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 第99卷第34期

随着科技的进步，1型糖尿病的血糖监测与治疗新技术不断涌现，新型胰岛素类似物、智能胰岛素泵、持续葡萄糖监测（CGM）系统以及闭环胰岛素输注系统等有助于提升1型糖尿病患者的管理水平。人工智能与新技术的结合，可能进一步助推1型糖尿病患者的个体化血糖控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一直以来，全球缺乏统一的妊娠期糖尿病（GDM）诊断标准，一直到2008年高血糖与妊娠不良结局（HAPO）研究公布，2010年国际妊娠合并糖尿病共识小组（IADPSG）诊断标准诞生，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学术机构采纳，才基本结束了这一局面。2019年，随着HAPO随访研究（HAPO FUS）陆续发表，业界对GDM产后转归、孕期轻度高血糖对母婴两代人的深远影响，均产生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本文将从HAPO研究到HAPO FUS进行阐述，以了解这些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

胰岛内皮细胞和β细胞是胰岛的重要组分，两者在细胞功能和存活方面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促进关系。同时，胰岛内皮细胞在糖尿病发病机制和治疗学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深入探讨胰岛内皮细胞与β细胞间对话涉及的分子和信号通路将有利于理解胰岛功能调控机制，并可能为糖尿病治疗提供新靶点。

目的 调查1型糖尿病（T1DM）育龄期女性孕前管理知晓率，了解1型糖尿病女性患者疾病自我管理现况，为制定我国1型糖尿病妊娠期疾病管理路径提供依据。 方法 对2011年6月至2017年12月广东省1型糖尿病转化医学研究项目的成人T1DM开展问卷调查。调查T1DM育龄期女性的孕前管理知晓率并分析相关因素，同时评价育龄期T1DM女性自我血糖监测（SMBG）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孕前管理知晓的相关因素。 结果 本研究共调查广东省1型糖尿病育龄期女性441例，受访时年龄（29.1±7.2）岁。结果显示，广东省1型糖尿病育龄期女性孕前管理知晓率低下（15.42%，68/441）。个人教育水平高（χ2trend=3.990，P=0.046）、有糖尿病教育后评估（P<0.001）及接受糖尿病教育完整性比例高（生存技能：χ2=7.525，P=0.004；基本知识：χ2=8.598，P=0.002；高级知识：P<0.001）的育龄期T1DM女性患者具有较高的孕前管理知晓率。育龄期T1DM女性患者SMBG实施频率为0.29（0.14，2.00）次/d。仅8.5%（37/435）的育龄期T1DM女性SMBG频率达到指南推荐血糖监测标准（≥4次/d），21.1%（92/435）的患者几乎从不进行SMBG。 结论 广东省育龄期T1DM女性孕前管理知晓率低，SMBG频率显著低于指南推荐水平。

目的 研究血清蛋白酶3（PR3）在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糖尿病（LADA）、2型糖尿病（T2DM）、肥胖不合并糖尿病患者及健康对照者中的变化，并探讨血清PR3在鉴别LADA与T2DM中的价值。 方法 纳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代谢内分泌科2012年1月至2013年5月40例LADA患者，选择2007年6月至2008年5月全国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湖南人群中年龄匹配的29例T2DM患者，26例肥胖不合并糖尿病患者（肥胖组）及76例健康对照者（健康对照组）。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PR3，比较四组间血清PR3的差别，分析其与其他代谢指标的相关性及在鉴别LADA与T2DM中的价值。 结果 LADA、T2DM、肥胖组、健康对照组四组患者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0±13）岁、（49±6）岁、（49±6）岁比（47±7）岁，P=0.254]，组间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28，P<0.001）。LADA、T2DM、肥胖组、健康对照组组间血清PR3比较结果显示，LADA患者血清PR3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三组[195.4（127.6，288.1）μg/L比43.4（30.9，53.7）μg/L、36.0（29.2，46.4）μg/L、41.2（30.2，52.8）μg/L，均P<0.01]，其他三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校正年龄、性别、体质指数（BMI）之后，LADA患者血清PR3仍高于其他三组（均P<0.01）。相关性分析提示血清PR3与空腹血糖及餐后2 h血糖呈正相关（r=0.346、0.357，均P<0.001）。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显示PR3诊断界值为71.7 μg/L，区分LADA及T2DM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7.5%和89.7%，ROC曲线下面积为0.955（95%CI：0.894~1.000，与0.5相比，P<0.01）。 结论 血清PR3在LADA患者中明显升高，可能成为鉴别LADA和T2DM的血清生物标志物。

目的 分析成年1型糖尿病（T1DM）患者胰岛素抵抗与血脂紊乱的关系，为成年T1DM患者大血管并发症预防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方法，选取广东省1型糖尿病转化医学研究数据库中2011至2017年入组的病程≥1年，且年龄≥18岁的T1DM患者499例。对该数据库中符合入选条件的研究对象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与胰岛素抵抗关系的密切程度进行分析。采用成人T1DM胰岛素抵抗估算模型估算葡萄糖处置率（eGDR）作为胰岛素抵抗程度的评价指标。将研究人群按eGDR的四分位数进行分组，其中eGDR小于第25百分位数（P25）的患者判定为胰岛素抵抗严重。 结果 本研究共入选499例T1DM患者，其中女274例（54.9%）。研究人群eGDR水平为8.43（6.11，10.63）mg·kg-1·min-1，总体血脂紊乱发生率为65.3%（326/499）。eGDR与TC、TG、HDL-C和LDL-C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r=-0.163、-0.303、0.170、-0.150，均P<0.05）。在调整了性别、年龄和病程后，TG、TC和LDL-C仍与eGDR相关（均P<0.05）。采用逐步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女性、高TC和低HDL-C与胰岛素抵抗严重程度独立相关（t=5.651、5.823、2.908，均P<0.05）。 结论 成年T1DM患者胰岛素抵抗与血脂紊乱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高TC和低HDL-C与成年T1DM患者胰岛素抵抗独立相关。

目的 探讨慢性高原病（CMS）骨髓有核红细胞中VHL/低氧诱导因子（HIF）-α信号通路的表达情况以及相互影响。 方法 以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的25例CMS患者及21例健康对照人群为研究对象，免疫磁珠分选出CD71+CD235a+的骨髓有核红细胞，实时荧光定量PCR法以及Western印迹法分别测定骨髓有核红细胞HIF-1α、HIF-2α以及VHL 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并进行比较，了解各指标的变化及相互关系。 结果 CMS患者骨髓有核红细胞中HIF-2α mRNA[1.68（0.81，2.22）]表达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0.98（0.60，1.19）]（P<0.05），HIF-1α及VHL mRNA表达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Spearman相关分析提示CMS患者骨髓有核红细胞中HIF-2α mRNA与血红蛋白呈正相关（ρ=0.504，P<0.05），HIF-2α mRNA与VHL mRNA呈正相关（ρ=0.647，P<0.05）；Western印迹测定CMS骨髓有核红细胞HIF-2α表达水平为0.94（0.68，3.30），高于健康对照组0.59（0.30，0.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HIF-1α及VHL表达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CMS患者骨髓有核红细胞中HIF-2α表达异常增高，可能促进下游低氧感受基因异常表达，参与CMS的发生发展。

目的 评估骶神经调控术（SNM）治疗男性特发性排尿困难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全国多个医学中心2012年1月至2016年12月收治的26例采用SNM治疗男性特发性排尿困难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19~86岁，平均45.2岁；临床表现为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尽感、尿潴留等，可为其中一种或混合存在。所有患者均曾接受两项以上保守治疗方法（行为治疗、药物治疗等），但疗效不佳或无效。收集患者基线期、体验期及二期永久植入术后的排尿日记、尿急程度评分与生命质量（QoL）评分，并比较其差异。 结果 一期体验植入术后4例患者因对疗效不满意拒绝行二期永久植入术，22例接受二期永久植入术治疗，转化率为84.6%（22/26）。术后随访3~63个月，平均19.2个月。22例患者基线期日均残余尿量为[5（0，137.5）]ml、日均排尿次数为（14.6±6.1）次、次均尿量为[100（80，135）]ml。一期体验植入术后上述指标分别为[0（0，40）]ml、（9.1±2.8）次、[190（150，210）]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此外，在22例患者接受二期永久植入术后平均随访19.2个月时间内，可见残余尿量改善≥50%的人群占比从体验期时的55.6%提升至二期永久植入术后的80.0%，这提示残余尿量的改善与持续调控时间可能呈正相关。其余二期永久植入术后与体验期数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未发生感染、电极移位断裂或其他不可逆的不良反应。 结论 SNM对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的男性特发性排尿困难患者安全、有效，且疗效稳定，转化率高。此外，其持续调控时间可能与患者残余尿量的改善呈正相关。

目的 探讨因肺部肿瘤行手术治疗的患者中肺功能正常吸烟者和慢阻肺患者的小气道上皮间质转化（EMT）现象。 方法 选择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胸外科收治的因肺部肿瘤行手术治疗的患者52例，分为A组（肺功能正常不吸烟组，15例），B组（肺功能正常吸烟组，21例），C组（吸烟慢阻肺稳定期组，16例）。HE染色观察3组患者肺组织和小气道的病理变化；免疫组化检测3组患者小气道上皮细胞标志物E-钙黏蛋白、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和波形蛋白的定位及表达，并用Western印迹法检测上述蛋白表达水平的变化。 结果 （1）3组患者年龄、性别和疾病构成比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C组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与用力肺活量（FVC）的比值（FEV1/FVC）和FEV1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1%预计值）均显著低于A、B组（均P<0.01），但A组和B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B、C组小气道管壁厚度均显著大于A组[（32.4±2.4）、（54.6±4.9）比（22.4±2.2）μm]，且C组显著大于B组（P=0.003）；（3）B、C组小气道E-钙黏蛋白相对表达量均显著低于A组（0.021±0.008、0.018±0.007比0.062±0.010）（均P<0.05），而B、C组α-SMA和波形蛋白的相对表达量均显著高于A组，且C组显著高于B组（0.641±0.113、0.780±0.133比0.404±0.123和0.064±0.033、0.083±0.022比0.030±0.021）（P=0.002和P=0.003）。 结论 在肺部肿瘤行手术治疗患者中，合并慢阻肺患者的小气道中存在EMT现象，且在肺功能正常吸烟者小气道中已经发生了EMT。

目的 运用24 h动态血压监测和心肺耦合测评分析技术（CPC）探讨高血压患者收缩压负荷与睡眠稳定性的关系。 方法 纳入2017年1月至2018年8月在中日友好医院国际部心功能检查室检测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155例，根据收缩压负荷是否>50%将受试者分为高负荷组和低负荷组，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收缩压负荷与睡眠稳定性的关系。 结果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在调整性别、年龄、体重指数（BMI）后稳定睡眠是高血压患者夜间收缩压负荷降低的保护因素（OR=0.736，P=0.047）；不稳定睡眠是日间收缩压负荷升高的危险因素（OR=1.336，P=0.037）。 结论 睡眠稳定性对收缩压负荷的影响存在昼夜差异性，稳定睡眠是夜间收缩压负荷降低的保护因素，不稳定睡眠是日间收缩压负荷升高的有害因素；增加睡眠稳定性有助于降低收缩压负荷。

目的 分析心房颤动（房颤）合并隐匿性肺栓塞的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天津市胸科医院2014年1月—2018年7月收治的67例房颤合并肺栓塞患者（房颤合并肺栓塞组）的临床资料，与70例不合并肺栓塞的单纯房颤患者（单纯房颤组）进行比较；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又将房颤合并肺栓塞组分为隐匿性肺栓塞组和症状性肺栓塞组，分析隐匿性肺栓塞患者的临床特征。 结果 房颤合并肺栓塞组外周血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D-二聚体、N端B性钠尿肽前体水平分别为（7.4±2.7）× 109/L、18.0（5.9，65.7）mg/L、2.61（1.63，3.72）mg/L、1 657（600，3 172）ng/L，均显著高于单纯房颤组（分别为P=0.008，P<0.001，P<0.001和P=0.002）；动脉血氧分压为（74±13）mmHg（1 mmHg=0.133 kPa），低于单纯房颤组（P<0.001）；肺动脉收缩压为（46±16）mmHg，高于单纯房颤组（P<0.001）。隐匿性肺栓塞组12例（66.7%）为局限性肺栓塞，多于症状性肺栓塞组（P=0.008）；肺动脉收缩压为（39±11）mmHg，低于症状性肺栓塞组（P<0.001）；外周血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D-二聚体水平分别为（7.6±2.3）×109/L、18.3（3.7，67.3）mg/L、2.31（1.27，3.61）mg/L，均高于单纯房颤组（均P<0.05）；动脉血氧分压为（75±12）mmHg，低于单纯房颤组（P<0.05）。 结论 房颤合并隐匿性肺栓塞并不少见，与单纯房颤相比，合并隐匿性肺栓塞患者炎症指标和D-二聚体升高而动脉血氧分压降低。

目的 探讨肺自然杀伤（NK）/T细胞淋巴瘤的临床特征。 方法 搜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3年6月至2019年1月因肺部阴影收住院，初期按肺炎治疗，后经病理证实为肺NK/T细胞淋巴瘤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胸部CT表现、治疗过程、转归及误诊情况。 结果 15例患者中原发性肺NK/T细胞淋巴瘤5例，继发性肺NK/T细胞淋巴瘤10例。男8例，女7例，年龄20~76岁。发热14例，呼吸困难4例，咳嗽伴咳痰2例。白细胞减少12例，单核细胞百分比增高10例，肝功能异常10例，血清乳酸脱氢酶升高13例，2例原发性肺NK/T细胞淋巴瘤胸腔积液乳酸脱氢酶及腺苷脱氨酶升高。5例原发性肺NK/T细胞淋巴瘤均为双肺多发病变，以弥漫多发实变影、磨玻璃影及斑片影为主，部分可伴结节影；10例继发性肺NK/T细胞淋巴瘤均表现为结节肿块影，部分伴有斑片影，多为双肺多发散在病变。15例患者早期均误诊为肺炎，后经肺穿刺或支气管镜活检病理确诊。6例行化疗，其中1例临床缓解，4例正在随访中，1例因呼吸衰竭死亡；5例诊断后因呼吸衰竭死亡，4例自动出院，均在半年内死亡。 结论 肺部NK/T细胞淋巴瘤临床少见，其临床表现及肺部影像学表现与肺部炎性病变不易区分，易误诊为肺炎，尽早行CT引导下肺穿刺或支气管镜活检病理可提高诊断率。

目的 构建模拟人散发性结直肠癌（CRC）发生发展及其肝转移的Apcloxp/loxp+KrasLSL-G12D/-+Smad4loxp/loxp转基因小鼠模型。 方法 将C57BL/6-Apctm1Tyj/J（ApcloxP）、B6.129S4-Krastm4Tyj/J（KrasLSL-G12D）及129S6-Smad4tm2.1Cxd/J（Smad4loxP）、C57BL/6J小鼠杂交并筛选出基因型为ApcloxP/loxP+KrasLSL-G12D/-和ApcloxP/loxP+KrasLSL-G12D/-+Smad4loxP/loxP的小鼠，以PCR和qPCR鉴别小鼠基因型。实验分ApcloxP/loxP+KrasLSL-G12D/-+Smad4loxP/loxP组（n=20）和ApcloxP/loxP+KrasLSL-G12D/-组（n=24），小鼠结肠镜下向小鼠结直肠黏膜下注射前期构建表达Cre酶和IRES-luciferase的慢病毒（LentivirusCre-IRES-luciferase），每4周小鼠腹腔注射D-luciferase，用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IVIS）成像，对小鼠肿瘤大小、成瘤率以及转移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至20周末取小鼠肿瘤灶及转移组织行苏木素-伊红（HE）染色观察其病理改变情况。 结果 成功培育出基因型为ApcloxP/loxP+KrasLSL-G12D/-+Smad4loxP/loxP和ApcloxP/loxP+KrasLSL-G12D/-的转基因小鼠，转基因小鼠结直肠在LentivirusCre-IRES-luciferase的诱导下发生CRC及其肝转移，经病理组织学证实为腺癌和腺癌肝转移。ApcloxP/loxP+KrasLSL-G12D/-+Smad4loxP/loxP组与ApcloxP/loxP+KrasLSL-G12D/-组小鼠原发肿瘤大小分别为（3.52±0.26）、（3.45±0.20）m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872，P=0.388）；成瘤率分别为70.0%、5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440，P=0.507）；转移率分别为58.3%、8.3%（Fisher确切概率法，P=0.027）。 结论 本研究构建的转基因小鼠结直肠可在LentivirusCre-IRES-luciferase的诱导下发生癌变并可自发转移至肝脏，较真实地模拟了人散发性CRC的发生发展及其肝转移。

目的 观察桥接组合式内固定系统（BCFS）混棒结构治疗股骨干长节段粉粹性骨折的生物力学特点。 方法 制作相同人体股骨干长节段粉碎性骨折混棒结构及双棒结构模型各8根，共16根，并随机分为混棒组和双棒组。混棒组与双棒组各随机选取4根分别行轴向压缩实验及径向扭转实验。观察两组的轴向压缩屈服载荷与位移情况，以及径向扭转屈服载荷与角度变化；同时记录各组曲线开始出现折点，或趋于水平状态时的屈服载荷即最大屈服载荷。正态分布数据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设计t检验。 结果 当两组以相同速度轴向压缩时，随着轴向压缩屈服载荷逐渐增大，混棒组纵向压缩位移明显小于双棒组，并且混棒组最大轴向压缩屈服载荷大于双棒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 517±4）N比（2 290±4）N，t=1 848.071，P=0.000]。当两组以相同速度径向扭转时，随着径向扭转屈服载荷逐渐增大，混棒组径向扭转角度小于双棒组，并且混棒组最大径向扭转屈服载荷大于双棒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1.3±2.0）N·m比（24.4±2.2）N·m，t=25.201，P=0.000]。 结论 对于股骨干长节段粉粹性骨折，桥接系统混棒结构主要在纵向上比双棒结构更能坚强固定骨折，维持骨折端的稳定性；而横向上抗扭转力也优于双棒结构，并且抗疲劳性能强。

本文报道一例59岁女性患者，因间断性左上腹部疼痛1周入院。查体发现：脾脏异常增大；腹部CT提示：脾脏明显增大，内见类圆形肿块影，大小约12.2 cm×9.4 cm，病灶密度不均，其内见斑片状更低密度影。手术切除，后经病理诊断为脾上皮样血管内皮细胞瘤，伴出血和坏死。

在移植邻域中，移植排斥反应和免疫抑制剂的毒性反应一直是影响患者长期生存的主要原因。诱导患者移植免疫耐受，脱离免疫抑制剂的依赖是移植方向的共同目标。调节性巨噬细胞是一种独立的巨噬细胞亚型，具有免疫抑制功能，近年，基于免疫抑制细胞为主的细胞治疗用于诱导移植免疫耐受的研究较多，调节性巨噬细胞联合常用免疫抑制剂在临床器官移植中具有重要应用前景。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通过重新激活系统免疫能力，增强抗肿瘤免疫应答，提高晚期肿瘤患者的客观缓解率和生存率，成为目前最热门的肿瘤免疫治疗手段之一，目前已应用于多种实体及血液系统肿瘤，随着药物广泛应用，其导致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也越来越受到瞩目，其中内分泌功能障碍表现隐匿，不特异，如延误诊断有致命危险，早期治疗预后较好。这类药物在国内上市时间短，目前针对药物相关的内分泌功能障碍文献报道很少，本文对有关文献进行了综述，以提高早期诊断、治疗率，改善这类患者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