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 第101卷第10期

糖尿病肾病（DKD）已成为我国慢性肾脏病的首要病因，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加强DKD防治已迫在眉睫。但由于DKD发病机制复杂，缺乏特异有效的干预靶点，在治疗方面目前尚无突破性进展，致使终末期DKD不断增多。本文对DKD治疗进展的几个关键节点进行述评，以期规范DKD的临床治疗，推动DKD研究进展，改善患者预后。

糖尿病中的慢性肾脏病（CKD）包括糖尿病肾病（DKD）、非DKD（NDKD）或NDKD和DKD的组合。1型糖尿病中的DKD在临床和肾组织病理表现上均与2型糖尿病的DKD有所不同，肾穿刺组织病理学是鉴别DKD和NDKD的金标准。然而基于同样的病理诊断，DKD患者仍然可以因为分子生物学机制的个体化差异，导致病程的进展和预后各不相同，代谢组学、蛋白组学、转录组学以及人工智能为探索诊断和预测DKD进展的生物标志物带来了希望。

糖尿病肾病（DKD）是糖尿病最常见的慢性并发症，是终末期肾脏病（ESRD）的主要病因。DKD的预警、早期诊断和评估疾病进展对于改善预后至关重要。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和尿白蛋白排泄率（AER）是DKD的主要诊断依据，但灵敏度和特异度存在不足。近年来，DKD新型生物标志物的价值逐渐受到重视。本文对近年来DKD新型生物标志物的临床研究进行评述，为DKD临床诊断和预后评估提供参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当前仍处全球大流行状态。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我国通过采取“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策略，有效控制疫情发生与扩散，有效减少了死亡病例的发生，社会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各项举措得到公众高度认可，疫情积极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目前本土疫情传播虽已基本阻断，但国际疫情仍持续快速上升，我国面临的“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加。考虑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点及病毒的特殊性，应科学理解常态化防控的内涵。常态化阶段疫情防控目标应为最大限度早发现、早治疗、早处置，坚决防止出现疫情社区持续传播，即尽量防感染，坚决防反弹（社区持续传播），而非“零感染”。各地贯彻落实“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的防控方针，在防控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常态化防控经验。冬春季是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应继续坚持人物同防，落实四方责任，科学有效防控。

胰腺癌在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增高，但防治效果仍不理想。手术切除是胰腺癌的主要治疗方式，但胰腺癌手术利弊分明。如何规避手术的弊，同时把利发挥到极致，使患者获益最大化应该是判断胰腺癌手术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要实现胰腺癌手术的成功，围手术期必须关注肿瘤、宿主和团队的综合因素，尤其要充分认识TNM分期的局限性和重视规范化多学科诊疗模式（MDT）指导下的个体化综合诊治方案，以患者获得长期生存为终极目标，做一名合格的肿瘤外科医生。

近年来，新辅助治疗在胰腺癌综合治疗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辅助治疗有助于提高根治性（R0）切除率并改善患者预后。但目前新辅助治疗在胰腺癌患者中的应用指征、方案选择、疗效评估等仍有较大争议，临床应用尚不十分成熟。本文基于胰腺癌新辅助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分析胰腺癌新辅助治疗的临床实施难点，探讨科学合理的胰腺癌新辅助治疗模式。

胰腺癌是恶性程度最高的消化道肿瘤之一，其5年生存率仍然不足10%。手术是胰腺癌长期生存的基础。随着化疗方案的进步，新辅助治疗逐步在胰腺癌中得到开展。关于新辅助治疗对胰腺癌围手术期并发症影响的研究日益增多，但不同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近年来胰腺癌新辅助治疗的相关研究，探讨了一些关键因素对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影响。

胰腺癌因具有高侵袭性、高转移性、高复发率等特点被认为是恶性程度极高的消化道肿瘤。近年来新辅助治疗给胰腺癌的治疗带来了新的曙光，如今新辅助治疗在胰腺癌的价值已被广泛认可，但缺乏特异性方案，各类方案孰优孰劣尚无定论，可联合影像学、功能学和生物学标记物评估新辅助治疗的效果。

胰腺癌恶性程度较高、预后较差。虽然手术切除仍是目前唯一能够治愈胰腺癌的方法，但伴随着胰腺癌辅助治疗的进展，其治疗模式已由“手术优先”向“多学科协作”转变。新辅助治疗已被证实可提高交界性可切除和局部进展期胰腺癌的R0切除率并改善患者预后，这些患者应给予新辅助治疗已成共识，但胰腺癌新辅助化疗方案的选择、放射治疗的地位、新辅助治疗后影像学与病理学评估等方面仍存较大争议。

目的 探讨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与糖尿病合并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 方法 收集2019年5至8月贵州省18家血液透析中心糖尿病合并MHD患者的年龄、性别、基础疾病、用药史等一般资料，生化指标及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分，根据是否发生认知功能障碍分为认知功能障碍组和认知功能正常组，根据PLR四分位数将所有研究对象分为4组，即PLR Q1、Q2、Q3、Q4组，比较各组之间临床特征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PLR水平与糖尿病合并MHD患者认知功能障碍之间的关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PLR对糖尿病合并MHD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评估价值。 结果 共纳入586例患者，男389例（66.4%），年龄（63±11）岁，认知功能障碍341例，患病率为58.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提示PLR与糖尿病合并MHD患者认知功能障碍有关，PLR Q4组糖尿病合并MHD患者认知功能障碍风险为Q1组的3.022倍（95%CI：1.866~4.895，P<0.001）；校正性别、年龄、透析龄、文化程度后，PLR Q4组患者认知功能障碍风险为Q1组的2.529倍（95%CI：1.536~4.164，P<0.001）；进一步校正血红蛋白、白蛋白、血肌酐、白细胞、空腹血糖后，PLR Q4组患者认知功能障碍风险为Q1组的2.281倍（95%CI：1.203~4.326，P=0.012）。ROC曲线分析结果提示，PLR评估糖尿病合并MHD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最佳阈值为155.3，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57.2%、60.8%，曲线下面积为0.608（95%CI：0.561~0.644，P<0.001）。 结论 PLR与糖尿病合并MHD患者认知功能障碍有关。

目的 探讨血脂康对糖尿病大鼠造影剂诱导肾损伤的保护作用及相关机制。 方法 7周龄健康雄性SD大鼠，链脲佐菌素（STZ）腹腔注射（65 mg/kg）建立糖尿病模型。造模4周后，取24只糖尿病大鼠随机分为4组：假手术组、造影剂肾病组、术前生理盐水灌胃的造影剂肾病组（生理盐水组）、术前血脂康灌胃的造影剂肾病组（血脂康组），每组6只。所有动物均于造影剂给药24 h后处死，收集血液和肾脏组织，检测生化、炎症、氧化应激以及病理等相关指标。 结果 给予造影剂24 h后，与生理盐水组相比，血脂康组大鼠血肌酐［（59.3±3.3）μmol/L比（73.2±4.1）μmol/L］、血尿素氮［（13.8±0.5）mmol/L比（16.3±0.6）mmol/L］、血清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蛋白（sNGAL）［（41.4±2.0）ng/ml比（54.9±4.4）ng/ml］和尿肾损伤分子1（uKIM-1）［（11.1±0.5）ng/ml比（16.6±0.5）ng/ml］均降低（均P<0.05）。与生理盐水组比较，血脂康组肾小管扩张、刷状边界丧失和肾小管细胞坏死的程度较轻。进一步的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血脂康组氧化应激指标改善，与生理盐水组比较，血脂康组肾丙二醛［（12.1±0.7）nmol/mg比（15.5±0.8）nmol/mg］降低，超氧化物歧化酶［（35.0±2.2）U/mg比（23.7±3.4）U/mg］和肾亚硝酸盐［（1.7±0.1）nmol/mg比（1.2±0.1）nmol/mg］升高（均P<0.05）。炎症反应水平检测结果显示，与生理盐水组相比，血脂康组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均降低（均P<0.05）。 结论 血脂康可能通过降低氧化应激，抑制炎症反应来减轻糖尿病大鼠造影剂诱导的肾功能不全和组织病理学损伤。

目的 探讨DNA损伤激活的非编码RNA（NORAD）在高糖诱导小鼠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及凋亡中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根据培养基中葡萄糖浓度将小鼠肾小球系膜细胞SV40-MES-13分为高糖组及低糖组，处理24 h后转染NORAD小干扰RNA（si-NORAD）及Toll样受体4（TLR4）小干扰RNA（si-TLR4），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检测NORAD及TLR4的表达。在SV40-MES-13细胞中分别转染NORAD、TLR4过表达质粒及小干扰RNA。Cell Counting Kit-8（CCK-8）、5-乙炔基-2′脱氧尿嘧啶核苷（EdU）染色及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增殖和凋亡结果；共转染NORAD和miR-520h模拟剂，TLR4和miR-520h模拟剂后检测荧光素酶强度及三者表达情况；共转染si-NORAD和miR-520h抑制剂、TLR4过表达质粒和miR-520h模拟物以及共转染si-TLR4和miR-520h抑制剂后检测三者水平及细胞增殖水平来验证三者的调节关系。 结果 高糖处理小鼠系膜细胞SV40-MES-13后，NORAD（1.65±0.08比1.00±0.06，P=0.003）及TLR4（1.96±0.09比1.01±0.07，P=0.001）的表达均升高。NORAD及TLR4过表达后细胞增殖加快（1.34±0.04比0.85±0.04，P=0.001；1.33±0.02比0.82±0.03，P<0.001），细胞凋亡减少（0.45±0.03比0.94±0.06，P=0.001；0.51±0.05比0.99±0.03，P=0.001）。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结果显示，miR-520h能与NORAD及TLR4结合；NORAD与miR-520h表达相互影响，miR-520h模拟物可减少TLR4表达。与单独转染si-NORAD相比，共转染si-NORAD及miR-520h抑制剂时TLR4相对表达量升高（0.74±0.03比0.55±0.03，P=0.014）；与单独转染miR-520h模拟物相比，共转染miR-520h模拟剂及TLR4过表达质粒后细胞增殖更快（0.73±0.01比0.61±0.02，P=0.007）；与单独转染miR-520h抑制剂相比，共转染miR-520h抑制剂及si-TLR4后细胞增殖减少（1.31±0.04比1.55±0.04，P=0.013）。 结论 NORAD可结合miR-520h调节TLR4促进高糖诱导系膜细胞增殖及抑制凋亡。

目的 探讨腹腔镜新型W-H胃底折叠术治疗质子泵抑制剂（PPI）依赖性胃食管反流病（GERD）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于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接受腹腔镜W-H胃底折叠术的PPI依赖性GERD患者临床资料。问卷随访治疗前后的GERD症状评分、症状主观缓解程度、PPI停药情况、疗效满意度以及术后并发症情况。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GERD患者80例，其中男49例、女31例，中位年龄58岁；其中85%（68例）合并食管炎，77.5%（62例）合并裂孔疝。手术时间为67（52，73）min，无术中并发症和中转开腹。术后随访时间为16（14，18）个月，术后各GERD相关症状评分较术前均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消化道和呼吸道总体症状的主观缓解程度分别为100（90，100）%和100（80，100）%。随访期间PPI停药率为83%（69/80），疗效满意率为93%（75/80）。术后并发症包括吞咽困难、腹胀、排气增多和腹泻，发生率分别为61%（49/80）、8%（6/80）、5%（4/80）和4%（3/80），有16%（13/80）的患者遗留长期偶尔吞咽不畅。无死亡、症状学复发和再手术病例。 结论 新型W-H胃底折叠术的中期疗效良好，有显著的GERD症状控制率和PPI停药率。术后吞咽困难较常见，但多为自限性，且不影响手术疗效的满意度。

感染性胰腺坏死合并胃肠道瘘是继发于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严重并发症之一。对于合并十二指肠内瘘的感染性胰腺坏死的患者，笔者利用胃腔穿刺点和十二指肠内瘘口的相对位置关系，进行了病灶内冲洗和“体位引流”，有助于减少内镜清创次数、缩短住院时间，获得了成功。

幽门螺杆菌感染及其相关疾病是全球重要卫生健康问题，临床上大量患者需进行根除治疗。然而，随着常用抗生素耐药率的明显升高，现有根除方案疗效显著下降，根除治疗形势日趋严峻，亟需开发安全、高效、可广泛应用的新方案。近期，4次/d口服的质子泵抑制剂和阿莫西林双联方案以其良好的疗效、安全性和依从性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对其历史、作用机制、研究现状、优缺点等进行了综述，有利于指导未来相关研究和临床应用。

糖尿病肾病（DKD）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之一，也是导致终末期肾功能不全的主要原因。该病发病机制复杂，一般认为DKD是遗传因素与各种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详细的细胞分子生物机制尚未完全阐明。近年研究发现，亚细胞器及其相互作用在细胞生物学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线粒体、内质网及其紧密连接，即线粒体相关内质网膜（MAM）异常在DKD肾组织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结合国内外有关文献及作者研究结果，简要介绍线粒体、内质网、MAM在DKD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及其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