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 第41卷第09期

中国炎症性肠病(IBD)的临床诊疗与研究工作起步晚于西方国家。近年来，我国IBD发病率和患病率逐渐上升。与此同时，IBD的研究方法和诊疗手段也日新月异。在各位同道的努力下，我国IBD的诊疗能力和研究水平显著提高，成就有目共睹。基于《中华消化杂志》创刊40年来刊登的文献，本文简要回顾了我国IBD领域在过去40年内的发展和取得的成绩。根据时间轴将此发展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在总结过去的同时，对未来进行展望。

随着消化内镜技术与消化道癌筛查理念的发展和普及，磁控胶囊胃镜的临床应用价值进一步凸显。近几年来，国内外各种类型的磁控胶囊胃镜与优化技术发展迅速，应用广泛，制定相关指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指南以临床证据为依托，充分征询专家意见，对磁控胶囊胃镜的定义和诊断准确性、应用人群、技术优化、检查流程、质量控制等方面做出陈述推荐，并评估其证据质量和推荐强度，以期更好地指导磁控胶囊胃镜的规范化应用和科学化创新，供临床医务人员参考。

目的 分析不同类型非心源性胸痛(NCCP)患者食管体部收缩模式的差异。 方法 选择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在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46例NCCP患者，参考里昂共识意见和罗马Ⅳ诊断标准，结合胃镜检查和24 h食管多通道腔内阻抗联合pH监测结果，最终纳入27例患者。将27例患者分为功能性胸痛组(12例)和胃食管反流病(GERD)组(15例)，根据高分辨率食管测压数据[第1、2、3收缩节段(S1、S2、S3)的收缩波压力峰值、收缩波幅平均值、传送时间、对应传送的食管段长度、远端收缩积分(DCI)、S2与S3 DCI的比值]分析2组食管体部收缩模式的差异。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卡方检验。 结果 GERD组S3对应传送的食管段长度和传送时间均短于功能性胸痛组，DCI小于功能性胸痛组，S2与S3 DCI的比值大于功能性胸痛组[(5.69±0.55) cm比(6.61±0.99) cm、(3.45±0.49) s比(4.15±0.90) s、(798.88±354.70) mmHg·s·cm (1 mmHg＝0.133 kPa)比(1 421.45±802.47) mmHg·s·cm、0.99±0.44比0.67±0.1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682、2.249、2.308、-2.616，P均<0.05)。GERD组内S2对应传送的食管段长度长于S3[(7.02±1.40) cm比(5.69±0.55) cm]，功能性胸痛组内S2传递时间短于S3[(3.29±0.80) s比(4.15±0.90) 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413、-2.269，P均<0.05)。 结论 S3高幅收缩主要发生在功能性胸痛患者而不是GERD患者中，提示其对于鉴别功能性胸痛与GERD可能具有一定价值。

目的 观察阿戈美拉汀联合低剂量奥氮平(AO)治疗伴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的餐后不适综合征(PDS)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选择2019年4月至2020年9月就诊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伴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的PDS患者，分为AO组和氟哌噻吨美利曲辛(FM)组。AO组口服阿戈美拉汀25 mg和奥氮平1.70 mg(均1次/d)，FM组口服FM 10.5 mg(1次/d)，2组均同时服用伊托必利50 mg(3次/d)，总治疗疗程均为8周。采用尼平消化不良指数-症状(NDIS)、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分分别评估患者治疗前和治疗2、4、8周后消化道症状、抑郁、焦虑和睡眠状况。根据治疗前后消化道症状评分的变化评估疗效，并记录患者服用药物后的不良反应。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纳入184例伴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的PDS患者，其中AO组98例，FM组86例。AO组和FM组治疗2、4、8周后NDIS、PHQ-9、GAD-7、PSQI评分均分别低于同组治疗前[AO组：(13.73±0.53)、(10.13±0.44)、(7.87±0.31)分比(27.08±0.84)分，(6.04±0.35)、(4.70±0.31)、(3.81±0.22)分比(10.04±0.50)分，(6.36±0.30)、(5.29±0.28)、(4.21±0.19)分比(10.71±0.51)分，(6.64±0.37)、(5.27±0.35)、(4.09±0.30)分比(11.14±0.42)分。FM组：(15.33±0.58)、(11.58±0.50)、(9.80±0.35)分比(25.10±0.79)分，(6.79±0.35)、(5.71±0.32)、(4.86±0.30)分比(9.11±0.46)分，(7.27±0.31)、(6.51±0.32)、(5.21±0.27)分比(9.79±0.44)分，(8.01±0.33)、(6.76±0.32)、(5.78±0.32)分比(10.44±0.32)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AO组：tNDIS＝13.470、17.930、21.530，tPHQ-9＝6.488、8.991、11.300，tGAD-7＝7.361、9.315、11.031，tPSQI＝7.088、9.736、12.550。FM组：tNDIS＝9.921、14.400、17.640，tPHQ-9＝4.032、6.106、7.781，tGAD-7＝4.638、5.993、8.840，tPSQI＝5.289、8.199、10.310。P均<0.05)。AO组治疗2、4、8周后NDIS、GAD-7和PSQI评分均分别低于同期FM组[NDIS：(13.73±0.53)分比(15.33±0.58)分、(10.13±0.44)分比(11.58±0.50)分、(7.87±0.31)分比(9.80±0.35)分。GAD-7：(6.36±0.30)分比(7.27±0.31)分、(5.29±0.28)分比(6.51±0.32)分、(4.21±0.19)分比(5.21±0.27)分。PSQI：(6.64±0.37)分比(8.01±0.33)分、(5.27±0.35)分比(6.76±0.32)分、(4.09±0.30)分比(5.78±0.32)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NDIS＝2.018、2.225、4.156，tGAD-7＝2.097、2.869、2.536，tPSQI＝1.951、2.359、3.099，P均<0.05)。治疗8周后AO组总有效率高于FM组[94.9%(93/98)比84.9%(73/8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205，P＝0.026)。AO组便秘和嗜睡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低于FM组[2.0%(2/98)比9.3%(8/86)和1.0%(1/98)比8.1%(7/8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4.699、5.582，P＝0.047、0.027)。 结论 AO方案是伴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PDS的一种可能治疗选择。

目的 研究阿嗪米特在质子泵抑制剂相关低胃酸环境中对胃排空能力和胃肠激素分泌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 方法 选取60只大鼠，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大鼠分为低胃酸对照组、低胃酸模型组、阿嗪米特+低胃酸模型组、高胃酸对照组、高胃酸模型组和阿嗪米特+高胃酸模型组，每组10只。其中低胃酸和高胃酸对照组大鼠均以0.9%氯化钠溶液进行处理，低胃酸模型组和高胃酸模型组大鼠分别采用奥美拉唑(20 mg/kg，腹腔注射，1次/d，连续7 d)和五肽胃泌素(2 mg/kg，皮下注射，1次/d，连续3 d)构建模型，阿嗪米特+低胃酸模型组和阿嗪米特+高胃酸模型组大鼠分别在低胃酸和高胃酸模型基础上给予阿嗪米特(50 mg/kg，灌胃，连续3 d)进行干预。以下仅分析构建低胃酸模型的3组大鼠的情况：建模第0、2、4、6、8天，测量并比较大鼠体重；建模结束后，测定并比较大鼠胃内容物质量、胃液pH值，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并比较大鼠外周血胃蛋白酶原A、胃泌素和胆囊收缩素水平。统计学方法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Tukey忠实显著性差异法。 结果 低胃酸模型组和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胃液的pH值均高于低胃酸对照组(2.17±0.53、2.03±0.69比1.32±0.1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26、0.041)；低胃酸模型组与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胃液的pH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低胃酸对照组、低胃酸模型组、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在建模第0、2、4、6、8天的体重分别为(285.40±10.86)、(283.40±6.38)、(282.00±5.04) g，(287.10±10.73)、(283.20±5.83)、(284.00±5.72) g，(292.20±11.18)、(281.90±6.23)、(289.00±5.82) g，(296.40±11.12)、(277.70±6.96)、(292.00±6.82) g，(300.80±11.29)、(274.30±8.84)、(297.00±4.17) g。低胃酸模型组大鼠在建模第6、8天的体重均低于低胃酸对照组，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在建模第6、8天的体重均高于低胃酸模型组，差异均有统计意义(P均<0.01)；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在建模第0、2、4、6、8天的体重与低胃酸对照组比较，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在第0、2、4天的体重与低胃酸模型组比较，低胃酸模型组在第0、2、4天的体重与低胃酸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低胃酸模型组大鼠的胃内容物质量高于低胃酸对照组[(2.36±0.11) g比(1.85±0.20) g]，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胃内容物质量低于低胃酸模型组[(1.87±0.42) g比(2.36±0.11) 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9、0.016)；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胃内容物质量与低胃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低胃酸模型组大鼠外周血胃蛋白酶原A水平低于低胃酸对照组[(551.80±190.00) ng/L比(857.00±164.80) ng/L]，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外周血胃蛋白酶原A水平高于低胃酸模型组[(799.90±97.80) ng/L比(551.80±190.00) 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1、0.037)；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外周血胃蛋白酶原A水平与低胃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低胃酸模型组大鼠外周血胃泌素水平高于低胃酸对照组[(49.31±11.93) ng/L比(35.59±5.29) ng/L]，胆囊收缩素水平低于低胃酸对照组[(10.26±5.32) ng/L比(25.55±11.62) 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37、0.035)；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外周血中胃泌素水平低于低胃酸模型组[(35.65±6.49) ng/L比(49.31±11.93) ng/L]，胆囊收缩素水平高于低胃酸模型组[(27.59±11.22) ng/L比(10.26±5.32) 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48、0.021)；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外周血胃泌素和胆囊收缩素水平与低胃酸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阿嗪米特通过调节低胃酸条件下胃肠激素胆囊收缩素和胃泌素水平，影响胃蛋白酶原A表达，进而促进低胃酸环境下的胃排空。

目的 研制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放大蓝激光成像(ME-BLI)和放大窄带成像(ME-NBI)模式下早期胃癌识别系统，比较2种模式下模型的性能差异，并探讨模型训练方式对准确度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收集ME-BLI和ME-NBI下的胃良性病灶和早期胃癌的内镜图像，共收集5个数据集和3个测试集：数据集1包括2 024张非癌和452张早期胃癌ME-BLI图片，数据集2包括2 024张非癌和452张早期胃癌ME-NBI图片，数据集3是数据集1和2的合集(共4 048张非癌、904张早期胃癌ME-BLI和ME-NBI图片)，数据集4在数据集2的基础上增加62张非癌和2 305张早期胃癌ME-NBI图片(共2 086张非癌和2 757张早期胃癌ME-NBI图片)，数据集5在数据集3的基础上增加62张非癌和2 305张早期胃癌ME-NBI图片(共4 110张非癌、3 209张早期胃癌ME-BLI和ME-NBI图片)；测试集A包括422张非癌和197张早期胃癌ME-BLI图片，测试集B包括422张非癌和197张早期胃癌ME-NBI图片，测试集C是测试集A和测试集B的合集(共844张非癌、394张早期胃癌ME-BLI和ME-NBI图片)。根据5个数据集分别构建5个模型，分别评估其在3个测试集中的表现。通过以病灶为单位的视频测试，比较ME-NBI和ME-BLI模式下早期胃癌识别模型在临床环境下的性能差异，并与4名资深内镜医师进行比较。主要终点指标为早期胃癌的诊断准确度、灵敏度和特异度。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模型1在测试集A的表现最佳，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76.90%(476/619)、63.96%(126/197)、82.94%(350/422)；模型2在测试集B的表现最佳，准确度、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6.75%(537/619)、92.89%(183/197)、83.89%(354/422)；模型3在测试集B中的表现最佳，准确度、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6.91%(538/619)、84.26%(166/197)、88.15%(372/422)；模型4在测试集B的表现最佳，准确度、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5.46%(529/619)、95.43%(188/197)、80.81%(341/422)；模型5在测试集B的表现最佳，准确度、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3.52%(517/619)、96.95%(191/197)、77.25%(326/422)。根据图片识别早期胃癌，模型2~5的准确度均高于模型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47.90、149.67、134.20、115.30，P均<0.01)；模型2和3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高于模型1，模型2的特异度低于模型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31.65、64.15、207.60、262.03、96.73，P均<0.01)；模型4和5的灵敏度均高于模型1~3，模型4和5的特异度均低于模型1~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51.16、165.49、71.35、112.47、132.62、153.14，176.93、74.62、14.09、15.47、6.02、5.80，P均<0.05)。以病灶为单位的视频测试结果显示，医师1~4的平均准确度为68.16%；模型1~5的准确度分别为69.47%(66/95)、69.47%(66/95)、70.53%(67/95)、76.84%(73/95)和80.00%(76/95)。模型1~5之间、模型1~5与医师1~4之间的准确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基于深度学习的ME-BLI早期胃癌识别模型具有较好的准确度，但诊断效果略差于ME-NBI模型；ME-NBI联合ME-BLI早期胃癌识别模型的诊断效果优于单独模式下的模型；增加ME-NBI图片数量，尤其是早期胃癌图片，可以提高ME-NBI模型的灵敏度，但特异度有所下降。

目的 探讨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panNEN)计算机断层扫描(CT)增强特征预测术前病理分级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9年2月至2020年8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经手术和病理确诊的136例panNEN患者的CT资料。根据2019年第5版世界卫生组织消化系统肿瘤分类标准将panNEN分为G1、G2、G3级神经内分泌瘤(NET)和神经内分泌癌(NEC)，比较不同病理分级病灶实性部分CT值和相关参数的差异。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评价CT值和相关参数对不同病理分级panNEN的鉴别诊断价值。统计学分析采用非参数Kruskal-Wallis检验和卡方检验。 结果 在136例panNEN患者中，共检出142个肿瘤病灶，其中G1、G2、G3级NET和NEC病灶数分别为58、73、7、4个。随着病理分级的升高，panNEN病灶实性部分的CT强化程度呈逐渐下降趋势。G2级NET患者动脉期和静脉期的CT值、CT值差值、相对密度指数均低于G1级NET患者[动脉期：105 HU (46~251 HU)比126 HU (57~195 HU)、62 HU(6~212 HU)比81 HU(23~166 HU)、1.1(0.4~2.5)比1.4(0.7~2.0)。静脉期：90 HU (49~159 HU)比107 HU (63~162 HU)、49 HU(9~134 HU)比62 HU(24~128 HU)、1.1(0.5~2.0)比1.4(0.9~2.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动脉期＝2.880、2.607、3.482，H静脉期＝3.426、3.323、3.891，P均<0.05)。G3级NET患者动脉期CT值差值、病灶增强百分比、增强指数，以及静脉期CT值差值、增强指数均低于G2级NET患者[31 HU(27~52 HU)比62 HU(6~212 HU)、67%(59%~153%)比151%(15%~705%)、0.6 HU(0.5~0.9 HU)比1.3 HU(0.1~5.8 HU)、40 HU(36~52 HU)比49 HU(9~134 HU)、0.9(0.7~1.6)比1.5(0.2~5.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2.634、2.801、3.267、2.264、2.882，P均<0.05)。G1级和G2级NET动脉期和静脉期的相对密度指数具有最大AUC值，分别为0.679[95%可信区间(CI) 0.587~0.771，P<0.01]、0.701(95%CI 0.609~0.793，P<0.01)；G2级和G3级NET动脉期和静脉期的增强指数具有最大AUC值，分别为0.875(95%CI 0.793~0.956，P＝0.001)、0.828(95%CI 0.700~0.956，P＝0.004)。 结论 panNEN的CT增强扫描参数可用于预测术前病理分级。

目的 探究高敏定量粪便免疫化学试验(hs-qFIT)对结直肠癌和进展期腺瘤的诊断效能。 方法 连续性纳入2020年7至12月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进行结肠镜检查且亚太结直肠癌筛查评分为中危或高危的50~75岁患者。所有患者在结肠镜检查前需完成2次hs-qFIT检测。评估hs-qFIT对结直肠癌和进展期腺瘤的诊断效能，计算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 结果 最终纳入811例患者，其中结直肠癌20例(2.5%)，进展期腺瘤47例(5.8%)，非进展期腺瘤206例(25.4%)，非腺瘤性息肉219例(27.0%)，其他病变76例(9.4%)，无异常243例(30.0%)。当粪便血红蛋白截断值为10、30、50、75和100 ng/mL时，hs-qFIT检测阳性率分别为17.9%(145/811)、10.9%(88/811)、8.3%(67/811)、7.4%(60/811)和5.8%(47/811)。粪便血红蛋白截断值由100 ng/mL降低至10 ng/mL时，hs-qFIT诊断结直肠癌的灵敏度由90.0%上升至100.0%，特异度由96.3%下降至84.2%，诊断进展期腺瘤的灵敏度由19.1%上升至66.0%，特异度由95.0%下降至85.1%。hs-qFIT诊断结直肠癌的AUC值为0.981(95%可信区间0.970~0.992)，最佳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100.0%和91.2%；诊断进展期腺瘤的AUC值为0.846(95%可信区间0.807~0.886)，最佳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6.0%和85.3%。 结论 hs-qFIT有助于结直肠癌和进展期腺瘤的早期筛查。

目的 分析近10年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消化内科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的用药趋势。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0至2019年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消化内科1 425例UC确诊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用药时间段将UC患者分为2010至2014年组和2015至2019年组，分析2组UC患者的一般情况和用药趋势，再分别根据患者性别和年龄(<40岁和≥40岁)进行亚组分析。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卡方检验。 结果 2010至2014年组和2015至2019年组的UC患者数分别为369和1 056例，缓解患者分别占9.5%(35/369)和12.0%(127/1 056)，轻度患者分别占40.4%(149/369)和41.6%(439/1 056)，中度患者分别占37.4%(138/369)和28.9%(305/1 056)，重度患者分别占12.7%(47/369)和17.5%(185/1 056)。2010至2014年组不同程度的UC患者比例与2015至2019年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010至2014年组与2015至2019年组的患者年龄和女性比例[(46.2±15.3)岁比(44.6±30.6)岁，45.8%(169/369)比44.8%(473/1 056)]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2015至2019年组患者5-氨基水杨酸(5-ASA)、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的使用率均高于2010至2014年组[分别为96.8%(1 022/1 056)比90.0%(332/369)、29.9%(316/1 056)比14.6%(54/369)、8.4%(89/1 056)比2.4%(9/369)、4.8%(51/1 056)比0.5%(2/36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26.766、33.256、15.315、14.038，P均<0.01)。2010至2014年组与2015至2019年组组内女性和男性UC患者的年龄、5-ASA、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的使用率[(47.2±13.6)岁比(45.3±16.5)岁、(43.1±12.9)岁比(45.8±39.5)岁，88.8%(150/169)比91.0%(182/200)、96.8%(458/473)比96.7%(564/583)，13.6%(23/169)比15.5%(31/200)、28.3%(134/473)比31.2%(182/583)，2.4%(4/169)比2.5%(5/200)、7.0%(33/473)比9.6%(56/583)，0比1.0%(2/200)、5.3%(25/473)比4.5%(26/583)]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2010至2014年组年龄≥40岁的患者中，女性比例高于年龄<40岁的患者[50.2%(121/241)比37.5%(48/128)]，5-ASA使用率低于年龄<40岁的患者[85.9%(207/241)比97.7%(125/12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5.438、12.824，P＝0.020、P<0.01)；2010至2014年组年龄≥40岁与<40岁的患者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使用率[13.7%(33/241)比16.4%(21/128)、2.1%(5/241)比3.1%(4/128)、0比1.6%(2/128)]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2015至2019年组中年龄≥40岁的患者生物制剂使用率低于年龄<40岁的患者[3.7%(23/630)比46.5%(198/42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721，P＝0.030)；2015至2019年组中年龄≥40岁与<40岁的患者女性比例和5-ASA、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使用率[43.7%(275/630)比46.5%(198/426)、96.0%(605/630)比97.9%(417/426)、29.7%(187/630)比30.3%(129/426)、8.6%(54/630)比8.2%(35/426)]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与2010至2014年相比，2015至2019年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消化内科单中心UC患者数明显较多；UC患者的5-ASA、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和免疫抑制剂使用率均增高；不同性别患者的用药趋势基本一致；不同年龄段的UC患者的用药趋势有所不同。

POEMS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浆细胞病，腹水是其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变异型POEMS综合征更加罕见。该患者大量腹水2年余，病因诊断不明，皮肤血管瘤为最终诊断提供了依据。经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妇产科、血液内科和皮肤科等多学科协作讨论，最终明确诊断为变异型POEMS综合征。变异型POEMS综合征为腹水的罕见原因，因症状不典型，临床中容易被忽视而贻误诊治，现报告其多学科诊治经过以供临床参考。

报告1例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液性肿瘤(IPMN)并胰腺分裂症(PD)患者。患者为老年男性，反复胰腺炎发作，早期缺乏特征性表现，再次发作时影像学检查示PD、胰头囊性病变、胰管扩张、钙化等，被误诊为PD合并假性囊肿，进一步行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检查提示IPMN合并PD可能，内镜下行主胰管括约肌切开+十二指肠副乳头括约肌切开+胰管支架植入术。患者术后1年后再发胰腺炎，行外科开腹手术治疗后未再发作。

炎症性肠病(IBD)合并肺部病变包括非药物诱导和药物诱导的肺部异常，其中药物诱导的肺部异常相关药物主要包括柳氮磺胺吡啶、5-氨基水杨酸、硫唑嘌呤、6-巯基嘌呤、甲氨蝶呤、英夫利昔单抗等。IBD患者肺部受累发生率低、症状隐匿，易被忽视，现报道溃疡性结肠炎合并肺部病变1例，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病的认识。

幽门螺杆菌(H.pylori)耐药形势日益严峻，导致传统根除方案的疗效显著下降。国内外共识均推荐铋剂四联方案作为高耐药地区的一线治疗方案。各国耐药率和抗生素可获得性不尽相同，应结合国情选择耐药率低的抗生素根除H.pylori。我国呋喃唑酮耐药率极低，呋喃唑酮铋剂四联方案高效、安全、价格低廉，适合我国国情，但在H.pylori根除临床实践中，仍存在呋喃唑酮未被正确认识和规范应用的现象。现通过阐述呋喃唑酮根除H.pylori的疗效、安全性、不良反应、治疗费用等，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呋喃唑酮根除H.pylori的认识。

由胰腺外分泌功能障碍导致的糖尿病称为3c型糖尿病，又称胰源性糖尿病，主要由慢性胰腺炎和胰腺癌引起，其流行病学特征和病理机制与慢性胰腺炎、胰腺癌具有临床相关性。与1型和2型糖尿病相比，3c型糖尿病具有不同的发病机制和治疗策略。分析3c型糖尿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发病机制、诊断标准和临床治疗进展，以及与慢性胰腺炎和胰腺癌的临床相关性，深入理解其病因和病理机制，有助于3c型糖尿病的鉴别和早预防、早治疗。

环境污染物可能诱发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本文综述了以双酚A为代表的塑料制品增塑剂、以三氯生为代表的个人护理清洁产品类和以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为代表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环境污染物诱发肝细胞癌、结肠癌等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可能机制与研究进展，为进一步研究环境污染物的致癌风险，今后开展环境污染物相关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预防和污染物基准的制订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