联合检测诊断HCC的敏感度（93.24%）高于PIVKA-Ⅱ单项检测（87.16%，校正χ2=64.70，P<0.01），但特异度之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血清PIVKA-Ⅱ和AFP水平与肿瘤大小均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716和0.475，P均<0.001）。随肿瘤直径增大，HCC患者PIVKA-Ⅱ和AFP水平逐渐升高(H值分别为72.70、37.02，P均<0.001）；阳性率也逐渐提高（χ2值分别为26.74、21.62，P均 < 0.01）。按国际肿瘤TNM分期， Ⅰ~Ⅳ期血清PIVKA-Ⅱ和AFP水平（H值分别为46.63、21.38，P均 < 0.001）与阳性率(PIVKA-Ⅱ：χ2=20.40，P<0.01；AFP：χ2=8.33，P<0.05) 也随TNM肿瘤分期的增高而升高。HCC患者治疗后血清PIVKA-Ⅱ和AFP水平均低于治疗前（Z值分别为-4.59、-4.22，P均<0.001），不同TNM分期患者治疗后PIVKA-Ⅱ（Z值分别为-2.85、-2.98、-2.70，P均<0.05）和AFP水平均分别低于同期治疗前水平（Z值分别为-2.48、-3.82、-2.50，P均<0.05）。结论血清PIVKA-Ⅱ和AFP对HCC诊断和疗效监测均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PIVKA-Ⅱ诊断HCC的敏感度明显高于AFP，两者联合检测可提高单独检测的敏感度，而不降低其特异度。（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928-932）

目的分析宁波市高龄孕妇胎儿染色体异常发生情况，为临床干预染色体疾病胎儿的出生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研究。对宁波市2002年8月至2013年10月行胎儿染色体核型检测的4 539例高龄孕妇，按年龄分组作胎儿染色体异常发生率统计。追踪随访高龄孕妇的妊娠结局。对35岁以下孕妇染色体核型异常、多态性与血清筛查高风险进行χ2检验。结果11年间宁波市高龄孕妇共32 080例，随访率99.90%，染色体异常活产10例，总不良妊娠为1 290例。其中4 539例行胎儿染色体检测，发现胎儿染色体异常107例，多态性116例，同时期5 232例血清筛查高风险孕妇（小于35岁）行胎儿染色体检测，发现胎儿染色体异常135例，多态性69例。结论加强高龄孕妇产前诊断，可降低染色体病胎儿和其他不良妊娠的出生率, 对于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933-936）

α-地中海贫血（α-地贫）是全球最常见、对人类健康影响最大的单基因遗传病之一［1］，我国南方广西、广东、江西、四川等省份和地区的人群携带率分别高达17.55%、8.53%、2.60%、1.92%［2-3］。此病目前缺乏有效治疗手段，通过人群筛查与遗传咨询，对高风险胎儿实施产前诊断而阻止重症患儿出生，是国内外公认的首选预防措施。随着以降低地贫患儿出生率为目标的预防计划与措施的相继实施，适合大规模人群筛查和常规分子诊断的高通量检测技术与方法，是这些项目实施的技术支撑条件，也是当前地中海贫血分子诊断技术研究领域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其中准确有效的遗传筛查方法，即筛出高风险夫妇而对其胎儿进行产前诊断，是实现此病人群防控目标的前提与基础。缺失型α-地贫的分子机制是α珠蛋白基因缺失，其缺失数目是其临床表现及分型的依据。据此发病机制及分子基础，准确分析α珠蛋白基因的缺失及缺失数目，即能实现缺失型α-地贫的分子诊断。本研究应用α珠蛋白目的基因拷贝数相对定量技术，对正常人群样本进行缺失型α-地贫分子筛查研究。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EGFR-TKI），已被批准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尤其对肺腺癌（lung adenocarcinoma，AD）疗效较好。EGFR基因突变可作为EGFR-TKI疗效预测的指标，检测EGFR外显子突变对指导吉非替尼治疗肺腺癌有显著作用［1-3］。KRAS和BRAF为重要EGFR信号通路的下游分子，其突变与EGFR-TKI原发耐药有明显关系。因此，实施EGFR-TKI治疗前应排除KRAS和BRAF基因的突变［4-5］。为评估肺腺患者EGFR、KRAS和BRAF基因突变情况，本研究检测了70例肺腺癌患者新鲜或石蜡包埋组织EGFR、KRAS和BRAF基因突变。

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xtended spectrum beta-lactamases, ESBLs）是肠杆菌科细菌对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耐药的主要机制［1］。目前已经有超过10类的ESBLs被发现，主要包括CTX-M、SHV、TEM、PER、VEB及OXA等［1-4］，这些ESBLs主要分布于肠杆菌科细菌及非发酵菌中的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中，在其他菌种中较少见［2］。恶臭假单胞菌常从腐败的鱼、鸭及土壤中检出，也是人类咽部的正常菌群之一，可导致人类泌尿道感染、皮肤感染等［3］。本实验室2012年5月从肾脏门诊1例患者的中段尿标本中分离出1株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均耐药的恶臭假单胞菌，并对其耐药机制进行了研究。

CTX-M型β内酰胺酶是传播最广泛的超广谱β内酰胺酶(extended-spectrum beta-lactamases, ESBLs)。目前，已报道的CTX-M型β内酰胺酶已达150多种。亚洲地区以CTX-M-1组和CTX-M-9组为主，其中以blaCTX-M-15和blaCTX-M-14最为常见［1］。过去20年余年，CTX-M型ESBLs的进化以碱基突变引起氨基酸的改变为主要模式。2009年，日本从宋氏志贺菌检测到的新型blaCTX-M-64以第67位丙氨酸突变为脯氨酸的blaCTX-M-15的N端、C端的氨基酸与blaCTX-M-14的第63位到226位氨基酸的嵌合重组而成［2］。同年在广州的宠物中分离的大肠埃希菌中也发现了blaCTX-M-64基因［3］，2013年又在动物粪便分离的大肠埃希菌中发现了以blaCTX-M-15和blaCTX-M-14嵌合重组而成的基因型blaCTX-M-123和blaCTX-M-132［4］。然而，目前我国尚未有产这类CTX-M型β内酰胺酶临床分离菌株的报道。

目的基于嘉兴市临床实验室现状设计适合此地区的肌酸激酶（CK）/乳酸脱氢酶(LDH)检测的标准化方案并实施，以减小检测结果的室间变异，保证检测结果的正确性及溯源性。方法基于临床检验结果溯源性要求，于2012年10月至2013年2月期间，在嘉兴市6家医院，以国家一级标准物质GBW09167、GBW09168以及新鲜血清作为样本在嘉兴33家医院的临床实验室进行正确度验证以及室内不精密度调查；筛取其中6家室内不精密度（CV）小于2%的实验室，以血清基质标准物质GBW(E)091361作为校准品，GBW(E)091360作为正确度质量控制品，比较实施标准化前后检测结果的差异。结果33家实验室中，31家实验室室内CV小于2%，肌酸激酶偏移为-7% ~12%，乳酸脱氢酶偏移为-22%~15%。6家CV小于2%的实验室，标准化实施过程中，具统计意义的5家实验室血清样本检测结果如下：肌酸激酶室间变异由校准前的4.95%~6.55% 降低到校准后的1.81%~2.33%，乳酸脱氢酶则由5.75%~11.68%降低到1.39%~1.80%；肌酸激酶的偏倚由校准前的-0.84%~6.23%降到-0.15%~2.44%；乳酸脱氢酶的偏倚由-10.18%~0.34%降低到校准后的-3.07%~0.58%。结论基于实验室全面质量管理，以统一的校准方案，统一的具有互通性的标准物质作为校准品，可降低不同实验室室间检测结果的差异，提高检测准确性。（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947-950）

目的应用健康体检对象血清TP、ALB、ALT、AST、ALP、GGT检验结果验证参考区间行业标准（WS/T 404.1-2012、WS/T 404.1-2012）的临床适用性。方法回顾性研究。收集2013年1月至7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8~79岁（中位年龄40~44岁）健康体检对象血清TP（双缩脲法）、ALB（溴甲酚绿法）、ALT（速率法，不含5′-磷酸吡哆醛）、AST（速率法，不含5′-磷酸吡哆醛）、ALP（速率法，AMP）、GGT（速率法）检验结果，按Staland建议的医学决定水平2剔除有明显异常结果后，例数分别为19 708（男12 044，女7 664）、19 728（男12 069，女7 659）、45 569（男26 299，女19 270）、45 877（男26 739，女19 138）、5 965（男4 208，女1 757）、4 726（男3 164，女1 562），统计其2.5、97.5百分位数，同时计算剔除前后上述各验证项目检验结果例数在参考区间行业标准范围内所占百分比。结果正态性检验结果表明体检对象血清各验证项目检测结果频数分布均呈偏态分布，其血清TP、ALB、ALT（M）、ALT（F）、AST（M）、AST（F）、ALP（M）、ALP（F20-49）、ALP（F50-79）、GGT（M）、GGT（F）2.5～97.5百分位数分别为64~79g/L、40~53g/L、9~52U/L、7~39U/L、13~41 U/L、12~33 U/L、42~116 U/L、36~98 U/L、44~130 U/L、11~72 U/L、7~50 U/L，且剔除前后90%以上体检对象血清TP、ALB、ALT（M）、ALT（F）、AST（M）、AST（F）、ALP（M）、ALP（F20-49）、ALP（F50-79）、GGT（F）检验结果均在行业标准范围内，而GGT（M）剔除前后则分别为80%和91%。结论参考区间行业标准适用于本实验室。（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951-953）

目的通过与4种常见的血小板功能检测方法比较，评价一种新的血小板功能检测方法PL-11。方法临床随机对照试验。2013年7至8月选择解放军医学院2012级健康学生志愿者20名，用PL-11与光比浊法（LTA）、VerifyNow和血栓弹力图（TEG）同时监测阿司匹林或者氯吡格雷治疗前后血小板功能变化，分析评价服药前后血小板功能的变化和不同方法的一致性及各方法监测药物治疗反应性的临界值。结果监测阿司匹林治疗时，花生四烯酸诱导的PL-11与LTA、VerifyNow、TEG相关性分别是0.614、0.829、0.697。Bland-Altman分析PL-11与LTA结果，基础值结果偏差为1.94%，治疗期间结果偏差为24.02%。花生四烯酸诱导的PL-11监测阿司匹林反应性临界值为33.3%。监测氯吡格雷治疗时，二磷酸腺苷诱导的PL-11与LTA、VerifyNow、TEG相关性分别是0.767、0.851、0.608。Bland-Altman 分析PL-11与LTA结果在基础值和治疗期间，偏差分别为3.01%、6.56%。二磷酸腺苷诱导PL-11监测氯吡格雷治疗反应性临界值为66%。结论不同血小板功能检测方法监测抗血小板治疗时结果存在差异。PL-11在健康志愿者服用阿司匹林或者氯吡格雷时具有较好的治疗监测能力。（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954-957）

检测生物样本中低丰度的DNA突变或微量等位基因，在癌症、产前诊断及传染病等领域都有很重要的应用价值。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基于PCR原理富集低丰度DNA突变的常用实验技术，包括低变性温度下的复合PCR (COLD-PCR)、改良型完全富集COLD-PCR (ice-COLD-PCR）、温度耐受性PCR (TT-PCR)、肽核酸钳PCR (PNA-mediated PCR)、野生型阻滞扩增PCR (WTB-PCR)以及数字PCR (digital PCR)等，其基本原理、发展进程以及各自的优缺点各有不同。富集低丰度DNA突变的PCR技术在疾病检测中有一定应用价值。（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958-963）

非编码小分子单链RNA（microRNA）参与机体各重要生理病理过程。特异性的microRNA稳定存在于外周血中，其检测对于疾病诊断判断预后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其检测方法多种多样，没有统一标准，这是导致各研究结果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但作为一种新的疾病检测生物标记物，循环microRNA具有性质稳定、检测方便快捷、结果准确性较高等特性，在临床应用中仍具有重要的的潜在价值。（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964-968）

可溶性ST2（sST2）是白细胞介素-33（IL-33）的可溶性受体。当心肌细胞受到生物机械性拉伸时sST2和跨膜型ST2（ST2L）表达明显增高，尤其是sST2表达更为明显。大量sST2与IL-33结合，从而阻断IL-33与ST2L结合，继而削弱IL-33/ST2L信号通路的心血管保护作用。近年研究显示，sST2有望作为一种新的心力衰竭标志物应用于临床。血浆sST2对心力衰竭的诊断价值不及NT-proBNP，但可较好地预测呼吸困难、急性或慢性心力衰竭、心肌梗死患者的预后，尤其是中长期（1年及1年以上）预后。但是，需要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以证实血浆sST2对心血管疾病患者心力衰竭风险评估及预后的临床价值。（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969-972）

目前尿白蛋白的检测已经广泛应用于肾早期损伤的筛查。近几年来有不少国内外学者通过对大众人群的白蛋白尿发生率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白蛋白尿在大众人群中存在着较高的发生率，并且白蛋白尿的发生与肥胖、血脂代谢异常、糖代谢异常、高血压以及生活习性等因素显著相关。同时，不少研究表明白蛋白尿的发生是心血管疾病进展、风险评估以及过早死亡的独立因素，对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预测和全因死亡率预测有重要价值。（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973-976）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R-HPV）与宫颈癌、头颈部肿瘤等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微小RNA(miRNA)为20~25nt的小分子非编码RNA，参与肿瘤的增殖、凋亡、侵袭和转移等多种生物学过程。HR-HPV基因组可整合入宿主细胞基因组内，并表达病毒癌基因E6、E7以及E5等，从而影响下游的p53、pRb等基因以及miRNA的表达，导致宿主细胞发生癌变。（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977-981）

临床微生物学专业应该参与感染性疾病临床会诊。目前这项工作没有国际、国内规范。本文对相关会诊定义、会诊人员、会诊条件、会诊前、会诊中、会诊后环节分别提出了专业建议，以便规范相关工作，促进临床微生物学和感染性疾病学发展。（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4,37：982-986）

布氏杆菌病是最常见的人兽共患传染病，每年有超过50万新发病例，一些国家的发病率超过1 ‰［1-2］，人类主要通过接触感染的动物、饮用未消毒的牛奶或新鲜的奶酪感染［1］。病原菌进入人体后在淋巴系统中扩散并穿过保护屏障进入不同组织，直至出现临床症状，如波浪热、流产、睾丸炎、脊椎炎、关节炎、心内膜炎、脑炎等。虽然存在有效治疗方案，但病死率仍然较高，一旦疾病由动物传染到人类，早期诊断及足够的抗生素治疗可以防止患者出现严重后遗症。

21世纪我国检验医学迅速实现技术的自动化、试剂的商品化、方法的标准化［1］，人员素质也大幅度提高。在近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检验界从业者们进行了各种尝试和探索，尤其在人才培养方面，政府多次对检验人员的教育模式进行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检验高等教育的建立，到随后5年制检验本科的设置，再到2012年始检验本科4年制改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检验医学的发展，使得检验医学教育逐步形成规模，步入正轨。但从检验学科的发展前景来看，尚存在一些待完善的地方。当今我国的检验科人员组成仍限于检验技师，医院没有设置检验医师岗位，检验科只能被归属到辅助科室以及旁系列。笔者2014年在意大利锡耶纳大学医院研修。意大利医院实验室检验医生岗位的明确设置使检验医学被提升到与临床医学等同的高度，整个学科被带动起来，已逐步地从辅助临床、佐证疾病朝着指导临床、引领疾病诊治方向的趋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