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 第56卷第02期

目的 评价经阴道植入轻型钛化聚丙烯网片TiLOOP的盆底重建术的临床短期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妇幼保健院2017年11月至2019年7月，以阴道前壁膨出Ⅲ~Ⅳ度为主的50例盆腔器官脱垂（POP）患者，对其实施经阴道植入TiLOOP网片的盆底重建术，其中自行裁剪TiLOOP网片的“协和式”盆底重建术37例、TiLOOP Total 6套盒网片的盆底重建术13例。评价术后各项主观指标［包括患者整体印象改善评分（PGI-I）、盆底不适调查表简表（PFDI-20）、盆底功能影响问卷简表（PFIQ-7）、盆腔器官脱垂与尿失禁性生活问卷（PISQ-12）］、客观指标（包括临床疗效评定为“成功”）以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结果 50例POP患者的随访时间为（18±6）个月。手术成功率为90%（45/50），单独阴道前壁、顶端、后壁脱垂的复发率分别为2%（1/50）、2%（1/50）、6%（3/50）；无一例行再次手术或子宫托治疗。PGI-I显示，50例患者均主观满意，其中明显改善者46例（92%，46/50）、有改善者4例（8%，4/50）；术后3、6、12个月随访，PFDI-20及PFIQ-7评分均较术前显著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PISQ-12评分术前与术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无新发性交痛。网片暴露率为12%（6/50），新发压力性尿失禁的发生率为4%（2/47）。 结论 经阴道植入TiLOOP网片的盆底重建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短期疗效较好，但如何减少网片暴露仍需继续探究。

目的 探讨非典型21-羟化酶缺乏症（21-OHD）合并不孕症患者的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8年12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诊治的21例非典型21-OHD合并不孕症育龄期患者的临床表现、内分泌激素、糖脂代谢、治疗和妊娠结局。非典型21-OHD的诊断根据临床表现和内分泌激素检测综合判断。 结果 21例患者的年龄为（29.9±2.9）岁，初潮年龄为（13.6±2.0）岁，体质指数为（22.1±2.9） kg/m2，38%（8/21）月经稀发，14%（3/21）诊断为多毛，14%（3/21）表现为孤立性阴蒂肥大，33%（7/21）卵巢呈多囊样改变。48%（10/21）基础孕酮水平升高，基础孕酮水平为（11.3±21.0） nmol/L，以糖皮质激素治疗后为（1.9±2.0） nmol/L；17α-羟孕酮水平为（66.4±123.6） nmol/L，以糖皮质激素治疗后为（2.4±1.8） nmol/L。62%（13/21）睾酮水平升高，52%（11/21）雄烯二酮水平升高，43%（9/21）硫酸脱氢表雄酮水平升高，52%（11/21）同时发生高雄激素血症伴基础高孕酮血症；以糖皮质激素治疗后雄激素水平有不同程度的降低。16例患者妊娠，妊娠率为76%（16/21），共计19次妊娠中6次流产，流产率为6/19。 结论 非典型21-OHD合并不孕症的育龄期患者以高雄激素血症和基础高孕酮血症等性激素紊乱为主要特征，性腺轴紊乱的临床表现不明显，常规治疗无效时给予适宜的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可获得较为理想的妊娠结局。

目的 探讨绝经后妇女子宫颈癌前病变的特点。 方法 收集2017年6月至2018年11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阴道镜下活检诊断为子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并行子宫颈锥切术的2 013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其中绝经组439例，未绝经组1 574例，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特点、高危型HPV检测、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CT）、阴道镜检查及活检结果、子宫颈锥切术后病理结果等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1）临床特点：绝经组接触性出血的发生率与未绝经组比较无显著差异［分别为4.3%（19/439）、6.4%（101/1 574）；χ²=2.672，P=0.102］。绝经组有接触性出血症状的患者中锥切术后病理结果为子宫颈癌的比例明显高于未绝经组［分别为10/19、22.8%（23/101）；χ²=7.157，P=0.007］；绝经组无症状的患者中锥切术后病理结果为子宫颈癌的比例也明显高于未绝经组［分别为9.0%（38/420）、4.3%（63/1 473）；χ²=14.726，P<0.01］。绝经组子宫颈表面光滑患者的比例明显高于未绝经组［分别为63.6%（279/439）、35.5%（558/1 574）；χ²=111.601，P<0.01］。（2）高危型HPV检测：绝经组患者高危型HPV阳性率与未绝经组比较无显著差异［分别为92.0%（404/439）、94.4%（1 486/1 574）；χ²=3.394，P=0.065］；两组均以HPV 16型阳性率最高［分别为65.8%（289/439）和68.0%（1 070/1 574）］，但两组比较无显著差异（χ²=0.722，P=0.395）。（3）TCT检查：TCT检查结果包括未见上皮内病变或恶性病变（NILM）、未明确诊断意义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US）、不除外高度病变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H）、低级别鳞状上内病变（LSIL）、HSIL，两组TCT检查结果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4）阴道镜检查：与未绝经组比较，绝经组阴道镜检查不充分的比例［分别为32.5%（511/1 574）、87.5%（384/439）］、子宫颈Ⅲ型转化区的比例［分别为21.9%（344/1 574）、80.0%（351/439）］、行子宫颈管刮取术（ECC）的比例［分别为20.5%（322/1 574）、35.3%（155/439）］、ECC阳性率［分别为53.1%（171/322）、67.7%（105/155）］均显著增高（P<0.01）；子宫颈病变累及阴道壁的比例也显著增高［分别为1.0%（16/1 574）、5.9%（26/439）；χ²=40.443，P<0.01］，且绝经组患者累及阴道壁的病变的程度与子宫颈病变的程度呈显著正相关（r=0.660，P<0.01）。（5）锥切术后病理升级情况：与未绝经组比较，绝经组患者锥切术后切缘阳性率［分别为4.8%（75/1 574）、14.6%（64/439）］、病理升级的比例［分别为5.5%（86/1 574）、10.9%（48/439）］均显著增高（P<0.01）。 结论 绝经后妇女阴道镜检查常不充分，多为Ⅲ型转化区，病变更易累及子宫颈管及阴道壁，临床上应重视子宫颈管的搔刮及阴道壁的全面检查。绝经后妇女的锥切术后切缘阳性率高，锥切术后病理升级的比例高，常需进一步干预。

目的 探讨不同子宫颈长度、不同诊断孕周的单胎妊娠短子宫颈孕妇，接受不同方式治疗后妊娠结局的差异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产前检查，妊娠12~33周+6超声检查诊断为短子宫颈（≤25 mm）的单胎妊娠孕妇435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队列分析。435例短子宫颈孕妇中，子宫颈长度<10 mm 21例，≥10 mm 414例；诊断孕周<24周106例，24~29周+6 104例，≥30周225例。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分为单纯休息组、孕酮组、环扎组，比较不同子宫颈长度、不同诊断孕周下3组孕妇的孕37周前分娩率、34周前分娩率、新生儿出生体重、新生儿不良结局等妊娠结局，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 （1）短子宫颈的发生率为7.07%（435/6 155），其中，诊断孕周<24周106例（1.72%，106/6 155）、24~29周+6 104例（1.69%，104/6 155）、≥30周225例（3.66%，225/6 155）。（2）子宫颈长度<10 mm的21例短子宫颈孕妇中，单纯休息组8例，孕酮组1例，环扎组12例。单纯休息组和环扎组的中位分娩孕周［分别为28.5周（25.0~40.0周）、37.0周（28.0~40.0周），U=18.000，P=0.020］、新生儿出生体重［分别为1 245 g（630~3 830 g）、2 648 g（1 560~3 830 g），U=19.500，P=0.028］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环扎组的新生儿不良结局优于单纯休息组（分别为3/12、6/8），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5）；（3）子宫颈长度≥10 mm且诊断孕周<24周的96例短子宫颈孕妇中，单纯休息组36例，孕酮组26例，环扎组34例，3组的分娩孕周、校正后的孕37周前分娩率、孕34周前分娩率、新生儿出生体重、新生儿不良结局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辅助生殖技术助孕（OR=11.97，95%CI为1.88~76.44，P=0.009）、感染（OR=46.03，95%CI为5.12~413.58，P=0.001）、羊膜腔内絮状沉积物（OR=9.87，95%CI为1.69~57.60，P=0.011）、妊娠期短子宫颈史（OR=7.24，95%CI为1.04~50.24，P=0.045）为早产的独立危险因素。（4）子宫颈长度≥10 mm且诊断孕周为24~29周+6的95例短子宫颈孕妇中，单纯休息组52例、孕酮组34例、子宫颈环扎术组9例。各治疗组的分娩孕周、孕37周前分娩率、孕34周前分娩率、新生儿出生体重和新生儿不良结局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感染是早产的独立危险因素（OR=56.40，95%CI为4.67~680.61，P=0.002）。（5）子宫颈长度≥10 mm且诊断孕周≥30周的223例短子宫颈孕妇中，孕34周前分娩率为6.3%（14/223），妊娠结局良好。各治疗组的分娩孕周、孕37周前分娩率、孕34周前分娩率、新生儿出生体重和新生儿不良结局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感染（OR=10.91，95%CI为2.21~53.96，P=0.003）和早产史（OR=8.63，95%CI为1.25~59.65，P=0.029）是早产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短子宫颈是妊娠期较常见的并发症，子宫颈长度<10 mm的短子宫颈孕妇行子宫颈环扎术治疗的结局优于单纯休息和孕酮治疗；子宫颈长度≥10 mm的短子宫颈孕妇行孕酮及子宫颈环扎术治疗与单纯休息相比，妊娠结局无明显差异。感染、羊膜腔内絮状沉积物、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妊娠期短子宫颈史、早产史是短子宫颈孕妇早产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妊娠前体质指数（BMI）与子痫前期（PE）发生及临床特征的关系。 方法 收集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于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诊断为宫内妊娠，孕周为6~8周+6，排除有基础性疾病和病历资料不完整者，共计42 427例孕妇，其中诊断为PE者659例。依据孕前BMI分为低体重组（42例）、正常体重组（422例）、超重组（138例）和肥胖组（57例），对4组孕妇PE的发生率及发生风险、妊娠结局进行比较。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妊娠前BMI对PE临床特征（包括PE的发生时间及严重程度）的影响。 结果 PE的发生率为1.55%（659/42 427）；其中，低体重组、正常体重组、超重组、肥胖组的PE发生率分别为0.61%（42/6 941）、1.44%（422/29 297）、2.62%（138/5 273）和6.22%（57/916）。校正产次、年龄、文化程度、PE病史、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史等混杂因素后，与正常体重组比较，低体重组晚发PE的发生风险显著降低（OR=0.50，95%CI为0.33~0.72，P<0.01）、超重组晚发PE的发生风险显著升高（OR=1.57，95%CI为1.23~1.99，P<0.01）、肥胖组早发和晚发PE的发生风险均显著增加（早发PEOR=2.15，95%CI为1.03~4.02，P=0.027；晚发PE OR=4.25，95%CI为3.00~5.91，P<0.01）；低体重组不伴严重表现的PE（OR=0.54，95%CI为0.30~0.89，P=0.024）和重度PE（OR=0.51，95%CI为0.33~0.75，P=0.001）的发生风险均显著降低、超重组重度PE的发生风险显著升高（OR=1.42，95%CI为1.10~1.83，P=0.007）、肥胖组不伴严重表现的PE（OR=5.11，95%CI为3.22~7.84，P<0.01）和重度PE（OR=2.97，95%CI为1.95~4.38，P<0.01）的发生风险均显著升高。659例PE孕妇中，低体重组、正常体重组、超重组和肥胖组的中位新生儿出生体重分别为2 420 g（1 602~2 845 g）、2 435 g（1 692~3 030 g）、2 540 g（1 922~3 132 g）和2 950 g（2 050~3 360 g）；与正常体重组比较，肥胖组的新生儿出生体重显著增加（P<0.05）。低体重组、正常体重组、超重组和肥胖组的大于胎龄儿（LGA）的发生率分别为0（0/42）、3.3%（14/422）、7.3%（10/138）和17.5%（10/57），与正常体重组比较，肥胖组LGA的发生率显著增加（P<0.05）。 结论 妊娠前超重和肥胖是PE发生的危险因素，与晚发PE具有更密切的关联。妊娠前肥胖相关的晚发PE出现较多LGA新生儿。建议妊娠前控制体重、妊娠期限制体重增长及血压管理，以降低PE发病率，保障母婴安全。

目的 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挖掘与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耐药相关的可作为竞争性内源RNA（ceRNA）的长链非编码RNA（lncRNA），并进行临床验证。 方法 （1）挖掘与卵巢癌相关的lncRNA并构建ceRNA调控网络：综合应用文本挖掘、数据预测和网络构建等生物信息学方法，建立与卵巢癌耐药相关的潜在ceRNA调控网络，即lncRNA-微小RNA（miRNA）-mRNA调控网络。（2）临床验证：收集2008年6月至2016年10月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肿瘤细胞减灭术的卵巢癌患者共95例，其中铂类药物耐药患者54例（耐药组），铂类药物敏感患者41例（敏感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两组卵巢癌组织中lncRNA的表达，分析lncRNA表达对卵巢癌患者预后的影响，并分析lncRNA表达对卵巢癌耐药的诊断效能。 结果 （1）文本挖掘初步筛选出25个与卵巢癌发生、发展相关的差异表达lncRNA；亚细胞定位分析发现，有8个lncRNA存在于细胞质中；通过进一步数据挖掘、共线文献分析，预测其中的两个lncRNA分子［即生长阻滞特异性转录因子5（GAS5）和HOXC基因座转录因子（HOTAIR）］可作为关键ceRNA分子；构建ceRNA调控网络，GAS5与miRNA（即miR139-5p、miR-24-3p）及mRNA［即乳腺癌易感基因1（BRCA1）、肿瘤蛋白p53（TP53）、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B细胞淋巴瘤2基因（BCL-2）、细胞癌基因（FOS）、H-Ras蛋白（HRAS）］组成ceRNA调控网络，HOTAIR与miRNA（即miR-30a-5p）及mRNA［即磷酸肌醇3激酶调控亚基2（PIK3R2）、TP53、丝蛋白（VIM）］组成ceRNA调控网络。（2）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显示，与敏感组（设为1.0）比较，耐药组卵巢癌组织中GAS5的表达水平为2.1±1.6，HOTAIR的表达水平为3.5±1.9，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1，P<0.01）；Cox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显示，GAS5、HOTAIR表达为影响卵巢癌患者无病进展生存率和总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GAS5与HOTAIR联合检测诊断卵巢癌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71，显著高于GAS5单独检测和HOTAIR单独检测（AUC分别为0.678、0.863），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GAS5与HOTAIR高表达与卵巢癌耐药密切相关，可作为卵巢癌化疗反应的潜在预测指标；GAS5与HOTAIR联合检测对卵巢癌患者具有一定的诊断效能。这种利用ceRNA调控网络预测关键分子的方法，为卵巢癌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目的 探讨绝经后子宫内膜息肉患者的临床特征、超声影像特点与病理诊断之间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9年10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收治的387例绝经后子宫内膜息肉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根据病理诊断分为良性组（368例）、癌前病变及恶变组（19例）。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超声影像特点，并分析绝经后子宫内膜息肉发生癌前病变及恶变的危险因素。同时比较不同良性子宫内膜息肉患者的临床症状、超声影像特点。 结果 （1）癌前病变及恶变组有19例（4.9%，19/387），其中子宫内膜息肉恶变4例（1.0%，4/387）；良性组有368例（95.1%，368/387），其中萎缩性子宫内膜息肉229例（59.2%，229/387）、增生性子宫内膜息肉91例（23.5%，91/387）、腺肌瘤样息肉48例（12.4%，48/387）。（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肥胖（OR=3.080，95%CI为1.147~8.273，P=0.026）和绝经前月经不规律（OR=7.574，95%CI为2.510~22.852，P<0.01）是绝经后子宫内膜息肉发生癌前病变及恶变的独立危险因素。（3）良性组增生性子宫内膜息肉中绝经后出血患者所占比例（68.1%，62/91）和出血次数≥2次者所占比例（31.9%，29/91）均高于另外两类良性子宫内膜息肉，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增生性子宫内膜息肉超声检查条状血流信号所占比例（27.5%，25/91）及点状血流信号所占比例（15.4%，14/91）均高于另外两类良性子宫内膜息肉，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绝经后子宫内膜息肉多数为良性病变，恶变率低。肥胖、绝经前月经不规律是绝经后子宫内膜息肉发生癌前病变及恶变的独立危险因素。增生性子宫内膜息肉多表现为绝经后出血且超声检查多见条状或点状血流信号。

目的 探讨子宫内膜异位症（内异症）患者手术前后及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治疗前后，外周血中辅助性T淋巴细胞17（Th17）和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及其相关细胞因子的变化和意义。 方法 选取2019年1月至12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行腹腔镜手术的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共40例作为内异症组，术后1个月根据是否用药分为单纯手术组（未用药）22例，手术+GnRH-a组（腹腔镜手术后联合GnRH-a药物治疗3个周期）18例；12例因输卵管绝育术要求行输卵管复通术的妇女为对照组。收集术前、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或GnRH-a治疗3个周期后的外周血，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中Th17、Treg细胞的比例，ELISA方法检测血清中白细胞介素（IL）6、IL-10、IL-17A和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的水平。 结果 （1）与对照组相比，内异症组患者术前的Th17细胞比例（21.5±8.0）%显著升高，Treg细胞比例（5.6±2.7）%显著降低，Th17/Treg比值（2.9±1.1）显著升高（P均<0.05）；IL-6、IL-10和IL-17A水平［分别为（122.8±40.0）、（147.5±48.9）和（6.3±3.9） ng/L］显著升高，TGF-β水平（32.9±12.3） μg/L显著降低（P均<0.05）。（2）与术前相比，内异症组患者术后1个月的Th17细胞比例（11.8±2.9）%显著下降，Treg细胞比例（7.5±2.4）%显著升高，Th17/Treg比值（1.8±0.4）显著下降（P均<0.05）；IL-10、IL-17A水平［分别为（69.3±29.7）、（3.9±2.4） ng/L］显著降低，TGF-β水平（48.0±13.1） μg/L显著升高（P均<0.05）。对照组术后1、3个月分别与术前相比，Th17、Treg细胞比例和Th17/Treg比值均无显著差异（P>0.05）。（3）单纯手术组、手术+GnRH-a组Th17、Treg细胞比例及Th17/Treg比值均有小幅变化，分别与内异症组术后1个月相比，均表现为Th17细胞比例升高，Treg细胞比例降低，Th17/Treg比值升高，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纯手术组与手术+GnRH-a组分别比较，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纯手术组、手术+GnRH-a组IL-6、IL-10、TGF-β水平变化更趋近于对照组的水平；而与内异症组术后1个月相比，IL-17A水平升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纯手术组与手术+GnRH-a组各指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内异症患者存在Th17/Treg细胞失衡，腹腔镜手术治疗可以部分恢复其免疫失衡状态，GnRH-a药物治疗对免疫平衡无明显影响。

目的 探讨机器人手术系统在盆腔腹膜后肿瘤（PRT）切除术中应用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方法 收集2017年10月至2020年4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PRT患者47例，其中接受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患者16例（机器人组）、传统腹腔镜手术患者31例（腹腔镜组）。对比两组患者的手术相关指标、手术并发症及分级（Clavein-Dindo并发症分级）、术后肿瘤性质（良、恶性）以及预后。 结果 与腹腔镜组比较，机器人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延长（中位数分别为147、275 min）、住院费用增加（中位数分别为29 375、61 088元），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肛门排气时间、肿瘤切除是否完整、与周围组织分界是否清楚、距离骶前静脉丛及大血管的距离，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机器人组患者手术并发症发生率（2/16）与腹腔镜组［13%（4/31）］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000，P=1.000）；Clavein-Dindo并发症分级，机器人组Ⅰ级、Ⅲ级各1例，腹腔镜组Ⅰ级、Ⅱ级、Ⅳ级分别为1、2、1例。术后病理检查，机器人组恶性肿瘤4例（4/16），腹腔镜组4例（13%，4/31），两组患者恶性肿瘤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405，P=0.525）。机器人组肿瘤均完整切除，术后无复发患者；腹腔镜组3例未完整切除，2例术后复发。机器人组复发率（0/16）与腹腔镜组（6%，2/31）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41）。 结论 与传统腹腔镜手术相比，机器人手术系统治疗PRT的手术时间延长、住院费用增加，但手术野图像更清晰，可增加肿瘤切净率，减少术后复发，且不增加手术并发症，可作为治疗PRT的选择之一。

急性双胎输血综合征（TTTS）是单绒毛膜双胎妊娠极其罕见的并发症，其发生率占单绒毛膜双胎妊娠的1.5%~2.5%。本文报道了1例急性TTTS，并结合产前胎心监护、产后胎盘灌注以及文献复习，以期加深对于急性TTTS的认识。急性TTTS多发生于两胎儿脐带附着位置较近的病例，因此，孕期应加强对单绒毛膜双胎脐带附着位置的检查，对于脐带附着位置较近的病例，孕晚期和围分娩期应加强胎儿监护。

葡萄胎是常见的妊娠滋养细胞疾病，其特征为绒毛水肿变性和滋养细胞增殖。家族性复发性葡萄胎（FRHM）是家族中单个成员反复发生葡萄胎，和（或）1个家系中2个或2个以上成员反复发生葡萄胎，临床表现多为双亲来源完全性葡萄胎（BiCHM），这是1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BiCHM临床少见，病因学诊断为基因检测。本文针对1例BiCHM患者，采用全外显子组测序，发现该患者为NLRP7基因发生了c.2161C>T杂合变异，导致患者反复发生葡萄胎。

凝血-免疫-炎症三大系统既相互独立又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其功能失调可能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已有研究显示，凝血-免疫-炎症三大系统调节功能异常可能会导致早期或中晚期妊娠并发症的发生。本文就凝血-免疫-炎症三大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在妊娠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进行介绍，并进一步阐述其在产后出血中发挥作用的证据，有助于深入理解凝血-免疫-炎症交互作用在妊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妊娠相关疾病的防治提供新的线索。

子宫内膜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适应证为高分化子宫内膜癌Ⅰa期，且其疗效已得到肯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我国人口发展战略“二孩”政策的实施，更多患者保留生育功能的愿望更加急迫；针对临床治疗中所面临的新挑战，近年来部分研究者开始探索治疗方式的优化，以及对某些有特殊问题（包括初次保留生育功能治疗后复发、中分化及子宫肌层浸润等）的子宫内膜癌患者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可行性与安全性进行摸索，发现部分超适应证患者经严密筛查后仍可以选择保留生育功能治疗。本文将近年来早期子宫内膜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中特殊问题临床处理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是死亡率最高的妇科恶性肿瘤，腹腔内播撒是其主要的生物学特征之一，究其原因可能与腹腔局部微环境有关。近年的研究发现，外泌体参与了卵巢癌细胞及其微环境之间信息的传递，对卵巢癌微环境的重塑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进而影响肿瘤的生长、转移及耐药等各种恶性生物学行为。本文就外泌体参与重塑卵巢癌微环境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探究卵巢癌患者的新诊治策略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