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 第41卷第05期

胃癌和结直肠癌是我国乃至全球发病率和病死率较高的2种恶性肿瘤，其发生、发展均与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相互作用有关。我国消化病学临床工作者在长期与其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相关学者们一起完成和正在从事的大量临床研究和转化医学研究中大部分处于国际前沿。尽管较多的研究成果刊登在国际英文主流甚至顶尖期刊，但也不乏优秀成果见诸于《中华消化杂志》。回顾近40年的胃肠癌诊断与防治临床实践和研究论文，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国内外该临床研究领域进展，促进我国消化病尤其是消化道肿瘤研究的进步，为更多中国人服务。

腹水指病理状态下游离液体在腹腔内积聚过多，可由多种疾病引发。部分良性、恶性胃部疾病均可诱发腹水，因胃部疾病诱发腹水的发生率低，易被忽视或混淆。为明确胃部疾病诱发腹水的诊断，医师需提高对胃部疾病诱发腹水的认识，详细询问患者病史，仔细完善相关检查，排除其他疾病，减少对相关疾病的误诊、漏诊。现简要概述常见诱发腹水的良性、恶性胃部疾病的临床特征、诊断和治疗策略。

腹水是临床工作中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其形成的病理机制十分复杂，涉及临床多个学科、多个系统的疾病。现有的腹水病因和分类中，主要以心源性腹水、肝源性腹水、肾源性腹水等为主。单就消化系统而言，不同消化系统器官疾病也会因为不同的病理机制产生不同性质的腹水。因此，腹水的鉴别诊断和治疗仍是临床一大难点。目前腹水相关肠道疾病的总结较少，笔者通过回顾现有文献和资料，对与腹水相关的原发于肠道的疾病和累及肠道的全身性疾病进行总结，以此为消化内科医师对腹水相关肠道疾病的诊治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由急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胰腺癌等多种胰腺疾病所引起的胰性腹水临床相对少见，诊治困难，早期开展多学科联合诊治十分重要。不同疾病引起胰性腹水的形成机制有所不同，且尚不完全清楚。目前需结合腹水检查、影像学检查和内镜检查等综合措施予以诊断和鉴别诊断，并依据病因实施内科、内镜、外科综合的个体化治疗方法。

肝源性腹水是常见的重要临床问题，随着液体活体组织检查、第二代测序技术等方法的研发，以及新型利尿剂、腹水引流泵、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等治疗手段的使用，肝源性腹水从机制到治疗等方面的研究均进展迅速。现概述肝源性腹水的产生机制和腹水对肝脏疾病的诊断价值，并针对肝源性腹水低盐饮食、利尿剂使用、难治性腹水治疗新理念等临床关键点进行评述。

腹水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消化科医师在临床工作中需要对引起腹水的许多疾病进行鉴别。以腹水为主要表现的消化科疾病主要有结核性腹膜炎、失代偿性肝硬化、门静脉血栓、胃肠道恶性肿瘤继发腹腔转移等。此外，卵巢的各种良性和恶性肿瘤也是引起腹水的常见病因。本文主要针对腹水与卵巢疾病做一论述。

甲状腺疾病引起腹水的发生率低，临床上容易被忽略而导致误诊或漏诊，因此认识甲状腺疾病与腹水的关系很有必要。当出现不明原因腹水时，需考虑甲状腺疾病，完善相关检查，以早期明确诊断。本文从3个方面介绍腹水与甲状腺疾病，即甲状腺激素水平异常引起的疾病(如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和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细胞本身疾病(如甲状腺癌)和甲状腺影响或异位到其他器官引起的疾病(如卵巢甲状腺肿和自身免疫病)。当出现不明原因腹水时，需考虑甲状腺疾病。

肝肾综合征指发生在肝病状态下，尤其是肝硬化腹水时的潜在肾损伤。过去认为肝肾综合征属于功能性肾损伤，但随着病理生理学研究的深入，目前认为在功能性肾损伤的基础上，也会进展为结构性肾损伤。2019年国际腹水俱乐部(ICA)的肝病学专家和肾脏病学专家就HRS的定义、分型和病理生理学等问题提出了超越2015年ICA共识意见的新观点，并根据国际上对HRS的新认识提出了新的治疗理念。

目的 分析功能性胃食管连接部流出道梗阻(EGJOO)患者的临床特征，提高对功能性EGJOO的认知。 方法 收集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动力中心接受高分辨率食管测压(HREM)检查，符合食管动力障碍芝加哥分类标准(第3版)中EGJOO的诊断标准，同时通过胃镜、上消化道造影等检查排除器质性疾病的91例功能性EGJOO患者资料。分析功能性EGJOO患者的临床表现、治疗方法、疗效和临床转归，不同临床表现患者的HREM参数，以及不同治疗方法患者的症状和HREM参数。采用最小显著差异法或Tamhanes T2检验、Mann-Whitney U或Wilcoxon检验、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91例功能性EGJOO患者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为吞咽困难(34/91，37.4%)；有吞咽困难患者的食管下括约肌压力(LESP)和食管下括约肌松弛期间的食团内部压力(IBPLESR)值均高于无吞咽困难者[30.95 mmHg (26.27 mmHg, 39.37 mmHg)(1 mmHg＝0.133 kPa)比27.35 mmHg (24.60 mmHg, 34.87 mmHg)、(8.25±4.64) mmHg比(5.69±4.65) mmH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076，t＝2.539；P＝0.038、0.013)。30例(33.0%)患者无特殊治疗，52例(57.1%)患者采用药物治疗，9例(10.0%)患者行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OEM)。行POEM患者治疗前的吞咽困难发生率、最大食团内部压力值均高于无特殊治疗和采用药物治疗者[8/9比43.3%(13/30)和25.0%(13/52)、21.80 mmHg (15.45 mmHg, 28.95 mmHg)比12.20 mmHg (10.00 mmHg, 18.10 mmHg)和13.70 mmHg (11.07 mmHg, 17.82 mmH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Fisher确切概率法，Z＝2.814、2.390；P＝0.023、P<0.01，P＝0.005、0.017)；行POEM、无特殊治疗和采用药物治疗的患者治疗前食管排空延迟或扩张的发生率分别为6/9、5/14和3/18，3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P＝0.039)，其中行POEM的患者治疗前食管排空延迟或扩张的发生率高于采用药物治疗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P＝0.026)。24.2%(22/91)的患者症状可自行缓解，随访过程中2例(2.2%)患者演变为Ⅱ型贲门失弛缓症。 结论 功能性EGJOO患者的主要表现为吞咽困难，LESP、IBPLESR明显升高者更易发生吞咽困难。对于存在明显胃食管连接部梗阻征象者更倾向选择POEM治疗，部分功能性EGJOO患者可自行缓解，少部分患者可发展为贲门失弛缓症。

目的 探讨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和药物联合内镜2种方案治疗肝硬化所致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EGVB)的临床疗效与预后。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TIPS或药物联合内镜治疗的147例肝硬化EGVB患者资料，其中TIPS治疗组87例，药物联合内镜治疗组60例。分析术后5年随访数据，比较2组患者术后6周、1年、2年、5年总生存率和未再出血生存率、无肝性脑病生存率。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卡方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Z检验、log-rank检验和趋势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药物联合内镜治疗组和TIPS治疗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因构成、Child-Pugh分级、初始肝功能状况、凝血功能、肝腹水、既往肝性脑病史、血压、术前输血史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5年内共41例患者死亡，其中20例(48.8%)死于再出血，6例(14.6%)死于肝性脑病。TIPS治疗组术后6周、1年、2年总生存率与药物联合内镜治疗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但TIPS治疗组患者术后5年总生存率高于药物联合内镜治疗组(78.4%比6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06，P＝0.048)。TIPS治疗组患者术后6周、1年、2年、5年未再出血生存率为97.7%、96.5%、88.9%、70.9%，均高于药物联合内镜治疗组(分别为86.7%、53.3%、43.3%、27.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35、6.39、6.26、4.80，P均<0.05)。药物联合内镜治疗组和TIPS治疗组术后6周、1年、2年无肝性脑病生存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但TIPS治疗组术后5年无肝性脑病生存率低于药物联合内镜治疗组(67.7%比8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28，P＝0.030)。Child-Pugh分级越低患者术后5年总生存率越高(χ2＝6.75，P<0.01)。药物联合内镜治疗组和TIPS治疗组相同Child-Pugh分级患者的术后5年总生存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与药物联合内镜治疗相比，TIPS治疗EGVB的整体疗效更佳，虽然其远期肝性脑病风险较高，但能够降低近、中、远期再出血率。Child-Pugh C级患者在治疗方案的选择时无须特意规避TIPS，早期使用TIPS生存获益更大。

目的 总结、分析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相关结肠炎的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收集和分析2019年1月至2020年9月于北京协和医院诊治的8例ICI相关结肠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ICI相关结肠炎的起病情况、临床症状、内镜和病理表现，ICI相关结肠炎的治疗、合并症、重启ICI情况等。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8例患者均为男性，中位年龄(范围)为66岁(55～74岁)；其中7例为肺癌Ⅳ期患者，1例为肾盂癌Ⅲc期；4例ICI相关结肠炎发生在抗程序性死亡1(PD-1)联合化学治疗过程中，2例发生在抗PD-1联合化学治疗后予以抗PD-1单药维持治疗过程中，2例发生在抗PD-1单药治疗过程中；首次抗PD-1治疗至ICI相关结肠炎起病的中位时间(范围)为44 d(27～198 d)，末次抗PD-1治疗至ICI相关结肠炎起病的中位时间(范围)为8 d(6～35 d)；4例患者经肿瘤免疫治疗后病情部分缓解，2例病情稳定，1例病情进展，1例未评估肿瘤疗效。8例ICI相关结肠炎均为中、重度，以广泛结肠型(5/8)为主，临床表现均有腹泻，3例伴有腹痛；内镜下表现为弥漫性黏膜糜烂，其中2例伴有溃疡；病理表现以隐窝炎或隐窝脓肿为主，其中2例伴有凋亡改变。8例患者均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其中2例患者因糖皮质激素治疗效果不佳而接受生物制剂治疗，4例患者发生机会性感染。发生和未发生机会性感染患者的起始糖皮质激素剂量分别为(85.00±52.60)、(60.00±23.09)mg，糖皮质激素疗程分别为(8.75±4.03)、(7.50±3.11)周，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3例患者重启ICI治疗，但均复发结肠炎。 结论 ICI相关结肠炎具有相应ICI治疗史和临床、内镜、组织病理特征，以糖皮质激素治疗为主，重启ICI治疗易复发。

目的 结合应用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GCNA)和差异基因表达分析2种方法筛选结肠癌mRNA表达谱中的差异共表达基因，并分析差异共表达基因与预后的关系。 方法 基于生物信息学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和基因表达综合(GEO)数据库分别下载TCGA结肠腺癌数据集的转录组学数据和GSE68468数据集的芯片表达谱数据，筛选出两者在正常组织与结肠癌组织之间的差异表达基因(DEG)和最显著相关的加权基因模块，通过差异基因和加权基因取交集筛选出结肠癌相关差异共表达基因。构建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 )网络，利用最大派系中心度(MCC)计算方法筛选出MCC评分排名前10位的核心差异共表达基因，使用TCGA结肠腺癌数据集验证核心基因在正常组织和结肠癌组织中的表达，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探索核心基因与患者总生存期和无病生存期之间的关系。使用人类蛋白质图谱(HPA)数据库，对生存相关的差异共表达基因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验证。 结果 TCGA结肠腺癌数据集中DEG共3 481个，GSE68468数据集中DEG共7 275个，共获得237个差异共表达基因。使用PPI网络的MCC计算方法得到10个核心的差异共表达基因，分别为氯离子通道附件1(CLCA1)、MAPK3、胰高血糖素(GCG)、溶质载体家族26成员3(SLC26A3)、核受体亚家族1组H成员4(NR1H4)、脂肪酸结合蛋白1(FABP1)、鸟苷酸环化酶激活因子2A(GUCA2A)、二磷酸尿苷葡糖醛酸糖基转移酶家族2成员A3(UGT2A3)、肉碱棕榈酰转移酶2(CPT2)和跨膜4域A12(MS4A12)。与正常组织相比，TCGA结肠腺癌数据集结肠癌组织的CLCA1、GCG、SLC26A3、NR1H4、FABP1、GUCA2A、UGT2A3、CPT2和MS4A12 9个核心基因均下调(P均<0.05)，其中CLCA1高表达结肠癌患者的总生存期和无病生存期均长于低表达组(P均<0.05)，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在蛋白质水平也验证了结果的准确性。 结论 CLCA1可能在结肠癌的发展中起关键作用，可作为进一步诊断和治疗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上消化道出血是消化系统疾病的危重症之一，尤其是疑难或危重患者往往需要多学科协作诊治。本文讨论了1例反复发生上消化道出血的神经纤维瘤病患者，经多学科协作诊治最终诊断为1型神经纤维瘤病累及十二指肠合并上消化道出血，并进一步对患者行腹腔动脉造影和胃左动脉、胃十二指肠动脉栓塞治疗，患者出血停止，随访3个月未再复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作为一种新型疾病，呼吸系统症状往往是其最突出的表现，但随着对COVID-19的认识不断提高，消化系统症状等肺外表现逐渐受到关注与重视。本文重点介绍COVID-19的消化道临床表现、相关的消化系统损伤及其对消化病诊治的影响，从症状、与疾病进程的关系、发病机制等方面加以分析，以加深对COVID-19消化系统表现的理解。

随着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的普遍应用，IBD的治疗有了极大改变，但与此同时，免疫抑制导致的机会性感染问题日趋严重，通过接种疫苗预防IBD患者可能发生的机会性感染对于IBD患者疾病管理非常重要。本文对IBD患者疫苗接种的必要性、接种时机、安全性和目前国外相关指南进行总结，以期为医师对IBD患者进行疫苗接种提供参考。

程序性死亡因子-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能特异性阻断免疫检查点PD-1/PD-L1介导的肿瘤免疫逃逸，增强抗肿瘤免疫应答，被广泛应用于恶性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肾细胞癌等恶性肿瘤的治疗中。然而，并非所有患者都能从中获益。阐明导致PD-1/PD-L1抑制剂出现疗效差异的原因，对临床选择合适的获益人群、评估疗效与预后、避免延误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总结了影响PD-1/PD-L1抑制剂抗肿瘤疗效的主要因素，对其现存的研究分歧和可能原因进行简要分析。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为临床实践制订合理的疗效评估方案、解决耐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