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 第100卷第41期

卒中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存质量的一类疾病。全球25岁以上人群中，卒中终身罹患风险约为25%，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罹患风险最高，达39%^[1]。我国卒中负担尤其沉重，因卒中而损失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在全球排名最高^[2]，给国家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3]。神经介入经过20余年发展，已成为脑血管疾病救治的主要方法。碘对比剂是神经介入的诊断、治疗及随访造影全程均必可不少的脑血管显影剂^[4]，而对比剂导致的并发症和不良反应也不容忽视。神经介入手术中碘对比剂使用量比心脏介入更大，发生急性肾损伤（AKI）、对比剂相关性脑病（CIE）等并发症的风险更高，亟需加强相关风险的规范化预防和处治。

至今尚没有推荐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特异性抗病毒药物。细胞研究表明，高浓度二磷酸氯喹（CQ）可发挥抗病毒作用。该研究评估了2种CQ剂量在重症COVID-19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为平行、双盲、随机的Ⅱb期临床试验，收录81例COVID-19成年患者。试验基地为巴西亚马逊马瑙斯市的三级医疗机构。试验时间为2020年3月23日至4月5日。干预措施：患者被分配接受高剂量CQ（600 mg，每天2次，持续10 d）或低剂量CQ（450 mg，第1天时每天2次；之后每天1次，持续4 d）。主要指标与评估：首要指标是高剂量组与低剂量组相比，死亡率至少降低了50%。此处提供的数据主要为治疗开始到第13天时的安全性和致死性指标。次要指标包括患者的临床状况、实验室检查和心电图结果。结果将持续记录至第28天。呼吸分泌物的病毒RNA检测在第0天和第4天进行。

人工血管动静脉瘘（AVG）血栓或失功是血液透折患者常见的问题，大部分患者血栓或失功的原因在于静脉吻合口狭窄，但目前对于血液透折通路的介入手段仍比较有限，主要采取的治疗方式是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PTA），但文献报道平均通畅时间仅为6个月，绝大部分患者需要反复多次的PTA才能确保AVG的正常使用。覆膜支架虽然单次治疗费用昂贵，但是长期通畅率较高，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较AVG血栓或失功后采取PTA或覆膜支架治疗的临床疗效。该研究为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共30个中心，共纳入269例患者，随机分为PTA或覆膜支架两组。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和治疗结果，比较两组患者24个月的再干预次数、治疗费用和累积治疗费用。通过24个月的随访发现，覆膜支架组与PTA组患者相比，可以减少27%的再干预次数（覆膜支架组3.7次，PTA组5.1次，P=0.005），两组患者治疗的总费用相近（覆膜支架27 483美元，PTA组28 664美元，P=0.490）。进一步亚组分析发现，AVG血栓组中，覆膜支架组可以显著减少再干预次数（覆膜支架组3.7次，PTA组6.2次，P=0.022），累积治疗费用也较低（覆膜支架组30 329美元，PTA组37 206美元，P=0.027）。AVG失功组中，覆膜支架组和PTA组的再干预次数和累积治疗费用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覆膜支架组3.7次，PTA组4.4次，P=0.120；覆膜支架组25 421美元，PTA组22 610美元，P=0.140）。本研究结果表明，对于AVG血栓患者，运用覆膜支架可以显著减少再干预次数，并可以减少累积治疗费用；而对于AVG失功患者，两种方法的再干预次数和累积治疗费用相近。

1986年，台湾地区报道了一种继发于超强毒力肺炎克雷伯菌（HvKP）的新综合征，其主要特征是能够在年轻和免疫能力强的宿主中引起严重感染。它们的毒力是通过有效获取铁和增加荚膜产量来解释的，这赋予了典型的高黏滞性表型。在相对健康的受试者中，超强毒力肺炎克雷伯菌一直与社区获得性肝脓肿有关，偶尔还伴有播散性疾病。因此，本文分析总结2019年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并发肝脓肿病例报道的血清型、序列类型以及临床特点，以"pneumonia"、"liver abscess"、"Klebsiella pneumoniae"以及"Hypermucoviscous"等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最终筛选出3篇文献，共7例病例。荚膜血清K1型为3例，序列类型均为ST23。荚膜血清型K2型为4例，其中3例序列类型为ST375，1例序列类型为ST881。K1血清型是原发性肝脓肿和继发性脓毒症栓子的主要病因，K2与继发性肝脓肿相关，这些荚膜血清型抗原的表达赋予了对吞噬作用的主要抵抗力。虽然属于序列类型ST23的荚膜基因型K1的分离株是该综合征最主要的病原体，但近年来病例分析提示K2-ST375分离株也可能是具有流行病学意义的肺炎克雷伯菌的超强毒力克隆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