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 · 第35卷第02期

癌症是严重危害我国人民身心健康的疾病。肿瘤标志物在癌症诊断和治疗中有独特的作用，但一直缺乏基于循证依据且符合我国国情的系统性指南。《肿瘤标志物的临床应用建议》对肿瘤标志物的临床应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将对我国肿瘤标志物的科学合理应用产生积极影响。（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101-102）

丙型肝炎病毒（HCV）持续感染导致的慢性丙型肝炎（CHC）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HCV感染是病毒因素与宿主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的过程，HCV基因型与宿主基因型均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HCV分为6个基因型和多个亚型，不同基因型对聚乙二醇干扰素α联合利巴韦林的标准化抗病毒治疗的应答不同，因此治疗前需要确定HCV基因型以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近几年随着HCV蛋白酶抑制剂等特异性靶向治疗药物的研究进展，要求基因型的检测要精确到“亚型”的水平。基于测序法、反相杂交或实时PCR的HCV分型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但必须解决几个问题以实现方法学的标准化。近两年来，宿主白细胞介素28B的基因型被发现与CHC的自然清除和抗病毒治疗的应答有密切的关系，此外，肌苷腺苷三磷酸酶的基因型与利巴韦林引起的溶血性贫血相关，这些宿主基因型的检测已经在预测抗病毒治疗疗效和监控药物不良反应上得到初步的应用。（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97-100）

肿瘤的发病率逐年升高，且发病年龄有年轻化的趋势，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及定位相对困难，死亡率高，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现在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成为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两类疾病。为了科学、合理地将肿瘤标志物（tumor marker，TM）应用于肿瘤的筛查、诊断、预后评估、疗效监测、复发预测等环节，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和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共同制定TM的临床应用建议。本建议在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了美国临床生化学会(National Academy of Clinical Biochemistry，NACB)、欧洲肿瘤标志物协作组 (European Group on Tumor Markers，EGTM)、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等学术组织的TM临床应用指南，并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征求临床肿瘤病学专家和检验医学工作者的意见，作为修改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本建议最后经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和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组织专家进行讨论修改后，由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和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共同发布。由于医学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本建议应适时修订，以适应医学发展和临床应用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核酸及核酸类似物、聚乙二醇干扰素α等抗病毒药物的问世，使得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抗病毒治疗取得了明显发展，同时对乙型病毒肝炎的实验室检测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实验室诊断技术的发展。本研究着重讨论临床抗病毒治疗中乙型肝炎病毒DNA定量检测的应用和重要性，指出HBV DNA的定量检测病毒学应答对于判定抗病毒疗效、调整临床抗病毒治疗方案、停药后随访及预测预后等有重要意义。（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117-121）

乙型肝炎病毒（HBV）具有高度变异的特性，疫苗、抗病毒药物、诊断试剂等多种选择压力对HBV变异产生作用。选择压力下HBV变异可能影响乙型肝炎发病机制、免疫接种效果、抗病毒疗效以及实验室检测，掌握HBV变异的分子特征，对于乙型肝炎防治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122-125）

我国是肝病大国，肝病的诊治直接关系我国全民健康水平。肝病临床诊治对实验室检测的需求可以归纳为：（1）敏感，即缩短检测窗口期；（2）特异，即识别各亚型和变异株；（3）快速，即尽快确定病原；（4）准确，即为临床提供可靠检测结果。以化学发光技术、PCR技术和基因突变位点检测技术等为代表的检测技术应用于肝病诊治中，在精密度、准确度、灵敏性、特异性和检测速度等方面得到了大大提升，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肝病的临床诊治需求。（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126-130）

黄疸即胆红素异常升高在临床上很常见。目前医院检测胆红素通常测定血中的总胆红素和直接胆红素，而以总胆红素减去直接胆红素得到间接胆红素的数值。直接胆红素主要反映结合胆红素，但二者并不完全等同。与此类似，间接胆红素主要反映非结合胆红素。在临床上，对黄疸的诊断和鉴别诊断，直接胆红素（或间接胆红素）占总胆红素的比例较之胆红素升高的幅度更有意义。通过分析直接或间接胆红素的比例，往往可以对黄疸的原因做出大致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但目前各家医院检测胆红素的方法和水平差别较大，不同疾病状态下所测出的直接或间接胆红素的比例也大不相同，给黄疸的临床诊断和鉴别诊断带来很大困惑。建议医院临检部门加强对胆红素检测的质控工作，在严格质控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各种疾病状态下胆红素的比例使之符合临床实际情况，并长期稳定。如此将对黄疸的临床诊断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131-133）

B型利钠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和N端B型利钠肽原（N-Terminal pro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NT-pro BNP）作为生物标志物，已经广泛用于心力衰竭患者的诊断、预后判断及疗效观察等方面。但在具体的临床实践中如何应用好（NT-pro）BNP （即BNP和NT-proBNP）？作者认为有3点非常重要。首先，要知道BNP释放的刺激因素，如心肌细胞受到牵拉，即心室容积扩张、压力负荷增加，心肌缺血损伤/缺氧，内皮缩血管肽Ⅰ（endothelin-Ⅰ）、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n Ⅱ)、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 β）及α肾上腺素激动剂、β肾上腺素激动剂等的刺激［1］。由此可见，引起（NT-pro）BNP浓度改变的疾病范围较广。而且，人类BNP基因启动区域存在有多个上调靶基因，其可通过各种促炎症反应和肥大刺激经各种不同的信号途径激活［1］。要引起关注的是，与NT-proBNP相比，BNP显示出与左室容积［2］、左室舒张末压力［3］有更强的相关性。其次，要知道BNP释放入血后的病理生理作用，即拮抗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交感神经系统，具有利钠、利尿、舒张外周血管、降低血压减轻心脏负荷及抗心肌纤维化作用［1,4］。再次，要了解（NT-pro）BNP检测的实验室影响因素。因为（NT-pro）BNP检测的实验室影响因素对结果的准确判断至关重要。为此美国临床生物化学学会相关委员会制定出相关指南［1,4］以规避实验室影响因素对结果正确判断的影响。

目的建立丙型肝炎诊断试剂考评用质控体系。方法收集自2009年2至6月期间4080份献血员血清标本，用酶免疫实验检测筛选出抗-HCV阳性和抗-HCV阴性的146份标本。分别使用2种进口（Murex、Ortho）和4种国产抗-HCV EIA试剂(分别为英科新创、中山生物、万泰和科华公司)对筛选出的标本进行重复检测；使用Chiron的RIBA HCV 3.0和HCV RNA PCR试剂进行确认试验；采用Roche和Abbott HCV RNA定量试剂进行HCV RNA定量检测，RNA阳性标本进行HCV基因型检测。选择不同强度的或不同含量的确认阳性和阴性的标本及系列稀释标本建立抗-HCV和HCV RNA诊断试剂评价质控体系。结果构建了抗-HCV和HCV RNA诊断试剂评价质控体系。每种质控体系均由50份标本组成。分别包括20份抗-HCV/HCV RNA阳性标本、20份抗-HCV/HCV RNA阴性标本及10份用于灵敏度评价的系列稀释标本。阳性标本包括强、中和弱阳性，并包含国内常见HCV基因型和亚型。阴性标本包括样本吸光度值/临界值接近临界值的标本。结论本研究所建立的质控体系背景资料丰富、检测结果稳定可靠，为新研制和改进后国产丙肝诊断试剂的性能评价提供参考数据。（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137-140）

目的探讨慢性重型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中骨桥蛋白（OPN）和白细胞介素-17（IL-17）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于2009—2010年期间收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科住院的乙型肝炎引起的慢加急性肝功能衰竭（ACLF）患者20例，其中男11例，女9例，年龄37～65岁，中位数为39岁。并收集同期健康体检者40名作为对照组，其中男20名，女20名，年龄25～55岁，中位数35岁。采用ELISA法检测血浆中OPN及血清中IL-17的水平。并应用刀豆球蛋白A（ConA）诱导的小鼠暴发性肝炎模型，分析外周血及肝脏中OPN和IL-17的水平随时间的变化。分离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在ConA刺激的基础上，添加肿瘤坏死因子（TNF）-α或anti-TNF-α培养后，收集细胞培养上清，检测OPN和IL-17的水平。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OPN与IL-17之间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慢性重型乙型肝炎组IL-17和骨桥蛋白的水平［（42.4±12.9） pg/ml和（1460.1±523.1） ng/ml］高于健康对照组［（10.6±4.8） pg/ml和（472.8±67.5） 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87和3.570，P均<0.05）。小鼠肝炎模型中，ConA注射后6 h，外周血中的OPN即达到高峰，在12 h后OPN水平回落；而IL-17在24 h内逐渐升高。注射后6 h，肝脏组织中的OPN水平有一小的下降后逐渐升高并在12 h达到高峰；IL-17在ConA注射后6 h达到高峰。慢性重型乙肝患者中骨桥蛋白与IL-17水平呈正相关（R2=0.582，P=0.026），TNF-a增加淋巴细胞对骨桥蛋白的分泌(P<0.05)。结论重型肝炎发生与骨桥蛋白和IL-17的表达水平有关，骨桥蛋白与IL-17水平呈正相关。TNF-α能促进淋巴细胞产生骨桥蛋白。（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141-144）

目的比较一步熏蒸法和程序降温法对人类精子冷冻复苏后运动能力的影响。方法25份精液标本取自2011年5至7月上海市人类精子库25名精液捐赠者，应用麦管为冷冻载体，按照1∶1的比例添加改良甘油-卵黄-柠檬酸钠作为冷冻保护剂，将液化后的每份精液标本平均分为2份，分别进行一步熏蒸法和程序降温法冷冻。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对冷冻前后的标本进行精液常规分析，利用IVOS精子分析仪进行精子密度、总活动率、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运动参数（包括平均路径速度、平均直线速度、平均曲线速度、平均鞭打频率）的测定。精子形态学染色使用改良巴氏染色，采用人工分析办法，显微镜下计数200条精子，计算其形态正常率。同一种冷冻方法进行冷冻前、后上述各指标的比较，以及两种不同冷冻方法精子复苏后上述各指标的比较均采用配对t检验。结果冷冻前，精子总活动率、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平均路径速度、平均直线速度、平均曲线速度、平均鞭打频率分别为（91.36±4.96）%、（81.28±6.41）%、（59.29±9.30） μm/s、（49.80±8.40） μm/s、（83.39±15.70） μm/s、（16.68±3.36） Hz，采用一步熏蒸法冷冻复苏后，分别为（46.04±20.14）%、（40.22±18.42）%、（48.00±11.60） μm/s、（41.11±8.50） μm/s、（71.55±17.19） μm/s、（15.94±14.30） Hz，与冷冻前比较，除平均鞭打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t=0.258，P＞0.05），其余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1.324、11.958、4.266、3.964、3.620，P均<0.05）。采用程序降温法冷冻复苏后，上述各指标分别为（48.05±18.27）%、（42.47±15.62）%、（45.30±6.51） μm/s、（38.08±4.99） μm/s、（64.23±11.75） μm/s、（14.00±2.99） Hz，与冷冻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0.337、10.874、7.154、5.510、6.494、3.244，P均<0.05）。一步熏蒸法和程序降温法冷冻复苏后，精子复苏率、总活动率、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形态正常率在两种方法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425、0.364、0.622、0.676，P＞0.05）；而一步熏蒸法的平均路径速度、平均直线速度、平均曲线速度、平均鞭打频率均高于程序降温法，其中平均直线速度和平均曲线速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489、2.822，P均<0.05）。结论麦管可作为精子冷冻的载体。与程序降温法相比，一步熏蒸法操作简便，冷冻复苏后精子具有较高的运动能力，是一种值得推荐的精子快速冷冻方法。（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145-149）

目的探讨精子质量对短时受精后受精结局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2009年1月至2010年6月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进行早期受精观察的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的患者，筛除年龄> 38岁，且第2次减数分裂中期(MⅡ) 卵母细胞数< 3个的患者，共有558个周期。按是否进行补救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术(Re-ICSI)分为常规体外受精(IVF)组（472周期）和Re-ICSI组（86周期）。按既往妊娠史将IVF组和Re-ICSI组分为原发不孕和继发不孕，其中IVF组原发不孕269周期，继发不孕203周期；Re-ICSI组原发不孕64周期，继发不孕22周期。IVF组和Re-ICSI组患者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早期流产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活产率的比较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检验。IVF组和Re-ICSI组间不孕年限、前向运动精子数量、精子畸形率、精子顶体酶活性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IVF组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早期流产率、活产率分别为29.4%、44.9%、13.4%、37.0%，Re-ICSI组分别为25.7%、34.6%、10.7%、29.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0.869、2.963、0.010，P=0.351、0.085、0.922、0.098）。IVF组中，原发不孕患者的不孕年限、前向运动精子数量、精子畸形率、顶体酶活性分别为4.00(3.00～6.00)年、58.37(33.64～102.27)×106条、81.09%（79.41%～88.69%）、76.30(48.50～92.46) μIU/106条精子，Re-ICSI组分别为5.00(3.25～8.00)年、36.33(20.59～64.43)×106条、85.50%(81.28%～89.02%)、47.14(31.61～90.24) μIU/106条精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617、-3.505、-3.553、-3.530，P=0.009、0.000、0.000、0.000）。IVF组中，继发不孕患者的不孕年限、前向运动精子数量、精子畸形率、顶体酶活性分别为5.00(3.00～7.00)年、63.00(34.20～107.73)×106条、81.29%(79.90%～86.09%）、78.34(53.87～98.00) μIU/106条精子，Re-ICSI组分别为5.00(3.75～7.00)年、 28.80(18.57～48.56)×106条、 88.79%（84.04%～95.64%）、54.70(39.73～76.77) μIU/106条精子，除不孕年限外，其他各项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0.338、-3.505、-3.553、-3.530， P=0.735、0.000、0.000、0.006）。结论患者的不孕年限、前向运动精子数量、精子畸形率、顶体酶活性对短时受精后是否出现受精失败有预测价值。（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2012,35：150-155）

目的建立北京和上海地区表面健康人群血清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T3)、甲状腺素（TT4）、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促甲状腺素（TSH）的参考区间。方法按照美国国家临床生化学院检验医学应用准则中关于甲状腺疾病诊断与监测的实验室支持中的筛选要求，在北京、上海地区筛选体格检查和相关实验室检查均正常的表面健康人群390名（男221名，女169名），年龄18～65岁。采集受检者空腹血清，使用美国 UniCel DXI 800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进行TT3、TT4、FT3、FT4、TSH的检测。不同性别、地区间上述各种甲状腺激素水平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不同年龄组间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法。参考区间采用P2.5～P97.5表示。结果对各种激素水平进行性别间比较，男性组TT3、TT4、FT3、FT4、TSH水平分别为（1.90±0.32） nmol/L、（116.77±18.02） nmol/L、（5.28±0.67） pmol/L、（11.54±1.97） pmol/L、（1.92±1.12） mIU/L，女性组分别为（1.82±0.32） nmol/L、（115.73±14.39） nmol/L、（5.04±0.59） pmol/L、（10.94±1.45） pmol/L、（2.37±1.86）mIU/L，TT3、FT3、FT4、TS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为2.377、3.642、3.471、2.520，P均<0.05）。不同地区间结果比较，只有FT3在地区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北京和上海分别为（5.01±0.63）、（5.41±0.61） pmol/L（t=6.410，P<0.01），其他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相关分析结果表明，TT4与年龄呈正相关（r=0.22，P<0.01）；TSH与年龄呈负相关（r=-0.12，P<0.05）。TT3、TT4、FT3、FT4、TSH参考区间分别为（1.22～2.50） nmol/L、(83.37～149.37) nmol/L、 (3.88～6.48) pmol/L、 (7.70～14.86) pmol/L、(0.38～5.58) mIU/L。结论北京和上海地区人群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与进口试剂盒给定的参考区间有差异，建立我国甲状腺激素参考区间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156-159）

目的探讨多重连接依赖探针扩增（MLPA）技术在大样本羊水染色体非整倍体快速产前诊断中的临床应用前景。方法收集自2009年10月至2010年12月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中心进行染色体异常产前诊断的孕妇羊水标本1229份，采用MLPA技术对5种常见染色体非整倍体异常（即13、18、21、 X和Y染色体非整倍体）进行快速分子诊断，同时进行G显带染色体核型分析双盲检测。然后比较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验证MLPA技术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在1229份羊水标本中，G显带核型技术确诊5种染色体非整倍体标本38份，其中非嵌合体非整倍体标本34份，非整倍体嵌合体标本4份；MLPA技术检测非嵌合体非整倍体与G显带核型分析结果一致，MLPA技术检出2份非整倍体嵌合体，漏检2份非整倍体嵌合体。结论MLPA技术对13、18、21、X和Y非嵌合体非整倍染色体异常的检测敏感度和特异度较好，可应用于染色体非整倍体快速产前诊断。（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160-164）

目的探讨与张力蛋白同源的10号染色体缺失的磷酸酶基因（phosphatase and tensin hemology deleted on chromosome ten gene，PTEN）及环氧化酶-2（cyclooxygenase-2，COX-2）在髓系白血病细胞中的表达及相互作用。方法收集2007至2009年保定市第一医院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住院及门诊患者30例，其中10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慢性期（chronic myeloid leukemia-chronic phase，CML-CP）患者、10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变期（chronic myeloid leukemia-blastic crisis，CML-BC）患者及10名健康人，分析所有研究对象骨髓单个核细胞内PTEN、COX-2 信使核糖核酸（messenger ribonucleic acid，mRNA）表达水平变化。将携带有野生型PTEN和绿色荧光蛋白的腺病毒（Ad-PTEN-GFP）及对照载体腺病毒（Ad-GFP）转染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id leukemia，CML）细胞系K562。流式细胞仪检测转染效率；四甲基偶氮唑蓝（3-［4，5-dimethyl-2-thiazolyl］-2,5-dip，MTT）法检测细胞增殖抑制率及黏附功能；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检测PTEN、COX-2 mRNA水平变化，蛋白质印迹（western blot，WB）检测PTEN、p-Akt蛋白表达水平的变化，细胞化学染色检测COX-2蛋白表达变化。结果CML-BC患者中PTEN mRNA表达水平（0.022±0.021）低于CML-CP（1.134±1.124）及健康对照组（1.059±0.595，F=7.16，P<0.01），而COX-2 mRNA在CML-BC（0.761±0.418）患者中均高于CML-CP（0.211±0.158）及健康对照组（0.165±0.152，F=12.58，P<0.01）。以MOI=200转染K562细胞后，Ad-PTEN-GFP组K562细胞最大增殖抑制率为38.67%±4.30%，明显高于Ad-GFP组抑制率（5.34%±0.31%，t=13.39，P<0.01），转染3 d后Ad-PTEN-GFP组K562细胞内COX-2 mRNA表达水平(0.013±0.001)均明显低于Ad-GPF组(0.199±0.018)及未转染组COX-2 mRNA(0.217±0.021，F=499.45，P<0.01)。p-Akt及COX-2蛋白表达水平亦明显减低。结论PTEN可能通过抑制COX-2表达从而抑制白血病细胞增殖、黏附功能。（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165-169）

目的对1例异常血红蛋白合并遗传性持续性胎儿血红蛋白增多症（HPFH）患者进行基因分析。方法患者男，26岁，2010年9月到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进行体检，经血液学分析、血红蛋白电泳、红细胞渗透脆性分析后，疑为异常血红蛋白合并HPFH病患者。应用常规血液学检查、碱性琼脂糖凝胶血红蛋白电泳对先证者进行表型分析；通过对HBB基因直接测序检测异常血红蛋白的突变类型；应用多重连接酶依赖探针扩增技术（MLPA）检测整个β-珠蛋白基因簇有无缺失及缺失的大致范围；应用跨越断裂点聚合酶链反应（gap-PCR）进行跨越断裂点PCR扩增，对此扩增产物进行基因测序分析，并将其结果与参考序列NC_000011.9进行比对，判断具体的断裂位点。结果通过对HBB基因进行直接测序，发现该异常血红蛋白为Ta-Li(HBB:c.250G>T)，通过MLPA结合gap-PCR以及对产物进行基因测序，发现患者存在β-珠蛋白基因的大片段缺失，缺失范围为NC_000011.9:g.5222878_5250288del，即患者的基因型为异常血红蛋白Ta-Li合并东南亚型遗传性持续性胎儿血红蛋白增多症（SEA-HPFH）。结论联合应用MLPA、gap-PCR和基因测序技术可能有助于明确先证者的基因型。（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170-173）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之一。甲胎蛋白（alpha feto protein，AFP）是应用最广泛的肝癌标志，其敏感度为40%~65%，特异度为76%~96%［1］。但在一些肝癌患者中AFP呈阴性或低浓度，单一检测AFP，将有30%~40%的肝癌患者被漏检。近年来，各种新的肿瘤标志相继被发现，其中甲胎蛋白异质体(alpha fetoprotein-L3，AFP-L3）与高尔基体蛋白73（golgi protein 73, GP73）最有可能成为更好的诊断肝癌，特别是肝癌早期诊断的血清标志［2］。为探讨AFP-L3与GP73对我国肝癌的诊断价值，解决AFP低浓度HCC患者漏检问题，我们检测了50例AFP低浓度HCC患者血清中AFP-L3与GP73水平，并分析评价AFP-L3与GP73联合检测效能，以提高诊断和早期HCC预警的临床应用价值。

大肠埃希菌（Escherichia coli，ECO）一般多不致病，为人体肠道中最主要和数量最多的寄生菌。但某些血清型菌株的致病性很强，可引起严重疾病甚至死亡，被称为致病性ECO，必须进行重点监测和研究。例如2011年肠出血性ECO（EHEC）感染疫情从5月中旬开始在德国蔓延，截止到6月11日疫情已扩散至欧洲和美国等13个国家，已导致25人死亡，近3千人患病。除了EHEC，致病性ECO还包括产生更大社会问题的尿道致病性ECO(uropathogenic ECO, UPEC)。泌尿道感染(urinary tract infection, UTI) 发病率占感染性疾病的第 2位，UTI可以局限于下尿道成为膀胱炎或尿道炎，也可上行累及肾盂引起急性肾盂肾炎。UPEC是引起UTI的主要病原菌，占临床UTI病例的85%左右［1］。一旦UPEC黏附于泌尿道黏膜上皮细胞，就会引起UTI。有报道称33%的美国妇女在24岁时就曾有过UTI病史，并接受抗菌药物治疗，40%～50%的妇女在一生中曾有过UTI病史［2-3］。

近年来，我国多地相继出现一种以发热伴血小板减少为主要症状的传染性疾病。患者以中老年人为主，多生活在山地或丘陵地区的农村。该病传播途径尚不清楚，部分患者有蜱虫叮咬史。该病的其他症状有胃肠不适、纳差厌食、恶心、腹泻、疲劳乏力、相对缓脉等，实验室检查白细胞减少和酶学改变等，后者包括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transaminase, ALT)、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和肌酸激酶 (creatine kinase, CK)的升高。所述症状与感染嗜中性粒细胞无形体(anaplasma phagocytophilum)的患者相似，但经我国科学家证实，该病病原体是一种新的布尼亚病毒，又称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布尼亚病毒(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bunyavirus, SFTSV)［1］。

轮状病毒是1973年由澳大利亚的Bishop等［1］首先发现的人类胃肠炎相关病毒病原。目前已经确定它是引起婴幼儿腹泻最重要的病原，以A组轮状病毒为主，占儿科秋冬季感染性腹泻的40％以上［2-3］。早期快速地发现儿童A组轮状病毒感染，对于临床医生进行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有着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免疫胶体金技术是一种快捷灵敏、准确稳定的免疫标记新技术，且操作简便,价格低廉，近年来在临床检验方面开始逐渐得到应用，尤其是在快速诊断方面显现出了巨大的前景［4］。目前国内市场销售的胶体金法轮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种类较多，为了明确这种胶体金法试剂盒对轮状病毒的检测效能，我们选取了3种不同产地的试剂盒：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韩国Standard Diagnositics公司和英国Microgen Bioproducts公司，2种不同制式（卡式和条式），进行了检测比较，并同时与传染病诊断国家标准中“感染性腹泻的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章节内推荐的粪便中轮状病毒的检测方法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PAGE)检测法进行了比较。

猪链球菌(Streptococcus suis) 是一种人畜共患病病原菌，既可感染猪等牲畜，也可感染人。由于人被猪链球菌感染后，引起高热、腹泻、头痛、听力下降，重症患者发生中毒性休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 cularcoagulation，DIC)、脑膜炎。临床工作中发现一例而猪链球菌引起甲状腺感染病例，现报道如下。

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表面抗原（HBV surface antigen，HBsAg）于1963年由Baruch Blumberg在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血中发现，称为澳大利亚抗原(澳抗）。 近年来，HBsAg定量在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抗病毒治疗管理中的应用成为研究的热点，HBsAg定量检测已具备可标准化，重复性好，低成本等特点， 成为 CHB管理的新的有效工具。

近年来，检测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 HER2）的状态已经成为乳腺癌确诊后指导治疗策略的必要环节。目前大量研究证实，原癌基因HER2扩增和（或）其产物，即具有酪氨酸激酶活性的跨膜糖蛋白（p185）过表达是乳腺癌的一个独立不良预后因素，同时HER2表达状态也是指导靶向治疗药物，如曲妥珠单抗临床使用的惟一标准［1］。研究表明，HER2蛋白的细胞外区域(extracellular domain，ECD)经基质金属蛋白酶作用后脱落进入血液，用免疫测定法可对之进行定量检测。同时，血清学检测具有方便、实时性、连续性等特点，而血清HER2 ECD是1个指导用药和评价预后的潜在肿瘤生物标志［2］。然而，对血清HER2 ECD检测方法以及潜在的临床意义仍存在争议。一些研究表明，HER2 ECD浓度的升高与预后不良有关，此类患者对HER2靶向药物，如曲妥珠单抗的疗效差，且与疾病侵袭程度有关。而其他研究报道相反，认为，以HER2 ECD浓度判断患者预后的价值并不清楚［3］。尽管如此，明确血清HER2 ECD的临床意义，对指导临床治疗用药、评价预后均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