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 · 第35卷第01期

新年开篇之文，代表了杂志未来一年的学术导向与办刊策略。在当前一片惟SCI马首是瞻的喧嚣声中，本刊如何才能冷静面对、矫健突围呢？局势越复杂，越要摸清它的本源！何为期刊的本源？读者就是本刊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本源。在国内大多数科技期刊重视为作者服务的同时［1］，有必要将考虑并满足读者的需求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关注层次！基于此宗旨，本刊将于2012年对内容导向、学术活动、专家聘任等方面进行调整。

伊马替尼的应用使很多慢性髓细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id leukemia，CML）患者获得了长期生存，但是CML的BCR-ABL1融合基因激酶区突变(kinase domain mutation，KDM)会造成耐药。KDM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是随机出现的。带有不同KDM特征的白血病克隆有一定的演变规律。在伊马替尼用药期间，耐药程度较高的突变细胞容易发展为优势克隆。建议在治疗伊马替尼耐药的CML时，除了努力发展下一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以外，还可考虑用传统药物来辅助治疗。（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2-5）

细菌耐药问题自青霉素临床应用不久就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已经可以肯定的是，新抗菌药物的开发无法跟上细菌耐药进化的步伐。因此，合理使用现有抗菌药物，控制耐药菌的传播就成为解决细菌耐药问题的关键［1］。实现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和有效控制耐药菌传播，就要求临床医师、院感控制部门以及医药行政卫生单位掌握本国或本地区的细菌耐药流行病学资料，包括常见临床分离细菌对各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耐药谱及耐药机制，及时发现新的耐药菌。国际上很多国家和机构，都已建立起长期的细菌耐药监测网络，如：美国国家医院感染监测系统（National Nosocomial Infections Surveillance，NNIS）、亚历山大项目（Alexander Project）、美罗培南年度药物敏感试验信息采集项目（Meropenem Yearly Susceptibility Test Information Collection，MYSTIC）、替加环素评价与监测试验项目（Tigecycline Evaluation and Surveillance Trial，TEST）等，我国也有很多单位加入了上述监测网。但建立一个我国自己的完善、系统的耐药监测网络，为我国的医务工作者提供可靠的有关细菌耐药的第一手资料，对我国的细菌耐药控制工作更具有现实意义。现有的监测已经提示，亚洲国家较之西方国家，各国、各地区在临床细菌和真菌耐药特性上的差异更加明显，这可能与亚洲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卫生条件、政策管理水平方面的参差不齐有关［2］。在某些西方国家，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产KPC酶肺炎克雷伯菌等多重耐药菌已经遍布其社区和医院，而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青霉素耐药肺炎链球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等高流行的问题则更为突出［2-3］。临床医师经验使用抗菌药物须参照可靠真实的本地耐药监测数据。

近年来，我国疫区及城市布鲁菌病散发病例明显增加，例如本期中周静等［1］报道的东莞地区2例感染病例，甚至出现了养牛工人和进行动物实验的学生染病的群体感染事件［2-3］。医务人员对布鲁菌感染后临床表现的多样性，抗感染治疗的特殊性和实验室检测的重要性与安全性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POCT（point-of-care testing）在患者近旁进行分析，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可快速得到检测结果，有助于缩短治疗周期、改进治疗效果和提高医疗效率，已得到广泛应用。但如果应用不当，POCT的使用也可能对患者的医疗效果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可能造成医疗费用不合理地增加。为在临床实践中科学、合理地应用POCT，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和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共同决定制定POCT临床应用建议，并委托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临床疾病实验室检测项目应用建议编写工作组进行编写。本应用建议编写时参考了美国临床生化学会和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院的有关文件内容。本应用建议在制定过程中，曾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征求临床专家、检验医学工作者、医院管理专家和生产厂商技术专家的意见，作为修改完善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本应用建议最后分别经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和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批准后公布。

目的了解伊马替尼治疗后效果不佳的慢性髓细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id leukemia，CML）及Ph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患者BCR-ABL1激酶区突变(kinase domain mutation，KDM)的特征。方法选取2007年9月至2010年12月北京市道培医院177例CML患者和33例Ph(+)ALL患者，均为我国患者。在患者治疗初期有效、后出现耐药时，或者治疗3个月以上疗效不佳时采集骨髓或外周血标本，共计243份。提取标本有核细胞中总RNA，反转录为cDNA。用巢式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扩增标本中BCR-ABL1融合基因的激酶区全长（第242～493位氨基酸的编码序列），使用AB3130XL型基因测序仪测定ABL1激酶区的基因序列，使用Variant Reporter V1.0软件分析基因突变结果。结果共检测到32种ABL1基因不同种类的点突变，检出率为34.2%（83/243）。其中T315I占12%(10/83)，检出的突变率最高；其余依次为Y253H占11% (9/83)，G250E占7% (6/83)，E255K占7% (6/83)，M351T占6% (5/83)，E459K占5% (4/83)；Q252H、D276G、F317L、E355G、F359V、H396R均占4% (3/83)。并发现了3例插入突变，2例为357-358insk，1例为V304RfsX17。在7例患者中发现同时存在2种以上的点突变。多种耐药突变可同时存在于1个克隆中，同一个体不仅有常见的耐药突变，也会出现少见的点突变、缺失突变、插入突变甚至导致激酶活性缺失的突变。结论伊马替尼药物压力下白血病细胞的ABL1基因突变会随机出现，产生不同的耐药克隆；不同的耐药克隆可以在同一个体内并存。耐药克隆不仅有基因突变，还存在插入缺失突变。（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17-22）

目的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后用患者指甲游离缘标本进行短片段重复序列（short tandem repeat，STR）基因分型和供受者嵌合率检测的适用性，并观察移植后患者指甲中供受者嵌合状态变化。方法选取2009年7月至2011年9月在北京市道培医院行allo-HSCT的25例患者及25名供者。采集患者及其供者外周血、骨髓、指甲游离缘和口腔黏膜标本。提取标本中基因组DNA，进行15个STR位点的基因分型和嵌合状态分析。将患者分为2组：第1组包括12例患者，在接受allo-HSCT后1个月内分别同时采集患者的指甲游离缘标本和口腔黏膜标本，并做嵌合状态的比较；第2组包括13例患者，观察患者行allo-HSCT后3个月指甲标本中的嵌合状态，并对其中3例患者进行多次指甲标本采集和嵌合状态检测。结果在第1组12例患者中，指甲标本均检测为患者自身的STR基因型；在4份口腔黏膜标本中检测到供受者混合嵌合状态，供者STR基因型所占比例分别为16.7%、32.1%、35.8%和60.7%。在第2组13例患者中，5例患者存在供受者细胞的混合嵌合状态，即受者指甲中出现供者的STR基因型，嵌合率在6.7%至82.6%之间。3例行allo-HSCT后多次检测指甲嵌合率的患者中，1例始终未检测到供者基因型的嵌合，另2例患者中检测到持续存在的供者基因型的嵌合。结论移植后1个月内采集的指甲游离缘标本可用于患者STR基因型鉴定和供受者嵌合率分析，优于口腔黏膜标本。供者的移植物中具有可以分化成为皮肤组织的细胞，部分患者移植后皮肤中可长期存在供者来源细胞的嵌合状态。（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23-26）

目的探讨初诊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患者NPM1基因突变发生率及其与染色体核型和FAB亚型之间的关系，并分析NPM1基因的突变类型。方法选取2004至2010年中日友好医院血液科99例初诊AML患者。采集患者骨髓标本，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扩增基因组DNA，并采用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PAGE）和毛细管电泳两种方法对AML患者NPM1基因突变进行检测。应用G显带方法对其中72例初诊AML患者进行细胞遗传学分析，同时对10例NPM1突变阳性患者进行直接测序分析。NPM1插入突变在各亚型患者中发生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变性PAGE和毛细管电泳两种方法检测NPM1基因突变发生率的比较采用McNemar检验。结果毛细管电泳法与变性PAGE法检测AML患者NPM1基因插入突变发生率分别为15%（15/99）和11%（11/9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25，P>0.05)。NPM1插入突变在各亚型患者中发生率分别为：急性粒细胞白血病部分分化型（M2）（27%，8/30）、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M5）（32%，6/19）、红白血病（M6）（13%，1/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6，P>0.05)，其余亚型未检测到NPM1插入突变。49例AML异常核型患者的NPM1插入突变发生率为4%（2/49），23例正常核型患者的NPM1插入突变发生率为26%（6/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61，P<0.05)。10例NPM1基因插入突变均为A型突变(c.860_863dupTCTG)。突变导致NPM蛋白羧基末端读码框移，末尾7个氨基酸WQWRKSL被11个氨基酸CLAVEEVSLRK所代替。2例患者检测到内含子缺失突变，分别为IVS10-18_-15delCTTT和IVS10-17_-15delTTT。结论NPM1插入突变为AML患者常见基因改变，正常核型患者插入突变发生率高于异常核型患者。在NPM1基因内含子区发现2例缺失突变。（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27-31）

目的探讨轻型β-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患者β-珠蛋白基因(AC)n(AT)xTy多态性与其基因突变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09年2月至2010年7月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89例已知基因突变类型的轻型β-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患者和110名中国汉族人群健康对照者。抽取所有个体外周静脉血，抽提基因组DNA，通过聚合酶链反应扩增β-珠蛋白基因BP1蛋白结合区序列，经DNA测序确定(AC)n(AT)xTy序列的多态性，分析(AC)n(AT)xTy多态性与其基因突变的关系。轻型β-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患者和健康对照者间(AC)n(AT)xTy多态性单倍型频率的比较，以及同一单倍型患者的不同突变类型发生率间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在轻型β-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患者的β-珠蛋白基因BP1蛋白结合区存在9种(AC)n(AT)xTy多态性序列，分别是(AC)2(AT)7T7、(AC)2(AT)8T5、(AC)3(AT)7T5、(AC)2(AT)9T5、(AC)2(AT)8T9、(AC)3(AT)8T5、(AC)2(AT)10T3、(AC)2(AT)7T5和(AC)2(AT)11T3，其中(AC)2(AT)7T7和(AC)2(AT)8T5是常见单倍型。轻型β-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患者的(AC)2(AT)7T7、(AC)3(AT)7T5和(AC)2(AT)8T9单倍型频率分别为38.8%（69/178）、11.8%（21/178）、9.0%（16/178），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的24.1%（53/220）、5.4%（12/220）、3.2%（7/2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966、4.371、6.093，P<0.05）；(AC)2(AT)9T5单倍型频率为10.1%（18/178），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的33.2%（73/2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9.691，P<0.01）；而(AC)2(AT)8T5单倍型频率在患者组和健康对照组分别为25.3%（45/178）和29.1%（64/22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718，P>0.05）。在(AC)2(AT)7T7单倍型患者中，codon41/42(-TTCT)和IVS-II-654(C→T)的突变率分别为59%（10/17）和29%（5/1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982，P>0.05）；在(AC)2(AT)8T5单倍型患者中，codon41/42(-TTCT)和IVS-II-654(C→T)的突变率分别为29%（4/14）和57%（8/1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333，P>0.05）。结论β-珠蛋白基因BP1蛋白结合区的(AC)2(AT)7T7、(AC)3(AT)7T5和(AC)2(AT)8T9单倍型与轻型β-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存在连锁不平衡。在轻型β-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患者中，携带(AC)2(AT)7T7单倍型和(AC)2(AT)8T5单倍型患者的主要致病突变分别为codon41/42(-TTCT)和IVS-II-654(C→T)。（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32-36）

目的研究食管鳞癌患者肿瘤组织和血浆多基因甲基化状态及其对食管鳞癌诊断的应用价值。方法用甲基化特异性聚合酶链反应（methylation specific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MSP）检测76例食管鳞癌患者肿瘤组织、配对癌旁正常组织、患者术前1 d、术后7 d血浆游离DNA中腺瘤性息肉瘤基因（adenomatous polyposis coli，APC）、维甲酸受体β2基因（retinoic acid receptor-beta2，RARβ2）、上皮细胞钙黏蛋白基因（E-cadherin，CDH1）、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抑制剂4A家族p16基因（cyclin-dependent kinase inhibitor4A，p16INK4α）、Ras相关家族蛋白1A基因（ras association domain family member 1A，RASSF1A）甲基化，选取同期60名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志愿者血浆DNA作对照。用χ2检验分析各类组织与血浆标本中5个基因DNA甲基化率的差异；血浆与食管鳞癌组织标本DNA甲基化的相关性用Spearman相关分析;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价单基因与5个基因联合检测诊断食管鳞癌的敏感度、特异度。结果食管鳞癌组肿瘤组织中的APC、RARβ2、CDH1、p16INK4α、RASSF1A基因甲基化阳性率分别为44.7%（34/76）、72.4%（55/76）、72.4%（55/76）、86.8%（66/76）、55.3%（42/76），均显著高于对应癌旁正常组织［6.6%（5/76）、3.9%（3/76）、3.9%（3/76）、3.9%（3/76）、2.6%（2/76）， χ2值分别为29.01、75.39、75.39、105.34、57.18，P均＜0.001］。食管鳞癌组术前血浆中5个基因的甲基化阳性率分别为42.1%（32/76）、63.2%（48/76）、63.2%（48/76）、71.1%（54/76）、50.0%（38/76），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3.3%（2/60）、3.3%（2/60）、1.7%（1/60）、3.3%（2/60）、1.7%（1/60），χ2值分别为26.88、51.62、55.01、63.48、38.30，P均＜0.001］。食管鳞癌患者血浆与肿瘤组织中5个基因甲基化的符合率均较高（Kappa值分别为0.679、0.791、0.791、0.542、0.895，P均＜0.001）。血浆中APC、RARβ2、CDH1、p16INK4α、RASSF1A基因甲基化单项诊断食管鳞癌的敏感度分别为42.1%（32/76）、63.2%（48/76）、63.2%（48/76）、71.1%（54/76）、50.0%（38/76），特异度分别为96.7%(58/60)、96.7%(58/60)、98.3%(59/60)、96.7%(58/60)、98.3%(59/60);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94［95%可信限（CI）0.606~0.782］、0.799（95%CI 0.723~0.875）、0.807（95%CI 0.733~0.882）、0.839（95%CI 0.769~0.908）、0.742（95%CI 0.659~0.824）；5个基因联合检测血浆甲基化的敏感度为80.3%(61/76)，特异度88.3%(53/60)， ROC曲线AUC为0.843（95%CI 0.773~ 0.913）。联合检测的敏感度显著高于APC、RASSF1A单项检测（χ2值分别为23.30、15.33，P均<0.001），但与RARβ2、CDH1、p16INK4α的敏感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5.48、5.48、1.75，P值分别为0.019、0.019、0.186）；联合检测与单项检测的特异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922、1.922、3.348、1.922、3.348，P均>0.05）。结论食管鳞癌患者血浆与肿瘤组织中抑癌基因甲基化符合率均较高，血浆中5个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诊断食管鳞癌与单基因检测相比无显著优势，但前者敏感度高于后者。（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37-41）

目的建立β淀粉样肽42（β-amyloid peptide 42，Aβ42）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并探讨其检测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 AD）患者血清Aβ42含量及其早期诊断、治疗的临床意义。方法利用噬菌体抗体库技术制备抗Aβ42的单链抗体，用作包被抗体；并与用Aβ42免疫兔制备的抗Aβ42的多克隆抗体及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羊抗兔IgG建立检测外周血Aβ42的ELISA方法。然后，用其检测120例AD患者和120例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o，VD）或脑梗死患者、120名健康人血清的Aβ42含量，同时通过重复性、稳定性、回收试验和与国外试剂比对分析进行方法学评价与诊断性能分析。结果建立的Aβ42 ELISA法检测2份血清标本重复20次的批内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ble，CV）分别为3.6％和3.5％，重复检测20 d的批间CV分别为6.8％和7.1％；回收率为97.2%~103.1%，线性范围为0.050~2 μg/L；在37 ℃放置6 d及4 ℃保存6个月的活性降低均<12％。与比利时INNOTEST双抗体夹心ELISA β淀粉样肽检测试剂盒平行检测90份标本，自建方法检测Aβ42含量为(0.207±0.039) μg/L，INNOTEST试剂盒为(0.206±0.038) μg/L；两种方法有较好的一致性（回归方程为Y=1.011X-0.003, R2=0.979，P<0.01）。ELISA检测AD组血清Aβ42为(0.247±0.032) μg/L, VD或脑梗死组为(0.173±0.028) μg/L, 健康对照组为(0.172±0.032) μg/L；AD组分别高于VD或脑梗死组和健康对照组（q值分别为18.687、18.907, P均<0.01）。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确定Aβ42的临界值为0.212 μg/L，正常参考值范围为0~0.212 μg/L时，ELISA Aβ42诊断VD的敏感度为86.7％(104/120)，特异度为90.8％(218/240)。结论建立的AD血清Aβ42 ELISA法的敏感度和特异度较高，重复性及稳定性较好，为AD患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监测提供了新的有效方法。（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42-46）

目的研究分析白细胞分化抗原74（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74，CD74）分子在肝癌组织及肝癌细胞系中的表达水平与肝癌预后的关系。方法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 WB）检测高转移潜能肝癌细胞系(MHCC-LM3、MHCC-97H)、低转移潜能肝癌细胞系(MHCC-97L)及无转移潜能肝癌细胞系(Hep-G2)中CD74的表达；将320例行根治性肝癌切除术患者的肝癌及癌旁组织与5份正常移植供体肝的石蜡包埋标本做成高密度组织芯片，对其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癌内、癌旁及正常肝组织中CD74的表达水平。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法比较组间生存差异，并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预后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肝癌细胞系(MHCC-LM3、MHCC-97H、MHCC-97L、Hep-G2)中CD74的平均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622±0.078、0.732±0.083、1.224±0.014、1.374±0.006，高转移潜能肝癌细胞系(MHCC-LM3、MHCC-97H)与低转移潜能肝癌细胞系(MHCC-97L)及无转移潜能肝癌细胞系(Hep-G2)各指标间及各组间CD74表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13.308、-16.849、-10.177、-13.436、-17.057，P均<0.01)，CD74的表达量随肝癌细胞系转移潜能的递减而递增；320份肝癌患者标本中，CD74在癌内组织中阳性表达221份，阴性表达99份，癌旁组织中仅微量表达，5份正常肝组织中均不表达；肝癌患者癌内CD74的表达在不同性别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954, P<0.05)，而在按年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肝硬化、甲胎蛋白、肿瘤数目与大小、肿瘤包膜、血管侵犯、Edmondson分级及肿瘤、结节、转移分类（tumor、nodes、metastasis classification,TNM）分期等临床病理特征分组的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0.053、0.141、1.200、0.000、0.277、1.975、0.263、1.044、0.000、0.433，P均>0.05)；Kaplan-Meier生存曲线及Logrank分析显示癌内CD74表达阳性者预后较好(χ2=5.620，P<0.05)；Cox模型多因素分析显示CD74是独立的预后影响因素［风险比(hazard ratio，HR)=0.721, 95%可信限（confidence interval, CI）=0.522~0.996，P<0.05］。结论CD74可作为根治性肝癌切除术后病理判断患者预后的指标，其机制可能与引发肝癌细胞凋亡相关。（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47-52）

目的探讨单份及16份混合标本2种检测模式对献血者血液病毒核酸检测(nucleic acid test，NAT)效果的影响。方法2009年2至6月顺序留取北京无偿献血者标本，用诺华Procleix ULTRIO Assay进行单份（ID）或16份混合标本（P16）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HIV-1）三项联合核酸检测。单份NAT反应性同时HBsAg、抗-HCV或抗-HIV血清学不合格的标本，血清学合格的单份NAT反应性经双孔NAT复检阳性的标本，以及混合NAT反应性/拆分NAT为阳性的标本，进一步用诺华Procleix HBV、HCV和HIV-1鉴别试剂进行鉴别试验。血清学合格、HBV NAT单独阳性标本进一步用Roche HBV定量实验加以验证和进行病毒含量测定、血清学分析、并进行稀释以模拟是否能被P16-NAT检出。阳性检出率进行四格表连续校正的χ2检验。结果（1）在7613份单份NAT（ID-NAT）标本中，检出NAT阳性26份，ID-NAT阳性率0.34%（26/7613）；(2)在16 064份共1004份P16混合标本NAT（P16-NAT）中，检出NAT阳性27份，P16-NAT阳性率为0.17%（27/16 064）；（3）在血清学合格标本中，单份检测的NAT单独阳性检出率为0.12%（9/7438），高于16份混样检测的NAT单独阳性检出率0.01%(2/15 750)（χ2=11.880,P<0.05）。9份ID-NAT及2份P16-NAT单独阳性标本经鉴别均为HBV NAT阳性，未检出HCV NAT单独阳性或HIV NAT单独阳性；(4) 9份ID-NAT HBV单独阳性血样模拟P16-NAT，仅有2份可被检出；(5) 对8份ID-NAT及2份P16-NAT单独阳性标本进行Roche HBV定量测定，均可确证其核酸检测结果，但病毒含量很低。其中2份HBV病毒含量为472 IU/ml 及15 IU/ml，6份含量＜12 IU/ml，另2份原倍不能定量经10倍浓缩处理后测得含量为＜12 IU/ml和14.3 IU/ml；（6）11份HBV NAT单独阳性标本中，3份（27.3%)为潜在的窗口期感染,其余8份（72.7%）抗-HBc阳性或抗-HBe阳性，但抗-HBc-IgM均为阴性，为隐匿性感染；（7） P16-NAT初检呈反应性需要进行拆分试验的混合样本比率为2.49%（25/1004），其中由血清学合格标本所致初检反应性的混合样本比率为0.20%（2/1004）。结论ID-NAT单独阳性检出率高于P16-NAT单独阳性检出率。为避免低病毒含量HBV的漏检，应选用灵敏度高的核酸检测试剂，并尽量采用小标本量混合检测，甚至采用单份检测方式。（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53-58）

人巨细胞病毒（human cytomegalovirus，HCMV）属β疱疹病毒亚科，人群对其普遍易感，成人HCMV感染率可达30%～100%［1］。在机体免疫功能正常时，HCMV常呈隐性或潜伏感染，而在免疫功能低下或缺陷时（如移植受者、艾滋病患者等）常呈显性感染。HCMV 感染后不仅可通过直接的致细胞病变作用，引起HCMV症状和侵入性疾病（如HCMV肺炎、肝炎、胃肠炎、脑炎等），还可通过间接的宿主依赖的免疫病理作用，引起移植排斥、移植物损伤，诱发机会性感染等［2］。HCMV感染可诱导激活其他人疱疹病毒(human herpesviruses，HHV)的活动性感染，如HHV-6、HHV-7、EB病毒（EBV）等［2］，而有关其对多瘤病毒［多瘤BK病毒（BK virus，BKV）、多瘤JC病毒（JC virus，JCV）、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机会性感染的影响研究甚少。因此，本研究通过比较肾移植患者HCMV感染组和非感染组移植术后HCMV、BKV、JCV、HBV、HCV感染率的差别，来初步探究HCMV感染对上述病毒机会性感染的影响。

常规化学是医院检验科日常工作中最重要的检验项目之一，主要包括肝功、肾功、电解质、血糖、血脂、心肌酶谱等检查内容，总共超过了40项单项检验项目。常规化学室间质量评价计划（External Quality Assessment program，EQA）是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最早开展的室间质评计划。室间质量评价（能力验证）的目的在于评价实验室的分析能力、确认实验室之间的差异并改进分析质量［1-3］，也是考核实验室间可比性的重要工具之一。

目的监测我国主要城市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患者的细菌耐药状况，了解临床分离病原菌分布及耐药趋势。方法定点收集来自全国17座城市19家医院的6507株临床分离细菌，4691株分离自研究病房，1816株分离自研究病房以外。由中心实验室采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CLSI）推荐的琼脂二倍稀释法测定抗菌药物最低抑菌浓度值。采用统计软件SPSS 17.0计算MIC50、MIC90和MIC范围，并根据CLSI 2010颁布抗菌药物临界浓度标准进行耐药分析。结果来自研究病房的4691株细菌中，革兰阳性菌1156株，占24.6%，革兰阴性菌3535株，占75.4%。最低抑菌浓度检测结果显示，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甲氧西林耐药表皮葡萄球菌检出率分别为51.6%（325/630）和87.0%（228/262），未发现对万古霉素中介或耐药的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替考拉宁有2.5%（16/642）的中介率和1.6%（10/642）的耐药率，对利奈唑胺耐药率为0.5%（3/642）。粪肠球菌对氨苄西林耐药率为17.1%（19/111），屎肠球菌则高达85.0%（164/193）；发现3株对糖肽类耐药的屎肠球菌，耐药率1.5%（3/193）。青霉素耐药肺炎链球菌和青霉素中介肺炎链球菌的检出率按口服青霉素标准判定分别为41.2%（145/352）和37.2%（131/352）；按静脉对非脑膜炎标准判定分别为0.0%（0/352）和6.0%（21/352）。肠杆菌科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仍保持很高的敏感性，耐药率基本小于2.0%，此外，替加环素、拉氧头孢、磷霉素、阿米卡星也具有很好的抗菌活性，耐药率均在10.0%以下。非发酵革兰阴性菌中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23.1%（139/601）和53.5%（419/784），其中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率较2007至2008年的监测结果有明显增加。多黏菌素、替加环素、米诺环素和磷霉素对鲍曼不动杆菌表现出较好的体外抗菌作用。结论与以往的监测结果比较，除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率增长较明显外，其他菌种（属）耐药状况稳定。利奈唑胺、替加环素等新抗菌药物中，也已发现耐药菌株。细菌耐药不容忽视，合理用药不容疏忽。（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12,35：67-87）

例1 患者男，18岁。因“头痛，左侧肢体无力10余天，发热3 d”于2010年3月29日入中山大学附属东华医院。患者4年前曾在屠羊厂工作，曾因“发热，头痛”于外院诊断“结核性脑膜炎”，予四联抗结核（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和乙胺丁醇）治疗1年半，症状缓解。患者在本次发病10余天前活动时出现头痛，以胀痛为主，无放射痛，于当地诊所诊治，具体方案不详。随后出现左侧肢体无力，行走不稳，于另一家医院拟“脑梗死”诊治，行腰穿示颅压升高，脑脊髓液异常，考虑到曾有结核感染史，予四联抗结核治疗，肢体活动恢复。患者3 d前出现发热，体温波动，最高达39 ℃，头痛加重，来中山大学附属东华医院就诊，收入神经内科。

个体化诊疗医学是近年卫生保健领域发展最广泛、最快速的学科，涵盖遗传学、临床医学、检验医学、病理学、人类基因组学、药物基因组学和环境因素等各个领域。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计划和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Haplotype Map，HapMap）计划的完成,科学家已基本了解了人类基因组的基因图谱、一级序列、SNPs与其单倍型谱，以及基因表达谱和组学图谱，所有这些图谱都具有明显的个体遗传特征，其中一些则与疾病特定临床表型紧密相连，这为重大慢性疾病的分子分型和个体化诊疗提供了科学基础，也为科研成果快速向临床应用转换提供了可能［1］。而以药物基因组学为基础的检测手段将使真正意义的个体化治疗得以实现和推广，由患者主动参与（Participatory）、早期预警（Predictive）、预防（Preventive）和个体化（Personalized）为特征的P4医学时代,即个体化医学时代即将来临［2-3］。

在我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居所有癌症之首。据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2008年全球肺癌的发病例数为160万，死亡病例数为140万［1］。在肺癌病例中近85%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包括腺癌、鳞癌、大细胞癌和细支气管肺泡癌。近几年，随着对肿瘤发生发展分子机理研究的不断深入，肿瘤的药物治疗进入了一种全新的靶向治疗时代，即针对已知的与肿瘤发生相关的基因或蛋白设计和研制药物，进而选择性地杀伤肿瘤细胞，而不损伤或仅很少损伤正常细胞，安全性和耐受性好，毒副作用轻，这为肺癌患者的长期生存带来新的希望。然而，一些研究已经证实，用于临床治疗的靶向药物并非对所有患者都具有有效性，只对含有特异表达靶分子的患者敏感，而其他患者并不能从靶向治疗中获益。因此，在进行靶向治疗前，检测肿瘤细胞特异表达的靶分子，从而选择对靶向药物敏感的患者，具有重要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