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 第41卷第02期

酸相关性疾病是由于胃酸作用而诱发或导致的一类疾病。随着对这类疾病认识的提高，该类疾病的疾病谱和治疗发生了巨大改变。回眸《中华消化杂志》这40年发表的酸相关性疾病的论文发现，酸相关性疾病的治疗发展主要体现在对发病机制的认识和治疗药物的进展。虽然酸相关性疾病的治疗在这40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但未来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神经内分泌肿瘤(NEN)发病率在全球呈逐渐升高趋势，其中以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GEP-NEN)最常见。GEP-NEN的高度异质性为其临床诊治带来挑战。近年来，GEP-NEN在病理学、影像学、治疗各领域均有较多进展，且临床诊治高度强调多学科团队合作，因此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胃肠激素与神经内分泌肿瘤学组在2014年发布的《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内科诊治若干建议》的基础上进行扩充与更新，制定本共识，涵盖GEP-NEN的临床表现、内镜、影像学、病理学、核医学、内外科治疗等方面，为临床医师对本病的规范化诊治提供参考。

目的 探讨多聚嘧啶区结合蛋白1(PTBP1)在胃癌组织和人胃癌细胞株中的表达，以及PTBP1对胃癌细胞增殖与转移的作用机制。 方法 收集2019年1至6月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外科手术切除的胃癌患者的癌组织与对应的癌旁组织。运用Kaplan-Meier Plotter数据库分析胃癌患者的生存情况。选择PTBP1表达水平相对较高的人胃癌细胞株SGC7901和AGS进行小干扰RNA(siRNA)转染下调PTBP1表达，实验分为空白对照组、阴性对照组和PTBP1敲低组。分别运用实时荧光定量PCR和蛋白质印迹法检测胃癌细胞中PTBP1 mRNA和PTBP1的表达。通过MTT法转染24、48、72、96 h后，观察PTBP1对胃癌细胞增殖的作用；Transwell实验检测下调PTBP1后胃癌细胞侵袭和迁移的变化，蛋白质印迹法检测下调PTBP1后胃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EMT)标志物E-钙黏蛋白、N-钙黏蛋白和波形蛋白的改变。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和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Kaplan-Meier Plotter预后分析显示，高表达PTBP1胃癌患者总生存期短于低表达PTBP1胃癌患者[9.2个月(6.2个月，17.2个月)比19.0个月(14.5个月，28.4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5.31，P<0.05)。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结果显示，人胃癌细胞株SGC7901和AGS中，PTBP1敲低组PTBP1 mRNA表达水平均低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SGC7901：0.78±0.11比3.10±0.19、2.99±0.23。AGS：0.80±0.09比3.55±0.24、3.50±0.1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SGC7901＝10.57、8.08，tAGS＝10.91、13.42；P均<0.01)。蛋白质印迹结果显示，人胃癌细胞株SGC7901和AGS中，PTBP1敲低组PTBP1表达水平均低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SGC7901：0.38±0.04比1.42±0.05、1.35±0.09。AGS：0.17±0.02比1.52±0.08、1.38±0.4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SGC7901＝15.94、10.57，tAGS＝16.60、20.80；P均<0.01)。MTT结果显示，转染48、72、96 h后，PTBP1敲低组的吸光度值较阴性对照组分别下降了0.25±0.01、0.38±0.02、0.84±0.04，其中转染96 h后的差值最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21、14.32，P均<0.01)。Transwell实验结果显示，人胃癌细胞株SGC7901和AGS中，PTBP1敲低组发生侵袭和迁移的细胞数均少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SGC7901：42.00±5.91比116.40±10.23、114.40±10.43；39.60±6.77比125.80±11.51、122.40±5.90。AGS：40.20±7.25比115.60±14.63、117.40±9.12；36.00±5.20比122.40±12.10、125.40±12.7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SGC7901＝14.07、13.50、14.43、20.62，tAGS＝10.27、14.75、14.68、16.76；P均<0.01)。蛋白质印迹结果显示，PTBP1敲低组E-钙黏蛋白表达水平均高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SGC7901：1.42±0.05比0.53±0.05、0.57±0.03。AGS：1.34±0.04比0.54±0.03、0.61±0.01)，而N-钙黏蛋白和波形蛋白的表达水平均低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SGC7901：0.50±0.03比1.64±0.05、1.46±0.07，0.32±0.07比1.42±0.07、1.33±0.07。AGS：0.37±0.06比1.47±0.04、1.36±0.04，0.41±0.04比1.53±0.06、1.37±0.0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SGC7901＝11.63、13.19、18.83、11.68、11.43、10.43，tAGS＝15.02、16.23、14.67、12.97、14.45、17.18；P均<0.01)。 结论 胃癌组织和细胞中PTBP1表达水平均升高，并且参与调控胃癌细胞的增殖、转移和EMT。

目的 评估气囊辅助小肠镜(BAE)分期随访治疗波伊茨-耶格综合征(PJS)小肠息肉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收集2005年2月至2019年9月多次就诊于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并行BAE监测和治疗小肠息肉的PJS患者资料，观察BAE分期随访治疗次数、手术相关并发症及其进行内科保守或外科手术治疗的情况。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研究BAE随访治疗次数与每次切除小肠息肉数量和最大径的关系。 结果 共165例PJS患者入组，男98例，女67例，首次就诊平均年龄为(22.5±9.4)岁。165例PJS患者共进行664例次BAE手术，每例患者接受BAE手术的次数、随访治疗次数分别为(4.0±1.8)次和(2.8±1.1)次，接受2、3、4、5、6、7、8、9、10、11次BAE手术的患者分别有26、52、35、28、12、4、2、2、2、2例，接受2、3、4、5、6、7次BAE分期随访治疗的患者分别有165、76、30、12、4、4例。第1～5次BAE随访治疗期间每例患者内镜下切除小肠息肉数量分别为7.0枚(2.0枚，11.0枚)、4.0枚(2.0枚，10.0枚)、3.0枚(1.0枚，8.5枚)、5.5枚(1.8枚，10.3枚)、3.0枚(2.0枚，6.8枚)，切除小肠息肉的最大径分别为4.5 cm(3.0 cm，6.0 cm)、3.0 cm(1.5 cm，4.0 cm)、2.0 cm(1.5 cm，3.0 cm)、3.0 cm(2.5 cm，4.0 cm)、2.5 cm(1.5 cm，4.0 cm)。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BAE随访治疗次数与每次切除小肠息肉的数量和最大径均呈负相关(rs＝-0.141，P＝0.003；rs＝-0.400，P<0.01)。BAE切除小肠息肉的手术相关并发症总发生率为3.2%(21/664)，61.9%(13/21)的并发症经内科保守治疗后治愈。随访期间PJS合并肠套叠26例，其中20例(76.9%)经BAE切除小肠息肉治疗后肠套叠消失，共13例患者因肠套叠(6例)或息肉最大径较大堵塞肠腔(7例)行外科手术治疗。 结论 BAE分期随访治疗PJS小肠息肉安全、有效，可减少PJS小肠息肉数量，缩小息肉最大径，并能预防和治疗小肠息肉相关并发症，有效减少PJS患者行外科手术治疗的次数。

目的 探讨专业团队多途径健康教育模式对IBD患者药物治疗依从性、疾病知识掌握情况和复发率的影响，为制订科学的健康教育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2016年2月至2019年2月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IBD患者，根据是否参加过健康教育分为干预组(100例)和对照组(138例)。分别采用Morisky药物依从性量表8(MMAS-8)和中文版克罗恩病与溃疡性结肠炎知识问卷(CCKNOW)评估患者的药物依从性和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患者的MMAS-8评分、药物依从性差的比例、CCKNOW评分和随访48周时的疾病复发率。统计学方法采用两样本t检验和卡方检验。 结果 干预组患者的MMAS-8总分和CCKNOW总分均高于对照组[(5.58±1.96)分比(4.47±1.44)分、(10.87±4.21)分比(9.23±4.65)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5.06、-2.79，P均<0.05)。干预组患者药物依从性差的比例和随访48周时的疾病复发率均低于对照组[56.0%(56/100)比86.2%(119/138)、20.0%(20/100)比31.9%(44/13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38.18、4.17，P均<0.05)。 结论 专业团队多途径健康教育可有效改善IBD患者的药物依从性和对疾病知识的掌握情况，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降低复发率。

目的 通过全外显子组测序(WES)技术筛查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家系共有的低频变异位点，以期发现与PBC相关的新易感基因。 方法 收集2000年1月至2017年1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诊断的3个PBC家系的7例PBC患者和2名健康对照者的临床资料，提取血液DNA样本并进行WES，应用SAMtools 1.3软件检测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和得失位变异位点，并于已知数据库1000 Genome、ExAC、ESP6500和诺禾-中华基因数据库筛选低频变异位点。应用Pymol V2.3.2软件模拟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Ⅱ(MHC-Ⅱ)分子三维结构，观察家系间共有变异位点对应的氨基酸位置。 结果 7例PBC患者首诊年龄为(61.2±10.2)岁。血清检测结果示7例患者的ALP为(306.9±242.5) U/L，GGT为(121.7±85.9) U/L，ALT为(47.6±33.1) U/L，AST为(55.7±34.1) U/L，免疫球蛋白G为(14.9±3.1) g/L；抗核抗体核型均存在胞质颗粒型特征；抗线粒体抗体均为阳性。5例PBC患者出现腹腔内淋巴结肿大；2例患者合并肝外自身免疫病；2例患者肝脏活组织检查结果均提示界面性肝炎和小胆管病变。3个PBC家系间共有18个SNP位点，分别位于OTOA、OBSCN和人类白细胞抗原-DRB1(HLA-DRBI)基因。OTOA基因的rs200988634是3个家系共有的多态性位点；OBSCN基因的rs746424683、rs545316651、rs553144914、rs533059830和rs56087721分别导致9种氨基酸的改变；基因HLA-DRB1共有12个不同的SNP位点，分别导致12种氨基酸的改变，其中rs16822698、rs112796209和rs11554463核苷酸突变分别导致MHC-Ⅱ分子β链的G154A、Y152C和Y107X氨基酸改变，Y107X氨基酸位于MHC-Ⅱ分子与抗原肽结合凹槽区域。 结论 对PBC家系进行WES是阐明恶性变异候选基因OBSCN和OTOA较好的策略。HLA-DRB1为PBC的易感基因，可能通过改变氨基酸序列影响MHC-Ⅱ分子介导的抗原提呈过程。

目的 评估胃食管连接部收缩指数(EGJ-CI)在区分功能性烧心(FH)与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RGERD)患者中的作用。 方法 纳入2014年3月至2018年1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门诊就诊的PPI难治性烧心和(或)反流患者82例，其中RGERD患者50例(RGERD组)，FH患者32例(FH组)。比较RGERD组和FH组患者的EGJ-CI，计算EGJ-CI区分RGERD与FH患者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并分析EGJ-CI与高分辨率食管测压参数、基线阻抗水平和24 h阻抗-pH监测参数的相关性。统计学方法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ROC曲线分析和Spearman相关分析。 结果 RGERD组患者的EGJ-CI低于FH组[25.8 mmHg·cm (14.1 mmHg·cm, 35.9 mmHg· cm)(1 mmHg＝0.133 kPa)比39.2 mmHg·cm(23.0 mmHg·cm, 60.8 mmHg·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833，P＝0.005)。当EGJ-CI的临界值为35.8 mmHg·cm时，其区分RGERD与FH的灵敏度为76.0%，特异度为62.5%，AUC为0.69(95%CI 0.57～0.81)。EGJ-CI与下食管括约肌静息压、综合松弛压、远端收缩积分、远端食管压力、平均夜间基线阻抗水平(食管远端通道z6)均呈正相关(r＝0.812、0.631、0.451、0.490、0.401，P均<0.01)，而与DeMeester评分、酸暴露时间、总体反流事件数、酸反流事件数、长反流事件数、最长反流时间均呈负相关(r＝-0.363、-0.372、-0.346、-0.318、-0.300、-0.291，P均<0.01)。 结论 EGJ-CI有助于区分FH与RGERD患者。

目的 分析伴食管外症状的GERD患者的临床表现和食管动力学特征。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18年1月1日至10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180例伴食管外症状的GERD住院患者，分为咽喉症状组(65例)、气道症状组(58例)和混合症状组(57例)。比较3组的一般资料、临床症状、胃镜下表现，以及高分辨率食管测压、24 h食管pH联合多通道阻抗监测结果。采用卡方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年龄<40、40～60和>60岁的患者分别占12.8%(23/180)、53.3%(96/180)和33.9%(61/180)，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030，P＝0.017)。有18.9%(34/180)的患者不伴典型的反流症状。咽喉症状组、气道症状组和混合症状组胃镜下食管胃黏膜异位或巴雷特食管发生率[分别为21.5%(14/65)、5.2%(3/58)、8.8%(5/57)]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578，P＝0.014)。咽喉症状组、气道症状组和混合症状组食管下括约肌静息压、食管上括约肌静息压和远端收缩积分[分别为(8.57±0.76)、(8.87±0.79)、(10.51±0.97) mmHg(1 mmHg＝0.133 kPa)，(44.75±2.86)、(42.81±4.06)、(39.14±3.20) mmHg，(506.13±64.30)、(432.59±78.10)、(682.99±82.28) mmHg·s·cm]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咽喉症状组、混合症状组和气道症状组的DeMeester评分分别为(14.33±2.09)、(21.94±5.30)、(30.47±5.85)分，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226，P＝0.043)。多通道阻抗监测结果显示，患者反流物以酸反流和弱酸反流为主，分别占55.5%(76/137)和34.3%(47/137)，87.6%(120/137)的患者以立位时段反流为主，12.4%(17/137)的患者以平卧位时段反流为主。 结论 伴食管外症状GERD的发病与年龄有关。食管胃黏膜异位或巴雷特食管更多见于以咽喉症状为主要表现的GERD患者。气道症状为主的GERD存在更多的酸暴露和病理性酸反流，立位弱酸反流在伴食管外症状GERD的反流机制中起重要作用。

选择87例行肝穿刺活组织检查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明确其肝组织病理分期，并根据临床检查结果计算天冬氨酸转氨酶和血小板计数比值指数(APRI)、基于4因子的纤维化指数(FIB-4)、γ-谷氨酰转肽酶与血小板计数比值(GPR)、Forns指数和S指数，采用ROC曲线分析这5个指标诊断重度肝纤维化的价值。结果显示，APRI、FIB-4、GPR、Forns指数和S指数均能较好地诊断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重度肝纤维化，其中Forns指数和S指数AUC值最高，分别为0.849和0.850。

分析11例胰腺胶样癌(PCC)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包括患者基本资料，病灶大小、位置、形态、密度或信号强度，病灶内钙化、胰管扩张、胰腺萎缩和周围组织侵犯的情况，总结PCC的CT、MRI特征性表现。结果显示，PCC多发于老年男性，以胰头多见，病灶呈囊性或囊实性肿块，囊性区内见条索状分隔或分隔样实性肿瘤成分，呈膨胀性生长，可见点状和条形钙化，弥散加权成像和表观扩散系数图均呈高信号，增强呈轻度海绵网状渐进性强化，伴有胰腺萎缩和胰管扩张。

诺如病毒肠炎是急性腹泻的常见原因，大多呈自限性，于24～48 h内好转。然而，在器官移植术后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中，诺如病毒肠炎会表现为慢性感染，引起持续、严重的腹泻。该例患者在肾移植术后出现慢性、进行性加重的腹泻，因出现脱水、代谢性酸中毒、电解质紊乱、营养不良和肾功能损伤等并发症转诊至北京医院，经多学科讨论、诊断和治疗，病情明显缓解。

POEMS综合征是一种少见的多系统受累单克隆浆细胞增殖性疾病，临床表现多样。以吞咽困难伴多系统损害为表现的POEMS综合征鲜有报道。本例患者以全身水肿、吞咽困难为主要表现，合并多浆膜腔积液、多发性周围神经病变、皮肤改变(色素沉着、局部增厚，活组织病理检查提示淀粉样物质沉积)、M-蛋白阳性、内分泌功能异常、器官肿大等症状，诊断为POEMS综合征。

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病死率高，早期诊断对患者预后至关重要。基于靶向分子探针的分子影像技术为胃肠道肿瘤的早期诊断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使得早期诊断变得简单、可行。现简要综述胃肠道肿瘤早期诊断标志物，以及相关靶向分子探针在胃肠道肿瘤早期诊断中的研究进展。

基因型与临床表型关联分析是遗传学转化研究的重要部分，为疾病的早期干预、精准预防和治疗提供了依据。慢性胰腺炎(CP)是一种由遗传、环境等多种因素引起的胰腺组织纤维炎症性疾病。目前研究认为CP主要易感基因包括阳离子胰蛋白酶原(PRSS1)、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Kazal 1型(SPINK1)、胰凝乳蛋白酶C(CTRC)和囊性纤维化跨膜转导调节因子(CFTR)，遗传因素不仅影响CP的发生，也影响CP的临床表现、疾病进展和预后。本文系统阐述了CP主要易感基因突变对CP临床表型的影响，以加强对遗传因素与CP之间关联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