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 · 第86卷第33期

以电视胸腔镜手术为代表的胸部微创外科在我国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发展,目前已成为比较成熟的胸外科常用手术技术.我国胸腔镜手术的普及程度也由过去的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发展到中西部地区,开展手术的难度和应用比例也有很大提高,在部分条件较好的医院胸腔镜手术已占胸外科手术量的一半左右。

自1994年国内申功恩等[1]首次报道电视胸腔镜胸交感神经切断术(endoscopic thoracic sympathicotomy,ETS)治疗手汗症以来,国内已开展ETS的单位和手术例数逐年增多,手术技术也日趋成熟,手术效果更为满意,患者术后双手长期保持温暖干燥,同时伴有的头面部、腋窝和足底多汗症状也大都消失或明显减轻.实践证明,ETS确实是一种治疗手汗症的安全有效的微创方法.但是,同其他手术一样,ETS也会发生并发症,甚至发生心跳骤停[2]等危及生命的严重并发症.因此,我们决不能因ETS是微创手术而掉以轻心,应高度重视手术并发症的防治。

目的 总结侧脑室三角区脑膜瘤的手术治疗经验.方法 对64例三角区脑膜瘤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了回顾性分析.64例中肿瘤位于左侧40例,右侧24例.病理学类型:纤维型35例,混合型10例,内皮型8例,移行型3例,分泌型1例,恶性1例,未分型的6例.结果 肿瘤直径平均4.8 cm.对所有病例均在显微镜下进行了肿瘤全切除,无一例发生手术死亡.术后并发症有偏瘫4例,失语14例,偏盲2例,发热超过1周甚至2周以上共30例,局限性脑积水4例.术后失语的发生率与开颅部位有关(皮尔逊相关系数=0.404,P=0.001),与肿瘤的侧别有关(皮尔逊相关系数=0.313,P=0.012),与肿瘤直径有关(皮尔逊相关系数=0.284,P=0.023).术后发热与肿瘤直径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0.367,P=0.003),与肿瘤的切除方式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0.537,P=0.000).在肿瘤直径≥4 cm的病例中,术后住院天数与脑室是否放引流无明显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0.047,P=0.748).结论 顶枕和颞顶枕开颅是切除位于三角区的脑膜瘤较好的手术入路.术中尽量减少对周围脑组织的损伤并尽量减少对脑室系统的污染是避免术后并发症的关键。

目的 明确应用目前全身麻醉方法行择期手术术中知晓的发生率,对可能引起术中知晓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术中知晓病例的术后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方法 随访接受全身麻醉的择期手术患者2025例,以准确回述记忆确定术中知晓.对存在术中知晓的患者记录知晓时的感知觉、心理反应,并于术后2周追踪有无后遗症状发生.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对可能与术中知晓有关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共28例(1.4%)患者存在术中知晓.女性(OR=2.836;95% CI 1.181～6.810),应用喉罩进行气道管理(OR=19.609;95% CI 3.894～98.740),麻醉维持过程中一段时间或全程未应用挥发性麻醉剂(OR=3.084;95% CI 1.246～7.629),术中血压波动(OR=10.430;95% CI 3.918～27.763)的患者易发生术中知晓,应用术前药(OR=0.326;95% CI 0.110～0.965)有助于使发生术中知晓的危险性下降.而患者的年龄、体重、ASA分级、麻醉时间、术中是否复合应用阻滞麻醉、术中是否复合应用阿片类镇痛药对术中知晓的发生并没有显著影响.28例术中知晓患者中,23/28(82%)术中存在听觉;7/28(25%)术中存在不同程度的疼痛;10/28(36%)术中有恐惧和焦虑感;6/28(21%)术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结论 术中知晓可在多种择期手术中散发.女性,应用喉罩进行气道管理,麻醉维持过程中一段时间未用或全程未用挥发性麻醉剂,术中出现血压波动,是全身麻醉患者术中知晓的可能危险因素,术前药物的应用对预防术中知晓有益.术中知晓的患者术后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目的 构建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脊柱小关节突骨组织抑制消减cDNA文库,以研究特发性脊柱侧凸的基因表达变化.方法 取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顶椎凸凹侧下关节突骨组织提取mRNA,经反转录后,利用抑制消减杂交(SSH)方法,通过两轮杂交和两次抑制PCR构建了两种组织间差异表达基因的cDNA消减文库.筛选差异表达基因并测序,将结果与核酸数据库进行同源性比较.并进一步收集11例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顶椎和上下端椎凸凹侧下关节突,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和原位杂交方法对发现的差异表达基因进行验证,将所得的免疫组化和原位杂交图像输入图像分析系统,进行半定量分析.结果 对600个克隆测序结果初步分析,并从蛋白水平和基因水平进行检验,获得2个表达差异明显的基因:微球蛋白基因(β 2M)和钙结合蛋白基因(calganulin A,S100A8).结论 应用消减杂交的方法,经适当地改进,在去除相同遗传背景的条件下,可以建立较特异的特发性脊柱侧凸脊柱小关节突骨组织cDNA消减文库,该文库可进一步批量筛选与特发性脊柱侧凸的发生和发展相关的基因群,并克隆特发性脊柱侧凸相关表达基因,研究其与特发性脊柱侧凸发生的分子机理与生物学特性间的关系.差异表达的基因可能与青少年脊柱侧凸呈密切相关。

目的 探讨瓜氨酸化Ⅱ型胶原及其抗体在类风湿关节炎(RA)发病和诊断中的意义.方法 用肽基精氨酸脱亚胺酶(PAD)催化牛Ⅱ型胶原(bCⅡ)中的精氨酸转变为瓜氨酸,用ELISA和免疫印迹的方法检测RA患者(175例)、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112例)、骨关节炎(OA)患者(37例)和健康对照组(160例)的血清对瓜氨酸化牛Ⅱ型胶原(Cit-bCⅡ)的抗体水平,并研究其与RA患者抗环瓜氨酸(CCP)抗体、C反应蛋白(CRP)、血红细胞沉降率(ESR)、类风湿因子(RF)及双手X线分期、病程、年龄的关系.结果 RA患者抗Cit-bCⅡ抗体的阳性率为50.3%(88/175),与其抗bCⅡ抗体的阳性率33.7%(59/175)相比,有显著提高.RA患者抗Cit-bCⅡ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SLE患者的17.9%(20/112)、OA患者的18.9%(7/37)和健康对照组的2.5%(4/160)(均P＜0.05).而SLE患者、OA患者抗Cit-bCⅡ和抗bCⅡ抗体的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A患者抗Cit-bCⅡ抗体与抗CCP抗体相关,与CRP、ESR、RF、双手X线分期、病程和年龄均无明显相关性.结论 瓜氨酸化CⅡ及其抗体可能在RA发病和病理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目的 评价3种临床处理方案对宫颈细胞病理学意义未明的不典型鳞状细胞(ASC-US)患者的临床价值.方法 遵循2001年TBS系统和美国阴道镜与子宫颈病理学会(ASCCP)提出的诊治规范,评价3种临床处理方案的价值.将宫颈细胞病理学(液基薄层)诊断的ASC-US 1394例,分3组进行3种临床方案的处理的评价;以组织病理学结果≥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即≥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Ⅱ(CIN2)的百分率为标准进行评价.A组:421例,直接阴道镜检查+活检术/颈管刮术(ECC);B组:475例,6个月后随诊,重复细胞病理学检查结果 ≥ASC-H或ASC-US同时HPV-DNA阳性者,行阴道镜检查+活检术/ECC.C组:498例,行HPV-DNA检测.将HPV-DNA阳性者,分成≥30岁,＜30岁两组,分别行阴道镜检查+活检术/ECC.结果组织病理学≥CIN2者,A组27(6.41%),B组26例(5.78%),C组34例(6.91%),3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组易行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即A组工作量大,患者有不适感;B组等待时间长,依从性差.在费用上,C组较贵(P＜0.01).在C组中,ASC-US同时HPV-DNA阳性者,年龄≥30岁者占66%,年龄者＜30岁占34%.组织病理学CIN2,前者占5.69%,后者占1.22%.结论 方案B和C临床较实用.因为宫颈癌病因是HPV感染,如经济条件允许,应首选C方案,即ASC-US的患者同时行HPV-DNA检测.在ASC-US中,30岁以上的HPV阳性者为筛查的高危人群。

目的 比较孕早期经宫颈不同部位获取的胎儿细胞量,以确定更佳的取材部位.方法 收集孕5～10周人工流产妇女的经宫颈内口和宫颈外口冲洗液,分别称为内口冲洗组和外口冲洗组,每组各60例.提取冲洗液中的DNA,对Y染色体的SRY基因进行扩增和定量.对人流后的绒毛采用直接法分析染色体核型确定流产胎儿性别.结果 (1)经宫颈内口冲洗组,实时定量PCR检测出71.4%(15/21)已知男胎的SRY基因,5.13%(2/39)已知女胎的SRY基因,总性别正确预测率为86.7%;经宫颈外口冲洗组,实时定量PCR检测出37%(10/27)已知男胎的SRY基因,6.25%(2/32)已知女胎的SRY基因,总性别正确预测率为67.8%.经宫颈内口冲洗组的总性别正确预测率和男胎阳性率均高于经宫颈外口冲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实时定量PCR检测经宫颈内口冲洗组DNA抽提液SRY基因的拷贝数为1487.2±430.5,高于经宫颈外口冲洗组702.4±365.7拷贝,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经宫颈获取胎儿细胞为孕早期无创性产前诊断提供了一个可能途径,经宫颈内口水平能比外口得到更多的胎儿细胞,但应采取更加安全有效的取材方法。

目的 通过对乙型肝炎病毒血清学标志物(HBsAg、抗-HBs、HBeAg、抗-HBe、抗-HBcIgG)的检测及内标、外标两种聚合酶链反应(PCR)方法 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载量的比对,更好地了解人体内乙型肝炎病毒携带情况,指导临床诊治.方法对经治疗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正常、COBAS AMPLICOR定量PCR(内标法)检测不到乙肝病毒DNA(HBV-DNA)、用Abbott AxSYM微粒子酶免分析法(MEIA)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BsAg)阳性、表面抗体(抗-HBs)阴性、e抗原(HBeAg)阳性(HBeAg＞4 S/CO)、抗-HBe阴性、抗-HBcIgG阳性的42例血清,再用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提供的HBV-PCR外标法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Light Cycler实时荧光定量PCR仪检测.结果 42例ALT/AST正常,HBeAg阳性(HBeAg＞4 S/CO以上),HBeAg的平均值42.26 S/CO.COBAS AMPLICOR定量PCR(内标法)未检测到HBV-DNA(＜300拷贝/ml)的血清;用Light Cycler定量PCR仪(外标法)检测HBV-DNA,有7例为阳性,7例HBV-DNA的平均含量3.1×105拷贝/ml,,阳性率17%.结论 乙型肝炎病毒e抗原阳性并不说明体内病毒复制一定活跃.经治疗后,病毒复制下降,部分患者e抗原仍阳性,e抗原何时消失有待进一步研究.血清学标志与HBV复制状态存在不一致性,兼顾内、外标两种PCR方法检测HBV-DNA更客观。

目的 探讨胶质细胞生长因子2(GGF2)对大鼠液压打击颅脑损伤的神经保护作用.方法 采用侧方液压打击装置制备大鼠颅脑损伤模型.将pEGFP-N1-GGF2表达质粒或pEGFP-N1载体质粒与阳离子脂质体混合后,脑内直接注射转染大鼠脑组织.将34大鼠随机分为4组,分别为治疗组(pEGFP-N1-GGF2+脂质体,n=10)、载体对照组(pEGFP-N1载体+脂质体,n=10)、脂质体对照组(脂质体,n=10)和假手术组(n=4).伤后连续观察爬坡、平衡和行走试验,于伤后第10天处死大鼠取脑组织,进行HE、尼氏及MBP、NSE、GFAP免疫组化染色.结果 伤后第5 d,治疗组大鼠行为学指标的恢复优于载体对照组和脂质体对照组[爬坡试验(角度):66.25±3.54 vs 58.31±3.72、57.21±3.93,P＜0.05;平衡试验(评分):2.59±0.21 vs 3.41±0.25、3.24±0.22,P＜0.05;行走试验(s):20.15±2.59 vs 27.00±3.47、27.80±3.00,P＜0.05],以行走实验改善最为明显.伤后第10天,治疗组大鼠的皮层、海马神经元计数多于载体对照组和脂质体对照组(皮层外颗粒和外锥体层:98±10 vs 75±7、67±8,P＜0.05;皮层内锥体层:37±4 vs 19±3、23±4,P＜0.05;海马CA1区:102±11 vs67±8、58±9,P＜0.01),皮层、皮层下白质MBP染色信号强于对照组.结论 阳离子脂质体介导GGF2基因治疗能有效地促进大鼠颅脑损伤后的恢复。

目的 回顾性总结12年胸腔镜手术,探讨胸腔镜手术适应证选择和并发症的防治.方法 1993年12月至2005年12月行胸腔镜微创外科手术1264例,包括肺大疱切除622例、纵隔肿瘤及囊肿切除119例、食管疾病手术107例、肺叶切除或肺楔形切除215例、肺气肿减容手术17例、胸外伤手术28例、其他胸部疾病手术72例、胸腔疾病活检术84例.其中电视胸腔镜手术(VATS)食管癌切除经右胸游离食管和淋巴结清扫,上腹正中切口游离胃、胃经食管床拉至颈部行食管、胃吻合.结果 1230例经VATS或胸腔镜辅助小切口完成手术,34例因胸腔粘连或恶性肿瘤为达到根治目的而术中转传统开胸手术.主要并发症45例,占3.56%.包括肺泡漏≥7 d 30例;术后出血4例,其中3例再次VATS手术止血,1例开胸止血;3例术后胸腔积液或积气,再次置闭式引流管;4例贲门失弛缓症肌层切开和1例食管平滑肌瘤摘除术中发生食管黏膜破裂,当即进行了修补;1例食管憩室术后胸腔感染,食管胸膜瘘;1例肺气肿减容术后肺内感染;1例自发性气胸呼吸衰竭患者,肺大疱切除术后第5天死于呼吸衰竭;10例自发性气胸肺大疱切除术后2～26个月复发,其中3例再次VATS手术,并胸膜腔粘连术.结论 (1)自发性气胸肺大泡切除、某些胸部良性疾病是VATS主要适应证,胸部恶性肿瘤VATS手术应当持慎重的态度;(2)注重对胸外科医生VATS手术培训和掌握循序渐进的原则,是减少并发症的重要环节;(3)胸腔镜或胸腔镜辅助的微创外科手术方法选择应当依据患者病情倡导个体化原则。

目的 评价胸腔镜胸腺切除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长期效果.方法 对5年来同一医院行胸腔镜胸腺切除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资料收集来自病历记录和电话随访.自2001年11月至2005年5月,连续18例重症肌无力患者接受了同一手术小组完成的胸腔镜胸腺切除术.其中男7例,女11例,年龄19～48岁,平均33.4岁±9.4岁.多数经右侧入路完成胸腔镜下胸腺切除和前纵隔脂肪组织清除术.结果 术后平均闭式引流2.1 d±1.2 d,平均术后住院6.3 d±3.1 d.围术期呼吸机辅助通气占28%(5/18),其中3例为术后短时间呼吸机辅助通气(不超过72 h),另2例由于胆碱能或肌无力危象导致二次气管插管.全组失访2例,无死亡.随访 时间26.4个月±10.9个月.根据美国重症肌无力基金会(MGFA)制定的标准进行疗效判定,9例(50%)完全稳定缓解(CSR),6例(33.3%)部分缓解,1例稳定(5.6%).本组总有效率为83.3%.结论 胸腔镜胸腺切除治疗重症肌无力安全可靠,长期效果肯定,疗效等同于其他传统方法。

目的 探讨不同节段胸交感神经切断术治疗手汗症的疗效和术后代偿性多汗的差异.方法 2003年1月至2006年6月开展胸腔镜下交感神经干切断术400例(2例因严重胸膜粘连放弃右侧手术),将398例分为3组.A组:T2-4胸交感神经干切断207例;B组:T3胸交感神经干切断131例;C组:T3-4胸交感神经干切断60例.结果 各组均获成功,术后手掌多汗症状全部消失,术后无严重并发症.B组和C组术后代偿性多汗分别为5.3%和6.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B+C组和A组术后代偿性多汗分别为5.8%和2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2.812,P＜0.01),B+C组术后代偿性多汗发生率明显降低.结论 T3或T3-4胸交感干切断术治疗手汗症疗效可靠,能有效减少术后代偿性多汗的发生和提高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

目的 探索在较低的单一位置切断交感神经链的T3、T4切断术用于手汗症治疗的可行性.方法 通过多中心的回顾性对照研究,搜集2004年9月至2006年2月连续接诊的103例原发性手汗症患者,男49例,女54例,平均年龄23.2岁.103例患者分别进入T3、T4两个治疗组,接受同期双侧T3(n=66)或T4(n=37)交感神经链切断手术.结果 所有手术均顺利完成,无严重并发症和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所有患者平均随访8.6个月±5.2个月.患者手掌多汗症状均完全改善,全组有效率100%.T4组有54.1%患者诉在天气过热时手掌略有潮湿,但患者对此结果表示满意,T3组有15.2%患者有类似症状,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38,P＜0.01);T3组有25.8%术后出现手掌明显干燥、皴裂,T4组中5.4%出现类似症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53,P＜0.05);33.6%患者出现代偿性出汗,其中T3组30例(45.6%),T4组8例(2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78,P＜0.05).结论 较低节段单一位置的T3、T4切断术在手汗症治疗中效果肯定.其中T4切断术并发症少,更加值得推荐。

病历摘要 　　例1 男,56岁,因双眼视物模糊2个月于2002年3月17日入院.检查双眼视力右0.4,左0.9,双侧眼底视乳头水肿,视野正常,进行神经科和眼科相应检查均未发现其他异常.给予视神经营养治疗,症状无明显缓解.1个月后出现腰痛而且视力下降有加重趋势.行CT检查发现L3～4椎间盘突出,拟行髓核摘除术而收入院。

患者女,2岁.因多饮、多食、身材超常1年,月经来潮7 d于2005年7月15日入院.无消瘦、多尿、癫(癇)病史.体格检查:神清,语利,智力超同龄儿,双瞳孔正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双眼视力眼底不能查,余颅神经及神经系统检查阴性.精神欣快,过度活泼.妇科检查显示近似外阴成人型,乳房发育,B超显示:子宫2.7 cm×2.6 cm×2.0 cm.身高108 cm、体重21 kg;雌二醇509.8 pmol/L,孕酮2.2 nmol/L.作者单位:071000保定,河北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胸腔镜外科(VATS)的发展为胸外科疾病的诊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对于以VATS为代表的胸部微创外科技术在胸部肿瘤中的应用,许多医生进行了诸多探索.近年来的文献表明,对于Ⅰ期非小细胞肺癌,VATS肺叶/全肺切除加纵隔淋巴结摘除/清扫术能够达到与传统开胸手术相当的5年生存率[1,2],但也有研究指出,VATS肺癌手术可以增加肺癌转移的潜在风险.随着自动机械技术、计算机导航技术、3D视频技术等的发展,可以模拟外科医生手操作的机器人外科技术应运而生,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VATS技术的局限性,使胸部肿瘤的外科治疗进入机器人时代。

吸烟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近年有作者报道吸烟呈剂量依赖模式增加糖尿病发生的危险,然而该结果并没有被其他作者的研究所重复.美国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伯明翰退伍军人医学中心的Houston TK助理教授等学者进行了一项涉及伯明翰、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和奥克兰等4个城市的包含了非裔美国人和白人在内18～30岁年轻人群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无论主动吸烟还是被动吸烟均能增加年轻人发展成糖耐量异常的危险.该研究发表于近期的<英国医学杂志>(BMJ,2006,332:1064-1069)上。

患者男,18岁,因间断咳嗽伴右胸部隐痛,发现右肺上叶巨大肿物9个月,于2006年2月20日收住院.此前,患者先后就诊于国内多家大型医院,但均未能明确诊断,曾行经皮肿物穿刺活检,结果显示:少许血管、结缔组织、骨骼肌和血块,畸胎瘤可能性大.患者入院后完善各项检查,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显示:右肺上叶支气管外压性改变,余未见异常.胸部CT表现:右上胸腔巨大肿块影,直径约18 cm,密度不均,肿块部分边缘清晰,其余部分与侧胸壁、胸膜顶及纵隔粘连,界限不清,侵及并阻塞右肺动脉主干,纵隔内多发肿大融合淋巴结,压迫上腔静脉及气管.肿块内部可见成堆的不规则斑块状钙化。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参与脑缺血和脑肿瘤的病理过程[1].而有关VEGF在细菌性脑膜炎(BM)病理过程中的作用国内外少见报道.我们经小脑延髓池穿刺向家兔脑池内接种具有K1抗原的大肠埃希菌(Escherichia coli,Ec)建立BM模型,检测脑膜炎家兔脑脊液(CSF)的VEGF质量浓度,旨在探讨VEGF在BM中的致病作用。

ING1基因由3个外显子组成,有4种剪接体,分别编码4个蛋白亚型:p47ING1a、p33ING1b、p24ING1c和p27ING1d.p33ING1b是目前研究地最清楚的蛋白亚型[1].研究表明,p33ING1b能够与p53协同作用,在细胞周期抑制和凋亡中发挥作用[2].目前,关于ING1基因在骨肉瘤化疗敏感性方面的研究文献报道很少.本研究通过探讨p33ING1b是否能够促进骨肉瘤细胞对紫杉醇的敏感性,并探讨p33ING1b促进骨肉瘤化疗敏感性的作用机制,从而为p33ING1b与化疗药物联合治疗骨肉瘤提供依据。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Eph家族尤其是EphB4/EphrinB2在肿瘤发生和血管生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1,2].关于EphB4及其配体EphrinB2在子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文献目前尚少见报道.我们检测了EphB4及其配体EphrinB2在子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并分析其与微血管密度(MVD)的关系,旨在探讨EphB4及其配体EphrinB2在子宫颈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血管生成的关系。

宫颈癌是威胁妇女健康的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有逐渐增高的趋势,且发病年龄趋年轻化,已严重影响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由于宫颈癌的发生、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逐渐发展的过程,因此宫颈病变的标准化诊治受到关注.阴道镜检查是一种有效的早期诊断宫颈癌的方法,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但目前阴道镜检查还停留在形态学定性诊断水平,尚缺乏统一的诊断标准,而且阴道镜检查常存在较大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如何将上皮、血管等改变进行量化以达到定量诊断的目的,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是目前研究的方向.我们即在此背景下作一尝试,建立阴道镜判别方程并初步检验。

第九届全国临床流行病学学术会议于2006年6月14日至6月17日在上海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以及荷兰、英国、美国、印度和香港地区的261位代表出席参加.代表们以分会报告或壁报的形式就临床流行病学方法学、临床研究、循证医学等目前学科热点进行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