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 第100卷第25期

二代测序等病原体检测技术提升了临床对新发病毒性脑炎的诊断水平。近年来国内、国外学者发现了一系列新型神经侵袭性病毒，其中某些病毒具有高度的致病性和传染性。临床医生应关注此类疾病，及时识别并诊断，重视新发病毒性脑炎公共卫生意义。

接触蛋白相关蛋白2是一种广泛分布于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的细胞黏附分子，协助有髓轴突上电压门控钾离子通道的正确定位和聚集，维持和稳定静息电位及动作电位。而抗接触蛋白相关蛋白2抗体可以干扰和破坏这种作用，引起中枢神经及周围神经和组织器官损害，出现认知障碍、癫痫发作、边缘性脑炎、莫旺综合征和Isaacs综合征等纷繁复杂的临床症状或综合征，其基本核心是抗接触蛋白相关蛋白2抗体引发了免疫损伤、导致自身免疫性脑炎—抗接触蛋白相关蛋白2抗体脑炎。因此，血清和脑脊液针对性的抗体检测极为关键，通常情况下此类疾病对免疫治疗有较好的反应和疗效。

CT引导下颅外非半月节射频治疗三叉神经痛较传统颅内半月节射频更容易实现对三叉神经各分支的高选择性治疗，且穿刺针无需进入颅内操作，不会因穿刺针在颅内反复寻找责任支而引发颅内出血与感染，因而安全性更高。为实现颅外非半月节射频治疗三叉神经痛技术的同质化，特制定本技术规范。

目的 探讨成人病毒性脑炎后自身免疫性脑炎（PVEAE）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4年11月至2019年10月在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收治的10例PVEAE患者资料，分析症状学、脑脊液学、免疫学、神经影像学等特点及治疗方案。 结果 男5例，女5例，年龄44（18，66）岁。9例两次脑炎发作间隔37（24，60）d，1例无明显间隔。病毒性脑炎峰期改良Rankin评分（mRS）4.5（4.0，5.0）分，恢复期mRS 2.0（1.0，3.0）分。自身免疫性脑炎（AE）峰期mRS 4.0（3.0，5.0）分。AE期症状包括：精神行为异常10例（10/10），记忆力下降10例（10/10），运动障碍5例（5/10），自主神经功能障碍5例（5/10），言语障碍4例（4/10），癫痫发作2例（2/10），意识水平下降2例（2/10），症状数4（2，6）个/例。AE期，脑脊液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抗体阳性率为8/10，血清抗体阳性率为2/10。神经影像学显示AE期8例病灶范围增大，1例病灶缩小，1例无明显变化。AE期10例均给予一线治疗，2例加用长程免疫治疗，9例患者病情明显缓解，mRS为2.0（1.0，4.0）分，随诊mRS为1.0（0，2.0）分。 结论 PVEAE可呈典型双峰脑炎表型、假单峰表型或单峰表型，在AE阶段脑脊液抗体由阴转阳。需重视该病的识别与诊断，确诊后积极免疫治疗。

目的 分析总结重症及难治性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出重症监护病房（ICU）后接续治疗阶段的临床特点、治疗方案及预后，提出接续治疗流程建议。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12月至2019年10月在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神经科普通病房收治的重症及难治性抗NMDAR脑炎，重点关注转出ICU至出院的接续治疗，并进行随访。 结果 重症及难治性抗NMDAR脑炎20例，男女比例为9∶11，转入普通病房时病程为4.4（2.0，6.0）个月。6例神志清楚，6例为昏迷状态，5例为恢复早期，3例为恢复后期。并发症包括重度营养不良、肺炎、尿路感染、褥疮、白细胞减少等。7/18患者脑脊液抗NMDAR抗体高滴度阳性（≥1∶100）。10例接受静脉用丙种球蛋白（IVIg）治疗，少数患者使用激素冲击（1例）、利妥昔单抗（2例）、鞘内注射甲氨蝶呤（1例）和环磷酰胺（1例）治疗，所有患者加用长程免疫制剂吗替麦考酚酯（1.0~3.0 g/d）。随访17.0（8.0，27.0）个月，16例（80%）患者预后良好（mRS≤2分），病死率10%。 结论 接续治疗阶段患者神经功能障碍突出、合并症多，治疗周期较长。全面评估神经功能与并发症情况，采取个体化的免疫治疗，联合支持治疗和对症治疗，多数患者远期预后较好。

目的 探究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患者的认知障碍、脑血流灌注改变及其相互关系。 方法 纳入2015年6月至2019年2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恢复期抗NMDAR脑炎患者15例和健康对照（HC）15名，接受神经心理学评估其临床症状及认知功能，磁共振动脉自旋标记（ASL）灌注成像扫描评估其脑血流灌注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两者相关性。 结果 （1）抗NMDAR脑炎患者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得分低于健康对照组[（26.5±2.5）分比（28.6±1.9）分，P=0.015]，在记忆、注意、语言、执行功能得分方面也均低于健康对照组（P<0.05），在临床症状、生活能力及精神情绪方面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抗NMDAR脑炎患者全脑总脑血流量（CBF）明显低于HC组（0.949±0.028比0.953±0.025，P=0.001），双侧额下回三角部/岛盖部及左侧中央前回CBF明显低于HC组，左侧颞下回及左侧梭状回CBF明显高于HC组（P<0.05）。（3）抗NMDAR脑炎患者左侧中央前回CBF与Stroop色词测验-字呈负相关（r=-0.68，P=0.005）；左侧梭状回CBF与Stroop色词测验-字（r=0.62，P=0.015）及彩色数字连线实验-A（r=0.81，P<0.001）呈正相关，与中文听觉词语学习测试-即刻（r=-0.59，P=0.020）及言语流畅性测验-动物（r=-0.58，P=0.024）呈负相关。 结论 抗NMDAR脑炎患者存在记忆、语言、注意和执行功能等认知功能障碍并与脑血流灌注改变相关，脑血流灌注可以作为抗NMDAR脑炎早期诊断，病情监测及预后评估的指标，改善恢复期患者脑血流有可能对认知恢复有促进作用。

目的 比较抗富亮氨酸胶质瘤失活1蛋白（LGI1）脑炎复发组与单病程组临床特征、检查、诊断治疗及预后差异。 方法 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5年1月至2019年1月确诊抗LGI1脑炎并给予免疫治疗患者，分为复发组与单病程组。回顾性分析患者临床资料、治疗方法、治疗时间及预后。 结果 33例抗LGI1脑炎患者中，复发组12例，单病程组21例，两组随访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起病诱因、重症监护、临床表现、急性期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患者血、脑脊液（CSF）检测阳性率、低钠血症、心电图、脑电图、CSF、磁共振异常率及病灶累及部位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复发组及单病程组患者确诊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复发组患者中位免疫治疗时间为102.5 d，单病程组为194.0 d，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单病程组患者最后随访预后差0例（mRS>2分）；复发组患者预后差6例，其中死亡4例。与单病程组患者相比，复发组患者预后差（P=0.007）。 结论 复发在抗LGI1脑炎中很常见。复发组患者较单病程组接受免疫治疗时间短，预后差。

目的 描述儿童抗髓鞘少突细胞糖蛋白（MOG）抗体阳性皮质脑炎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6月至2019年10月于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住院，血清抗MOG抗体检测阳性，且病程中存在皮质脑炎表型患儿的临床特点。抗MOG抗体检测使用基于转染细胞（CBA）的间接免疫荧光法。 结果 共5例患儿病程中存在1次及以上皮质脑炎发作，女3例，男2例。起病年龄8岁至12岁1个月。至随访末3例为单相病程，2例为复发缓解病程。8次以皮质脑炎为表型的发作中，6次有癫痫发作，其中3次为癫痫持续状态，缓解期患儿无遗留反复癫痫发作。其他症状包括：发热（7/8），头痛、呕吐（4/8），嗜睡（3/8），偏瘫（1/8）。头颅MRI均存在单侧皮质肿胀，病灶无出血坏死。脑脊液白细胞存在不同程度升高（8×106/L~186×106/L）。所有患儿急性期使用丙种球蛋白及糖皮质激素治疗后症状均消失，其中2例有复发，加用吗替麦考酚酯口服。 结论 抗MOG抗体可介导皮质脑炎表型，临床以发热、头痛、癫痫发作常见，严重意识障碍及局灶神经功能受累少见；头颅MRI常表现为单侧皮质肿胀，无出血坏死；免疫治疗大多效果好，缓解期无遗留癫痫发作，部分患者可复发。

目的 探讨神经电生理监测（NM）辅助下经皮内镜下颈椎间盘切除术（PECD）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CSR）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4月至2018年5月河南省人民医院脊柱外科收治的55例CSR患者临床资料，其中29例应用多模式NM辅助下PECD治疗（NM组），26例单纯应用PECD治疗（PECD组）。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手术时间、出血量、平均住院日、并发症以及术前、术后1个月与末次随访时颈部和上肢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日本矫形外科协会（JOA）评分等指标。组间数据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 两组所有患者均获得至少18个月的随访。术后1个月NM组和PECD组颈部疼痛VAS分别为（2.1±1.2）、（2.0±1.1）分，上肢VAS分别为（2.4±1.2）、（2.2±0.8）分；末次随访时两组颈部VAS分别为（0.8±0.5）、（0.7±0.5）分，上肢VAS分别为（0.8±0.7）、（0.8±0.5）分，均较术前[颈部：（6.0±1.0）、（5.9±1.0）分，上肢：（7.1±0.9）、（7.4±0.9）分]明显降低（t=12.670~27.305，均P<0.05），但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1.107~0.917，均P>0.05）。术后1个月NM组和PECD组JOA评分分别为（12.7±0.8）分、（12.6±0.8）分，末次随访时分别为（14.6±0.7）分、（14.4±0.8）分，均较术前[（11.1±1.0）分、（10.9±0.8）分]明显升高（t=-11.074、-14.829、-9.603、-13.086，均P<0.05），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842、0.003，均P>0.05）。NM组出血量、手术时间与PECD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615、-0.922，均P>0.05），但住院时间、并发症均显著减少（t=-2.815，χ2=4.755，均P<0.05）。 结论 多模式NM辅助下PECD治疗CSR获得满意疗效的同时可降低平均住院日、减少并发症，提高手术安全性。

目的 探讨儿童先天性脊柱侧弯患儿行后路截骨矫形内固术的围手术期出血情况并分析其相关的影响因素。 方法 将2017年6月至2019年6月于北京儿童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106例先天性脊柱侧弯患儿纳入研究，所有患儿均行后路单节段截骨矫形内固定术。术前根据身高、体重计算患儿的总血容量。住院期间记录患儿围手术期显性失血，术后根据OSTHEO公式计算患儿隐性失血。将患儿年龄、性别、身高、体重、术前Cobb角、矢状面后凸角、矫正的Cobb角及后凸角、手术节段、置钉数量、手术时间、实验室检查等指标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探讨影响围手术期出血的相关因素。 结果 所有患儿均顺利完成手术。患儿年龄（7.3±2.3）岁，手术时间（162±56）min，平均3个手术节段，手术矫正率78.4%。患儿围手术期失血总计（568±208）ml，占总体血容量的42.3%，其中显性失血（334±193）ml，隐性失血（234±199）ml，分别占总体失血量的58.8%和41.2%。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术前Cobb角、手术时间、手术节段数与围手术期出血量密切相关。术前Cobb角≥40°、手术范围≥4个节段、手术时间≥140 min的患儿出血量明显增加（均P<0.05）。性别、后凸角度、矫正的角度、置钉数量、术前血常规、凝血等指标与围手术期出血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先天性脊柱侧弯患儿围术期出血量多，其中隐性失血的比例较高；畸形严重、手术节段多、手术时间长的患儿发生大量失血的风险较高。

目的 探索重症患者股四头肌厚度（股直肌厚度、股中间肌厚度）、横截面积（股直肌横截面积）与医学研究委员会（MRC）手法肌力评分的相关性，及其随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的变化特点，并判断肌肉变化对ICU获得性衰弱（ICU-AW）的诊断价值。 方法 纳入2019年3至10月于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治疗预期≥5 d的患者，前瞻性收集患者入ICU第1天（D1）、第3天（D3）、第5天（D5）、第7天（D7）、出ICU时（D出ICU）超声测量下的股直肌横截面积、股直肌肌肉厚度、股中间肌肌肉厚度以及评价D出ICU时MRC肌力评分，分析其相关性以及股四头肌变化的规律。并以D出ICU时MRC>48分作为诊断ICU-AW阳性的标准，分析股四头肌肌肉变化与ICU-AW的关系。采用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45例重症患者，男25例，女20例，年龄为（58±10）岁。患者的股直肌横截面积、股直肌厚度、股中间肌厚度随ICU住院时间的增长而减少。股直肌横截面积、厚度及股中间肌厚度与MRC评分呈正相关（r=0.452、0.411、0.402，均P<0.05），股直肌横截面积、厚度及股中间肌厚度的下降幅度均与MRC评分呈负相关（r=-0.682、-0.740、-0.734，均P<0.05）。入ICU第3天股直肌横截面积萎缩率预测ICU-AW阳性的临界值为6.0%，敏感度为66.7%，特异度为77.8%；第5天股直肌厚度萎缩率预测ICU-AW阳性的临界值为14.5%，敏感度为77.8%，特异度为66.7%；第7天股中间肌厚度萎缩率预测ICU-AW阳性的临界值为19.9%，敏感度为70.6%，特异度为87.5%。 结论 床旁超声测量股四头肌横截面积、厚度对ICU-AW有一定的诊断价值，能够早期识别ICU-AW患者。

目的 探讨甲氨蝶呤（MTX）及其代谢产物7-羟基甲氨蝶呤（7-OHMTX）浓度监测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患者MTX延迟排泄中的临床应用。 方法 横断面研究。选择2019年4至8月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97例ALL患儿，所有患儿共进行了192次大剂量MTX治疗。采集患儿大剂量MTX治疗后停药0、24、48 h外周血标本，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HPLC-MS/MS）检测MTX和7-OHMTX的浓度。根据判断延迟排泄的浓度标准，分为正常排泄组（n=149）和延迟排泄组（n=43）。根据年龄分为0~9岁组（n=95）、10~14岁组（n=50）、15~18岁组（n=47）。分析正常排泄组和延迟排泄组之间、不同年龄组之间在停药后不同监测时间点MTX和7-OHMTX浓度差异。根据停药后0 h时MTX和7-OHMTX浓度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将曲线上约登指数最大一点对应的浓度值设定为预警延迟排泄的警示值。分析大剂量MTX治疗后延迟排泄与不良反应的相关性，以及各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结果 延迟排泄组在不同监测时间点的MTX和7-OHMTX浓度均高于正常排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本研究使用的治疗方案下，可将0 h时MTX浓度（CMTX-0h）>148.8 μmol/L和7-OHMTX浓度（C7-OHMTX-0h）>17.8 μmol/L作为警示值，预警ALL患儿可能发生MTX延迟排泄的敏感度分别为72.1%和97.7%，特异度分别为84.6%和54.4%。MTX延迟排泄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呈正相关（r=0.58，P<0.01）。延迟排泄组肝功能损伤和肾功能损伤发生率分别为32.6%、37.2%，高于正常排泄组的12.8%、3.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其他类型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在两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不同年龄组间在不同监测时间点的MTX浓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7-OHMTX浓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使用HPLC-MS/MS法同时监测血浆中MTX及7-OHMTX浓度可以为ALL患儿大剂量MTX治疗时临床个体化用药和药代动力学研究提供参考。

目的 探讨引产对剖宫产后阴道分娩（VBAC）母婴结局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3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452例进行剖宫产术后阴道试产（TOLAC）孕妇的临床资料。其中VBAC孕妇共计331例，按照临产方式分为自然临产组（280例）及引产组（51例）；引产组根据不同引产方法分为小剂量缩宫素组（35例）及其他方法组（16例，包括球囊促宫颈成熟9例及与缩宫素联合7例）。分析引产对VBAC孕妇产程时限及母婴并发症的影响。 结果 331例VBAC孕妇中，无孕产妇及新生儿死亡。76例（23.0%）使用产钳助产，50例（15.1%）发生产后出血，81例（24.5%）发生胎儿窘迫。引产组的孕次、分娩孕周及新生儿体重分别为2.0（2.0~3.0）次、39.0（38.0~40.0）周、（3 467±372）g，明显高于自然临产组的2.0（1.0~2.0）次、38.0（37.0~39.0）周、（3 168±538）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3.548、-3.892、-3.813，均P<0.01）。引产组第二产程时限为43（26~60）min，明显长于自然临产组的30（17~49）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45，P<0.05）；而两组在第一产程时限、总产程时限、产钳助产率、产后出血发生率、会阴切开率及胎儿窘迫发生率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缩宫素引产组第一产程及总产程时限分别为260（210~435）、450（355~620）min，明显短于其他方法组的325（250~490）、523（370~668）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001、-1.913，均P<0.05）；而两组的第二产程时限、分娩方式、会阴损伤、产后出血、胎儿窘迫发生率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经充分评估后，剖宫产术后阴道试产孕妇可以引产，虽延长产程时限，但不影响母婴结局。

目的 分析中老年患者共病及多重用药的特征，评估潜在药物间相互作用（DDIs）的风险。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至12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年龄≥45岁门诊长期随诊患者，利用门诊电子病历及年度查体报告收集患者共病及多重用药情况，通过Lexicomp® Drug Interactions数据库分析其DDIs的发生频次及等级，进行归纳、排序，并分析其临床特征。 结果 研究共纳入1 340例患者，其中930例（69.40%）使用5种及5种以上的药物，660例（49.25%）使用≥10种的药物。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共病数量是过度多重用药的独立影响因素。纳入Lexicomp® Drug Interactions数据库分析药品共计120种，检出具有临床意义的DDIs（C+D+X级）频次为857例次，平均总检出频次为0.8次/人。其中，X级别的DDIs以神经系统用药占比最高。 结论 中老年患者共病及多重用药现象非常突出，DDIs的潜在风险普遍存在，对于有神经系统用药者要尤其重视。

目的 探讨辛伐他汀诱导肺腺癌细胞凋亡的可能机制。 方法 根据处理A549细胞的不同方法，实验分为对照组（溶媒处理）、不同浓度辛伐他汀组（分别用10、20、40、80 mg/L的辛伐他汀处理）、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caspase）抑制剂（Z-VAD-FMK）组（50 μmol/L的Z-VAD-FMK处理）、40 g/L辛伐他汀+Z-VAD-FMK组（40 mg/L的辛伐他汀和50 μmol/L的Z-VAD-FMK共同处理）、白细胞介素6（IL-6）组（20 μg/L的IL-6处理）和不同浓度辛伐他汀+IL-6组（分别用10、20、40 mg/L辛伐他汀和20 μg/L的IL-6共同处理）。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CCK-8）法检测对肺腺癌A549细胞存活率的影响；流式细胞术检测辛伐他汀对A549细胞周期的影响；线粒体膜电位JC-1荧光探针检测辛伐他汀对线粒体膜电位（MMP）的影响；流式膜连蛋白V-异硫氰酸荧光素/碘化丙啶（Annexin V-FITC/PI）双染法检测辛伐他汀对A549细胞凋亡的作用；CCK8法检测Z-VAD-FMK对A549细胞存活率的影响；脱氧核糖核苷酸末端转移酶介导的缺口末端标记法（TUNEL）检测Z-VAD-FMK对于辛伐他汀诱导的A549细胞凋亡的影响；Western印迹法检测Janus激酶2（JAK2）/信号传导与转录激活因子3（STAT3）通路激活剂IL-6作用于A549细胞前后辛伐他汀对JAK2、STAT3及其磷酸化（p-JAK2、p-STAT3）表达水平的影响。 结果 20~80 mg/L辛伐他汀组A549细胞的存活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0.05），并且随着辛伐他汀组浓度的升高和作用时间的延长逐渐降低；不同浓度辛伐他汀组G0/G1期细胞均显著高于对照组，G2/M期的细胞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0.01）；辛伐他汀各浓度组JC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0.05）；20、40 mg/L的辛伐他汀组的细胞凋亡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1）；40 mg/L辛伐他汀组、辛伐他汀+Z-VAD-FMK组的细胞存活率分别为（52.2±2.7）%和（57.5±3.8）%，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的（100.0±2.7）%（均P<0.01），40 mg/L辛伐他汀组与辛伐他汀+Z-VAD-FMK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0 mg/L辛伐他汀组中荧光染色阳性细胞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Z-VAD-FMK+辛伐他汀组细胞荧光染色阳性细胞与40 mg/L辛伐他汀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0、40 mg/L辛伐他汀组细胞p-JAK2/JAK2、p-STAT3/STAT3蛋白相对表达量的比值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0.05）；IL-6组细胞p-JAK2/JAK2、p-STAT3/STAT3蛋白相对表达量的比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20、40 mg/L辛伐他汀+IL-6组细胞的p-JAK2/JAK2、p-STAT3/STAT3蛋白相对表达量的比值均显著低于IL-6组（均P<0.05）。 结论 辛伐他汀能通过非caspase依赖的线粒体凋亡途径来诱导A549细胞的凋亡，此作用可能是通过抑制JAK2/STAT3通路来实现的。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可以反映机体的系统炎症状态。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NLR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具有一定的预后价值。在肝癌的治疗中，基于NLR构建的预后模型较常规分期系统显示出更大的预后效能。由于肝癌的异质性，在不同的研究中NLR的预后效能差别不一，而且单纯使用基线NLR评估预后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了解NLR的临床实用价值，笔者对NLR在肝癌预后中的临床应用现状综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