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 · 第35卷第05期

α-地中海贫血和β-地中海贫血在我国广西、广东、四川等省发病率较高。目前临床上仍然缺乏有效治疗手段, 防止重症地中海贫血患儿的出生是控制该病发生的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 而通过实验室检查有效筛查和正确诊断地中海贫血十分重要。地中海贫血的实验室诊断分为常规诊断和基因诊断两大类。常规诊断项目主要为血液学检查内容，一般包括红细胞参数测定、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血红蛋白组分分析等。这些指标没有一种能独立用于地中海贫血携带者的诊断，必须进行联合检测。地中海贫血的确定诊断还需进行基因突变检测或珠蛋白链合成分析，目前基因突变检测技术已经成为地中海贫血诊断的主要方法和金标准。（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385-389）

β-地中海贫血（β-地贫）是世界上最常见、对人类健康危害最严重的单基因遗传病之一。本文从临床实验室的角度，对β-地贫分子诊断技术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综述，涉及反向斑点杂交、微测序、实时PCR以及无创产前诊断等技术的原理、特点和发展趋势等。（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390-393）

地中海贫血（简称地贫）是人类最常见的单基因遗传性血液病，主要有α和β两种类型。严重类型地贫患儿的出生已成为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通过基于大样本的遗传筛查（即检出地贫基因携带者或杂合子）和针对发现的高风险家庭实施产前诊断是目前公认的降低该病出生率的有效途径。临床上可通过血液学表型筛查（红细胞指标测定结合Hb分析），必要时采用DNA诊断技术检出地贫杂合子。全血细胞计数和高效液相色谱（HPLC）或适宜的其他替代技术如毛细管电泳（CE）已成为地贫血液学表型筛查的主要技术手段和临床一线筛查技术，跨越断裂点PCR（gap-PCR）和反向点杂交（RDB）技术是国内外应用最为广泛的检测缺失型和非缺失型（点突变）地贫的基因诊断方法，而基于实时荧光PCR和基因芯片等地贫分子诊断技术则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394-398）

地中海贫血是一组由于珠蛋白基因缺陷导致珠蛋白合成障碍所引起的遗传性溶血性疾病。血红蛋白的分离鉴定和定量分析在地中海贫血的筛查和诊断中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Hb A2和Hb F等的定量分析。60多年来，血红蛋白定量分析技术从淀粉胶电泳、滤纸电泳、醋酸纤维素膜电泳、琼脂糖凝胶电泳、柱层析法、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到毛细管电泳，它的发展与地中海贫血的研究密切相关。而无论选择使用何种方法，最重要的是质量控制。（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399-403）

测量不确定度能够客观地反映测量结果的可靠性［1］，不确定度愈小，测量水平愈高，测量结果的使用价值愈高。了解测量不确定度，可促进临床医师在诊断和治疗疾病时更恰当地解释测量数值。

目的对荧光PCR熔解曲线法用于β-地中海贫血（β-地贫）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进行临床评价。方法收集2011年1至8月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外周血标本451份，其中经血液学表型分析为β-地贫阳性表型标本372份，β-地贫阴性表型标本79份。同时收集2011年6至9月夫妇双方经PCR-RDB探针法确诊为β-地贫基因携带者，在我院行β-地贫产前诊断的胎儿绒毛、羊水及脐带血标本共84份，其中孕10~13周胎儿绒毛标本16份、孕16~24周羊水标本64份、孕17周以上胎儿脐血标本4份。按双盲对照试验，分别采用荧光PCR熔解曲线法（可检测24种β珠蛋白基因突变）、PCR-反向点杂交（RDB）探针法（可检测17种β珠蛋白基因突变）和DNA测序法同时对451份外周血标本和84份胎儿绒毛、羊水、脐带血产前诊断标本进行检测。计算荧光PCR熔解曲线法和PCR-RDB探针法、DNA基因测序法检测结果的野生型符合率、突变型符合率和总符合率。结果利用荧光熔解曲线法在451份外周血标本中共检出13种突变类型、19种基因型，其中有447份标本与PCR-RDB探针法的基因型检测结果相符，符合率为99.1%（447/451），902个等位基因位点检出符合率为99.6%（898/902），有4份标本与PCR-RDB探针法的基因型检测结果不相符，经DNA测序法验证，有3份标本与荧光熔解曲线法的检测结果完全一致，1份标本的β珠蛋白基因突变不在荧光熔解曲线法检测范围而未被检出。450份外周血标本的荧光熔解曲线法检测结果与DNA测序法相符，符合率为99.8%（450/451）。利用荧光熔解曲线法在84份产前诊断胎儿标本中共检出8种突变类型、18种基因型，168个等位基因位点的检测结果与PCR-RDB探针法和DNA基因测序法检测结果符合率为100%。结论荧光PCR熔解曲线法可同时检测多份待测标本，并可准确检出多种基因突变类型，可用于β-地贫的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407-412）

目的评价基于实时荧光PCR的探针熔解曲线分析（PMCA）技术作为β-地中海贫血（β-地贫）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方法的可行性。方法收集2008至2010年在珠海市妇幼保健院经过血液学表型筛查初步诊断为轻型β-地贫的血标本119份、重型β-地贫血标本4份和正常血标本12份。此外，收集严重类型β-地贫高风险孕妇的羊水标本44份和脐带血标本8份。采用双盲法，采用PMCA技术和反向点杂交（RDB）技术对上述187份临床标本分别进行β-地贫基因突变检测，并以DNA测序技术作为金标准，对上述两种方法检测β-地贫基因突变的检测性能进行评估。结果探针熔解曲线分析法除了漏检1例Ini(ATG>AGG)/N和1例不能区分为CD43(G>T)/N还是 CD37(G>A)/N外，其余的185 份标本的β-地贫基因型均能正确检出；而RDB法有1例CD71-72(+T)/N未正确检出。以DNA测序技术作为金标准，探针熔解曲线分析法检测的敏感度、特异度、阴性预测值、阳性预测值和诊断效率分别为98.75%、100.00%、93.10%、100.00%、98.93%，RDB法分别为99.38%、100.00%、96.42%、100.00%、99.47%；两者间诊断效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99)。且产前诊断的结果与胎儿出生或引产后血样的基因诊断或产后随访结果完全一致。结论PMCA技术可作为RDB技术检测中国人群β-地贫基因突变的替代或验证方法。（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413-417）

目的探讨α-地中海贫血（α-地贫）基因型和红细胞参数之间的关系。方法选取2006年1月至2010年6月珠海市妇幼保健院337例成年α-地贫基因携带者，所有病例均排除缺铁、α-地贫双重杂合子和纯合子、α复合β-地贫和异常血红蛋白病。以α珠蛋白基因型不同分为3组：（1）-α/αα或αTα/αα型：静止型地贫组（ST组）83例；（2）--SEA/αα型：标准型地贫组（TT组）210例；（3）-α/--SEA或αTα/--SEA型：中间型地贫组（IT组）或Hb H病组44例。选取同期154名健康体检者做为对照组(NC组)。回顾性分析各组红细胞参数，包括RBC、Hb、MCV、MCH、MCHC和RDW-CV，采用方差分析及SNK检验比较上述各组间红细胞参数的差异。结果除Hb F外，各组间红细胞参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MCV和MCH从高到低依次为NC组［（86.6±5.2） fl、（29.5±2.1） pg］＞ST组［（80.1±3.3） fl、（26.7±1.3） pg］＞TT组［（68.5±3.4） fl、（22.0±1.2） pg］＞IT组［（66.6±7.1） fl、（20.0±2.2） p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580.67、761.19，P均<0.05）。而反映RBC大小异质性的RDW-CV则是IT组（22.3±3.4）%＞TT组(14.9±1.2)%＞ST组（13.8±1.6）%＞NC组（13.2±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47.25，P<0.05）。在ST组中，-α3.7/αα亚组的MCHC为（335.6±8.0） g/L，高于-α4.2/αα亚组的（330.0±7.2） g/L和αTα/αα亚组的（328.4±9.5） 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07，P<0.05）。在IT组中， αTα/--SEA亚组的MCV为（70.1±7.2） fl，高于-α3.7/--SEA亚组的(63.4±5.9) fl和-α4.2/--SEA亚组的(64.1±4.0) fl；而αTα/--SEA亚组的MCHC为（289.7±21.2） g/L，低于其他2个亚组的(306.3±8.4)、（306.1±8.7） 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5.55、8.72，P均<0.05）。除Hb A2和Hb F外，α珠蛋白基因缺陷的个数与RBC计数和RDW-CV呈正相关（r=0.318、0.580，P均<0.01），而与其他RBC指标则呈负相关（r=-0.483、-0.827、-0.744、-0.684，P均<0.01）。结论α-地贫的贫血程度与缺陷的α珠蛋白基因个数密切相关，并以Hb降低和RBC升高为主要特征。非缺失型Hb H病（αTα/--SEA）的贫血程度比缺失型Hb H病严重，-α4.2/--SEA型Hb H病又重于-α3.7/--SEA型Hb H病。（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418-422）

目的建立八色流式细胞术（8c-FCM）检测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微小残留病（MRD）的方法，并进行初步验证。方法采用CD19/侧向角散色光（SSC）、CD45/10和CD34（或cTdT）联合设门，两管八色抗体组合检测B-ALL的 MRD。将B-ALL细胞株Nalm-6细胞掺入正常人骨髓细胞中，使Nalm-6细胞占有核细胞比例为10.00%、1.00%、0.10%、0.01%和0.005%，采用已建立的8c-FCM，进行回收试验和重复性试验，评价检测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检测抗体标记Nalm-6后保存不同时间的荧光强度变化，评价各荧光抗体的稳定性。检测并分析39份骨髓细胞免疫表型，包括对照者9例，初发或复发B-ALL患者9例，B-ALL化疗或骨髓移植（BMT）后缓解期病例21例，评价8c-FCM方法检测正常骨髓B淋巴系细胞群和B-ALL细胞的免疫表型结果，以及对B-ALL 的MRD检测结果，并探讨其与现用四色流式细胞术（4c-FCM）的可比性。结果建立了以CD19、CD45、CD10为主的两管八色抗体组合检测MRD的方法；当掺入的细胞株占有核细胞比例≥0.10%时，变异系数（CV）＜2.5%，平均回收率为95.81%；当获取106个细胞，Nalm-6细胞比例10.00%~0.01%时，检测到的Nalm-6细胞占骨髓有核细胞比例与实测值呈线性相关（r=0.99，P＜0.05），该法检测骨髓中Nalm-6细胞的灵敏度达到0.01%。Nalm-6细胞株标记抗体后随时间延长略有降低，但24 h内平均荧光强度减低＜10%。应用该方法检测骨髓中CD19阳性的B淋巴系细胞，对照组呈现4个连续发育阶段，可分为4期：Ⅰ期CD45low/CD10stro/CD20-/CD38stro/CD34+或cTdT+，Ⅱ期CD45+/CD10+/ CD20-/CD38stro/CD34+或cTdT+，Ⅲ期CD45+/CD10+/CD20-/CD38stro/CD34-或cTdT-，Ⅳ期CD45stro/CD10-/CD20+/CD38low/CD34-或cTdT-。初发和复发B-ALL患者骨髓中白血病细胞与对照组相比，均存在抗原表达异常；8c-FCM检测B-ALL缓解组，有5例存在MRD，主要抗原表达与4c-FCM检测结果一致，5例MRD细胞的范围为0.02%~5.42%。结论本研究所建立的两管8c-FCM新方法检测骨髓中白血病细胞的重复性好、准确度高，可鉴别骨髓正常B淋巴系细胞群、B-ALL治疗缓解后骨髓造血重建的B系前体细胞与MRD细胞群；和4c-FCM比较，两管8c-FCM新方法的标本用量少，检测速度快，能够有效诊断B-ALL的MRD。（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423-430）

目的探讨微小RNA-21（miR-21）在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细胞系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及其在DLBCL早期诊断、基因分型及预后判断中的意义。方法 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FQ-PCR）从细胞水平检测9种DLBCL细胞系（OCI-Ly1、OCI-Ly3、OCI-Ly4、OCI-Ly7、OCI-Ly8、OCI-Ly10、OCI-Ly18、OCI-Ly19和HBL）中miR-21的表达，及临床确诊的62例DLBCL患者（DLBCL组）、50名健康体检者（健康对照组）血清miR-21表达水平；同时，随访62例DLBCL患者无复发生存期（RFS），应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62例DLBCL患者血清miR-21表达与预后的关系。结果健康对照组B淋巴细胞miR-21的相对表达量为1.04±0.02，9种DLBCL细胞系miR-21相对表达量依次为2.30±0.35、237.97±56.19、5.27±0.83、3.40±0.30、11.22±2.70、133.55±16.78、6.63±0.24、4.91±0.37、81.59±6.64，9种DLBCL细胞系的miR-21表达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t值分别为7.3、13.7、21.0、6.2、8.8、13.6、6.5、39.5、18.1，P均＜0.01）；且ABC亚型细胞系（OCI-Ly3、OCI-Ly10、HBL）显著高于GCB亚型细胞系（OCI-Ly1、OCI-Ly4、OCI-Ly7、OCI-Ly8、OCI-Ly18、OCI-Ly19；t=11.18，P＜0.01)。DLBCL组血清中miR-21的表达量为21.38（10.26~45.21），健康对照组为1.87（1.05~3.97），DLBCL组血清miR-21的表达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U=168, P=0.000)。DLBCL患者中GCB亚型miR-21的表达为18.30(7.32~33.46)，ABC亚型miR-21的表达为28.68(14.92~98.44)，ABC亚型miR-21的表达高于GCB亚型（U=336, P=0.043）。此外，GCB型Ⅰ+Ⅱ期患者血清miR-21表达为24.75（16.08~50.38），而Ⅲ+Ⅳ期为11.96（4.10~21.05）； ABC型Ⅰ+Ⅱ期患者血清miR-21表达为47.49（25.65~295.41），而Ⅲ+Ⅳ期为16.66（5.35~44.30），Ⅰ+Ⅱ期明显高于Ⅲ+Ⅳ期（GCB型U=62, P=0.013；ABC型U=53, P=0.014）。随访DLBCL患者的RFS，miR-21高表达患者预后明显好于miR-21低表达患者(U=259, P=0.035)。结论DLBCL患者血清miR-21高表达，且与DLBCL 临床分级分期、基因型和预后判断密切相关， miR-21有可能成为DLBCL早期诊断、基因分型及预后判断的新分子标志。（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431-435）

目的探讨淋巴毒素β受体（LTβR）和核转录因子（NF）-κB经典通路因子P65在膀胱癌（BCa）和膀胱炎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及与BCa临床病理指征的关系。方法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108份新鲜膀胱组织标本（按照病理检查结果分为BCa组75份、膀胱炎组10份和正常膀胱黏膜组23份）中的LTβR和P65的mRNA相对含量；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118份病理石蜡切片（BCa切片组73份、膀胱炎切片组30份和正常膀胱黏膜切片组15份）中的LTβR与磷酸化蛋白P65（p-P65）表达水平，并分析其表达与BCa分级分期和淋巴结转移等因素的关系。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和χ2检验等比较不同膀胱组织间的LTβR与P65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结果(1) LTβR和P65 mRNA相对含量在膀胱癌组中高于正常组 ［LTβR：29.4 (14.2~46.7)×10-3、1.2(0.3~7.0)×10-3, Z=-5.508; P65：9.7(2.7~21.1)×10-3、1.0(0.8~1.8)×10-3, Z=-5.030, P均<0.05］，两者在BCa进展［病理分级各组（Ⅰ、Ⅱ、Ⅲ级）：LTβR:18.2(2.1~31.3)×10-3、28.4(16.6~36.2)×10-3、47.9 (34.3~70.5)×10-3, χ2@(xt)K-W=20.378; P65:4.9(1.3~12.0)×10-3、7.4(3.0~21.9)×10-3、17.0(10.0~28.3)×10-3, χ2@(xt)K-W=15.219, P均<0.05］和淋巴结转移各组（阴性、阳性）［LTβR:27.2(9.7~40.1)×10-3、39.4(26.7~52.6)×10-3, Z=-2.552; P65:7.4(2.3~15.6)×10-3、13.4(6.7~23.3)×10-3, Z=-2.026, P均<0.05］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LTβR和p-P65蛋白阳性率在膀胱癌组中高于正常组(LTβR:69.8%、13.3%, χ2=16.600; P65:56.2%、6.7%, χ2=12.220, P均<0.05)。LTβR和p-P65蛋白阳性率也在BCa进展(病理分级各组（Ⅰ、Ⅱ、Ⅲ级）：LTβR:56.3%、70.0%、90.4%, χ2=7.055; p-P65：40.6%、60.0%、76.2%, χ2=6.679, P均<0.05)和淋巴结转移各组（阴性、阳性） (LTβR:58.3%、92.0%, χ2=8.849; p-P65:52.1%、64.0%, χ2=5.088, P均<0.05)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相关性分析显示，LTβR与P65的表达在膀胱癌组中呈正相关(mRNA：r=0.654, P<0.05；蛋白：r=0.399, P<0.05)，LTβR与P65蛋白表达在膀胱炎组中呈正相关(r=0.521, P<0.05)。结论LTβR 和P65在膀胱癌组织中高表达，LTβR的表达可能与膀胱癌的发生发展和转移有关，且LTβR可能通过P65的激活参与经典的NF-κB通路。（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436-442）

目的探讨缺血修饰白蛋白(IMA)、D-二聚体及肌钙蛋白Ⅰ(cTnⅠ)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的早期诊断价值。方法收集2009年12月至2010年3月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胸痛患者113例，30名健康体检者为健康对照组。根据胸痛发作至采血时间窗分为3 h以内组52例和3~6 h组61例；根据临床最后确诊分为非缺血性胸痛组（NICP）31例和ACS组82例，其中ACS组又分为不稳定性心绞痛（UA）组51例、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NSTEMI）组18例和ST段抬高心肌梗死（STEMI）组13例；用白蛋白-钴结合（ACB）方法测定血清IMA，用全自动血凝分析仪和免疫化学发光分析仪测定D-二聚体和cTnⅠ。采用方差分析和SNK检验分析比较各组患者IMA、D-二聚体、cTnⅠ水平变化，并采用χ2检验分析评价其单独和联合应用对ACS早期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性。结果ACS患者中的UA组、NSTEMI组、STEMI组血清IMA水平分别为（0.722±0.181）、（0.601±0.122）、（0.631±0.153）吸光度单位（ABSU）、血浆D-二聚体水平分别为 (0.485±0.124)、（0.571±0.181）、（0.748±0.094） mg/L，血清cTnⅠ水平分别为（0.076±0.027）、（0.059±0.038）、（0.065±0.015） μg/L，均高于NICP组［血清IMA(0.338±0.065)ABSU、血浆D-二聚体(0.368±0.078) mg/L、血清cTnⅠ(0.022±0.007) μg/L］和健康对照组［血清IMA(0.292±0.058)ABSU、血浆D-二聚体(0.267±0.052) mg/L、血清cTnⅠ（0.029±0.016） 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值分别为3.613、3.289和3.521，P均<0.05）。胸痛3 h以内组和3~6 h组ACS患者血清IMA水平分别为（0.665±0.104）、(0.520±0.073)ABSU，高于健康对照组的（0.292±0.058） ABSU，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58，P<0.05）。胸痛3~6 h组ACS患者血浆D-二聚体及血清cTnⅠ水平分别为（0.634±0.213） mg/L和（0.079±0.032） μg/L，均高于健康对照组的(0.267±0.052) mg/L及（0.029±0.016） 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q值分别为4.24和3.46，P值均<0.05）。单独应用IMA诊断ACS的敏感度为85.36%、特异度为70.97%、准确性为81.42%，IMA、D-二聚体及cTnⅠ联合应用诊断ACS的敏感度为97.56%，特异度为58.06%、准确性为86.73%。结论血清IMA是ACS发病早期心肌缺血的敏感指标，优于cTnⅠ和血浆D-二聚体对ACS发病早期的心肌缺血诊断作用。联合检测IMA、D-二聚体及cTnⅠ可以提高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对指导临床早期诊断ACS有一定价值。（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443-447）

目的建立以金纳米探针结合终端PCR技术超灵敏检测HIV-1 p24抗原的方法。方法采用单克隆抗体1G12和1D4建立的夹心ELISA法检测合成的HIV-1 p24抗原。挑选拟南芥基因组中一段47 bp的DNA作为条形码DNA, 与5′端修饰巯基的捕获DNA(条形码DNA的互补序列) 杂交形成双链DNA。在金纳米粒子表面连接1D4，并与双链DNA通过巯基连接，制成金纳米探针。微孔板上包被1G12，与待检的重组HIV-1 p24抗原及金纳米探针夹心结合。将结合的条形码DNA通过加热解离下来作为检测信号，设计并合成引物进行PCR检测及4%凝胶电泳分析，进而鉴定p24抗原的含量，然后与ELISA法灵敏度进行比较。结果采用单克隆抗体1G12和1D4建立夹心ELISA法，检测HIV-1 p24抗原最低检测限为1000 pg/ml，采用相同抗体对建立金纳米探针法，通过PCR凝胶电泳法间接检测HIV-1 p24抗原，显示PCR产物电泳条带的强弱与所检测p24抗原含量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最低检测限可达到1 pg/ml。结论金纳米探针结合PCR凝胶电泳法可以对HIV-1 p24抗原进行检测，与ELISA法比较，其灵敏度可提高3个数量级。（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448-452）

目的了解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早期，外周血、肠黏膜相关淋巴组织及淋巴结中单个核细胞中HIV-1 DNA量的差异。方法收集2006至2011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规律随诊的留取有外周血、肠黏膜相关淋巴组织及淋巴结标本的HIV-1/AIDS患者，共11例。平均年龄39（25~55）岁，收集治疗前及治疗12周后患者的外周血、肠黏膜相关淋巴组织及淋巴结标本，用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单个核细胞，用DNA抽提试剂盒提取DNA，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的方法检测HIV-1 DNA拷贝数。用非参数检验方法分析比较各实验组之间HIV-1 DNA拷贝数的差异。结果治疗前，不同部位HIV-1 DNA量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7.636，P<0.01），肠黏膜相关淋巴组织的HIV-1 DNA量［（10 714±2043）拷贝/106细胞］和淋巴结内［（9145±1202）拷贝/106细胞］高于外周血［(66±8)拷贝/106细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值均为0.00，P值均<0.05）］,治疗前淋巴结与肠黏膜相关淋巴组织中的HIV-1 DNA量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U=46.00，P>0.05）；抗逆转录病毒治疗12周后，不同部位HIV-1 DNA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2.000，P<0.01）；肠黏膜相关淋巴组织的HIV-1 DNA量［（1701±790）拷贝/106细胞］和淋巴结内［（11 591±1781）拷贝/106细胞］高于外周血［（18±3）拷贝/106细胞（U值均为0.00，P值均<0.05）］；肠黏膜相关淋巴组织HIV-1 DNA水平从平均10 714拷贝/106细胞降低至平均1701拷贝/106细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934，P<0.05）；外周血HIV-1 DNA水平从平均66拷贝/106细胞降低至平均18拷贝/106细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934，P<0.05）。结论肠黏膜相关淋巴组织及淋巴结是HIV-1 DNA储存的重要场所。（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453-456）

目的评价Nordtest准则在临床实验室常规检测项目测量不确定度评估中的适用性。方法收集北京同仁医院检验科2010年7至12月共176 d室内质控数据和2009至2010年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6次室间质评结果。依据Nordtest准则评估钠、钾、氯、钙、磷、葡萄糖、尿素氮、肌酐、尿酸、总蛋白和白蛋白、总胆红素和直接胆红素、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碱性磷酸酶、谷氨酰基转移酶、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三酰甘油和总胆固醇共21个检测项目的合成不确定度和扩展不确定度。结果在所有检测项目中，直接胆红素的扩展不确定度最大，达到17.69%；酶类项目如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碱性磷酸酶、乳酸脱氢酶，由于受校准品不确定度的影响，扩展不确定度均>10%；与总胆固醇（6.96%）相比，三酰甘油受校准品不确定度的影响也较大，扩展不确定度为12.70%。结论Nordtest准则适用于目前临床实验室常规检测项目测量不确定度的评估，但在评估过程中，应考虑校准品不确定度的影响。（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457-462）

α-地中海贫血（简称α-地贫）是由于α珠蛋白基因缺失（缺失型）或点突变（非缺失型）导致α珠蛋白肽链合成减少或完全不合成而引起的一种溶血性贫血，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我国长江以南为高发区，其中广西、广东和海南发病率最高。最新的广东省大样本分子流行病学调查显示，α-地贫携带者频率约为8.53%［1］。我国最常见的3种缺失型突变为--SEA、-α3.7和-α4.2，最常见的3种非缺失型突变为Hb Constant Spring (Hb CS)、Hb Quong Sze（Hb QS）和Hb Westmead（Hb WS）。这3种点突变都位于α2珠蛋白基因第3外显子，由于α2珠蛋白基因比α1珠蛋白基因在珠蛋白合成中具有更重要的功能，因此非缺失型α-地贫突变所引起的功能缺陷往往比缺失型更为严重［2］。特别是当合并α0-地贫（即--SEA）时，非缺失型Hb H病的临床表现往往重于缺失型Hb H病［2］。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对非缺失型α-地贫的明确诊断亦十分重要。

肿瘤导致的止凝血异常发生率较高，其病理生理变化主要为高凝状态或易栓症，临床表现为血栓形成和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早期发现癌症患者的高凝状态或易栓状态，不仅可以避免或减少血栓形成或发生DIC，还可影响肿瘤的生长和转移，最终延长患者生存期［1］。近年来，凝血酶激活的纤溶抑制物（thrombin-activ atable fibrinolysis inhibitor，TAFI）与血栓性心脑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已进行了较多研究［2-4］，但TAFI与恶性肿瘤的关系研究不多［5-6］，国内尚未见报道。本研究旨在通过测定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NSCLC）患者及对照者血浆TAFI活性以及血浆组织因子途径抑制物（tissue factor pathway inhibitor，TFPI）、凝血酶原片段1+2（fibrinopeptide 1+2，F1+2）等反映凝血、抗凝血的指标的水平，来分析其与肿瘤病理分型以及分期之间的关系。

新月弯孢霉（Curvularia lunata）属于半知菌中的丝孢纲、丝梗孢目、暗色孢科、弯孢霉属，与链格孢霉同属一科。它在自然界中广泛分布，多存于土壤和腐生植物中，是少见的条件致病菌，新月弯孢霉所致的角膜炎在临床上也较少见。有研究资料报道显示［1-2］，在真菌性角膜炎分离的致病菌中，暗色真菌已经成为重要的条件致病菌。弯孢霉自1933年命名以来，已经成为暗色真菌感染中重要的致病菌［3］，而角膜是最主要的感染部位［1］，在美国真菌性角膜炎致病菌中已经位列第4位［4］。

随着免疫技术的不断进步，检测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的方法越来越多，化学发光法(chemilumines-cent microparticle immunoassay，CMIA)在临床检测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由于灵敏度和特异性较高，测定下限进口试剂可达0.2 ng/ml,国产试剂目前也能达到0.5 ng/ml［1］。并且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操作简单、方便、快速，适合批量操作，试验的成本低，只需要一台酶标仪、一台洗板机，一把可调节的定量加样枪，基本上就能够满足试验的要求，因此已经被临床和患者接受。在长期的临床工作中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方法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血清标志物5项（乙肝5项），即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体（hepatitis B surface antibody, 抗-HBs）、乙型肝炎病毒e抗原（hepatitis B e antigen,HBeAg）、乙型肝炎病毒e抗体（hepatitis B e antibody, 抗-HBe）、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hepatitis B core antibody，抗-HBc）时，少见模式的出现及检测结果的重复性和准确性一直是实验室与临床发生纠纷一个主要原因。本研究分析各种结果与不同操作模式之间的关系，分析产生的原因。

患者男，70岁。2006年12月4日因“口干多饮10个月，咳嗽伴胸闷气急5 d”，门诊拟诊“糖尿病、慢性粒单细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monocytic leukemia，CMML）”收入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患者3年前行血液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提示粒单细胞系异常增生骨髓象，诊断为CMML,曾用羟基脲治疗。本次入院胃镜示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多发溃疡，胃镜活检病理诊断为（胃窦）腺癌。

间接免疫荧光法（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IIF）通过改进底物选择及制备方法检测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ies，ANA），已形成以人上皮细胞株-2（human epithelial cells-2，HEp-2细胞）为基质的标准测定方法。以此为基质提高了检出率，可观察以往组织冰冻切片见不到的荧光核型，如着丝点、核少点、核多点等，还可观察到多种胞浆型、细胞骨架及与有丝分裂相相关的核型，这对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有重要提示作用。

随着生物技术在肿瘤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和从细胞分子水平对发病机制的深入认识，肿瘤治疗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靶向时代。由于靶向治疗药物是依据肿瘤发生发展中已知的异常分子或基因设计和研制的，然而并非所有患者均存在药物作用靶点，即使存在药物靶点，其异常状况亦不完全相同，药物的治疗效果也存在差异。因此，临床医师在选择靶向药物之前，必须了解患者的分子靶点状况，才能筛选出最合适的对象给予针对性的治疗。由于肿瘤的异常靶点可以是基因突变、扩增、融合，多态性以及过表达等，故检测方法和结果判断标准亦有所不同。现对目前临床常见的肿瘤分子靶点及其检测方法进行介绍，以期为靶点检测的规范化、标准化平台建立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