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 第40卷第08期

随着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消化内镜领域的探索和运用，作为人工智能学习材料的内镜影像，其数据质量逐渐受到关注。本共识聚焦于人工智能相关内镜数据的采集与标注，着力阐明数据采集、标注、存储、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和使用标准等关键问题，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内镜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调优与测评，进一步推动我国消化内镜人工智能平台的高质量发展。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是早期消化道肿瘤微创治疗的重要方式，但其技术难度大、操作耗时长，并可能导致出血、穿孔和狭窄等不良事件。随着消化道肿瘤早诊早治工作的推进，ESD的临床普及度逐渐提高，但目前ESD相关不良事件和防治策略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对国内外ESD不良事件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基于现有证据和该领域专家意见，对食管、胃和结直肠病灶ESD相关出血、穿孔和狭窄等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预防和治疗方法进行了推荐陈述，期望为临床规范、安全开展ESD提供指导和参考。

目的 探讨无效食管动力(IEM)在非糜烂性反流病(NERD)诊断中的作用及其与酸暴露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选择2013年3月至2019年5月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行胃镜、食管高分辨率测压(HRM)、24 h pH值监测的具有GERD样症状，且胃镜检查无食管黏膜和结构异常改变的患者，基于罗马Ⅳ诊断标准重新评估，诊断分型为NERD、反流高敏感(RH)、功能性烧心(FH)。分析比较IEM患者食管HRM和酸反流相关参数的变化。统计学方法采用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参数检验和卡方检验。 结果 共收集228例患者资料，排除食管胃连接部(EGJ)流出道梗阻和重度食管动力障碍患者37例(8例贲门失弛缓症、9例EGJ流出道梗阻、4例远端食管痉挛、14例无效收缩、2例高收缩食管)、内镜下反流性食管炎53例(洛杉矶分级A级20例、B级15例、C级13例、D级5例)。最终138例患者入组，男60例，女78例，年龄为(50.1±14.1)岁，包括NERD 36例，RH 44例，FH 58例。按照食管HRM芝加哥分类标准将138例患者分为IEM组(46例，其中NERD 15例，RH 12例，FH 19例)和测压正常组(92例，其中NERD 21例，RH 32例，FH 39例)。两组诊断为NERD、RH和FH的患者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IEM组下食管括约肌(LES)长度[2.70(2.40，3.00) cm比3.00(2.70，3.20) cm]、LES静息压呼吸平均值[16.55(7.98，22.95) mmHg比19.10(14.15，25.68) mmHg, 1 mmHg＝0.133 kPa]、远端收缩积分[417.90(279.08，584.45) mmHg·s·cm比1 429.40(994.38，1 852.80) mmHg·s·cm]和EGJ收缩积分[37.86(26.97，46.78) mmHg·cm比45.19(35.39，58.20) mmHg·cm]均低于测压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3.33、2.09、8.09、2.90，P均<0.05)；两组的呼气末LES静息压、4 s完整松弛压、远端收缩延迟、上食管括约肌(UES)静息压、UES残余压、UES基线松弛时间、UES恢复时间、EGJ分型和食管酸反流相关参数[总酸暴露时间(AET)、立位AET、卧位AET、反流事件和Demeester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将36例NERD患者分为IEM组(15例)和测压正常组(21例)。IEM组远端收缩积分低于测压正常组[401.10(276.60，555.60) mmHg·s·cm比1 135.00(903.20，1 537.65) mmHg·s·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93，P<0.01)；两组的EGJ分型、其他HRM相关参数和酸反流相关参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IEM与NERD的诊断无关；表现为IEM的胃镜阴性GERD样症状患者或NERD患者除食管体部动力减弱外，评价抗反流屏障功能的EGJ形态分型与IEM也无关；在NERD患者，IEM与食管酸暴露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目的 探讨英夫利西单克隆抗体(IFX)对CD患者肠黏膜屏障的修复作用。 方法 选择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于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就诊的CD患者382例，均行IFX治疗，另选择103名行结肠镜检查者作为健康对照组。收集CD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一般临床资料、空腹血和肠黏膜组织样本，计算BMI，检测血红蛋白、白蛋白、ESR、CRP，以及相关炎症因子TNF-α、γ干扰素、IL-1、IL-2、IL-6、IL-8、IL-10、IL-17A表达水平及其mRNA水平。采用克罗恩病疾病活动指数(CDAI)和克罗恩病简化内镜评分(SES-CD)评价CD患者的疾病活动度。采用蛋白质印迹法分析闭锁蛋白、紧密连接蛋白-1、闭锁小带蛋白-1(ZO-1)和连接黏附分子-A(JAM-A)表达水平。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肠黏膜上皮细胞。统计学分析采用t检验。 结果 CD患者治疗前BMI、血红蛋白、白蛋白水平均低于健康对照组[(18.3±1.8) kg/m2比(20.2±1.2) kg/m2、(95.3±8.4) g/L比(129.2±5.7) g/L、(33.2±5.4) g/L比(50.3±3.2) 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457、5.342、2.674，P均<0.05)。CD患者治疗后BMI和血红蛋白水平均高于治疗前[(19.5±2.1) kg/m2比(18.3±1.8) kg/m2、(117.2±10.3) g/L比(95.3±8.4) g/L]，CRP水平、CDAI评分、SES-CD评分均低于治疗前[(16.3±2.3) mg/L比(47.2±9.3) mg/L、(113.2±12.5)分比(245.2±23.5)分、(5.0±2.1)分比(10.0±4.3)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090、2.339、2.432、6.345、5.234，P均<0.05)。健康对照组促炎因子TNF-α、γ干扰素、IL-2、IL-6、IL-8、IL-17A表达水平及其mRNA水平均低于CD患者治疗前[分别为(1.1±0.4) ng/L比(158.2±38.3) ng/L、(3.2±0.8) ng/L比(28.3±13.4) ng/L、(2.7±1.3) ng/L比(3.3±2.4) ng/L、(5.2±0.3) ng/L比(16.3±7.4) ng/L、(16.3±6.3) ng/L比(18.9±10.2) ng/L、(10.5±2.3) ng/L比(38.5±11.2) ng/L；1.00±0.00比4.68±0.34、7.83±0.32、1.25±0.46、8.36±0.44、2.01±0.89、6.83±0.5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345、6.456、3.008、4.009、7.045、10.223，8.345、11.235、1.114、12.334、5.304、5.678；P均<0.05)。CD患者治疗后TNF-α、γ干扰素、IL-2、IL-6、IL-8、IL-17A表达水平及其mRNA水平均低于治疗前[分别为(106.4±29.9) ng/L比(158.2±38.3) ng/L、(25.7±10.8) ng/L比(28.3±13.4) ng/L、(2.9±1.7) ng/L比(3.3±2.4) ng/L、(15.4±4.2) ng/L比(16.3±7.4) ng/L、(17.2±8.7) ng/L比(18.9±10.2) ng/L、(29.9±12.7) ng/L比(38.5±11.2) ng/L，2.45±0.21比4.68±0.34、3.75±0.18比7.83±0.32、1.09±0.22比1.25±0.46、3.78±0.21比8.36±0.44、1.67±0.33比2.01±0.89、2.96±0.11比6.83±0.5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9.345、2.456、2.334、2.090、3.009、8.345，4.567、6.445、2.046、7.774、3.008、8.867；P均<0.05)。蛋白质印迹法结果显示，CD患者治疗前肠黏膜组织中的闭锁蛋白、紧密连接蛋白-1、ZO-1和JAM-A表达水平均低于健康对照组(0.21±0.03比1.00±0.02、0.17±0.07比1.00±0.01、0.16±0.06比1.00±0.04、0.26±0.08比1.03±0.04)，CD患者治疗后闭锁蛋白、紧密连接蛋白-1、ZO-1和JAM-A的mRNA水平均高于治疗前(0.77±0.08比0.21±0.03、0.69±0.08比0.17±0.07、0.78±0.09比0.16±0.06、0.72±0.07比0.26±0.0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567、6.346、5.557、8.456，9.678、8.671、10.456、7.456；P均<0.05)。 结论 IFX能有效缓解CD患者病情活动，改善其营养状态，可通过减轻CD患者体内的炎症反应，维持肠上皮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修复CD患者的肠黏膜屏障。

目的 探讨黏附侵袭性大肠埃希菌(E.coli)LF82菌株对UC小鼠肠道屏障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24只清洁级C57BL/6小鼠分为菌株UC组、UC组和健康对照组，每组8只。采用葡聚糖硫酸钠(DSS)诱导小鼠UC模型，造模前1周，给予菌株UC组小鼠1×109 CFU E．coli LF82菌株灌胃，使菌株定植。通过疾病活动指数(DAI)、结肠大体形态损伤评分、结肠黏膜损伤指数(CMDI)、结肠组织髓过氧化物酶(MPO)活性、组织病理学表现等比较E.coli LF82对UC小鼠结肠炎症的作用。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和直接免疫荧光染色法观察3组小鼠结肠组织超微结构和细胞骨架F-肌动蛋白的变化，采用过碘酸希夫反应(PAS)染色和天狼星红染色评估结肠黏液分泌能力和纤维化程度。采用t检验、最小显著差异法、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菌株UC组小鼠造模第4、5、6、7天DAI评分均高于UC组[分别为(2.53±0.38)分比(2.01±0.53)分、(3.02±0.62)分比(2.67±0.24)分、(3.13±0.61)分比(2.20±0.24)分、(3.27±0.28)分比(2.20±0.69)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37、2.25、9.56、10.24，P均<0.05)。菌株UC组小鼠结肠的大体形态损伤评分高于UC组[(6.17±1.94)分比(2.83±0.9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75，P<0.05)。菌株UC组小鼠CMDI和结肠黏膜MPO活性均高于UC组[(16.80±2.79)分比(11.80±3.11)分、(729.3±77.5) U/mg比(594.4±31.9) U/m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83；均值差值为134.82，95%CI 72.12～197.51；P均<0.05)。透射电子显微镜下结果显示，菌株E.coli LF82可侵入小鼠肠上皮下，引起结肠组织进一步损伤，使结肠骨架蛋白F-肌动蛋白分布状况发生改变。PAS染色结果显示，菌株UC组和UC组PAS阳性细胞百分比低于健康对照组[(32.40±8.02)%、(41.90±8.99)%比(57.70±11.5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7.63，P<0.01)，菌株UC组PAS阳性细胞百分比低于U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值差值为－9.50，95%CI －18.33～－0.67，P<0.05)。天狼星红染色结果显示，菌株UC组结肠黏膜绒毛上皮部分被破坏，胶原纤维增生严重；菌株UC组和UC组胶原纤维面积比高于健康对照组[(51.83±5.78)%、(37.11±5.59)%比(15.41±2.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86.72，P<0.01)；菌株UC组胶原纤维面积比高于U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值差值为14.83，95%CI 8.91～20.76，P<0.05)。 结论 E．coli LF82可加重DSS诱导的UC小鼠结肠炎症，导致结肠超微结构和细胞骨架发生改变，还可降低小鼠结肠黏液分泌能力，增加结肠组织纤维化程度。

目的 探讨肝细胞肝癌(HCC)组织中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和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连续纳入2008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南通大学附属南通第三医院接受手术的344例HCC患者，应用组织芯片结合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病理石蜡样本HCC组织中PD-L1的表达，分析PD-L1在肿瘤细胞和肿瘤浸润免疫细胞中的表达与HCC临床病理参数和预后的相关性，探讨影响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统计学方法采用卡方检验、log-rank检验、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 结果 PD-L1阳性信号定位于HCC肿瘤细胞和肿瘤浸润免疫细胞的细胞膜和(或)细胞质上。肿瘤细胞中PD-L1阳性表达率为21.8%(75/344)。肿瘤细胞中PD-L1的阳性表达与肿瘤组织学分级、微血管侵犯有关，组织学分级Ⅰ、Ⅱ、Ⅲ级患者的PD-L1表达阳性率分别为7.7%(2/26)、16.5%(19/115)、26.6%(54/203)，有微血管侵犯和无微血管侵犯的患者PD-L1表达阳性率分别为29.3%(34/116)、18.0%(41/22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7.659、5.787，P＝0.022、0.016)。肿瘤浸润免疫细胞PD-L1阳性表达率为47.1%(162/344)。肿瘤浸润免疫细胞中PD-L1的表达与微血管侵犯有关，有微血管侵犯和无微血管侵犯的患者PD-L1阳性表达率分别为56.9%(66/116)、42.1%(96/2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751，P＝0.009)。HCC肿瘤细胞中PD-L1阴性表达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61个月(30个月，92个月)，PD-L1阳性患者为16个月(6个月，44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722，P<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PD-L1在HCC肿瘤细胞中的表达是影响总生存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HR)＝3.090, P<0.01]。 结论 PD-L1在HCC组织肿瘤细胞中的表达可能与肿瘤恶性程度、侵袭性相关，并且可能是潜在的预后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心磷脂酰基转移酶1(ALCAT1)对脂肪肝细胞模型中肝细胞脂肪变和氧化应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方法 以游离脂肪酸(FFA；亚油酸和棕榈酸混合物)诱导建立脂肪肝细胞模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和蛋白质印迹法检测ALCAT1在脂肪肝细胞模型中的表达情况。构建空载小干扰RNA(siRNA)质粒和ALCAT1 siRNA质粒。以空载siRNA质粒转染人正常肝细胞(L-02细胞)24 h，然后与FFA共培养24 h，设立脂肪肝细胞模型组；以ALCAT1 siRNA质粒转染L-02细胞24 h，然后与FFA共培养24 h，设立ALCAT1干预组；以常规培养基培养的L-02细胞作为空白对照组。在透射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各组的脂滴沉积、线粒体形态，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测定自噬体标志物微管相关蛋白1轻链3-Ⅱ(LC3-Ⅱ)、酵母ATG6同源物(Beclin1)和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信号通路关键蛋白mTOR和磷酸化丝氨酸/苏氨酸激酶(AKT)的表达水平，采用ELISA法测定氧化应激产物丙二醛、4-羟基壬烯醛(4-HNE)、活性氧和炎症因子IL-6、TNF-α的表达。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脂肪肝细胞模型中ALCAT1的mRNA和蛋白质的表达水平均高于阴性对照组(9.26±0.83比1.02±0.12、0.35±0.02比0.17±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9.82、6.83，P均<0.05)。透射电子显微镜结果显示，脂肪肝细胞模型组和ALCAT1干预组的脂滴沉积量均高于空白对照组(17.67±3.52和7.67±0.33比4.33±0.33)，ALCAT1干预组脂滴沉积量低于脂肪肝细胞模型组(7.67±0.33比17.67±3.5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76、7.07、2.82，P均<0.05)；脂肪肝细胞模型组线粒体肿胀程度高于空白对照组，而ALCAT1干预组线粒体肿胀程度低于脂肪肝细胞模型组。蛋白质印迹法结果显示，脂肪肝细胞模型组的LC3-Ⅱ表达水平高于空白对照组(0.43±0.01比0.28±0.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32，P<0.05)；脂肪肝细胞模型组的Beclin1表达水平与空白对照组比较(0.93±0.05比0.98±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LCAT1组的LC3-Ⅱ、Beclin1表达水平均高于脂肪肝细胞模型组和空白对照组(0.95±0.04比0.42±0.01和0.28±0.02、2.07±0.06比0.93±0.05和0.98±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3.30、15.63、14.05、13.02，P均<0.05)。脂肪肝细胞模型组和ALCAT1干预组的mTOR表达水平均低于空白对照组(1.44±0.02和0.74±0.01比1.93±0.10)，ALCAT1干预组mTOR的表达水平低于脂肪肝细胞模型组(0.74±0.01比1.44±0.0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83、12.04、32.14，P均<0.05)；脂肪肝细胞模型组和ALCAT1干预组的磷酸化AKT的表达水平均低于空白对照组(0.14±0.01和0.07±0.01比0.28±0.01)，ALCAT1干预组磷酸化AKT的表达水平低于脂肪肝细胞模型组(0.07±0.01比0.14±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8.59、14.10、5.96，P均<0.05)。ELISA检测结果显示，脂肪肝细胞模型组和ALCAT1干预组的活性氧、丙二醛、4-HNE、IL-6和TNF-α的表达水平均高于空白对照组[(11.44±0.30)和(5.84±0.36) g/L比(1.72±0.38) g/L、(19.94±2.47)和(11.95±1.55) μmol/L比(1.47±0.18) μmol/L、(5.00±0.43)和(2.99±0.37) ng/L比(1.46±0.23) ng/L、(203.40±5.16)和(92.07±11.98) ng/L比(23.32±3.33) ng/L、(123.70±8.38)和(67.42±4.88) ng/L比(47.18±4.57) 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9.86、7.86、7.45、6.74、7.22、3.49、29.34、5.53、8.02、3.03，P均<0.05)。ALCAT1干预组的活性氧、4-HNE、IL-6和TNF-α的表达水均低于脂肪肝细胞模型组[(5.84±0.36) g/L比(11.44±0.30) g/L、(2.99±0.37) ng/L比(5.00±0.43) ng/L、(92.07±11.98) ng/L比(203.40±5.16) ng/L、(67.42±4.88) ng/L比(123.70±8.38) 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1.99、3.51、8.54、5.81，P均<0.05)；ALCAT1干预组丙二醛的表达水平与脂肪肝细胞模型组比较[(11.95±1.55) μmol/L比(19.94±2.47) μmol/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ALCAT1在脂肪肝细胞模型肝细胞中表达上调，敲减ALCAT1可抑制mTOR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激活自噬，减轻肝细胞脂肪变、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

非静脉曲张上消化道出血发病率和死亡率均较高，急诊行胃镜检查对及时明确出血部位和病因意义重大。本研究回顾性选择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198例急性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根据发病至胃镜检查的时间分为择期和急诊胃镜组两组。比较两组临床综合疗效发现，急诊胃镜组病因诊断率、出血控制后1周内和1个月再出血率、住院时间、输血量、住院费用均优于择期胃镜组[91.3%(94/103)比81.8%(77/95)、6.8%(7/103)比23.2%(22/95)、5.8%(6/103)比20.0%(19/95)、9.50 d(8.82 d, 10.18 d)比10.75 d(10.06 d, 11.43 d)、286.27 mL(204.19 mL, 368.36 mL)比484.21 mL(366.16 mL, 602.26 mL)、10 340.65元(9 526.03元，11 155.27元)比11 644.64元(10 638.25元，12 651.02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4.375、10.583、9.001，Z＝－2.754、－2.445、－2.404，P均<0.05)。总之，急性非静脉曲张上消化道出血患者急诊行胃镜检查可以获得良好的疗效，应在临床上推广。

回顾性分析2013年11月至2014年8月、2016年6至12月香港大学深圳医院H.pylori初治患者根除方案和根除率，结果显示H.pylori根除率呈下降趋势[总根除率76.5%(202/264)比73.8%(276/374)]，含左氧氟沙星方案使用比例增加3.2倍[12.9%(34/264)比54.5%(204/374)]。募集深圳多中心2016年9月至2018年4月碳13尿素呼气试验检测结果呈阳性、初治、行胃镜检查患者，H.pylori培养阳性率为74.7%(557/746)，药物敏感试验结果显示阿莫西林耐药率为1.3%(7/557)，克拉霉素为34.1%(190/557)，左氧氟沙星为42.4%(236/557)，甲硝唑为92.5%(515/557)，呋喃唑酮为0，盐酸四环素为0，甲硝唑、克拉霉素、左氧氟沙星联合耐药率为56.2%(313/557)；依据药物敏感试验结果H.pylori根除成功率为94.2%(483/513)，依据本地区耐药背景，H.pylori根除率为86.1%(136/158)。左氧氟沙星、克拉霉素高耐药是导致深圳地区H.pylori整体根除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依据药物敏感试验结果和耐药背景选择方案可提高H.pylori根除率。

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相关血管炎是一类较为常见的原发性小血管炎，常有全身多系统损害，但因患者临床表现复杂而易导致误诊。现报告1例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相关血管炎累及肺、肾、肝、肠道的长期误诊病例，经多学科协作病例讨论后确立诊断并给予适当治疗。

胃结核罕见，因缺乏临床特异性，诊断困难，临床医师认识不足，易被误诊、漏诊，延误病情。现报道2018年收治的1例以纳差、消瘦、上腹胀痛为主要表现的胃结核被误诊为胃癌患者，并通过文献复习探讨胃结核的诊断、鉴别诊断，旨在提高消化内科医师对该疾病的认识，从而及时诊断与治疗。

肝性脊髓病(HM)是一种罕见的慢性肝病相关并发症，主要表现为双下肢对称性进行性痉挛性截瘫，其发生与肝功能障碍和广泛门腔分流有关，包括自发性门腔分流和医源性门腔分流。有报道称肝移植等能够改善早期HM患者症状，但对于晚期HM患者无明显效果。现报道1例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后晚期HM患者，在接受附脐静脉栓塞后，患者HM症状改善，表明彻底栓塞肝外自发门腔分流道对TIPS术后HM治疗有效。

CD是一种慢性致残性疾病，可导致肠道纤维化、肠道穿孔、瘘道形成、肠道功能丧失，造成患者的生活质量严重降低。因此，改善CD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生物制剂的广泛使用，CD临床疗效有了大幅度提高，在CD的治疗和管理方面已有更多研究关注客观的参数变化。随着选择炎症性肠病治疗靶点(STRIDE)共识的提出，达标治疗策略逐步在临床中推广运用。然而，目前并没有大规模的前瞻性研究结果证实该目标可显著改善CD患者的预后。本文拟回顾近期关于CD治疗目标的相关文献，提供当前建议和支持证据。

隐源性多灶性溃疡性狭窄性小肠炎(CMUSE)是一种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的罕见的小肠溃疡性疾病。其临床特征为反复发作的小肠多发浅表溃疡和肠腔硬化狭窄，伴有腹痛、呕吐、腹泻、黑便、贫血、低蛋白血症等，病理特征为局限于黏膜和黏膜下层的浅表溃疡。影像学结合小肠镜检查对该病的诊断价值较高。糖皮质激素治疗有效，但易发生依赖，对于糖皮质激素依赖或无效的患者可考虑应用免疫抑制剂，肠内营养亦有一定疗效，生物制剂的疗效尚须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