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 第32卷第01期

随着世界各国"脑研究计划"的陆续启动和"精准医学"时代的来临，神经外科学中有重要地位的脑肿瘤专业如何发展，是从事脑肿瘤学专业的专家学者一直在深入探讨和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全国神经外科整体水平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各地区脑肿瘤手术及综合治疗水平仍然很不均衡，全国性脑肿瘤协同研究网络目前尚未建立，一些新型诊疗技术的临床转化亟待加强。面对这些问题，中国的脑肿瘤如何做？怎样做？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刻，要改变这种状况，最迫切是在国家层面上"搭建平台，协同创新，合作共赢，以项目带动专业发展"。作为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脑肿瘤专业组组长单位，就未来脑肿瘤的临床诊治与转化医学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是一种阵发性的面部疼痛，家族性的病例报道较少。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自1999年开始应用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以来，笔者于2013年诊治1例家族性原发性脑神经疾病，调查其三代共有3例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其中2例行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临床效果满意。现复习文献报道如下。

前交通动脉(ACoA)动脉瘤约占颅内动脉瘤的30%左右，而大脑前动脉远端动脉瘤发病率相对较低，约占颅内动脉瘤的1.5%～9%^[1]。该部位动脉瘤局部解剖复杂，位置深，手术暴露困难，手术入路方式较多。目前，常用的入路有翼点入路、额下入路、额外侧入路、纵裂入路、额底－纵裂入路等。广西医科大学第十附属医院于2012年1月至2015年3月经额底－纵裂入路共夹闭11例大脑前动脉及ACoA动脉瘤，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颅内肿瘤有很多类型，相应的治疗方法也有很多种，其中放射治疗是一种重要的治疗方法。随着对放射治疗颅内肿瘤的研究逐步深入，许多研究者发现放射治疗会造成多种放射性损伤。这些放射性损伤主要体现在对神经组织及脑血管系统的损害，其中对脑血管系统的损害分为缺血性损害及出血性损害^[1]。在出血性损害中，与放射治疗相关的颅内动脉瘤是一种罕见的现象^[2]，国内外鲜见相关报道。本文回顾天津市环湖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3例因颅内肿瘤放射治疗形成颅内动脉瘤的患者，并对其临床资料及影像学特点进行分析。

骨原发性非霍奇金淋巴瘤(primary non-Hodgkin's lymphoma of bone)是一类发生于骨髓而无区域淋巴结及内脏受侵的少见骨肿瘤，其发病率仅占全部恶性淋巴瘤的1%～2%，占全部淋巴结以外淋巴瘤的3%～5%，好发部位依次为下肢长骨及骨盆(50%)、上肢长骨(20%)、脊柱、肋骨等。颅骨作为首发部位的病例非常罕见，1983年国外学者报道了第一例颅骨原发性非霍奇金淋巴瘤。迄今，国内病例资料完整的个案报道不超过10例^{[1,2,3,4,5,6,7]}，英文文献报道不超过30例^[8,9]。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于2015年6月23日收治1例颅骨原发性非霍奇金淋巴瘤患儿，现报道如下。

本文回顾分析涉及听神经瘤外科治疗的论文近2 000篇，总结不同时代文献报告的内容，将我国听神经瘤的外科治疗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颅内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方法开展已有近30年，可解脱弹簧圈出现后，该方法逐步发展成熟，目前已成为治疗颅内动脉瘤的重要方法^[1,2,3]。但对于颅内微小动脉瘤(最大径≤3 mm)，血管内治疗因导管到位困难^[4]、术中破裂率高^[5,6,7]等问题而一直存在争议。近年来，随着微导管、微导丝、软或超软弹簧圈等介入材料的快速发展，以及三维数字减影血管造影(three-dimensional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3D-DSA)、球囊或支架辅助弹簧圈填塞技术、血流导向装置等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血管内治疗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多项研究显示，微小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是必要、安全且有效的^[8,9,10]。然而，由于颅内微小动脉瘤治疗的特殊性，国际现有的颅内动脉瘤研究如国际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研究(ISUIA)^[11]、未破裂动脉瘤血管内治疗分析(ATENA)^[12]、国际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试验(ISAT)^[13]均未开展有关微小动脉瘤治疗的专项研究。目前有关微小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多为单中心、小样本、回顾性分析，而缺乏前瞻性、大样本、对照研究的支持。因此，颅内微小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尚存在较多争议^[7,10,14,15]。本文通过总结现有国内外文献，对颅内微小动脉瘤的血管内治疗进展综述如下。

岛叶胶质瘤约占所有脑胶质瘤的16%^[1]。由于其位置深在，毗邻结构复杂，目前岛叶胶质瘤仍具有手术全切除难度大、术后神经功能障碍发生率高以及术后易复发的特点。国内外学者多主张最大程度地保护神经功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全切除肿瘤，并进行综合性治疗。

由于人体组织器官的病变、损伤及衰老导致的器官功能失用等，造成临床上组织器官替代治疗出现巨大的缺口^[1,2,3]。生物人工器官的研究一直是再生医学研究的热点，有着巨大的临床应用前景。为了实现对天然器官功能替代，有2个主要终点需要实现：生成正确的成分细胞类型，建立一个有生理特性及功能的立体组织架构，对于相应的器官来说，二者均具有高度的特异性^[2,4]。近年来，有多种研发策略在该领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移植生物人工器官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目前，主要的3种策略包括：(1)全器官脱细胞及基于体现器官特异性的天然细胞外支架的器官再生^[5,6,7]；(2)将不同细胞类型通过自组装，形成特异性的结构，最终形成类器官^[8,9,10]；(3)基于计算机辅助基质支架构建的3D器官打印和所需细胞类型的定向植入^[11,12,13]。现就其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高级别胶质瘤是一种恶性程度高、易复发、预后差的肿瘤，手术合并术后放、化疗效果不能令人满意。以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为靶点的贝伐珠单抗具有抑制血管生长的功能，已经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复发性高级别胶质瘤的治疗。然而，对于贝伐珠单抗与其他药物及治疗方式的联合应用在首次治疗高级别胶质瘤中是否有效，以及是否存在增加肿瘤侵袭性的不良反应等诸多问题，目前依然众说纷纭。本文将就以上问题做一综述。

肌张力障碍是一组因肌肉持续收缩导致扭曲、重复运动或者姿势异常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1]。也可表现为主动运动时、与目的运动无关的肌肉参与收缩出现的异常活动。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脑深部电刺激术(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对治疗肌张力障碍可取得较好的疗效。

神经胶质瘤是成人最常见的原发性脑肿瘤，约占脑原发性恶性肿瘤的80%^[1]。近年来，尽管手术、放疗、化疗等治疗方式在不断改善，但胶质瘤患者的预后依旧很差^[2,3]。其中侵袭性最强的胶质母细胞瘤(WHO Ⅳ级)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仅为12～15个月^[4,5]。过去十几年间，短链非编码核酸(microRNA, miRNA)得到了明显关注。相关研究已证实，miRNA可与相应的靶mRNA结合，影响胶质瘤细胞的增殖、侵袭、凋亡等^[5]。自Han等^[6]于2012年首次用基因芯片证实胶质瘤与正常脑组织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表达存在明显差异之后，lncRNA与胶质瘤的关系逐渐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目前的研究表明，lncRNA与胶质瘤的发生、发展与分化过程有着密切联系^[7]。本文就lncRNA与胶质瘤的关系进行综述。

随着近年来交通、建筑、体育等事业的发展，颅脑损伤的发病率呈逐渐递增的趋势，患者主要表现为由水肿、血肿等造成的颅内压异常升高导致脑实质损伤，并引起神经功能的损伤^[1]。而神经功能的损伤直接影响患者运动、语言、思维等功能，其中以脑认知损伤表现最为常见，主要以学习、记忆、语言、思维、精神、情感功能的障碍为主^[2]，使患者无法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对于颅脑创伤的救治，尤其是重型颅脑创伤、脑疝的患者，去骨瓣减压术常作为唯一的手术治疗方法^[3]。而国内专家也通过颅脑创伤的大宗病例前瞻性研究证实：大骨瓣减压术可充分代偿颅腔内容积，解除脑疝对脑干的压迫，有效保护脑功能^[4]。然而，减压术后造成的颅骨缺损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并发症，特别是对认知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2]。笔者就颅脑损伤后脑认知功能损害与去骨瓣减压术后颅骨缺损的相关性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