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 第40卷第03期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传染性强，已成为当今各国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尽管科学家致力于COVID-19的研究，但与公共健康相关的一些关键因素如病毒的传播模式和传染途径等，目前还知之甚少。目前研究提示，除了呼吸道传播，2019新型冠状病毒还可能存在粪口传播的可能。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部分患者以消化道症状为首发表现，不少患者出现消化系统器官损伤。这对COVID-19的预防和治疗策略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之下迫切需要找到有效的治疗手段来对抗这种疾病。一系列候选治疗已经进入临床试验或正处于准备阶段。鉴于找到有效药物的紧迫性，在循证医学临床研究设计规范与准则的基础上，提出除了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外，可以采用实验性的整群随机对照试验、阶梯设计，以及观察性的病例-时间-对照研究等设计类型，开展COVID-19治疗药物的临床研究，并且强调顶层科学设计、有序规范开展，避免重复研究，阻止低效或设计方案存在偏倚的临床研究。呼吁构建标准统一的信息系统，设立明确的COVID-19临床数据标准和数据收集模式，以在常规医疗环境下形成COVID-19的病例队列，开展比较效果研究，切实解决并促进临床研究人员更好地共享、交换信息，提高研究效率。

目的 了解武汉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住院患者消化系统表现，为疾病防控和诊治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2020年1月27日至2月14日收治的COVID-19住院患者资料，包括一般情况、核酸检测阳性率、疾病危重程度、发病潜伏期、起始症状和消化系统表现。比较需使用无创或有创辅助呼吸的危重型患者(危重组)与未使用辅助呼吸的非危重型患者(非危重组)的一般情况、核酸检测阳性率和消化系统表现。统计学方法采用连续性校正卡方检验和中位数检验。 结果 305例患者中，男146例(47.9%)，女159例(52.1%)；中位年龄为57岁；84.1%(228/271)的患者鼻咽拭子或咽拭子核酸检测阳性；危重组46例(15.1%)，非危重组259例(84.9%)。发病潜伏期为1～15 d，中位潜伏期为6 d。起始症状以发热、咳嗽、乏力、食欲下降为主，分别占81.1%(163/201)、39.3%(79/201)、54.7%(110/201)、50.2%(101/201)。79.1%(159/201)的患者于起病后1～10 d出现消化道症状，包括恶心29.4%(59/201)、呕吐15.9%(32/201)、腹痛6.0%(12/201)等。49.5%(146/295)的患者发生腹泻，中位出现时间为3.3 d，平均腹泻频率为(3.3±1.6)次/d，平均持续时间为(4.1±2.5) d；排除可能的药物相关性腹泻，腹泻发生率仍可能有22.2%，但仅6.9%(4/58)的患者粪常规发现白细胞或粪便隐血阳性。39.1%(119/304)的患者入院时出现ALT、AST或TBil水平升高，其中ALT、AST≥80 U/L者分别仅占7.9%(24/304)和6.3%(19/304)；合并TBil水平升高者仅占2.0%(6/304)，平均水平为(37.4±21.1) μmol/L。危重组的中位年龄大于非危重组(65岁比56岁)，入院时肝功能异常者比例[67.4%(31/46)比34.1%(88/258)]、AST轻度升高(40～<80 U/L)者比例[47.8%(22/46)比21.7%(56/258)]均高于非危重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5.885、18.154、15.723，P均<0.05)。危重组与非危重组间男性患者比例[58.7%(27/46)比45.9%(119/259)]、核酸阳性率[94.6%(35/37)比82.5%(193/234)]、有消化道症状者比例[85.0%(17/20)比78.5%(142/181)]、腹泻发生率[44.7%(17/38)比50.2%(129/257)]、入院时TBil异常者比例[6.5%(3/46)比1.2%(3/258)]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武汉地区COVID-19住院患者消化系统症状较为突出，腹泻和转氨酶异常者比例较高，且危重型患者入院时肝功能异常者比例较非危重型患者更高，这将为COVID-19防控和诊治策略制定提供参考。

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住院患者的肝损伤表现，寻找疾病转归预后指标，为临床诊疗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2020年1月10日至2月14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各院区收治的COVID-19住院患者333例的病历资料。回顾性分析肝损伤患者入院后首次检查和住院期间复查的肝功能指标ALT、AST、TBil、DBil、间接胆红素(IBil)和白蛋白的变化。采用Student t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39.6%(132/333)的COVID-19患者出现肝损伤。重症监护病房和普通病房COVID-19患者肝损伤比例比较[45.6%(26/57)比38.4%(106/27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26，P>0.05)。67.4%(89/132)的COVID-19肝损伤患者入院时即出现ALT和(或)AST水平升高，住院期间ALT水平高于入院后首次检查[(60.28±50.44) U/L比(42.25±32.21) 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230，P<0.05)；ALT和AST水平同时<80 U/L的患者占71.2%(94/132)，大部分患者表现为轻度肝损伤。TBil、DBil和IBil水平升高的患者分别仅占3.9%(13/333)、5.4%(18/333)和2.4%(8/333)。COVID-19肝损伤患者住院期间白蛋白水平低于入院后首次检查[(31.8±5.1) g/L比(33.7±5.4) 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712，P<0.05)。重症监护病房患者入院后首次检查和住院期间复查白蛋白水平均低于普通病房患者[分别为(29.3±3.7) g/L比(34.8±5.1) g/L和(27.6±2.8) g/L比(32.9±5.1) 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928、4.783，P均<0.05)。 结论 COVID-19患者肝损伤发生率较高，尤以转氨酶水平轻度升高常见。胆红素异常发生率相对较低且多数为轻度升高。血白蛋白水平有可能成为COVID-19严重程度和预后判断的指标之一。

目的 了解消化内科医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消化系统损害的知晓度。 方法 2020年2月21至23日，通过电子问卷形式，主要了解全国消化内科医师对COVID-19基础知识和COVID-19消化系统损害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共2 216名消化内科医师完成问卷调查。99.7%(2 209/2 216)的消化内科医师表示阅读过COVID-19诊治指南。对COVID-19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诊断标准非常清楚的医师分别占34.9%(774/2 216)和39.4%(874/2 216)；对COVID-19可检测途径和肺部影像学表现回答正确者分别占68.4%(1 516/2 216)和71.6%(1 586/2 216)。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对COVID-19消化系统损害知识的回答正确率分别为30.9%(134/433)、33.9%(234/691)、32.4%(213/657)、34.9%(152/435)，不同职称医师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6.60，P>0.05)。95.6%(2 119/2 216)的消化内科医师认为使用益生菌可能有效改善肠功能，94.0%(2 082/2 216)的消化内科医师认为肠内营养支持治疗可改善患者预后。 结论 我国消化内科医师对COVID-19消化系统损害的相关知识和动态进展掌握尚显不足，对此进行系统性、有针对性的培训十分必要。

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2020年2月9至29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隔离病房北京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收治的5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不同临床分型患者的基本临床特征、入院时外周血生物化学指标检测结果，以及炎症指标如IL-6、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和铁蛋白水平。结果发现COVID-19患者的消化系统症状并不少见，以腹泻(22.2%)和恶心(14.8%)为主，普通型患者的腹泻比例更是高达26.3%(10/38)，仅次于常见症状发热、乏力和咳嗽；患者外周血LDH、D-二聚体水平和炎症指标IL-6、HsCRP水平均与临床疾病分型相关，能够提示COVID-19的严重程度。

回顾性分析信阳市第五人民医院106例成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的临床特征，了解河南省信阳地区COVID-19患者消化道症状临床特征和危险因素。筛选合并消化道症状8例患者为病例组，无消化道症状16例患者为对照组，结果发现病例组与对照组的临床症状、基础疾病和流行病学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病例组中性粒细胞计数、CRP、DBil和肌红蛋白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OR(95%CI)分别为2.021(1.012～2.123)、1.015(1.002～1.028)、1.062(1.008～1.357)和1.091(1.000～1.921)，P均<0.05]。CRP水平升高是COVID-19患者出现消化道症状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05)。COVID-19患者合并消化道症状发生率为7.55%(8/106)，有消化道症状者炎症活动和器官受累情况比无消化道症状者更严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肺部表现为主，同时感染胃肠道，引起包括恶心、呕吐、腹泻等消化系统症状。现结合现有指南和国内外文献资料，探讨了COVID-19、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中东呼吸综合征伴发胃肠道症状的临床特点、流行病学特征和发病机制，以及抗菌药物、微生态制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抑制剂在COVID-19肠道损害治疗中的作用机制和潜在价值，以期为临床工作者预防和治疗COVID-19肠道损害提供参考。

病理在IBD诊断和鉴别诊断中的作用受到广泛关注，但仍存在观念、认识和实践上的问题和误区。本专家建议强调肠道炎症性疾病的病理诊断思路应从识别病变模式出发，每种模式提示一类可能的鉴别诊断。慢性肠炎是IBD的组织学模式，但IBD的诊断必须建立在慢性肠炎模式结合临床和系统性规范活组织检查的基础上。针对病理医师在IBD诊断和鉴别诊断中常引起困惑的问题提出专家建议，包括CD与UC、CD与肠结核、CD与肠道血管疾病，以及IBD与感染性肠炎之间的鉴别，也建议病理医师通过对诊断的病例主动随访反馈，在实践中不断积累诊断经验。

目的 分析慢性胃炎患者的精神心理特征差异。 方法 连续纳入2018年6至12月于西京医院就诊的300例慢性胃炎患者，分为慢性非萎缩性胃炎(CNAG)组、慢性萎缩性胃炎(CAG)组和CAG伴肠化生组，每组100例。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生活事件量表(LES)和艾森克人格问卷(EPQ)进行评估分析。采用卡方检验、方差分析、非参数秩和检验和Kruskal-Wallis H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CAG组和CAG伴肠化生组焦虑发生率均高于CNAG组[分别为64.0%(64/100)、53.0%(53/100)、34.0%(34/1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0.007、0.001，P均<0.05)；CAG伴肠化生组抑郁发生率高于CNAG组和CAG组[分别为24.0%(24/100)、15.0%(15/100)、13.0%(13/1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0.108、0.045，P均<0.05)。CAG伴肠化生组LES负性事件评分高于CNAG组和CAG组[分别为0分(0分，6.75分)、0分(0分，1.00分)、0分(0分，0.75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619、－3.022，P均<0.05)。CNAG组、CAG组和CAG伴肠化生组LES评分≥20分(精神压力大)的患者比例[分别为8.0%(8/100)、9.0%(9/100)、18.0%(18/100)]逐渐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0.036，P<0.05)；男性和<50岁患者中，CAG伴肠化生组的抑郁发生率和LES评分≥20分的患者比例均高于CNAG组[22.5%(9/40)比9.6%(5/52)和47.5%(19/40)比16.2%(11/68)；22.5%(9/40)比7.7%(4/52)和20.0%(8/40)比4.4%(3/6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0.015、0.001、0.043、0.013，P均<0.05)。CNAG组和CAG伴肠化生组EPQ评分中精神质、内外向、稳定性和掩饰性分量表评分均以正常(43.3～56.7分)居多，分别占62.0%(62/100)和45.0%(45/100)、56.0%(56/100)和44.0%(44/100)、54.0%(54/100)和44.0%(44/100)、59.0%(59/100)和45.0%(45/100)；CAG组、CAG伴肠化生组内外向和掩饰性量表评分偏高(>56.7分)患者比例均高于CNAG组[分别为48.0%(48/100)、23.0%(23/100)、4.0%(4/100)和46.0%(46/100)、21.0%(21/100)、7.0%(7/1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0.001、0.001、0.001、0.004，P均<0.01)。 结论 焦虑与CAG和肠化生密切相关，而抑郁与肠化生相关。男性和<50岁的患者中，抑郁、负性事件和精神压力大与肠化生的关系更显著。精神质、外向型、情绪不稳定、掩饰倾向的精神特征与CAG密切相关。

目的 观察英夫利西单克隆抗体对自身免疫性肝炎(AIH)的预防效果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 经鼠尾静脉注射刀豆蛋白A(Con-A)建立小鼠AIH模型。将40只小鼠随机分为预防组和对照组，每组20只。预防组Con-A注射前1 h经鼠尾静脉注射途径给予20 mg/kg英夫利西单克隆抗体，对照组注射200 μL PBS。分别于Con-A或PBS注射后3、8、12和24 h取血清，通过比色法检测血清AST、ALT水平。通过ELISA法检测血清细胞因子IL-6、IL-1β、IFN-γ、IL-4、IL-17A、IL-10和趋化因子配体10(CXCL10)水平。于Con-A或PBS注射后12 h取肝组织标本进行H-E染色，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浸润至肝脏的淋巴细胞，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T盒子转录因子(TBX21)、GATA结合蛋白3(GATA3)、RAR相关孤儿受体C(RORC)和CXCL10基因mRNA的表达水平。通过蛋白质印迹法检测肝脏CXCL10表达水平。统计学方法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配对t检验。 结果 预防组Con-A注射后8、12和24 h的血清ALT、AST、IL-1β、IFN-γ水平均低于对照组[(545.8±190.3) U/L比(865.8±237.7) U/L、(947.6±267.9) U/L比(1 448.0±403.5) U/L和(508.6±131.1) U/L比(976.6±207.6) U/L；(620.7±132.0) U/L比(952.9±106.8) U/L、(801.6±212.0) U/L比(1 424.8±236.0) U/L和(632.1±117.8) U/L比(1 008.3±187.5) U/L；(31.38±10.12) ng/L比(48.12±11.53) ng/L、(39.34±11.40) ng/L比(60.00±14.17) ng/L和(29.49±8.22) ng/L比(46.89±5.50) ng/L；(432.93±66.82) ng/L比(674.66±97.88) ng/L、(655.09±169.17) ng/L比(937.90±166.36) ng/L和(263.40±54.97) ng/L比(410.74±86.64) 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350、2.308、4.263，4.374、4.860、3.806，2.440、2.541、3.939，4.560、2.660、3.210；P均<0.05)。预防组Con-A注射后3、8、12和24 h的血清IL-6水平均低于对照组[(1 075.79±303.77) ng/L比(1 914.48±317.80) ng/L、(1 945.97±271.85) ng/L比(2 100.80±378.42) ng/L、(1 578.60±504.54) ng/L比(2 525.40±406.55) ng/L和(1 020.64±280.03) ng/L比(1 582.00±311.96) 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266、2.903、3.267、2.994，P均<0.05)。预防组Con-A注射后3 h的血清CXCL10水平和肝脏组织CXCL10 mRNA相对表达量，以及Con-A注射后3和8 h肝脏组织中T-bet mRNA相对表达量均低于对照组[(1 755.8±148.1) ng/L比(2 102.0±334.0) ng/L，7.20±3.00比27.60±1.90，6.94±2.29比15.20±3.48和9.38±3.48比18.17±4.4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356、2.623、4.427、3.673，P均<0.05)。预防组与对照组Con-A注射后3、8、12和24 h的血清IL-4、IL-17A和IL-10水平，以及GATA3和RORC mRNA相对表达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英夫利西单克隆抗体在小鼠AIH模型中具有一定预防效果，其可能通过拮抗TNF-α减少肝脏CXCL10表达，使Th1和CD8＋T淋巴细胞向肝脏浸润减少，同时通过减少炎性因子对T淋巴细胞的活化来降低T淋巴细胞对肝细胞的损伤而发挥预防作用。

1例以无症状性甲胎蛋白升高为表现的61岁女性患者，经消化内科、基本外科、病理科、肿瘤科等多学科协作诊治，确诊为较罕见的胃肝样腺癌，在接受手术、术后化学和放射治疗，以及为期3年的随访后，实现病情缓解和长期生存。

先天性肝纤维化属于少见病例，临床鲜有报道。早期临床表现不典型，发现时多数已进展至肝硬化终末期。现报道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胆胰内科收治的4例先天性肝纤维化患者，拟通过病例总结提高临床医师对此病的认识，以进行早期诊治并改善疾病预后。

坏疽性脓皮病(PG)是一种罕见的慢性复发性溃疡性皮肤病，病因和发病机制不明，其组织病理学改变属于嗜中性皮肤病。多数PG患者伴有全身性疾病，其中最常见的是IBD、关节炎和血液系统疾病。部分患者可有非常罕见的皮肤外PG表现，累及肺、肠道、角膜、肝脏、脾脏、心脏、骨、肌肉和中枢神经系统等。现报告北京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1例由包皮切除术诱发血便继而诊断为PG的患者。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是早期胃癌的首选治疗方法，尽管部分患者不能达到治愈性切除标准，即非治愈性切除，存在淋巴结转移风险，需要进一步行外科手术治疗，但术后大部分患者不会发生淋巴结转移。现对早期胃癌患者非治愈性切除术后的临床结局、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等进行综述，为临床决策提供参考。

胃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预后相对较差，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内镜下切除是无淋巴结转移风险的早期胃癌的首选治疗方式，而对于早期胃癌内镜治疗后非治愈性切除患者强烈推荐追加根治性手术。《2018年版韩国胃癌实践指南》根据病变范围、浸润深度和淋巴结转移情况，在胃癌的内镜治疗、手术治疗和化学治疗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推荐，有助于指导我国胃癌的临床诊治工作，提高胃癌治疗的安全性和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