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 · 第86卷第05期

近年来随着宫颈癌筛查的广泛开展,临床上浸润性癌已相对少见,而宫颈癌前期病变即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CIN)不断增多,正确和规范处理CIN日益重要.美国阴道镜和宫颈病理协会(ASCCP)在2001年专门举行研讨会制定了有关阴道镜下活检组织学诊断CIN的处理指南,经过2年的临床实践该指南于2003年7月公开发表[1],为规范治疗CIN提供了根据.但如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规范处理CIN,避免其治疗过度或不足,迄今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华医学杂志本期刊登的论文,对CIN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近20年来,由于薄层液基细胞学技术、子宫颈细胞学Bethesda (TBS)报告系统及杂交捕获(HCII)检测人乳头状瘤病毒(HPV)等先进方法的引入,使宫颈上皮内瘤变的诊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诊断上,一个基本要点就是要遵循"三阶梯"模式,即按照宫颈细胞学筛查和HPV检测(必要时)-阴道镜检查-宫颈活检/颈管诊刮(ECC)的步骤进行诊断.在治疗上也应遵循个体化原则.宫颈上皮内瘤变的处理包括了观察随诊、冷冻、激光、电凝、环形电切术、宫颈锥切术、子宫切除以及药物、光动力学治疗等诸多方法,如何规范合理地选择治疗是临床上既常见,又非常重要的问题.治疗方法的选择要根据病变的级别、病变范围、患者年龄、婚育状况、随诊条件以及技术设备等因素综合考虑.不管采用何种方法进行治疗,一定要对患者进行严密随访。

目的 探讨去自主神经条件下迷走神经对肺静脉不同部位房颤诱发率的影响.方法10只健康杂种犬,经切断双侧颈迷走神经干和破坏颈交感神经节,建立动物的去自主神经模型.分别在右心耳、左心耳、左心房和四支肺静脉的近、中、远段行S1S1及S1S2程序刺激,在基础刺激及伴有双侧颈迷走神经同时刺激或阿托品作用的情况下,观察心房及肺静脉不同部位房颤诱发率的变化.结果基础状态下,在心房及肺静脉的所有部位给予S1S2程序刺激,几乎均可诱发出房性早搏或短阵房速,而较少诱发出房颤.当同时伴有迷走神经刺激时,房颤的诱发频率明显增加;当行S1S1刺激的同时伴有双侧颈迷走神经刺激时,在心房及肺静脉的所有部位,其房颤诱发率均较基础刺激时明显升高(右心耳22.2%vs 59.3%,左心耳14.8%vs 55.6%,左心房18.5%vs 51.9%,左上肺静脉上段33.3%vs66.7%,P＜0.05,P＜0.01).与基础刺激比较,阿托品作用并不影响肺静脉的房颤诱发率(均P＞O.05).结论对于肺静脉起源的房颤,迷走神经也可能是参与其起始的重要诱发因素。

目的 探讨肺腺癌细胞缺氧后胞红蛋白表达变化的特点与规律.方法将人肺腺癌细胞株A549扩增后,分为4组:常氧组(对照组),缺氧4、12、24 h组.对照组置常规培养箱(5%CO2、95%空气,37℃)中培养,各缺氧组置缺氧培养箱中培养(2%O2,5%CO2,93%N2,37℃)不同时间(4、12、24 h)后,取肺腺癌细胞进行免疫组化染色和免疫印迹分析蛋白水平的分布与表达的变化,用逆转录PCR法分析胞红蛋白mRNA水平的变化.结果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胞红蛋白主要分布于肺腺癌细胞的细胞浆,缺氧各组胞红蛋白染色强度均高于常氧组.免疫印迹灰度分析结果显示缺氧各组胞红蛋白表达量高于常氧组(153.5±7.1、233.3±26.8、276.2±41.4 vs 95.7±13.1,P＜0.05).而缺氧12、24 h组胞红蛋白表达高于缺氧4 h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缺氧4、12、24 h组mRNA水平均显著高于常氧组(85.6±15.4、136.2±27.4、148.8±20.1 vs 56.8±18.5,P＜0.05),缺氧12、24h组较缺氧4 h时组更进一步增高(P＜0.05).结论胞红蛋白是分布于肺腺癌细胞的细胞浆中的一种珠蛋白.肺腺癌细胞缺氧4 h后胞红蛋白表达上调,胞红蛋白表达增加可能是细胞对缺氧肿瘤的一种代偿反应。

目的 探讨寰枢椎经关节螺钉固定术(Magerl术)中不做正位透视,而向寰椎侧块置钉的可靠性.方法对75例患者进行Magerl术,男48例、女27例,平均年龄35.1岁,术中通过直视枢椎峡部间接判断寰椎位置的方法获取螺钉在寰椎侧块正位的位置.术后通过观察X线开口位,侧位和CT重建影像,分析150枚螺钉在寰椎内的位置.将寰椎侧块划分出A、B、C 3个区域.A区:位于侧块关节面内,螺钉在此区域内固定强度可靠;B区:位于关节面周缘的骨质内(B1内侧,B2外侧),螺钉在此区域内固定强度不可靠,螺钉周围有一侧的骨质太少;C区:位于侧块以外(C1椎管内,C2横突孔内),无固定作用,损伤脊髓或椎动脉.结果150枚螺钉,139枚螺钉位于A区,占92.7%,8枚位于B1区,3枚位于B2区,占7.3%.无螺钉位于C区.所有患者在术后3个月随访时寰枢椎植骨都已融合.结论不做正位透视,而向寰椎侧块置钉的方法可以在寰椎内获得满意的螺钉位置。

目的 探讨儿童幕上海绵状血管瘤(CA)的临床特点,治疗和预后.方法采用回顾分析的方法,对1994-2003年收治的25例儿童幕上海绵状血管瘤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比较术前癫痫病程与预后的关系.结果有14例患儿首发症状为癫痫,全部手术切除,8例术前癫痫病程小于1年者术后癫痫均消失;6例癫痫病程大于1年者术后有3例癫痫消失.11例患儿首发症状为出血及其所致神经系统功能受累,10例手术切除,术后无原病变部位再出血,无癫痫发作.结论手术切除儿童幕上CA可很好地控制术后再出血和癫痫的发生,发现癫痫发作后尽早手术可提高术后癫痫控制率。

目的 应用角质层真菌计量生物学分析法建立药敏试验新模型,以更好地评价抗真菌药物的体内外一致性.方法 21名健康志愿者被随机分为两组,分别口服不同剂量(200mg,2次/d;200 mg,1次/d)的伊曲康唑1周;取志愿者服药前、服药后不同时间(多次)皮肤角质层作为培养基(皮肤角质层剥离条),将红色毛癣菌、须毛癣菌、犬小孢子菌、白念珠菌、光滑念珠菌和热带念珠菌的菌悬液分别接种其上.培养后,行碘酸-雪夫(PAS)染色;采用角质层真菌计量生物学分析法并辅以计算机辅助图像分析,测定被孢子和菌丝覆盖的面积大小.结果在两组受试者的角质层培养基上6种真菌均可生长,但随着药物在角质层中的含量(浓度)不同,菌落的大小、菌丝稠密度、孢子数量也不同.真菌的生长受到药物的抑制,尤其是服药7 d后真菌覆盖的面积明显低于服药前(P＜0.01).两种不同服药方法对3种皮肤癣菌及白念珠菌和热带念珠菌的抑制作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对于光滑念珠菌差异则有统计学意义,P＜0.01.伊曲康唑在人体角质层的生物利用度较高,对6株菌表现了很高的抗真菌活性.伊曲康唑在人体角质层的生物利用度较高,对6株菌表现了很高的抗真菌活性.结论应用改良的角质层真菌计量生物学分析辅以计算机图形分析法进行药物敏感性分析在概念上有别于传统的体外药敏试验,建立了一种与体内环境相似的新模型,对评价抗皮肤真菌药物的体内外一致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背景 　　临床营养支持(clinical nutrition support)一般认为包括经口、经肠道或经肠外途径为患者提供较全面的营养素.目前临床上包括肠内营养(enteral nutrition, EN)和肠外营养(parenteral nutrition, PN)。

目的 了解宫颈原位癌的临床特点及治疗方法,总结不同治疗方法对宫颈癌患者生存、复发、及妊娠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1987年1月至2002年10月行手术治疗的118例宫颈原位癌患者的临床表现、诊断方法、手术方式、病理结果及预后情况.患者的年龄24～77岁,平均38.8岁,宫颈细胞学检查以宫颈上皮内瘤变Ⅲ及宫颈高度鳞状上皮内瘤变为主.118患者接受了阴道镜检查,以多象限的病变为主.全部的患者接受了宫颈锥切手术,手术方式有冷刀锥切和电刀锥切两种.结果冷刀锥切64例,占54%;电刀锥切54例,占46%.两种方式在病理切净程度、手术并发症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71例(60%)患者接受锥切手术后随诊,47例(40%)患者接受全子宫(或加双附件)切除手术.17例患者宫颈锥切手术后妊娠.随诊118例患者未见有肿瘤的复发.结论宫颈原位癌的确诊应通过宫颈锥切手术,其中宫颈细胞学检查、阴道镜检查均起着重要作用.对于年轻的宫颈原位癌可以行单纯的宫颈锥切手术治疗,以保留生育功能.对于随诊困难并已经绝经的妇女可以行全子宫双附件切除手术。

目的 评价阴道镜直视下活检诊断宫颈上皮内瘤变(CIN)的准确性.方法回顾性分析近3年来阴道镜下活检诊断为CIN,并于短期内行宫颈环形电切术(LEEP)的153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采用自身对照对比研究阴道镜下活检和最终病理结果,并分析阴道镜直视下宫颈活检漏诊浸润性宫颈癌的相关因素.结果153例患者中阴道镜下活检诊断结果同最后诊断符合者106例(69.3%),不符合者47例(30.7%),其中诊断过度者22例(14.4%),诊断不足者25例(16.3%).153例患者中最终诊断为宫颈浸润癌18例,漏诊率为11.8%,细胞学检查结果为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及以上者阴道镜下活检浸润性宫颈癌的漏诊发生率显著高于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LSIL)及以下者(χ2=8.208, P<0.05).结论阴道镜直视下活检对确诊CIN尚不够可靠,存在着宫颈浸润癌漏诊的可能;细胞学检查结果为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及以上时要警惕漏诊宫颈浸润癌的可能。

目的 评价人乳头瘤病毒(HPV)分型基因芯片检测技术在子宫颈癌筛查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2004年11月至2004年12月,在深圳南山区华侨城社区内15～59岁有性生活妇女中进行以人群为基础的横断面调查研究.对所有筛查妇女宫颈脱落细胞采用第二代杂交捕获技术(HC2)和基因芯片技术进行高危型HPV的检测,同时以液基细胞薄层涂片技术(LCT)行宫颈细胞学检查.对HPV阳性并且LCT≥未明确诊断意义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US)或HPV阴性但LCT≥低度鳞状上皮内瘤样病变(LSIL)的妇女行阴道镜下活组织病理学检查,以病理结果作为验证两种HPV检测的参考标准.结果共取组织标本122例.病理学结果证实该人群中无宫颈癌病例,子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CIN)Ⅲ级3例,CIN Ⅱ级11例,CIN Ⅰ级36例,慢性宫颈炎和鳞状上皮化生69例,正常宫颈3例.人群的HPV总检出率在HC2法为14.0%,基因芯片法为9.8%,HC2法HPV检出率明显高于基因芯片法(P＜0.001),二者一致性一般(Kappa=0.498);随子宫颈病变级别升高,两种检测方法HPV阳性率均呈趋势性增加(P＜0.001和P＜0.005).HC2法检测高危HPV对高度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HSIL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阳性似然比和阴性似然比分别为100%、87.1%、87.3%、8.8%、100%、7.7和0.000;HPV分型基因芯片法以上各指标分别为78.6%、91.1%、90.9%、9.9%、99.7%、8.8和0.235.结论第二代杂交捕获技术(HC2)高危型HPV检测仍是目前宫颈癌筛查较好的方法,基因芯片HPV分型检测除灵敏度尚需提高外,其余各指标均可与HC2法相媲美。

目的 研究人乳头状瘤病毒(HPV)E6、E7作用位点的各种细胞周期蛋白在宫颈癌的表达情况.方法选择73例HPV16阳性的宫颈鳞癌癌组织标本,其中35例来自澳大利亚,38例来自中国.采用半定量的免疫组化方法检测p53、pRb、p16INK4A、p21CIP1/WAF1、p27KIP1和细胞周期素D1(cyclin D1)的表达情况.结果两组患者在平均年龄、淋巴结转移、肿瘤细胞分化程度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中国组较澳大利亚组进展期宫颈癌(＞Ⅱa期)患者为多(P=0.007).澳大利亚组宫颈癌组织p53的阳性表达率及pRb、p21和p27的上调率分别为3%、56%、63%和34%,中国组分别为23%、89%、97%和89%,两组癌组织中上述四种细胞周期蛋白的表达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16和cyclin D1的上调率在澳大利亚组分别为97%和3%,在中国组分别为和100%和12%,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资料合并,p53总的阳性表达率为13%,pRb、p16、p21、p27和cyclinD1总的上调率分别为74%、99%、81%、63%和7%.结论 HPV 16阳性的宫颈癌明显存在pRb、p16、p21和p27的过度表达,而中国组宫颈癌p53阳性表达率和pRb、p21、p27的过度表达率比澳大利亚组明显增高,这提示HPV诱导宫颈癌的分子学途径复杂,有必要在不同人种进行进一步研究。

病例摘要 　　患者男,55岁.1997年因腹泻于外院发现血小板(30～35)×109/L,未诊治.2000年5月出现刷牙时易牙龈出血、鼻衄,伴乏力,外院查血小板20×109/L;血肌酐(Cr)正常,尿素氮(BUN)8.2 mmol/L;B超:脾厚48 mm;骨髓象:血小板减少性紫癜;骨活检(-),考虑为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给予氨肽素、肌酐治疗,因血小板无明显升高而停药。

剂量强度的概念引入恶性肿瘤的治疗已有20年了[1],化疗药物的剂量强度对于提高恶性肿瘤治疗的有效率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对那些化疗敏感的肿瘤.提高剂量强度可以通过提高单次给药剂量(dose escalation)或缩短给药间隔(dose density)来实现.研究证实,当化疗药物的单次剂量提高到一定阈值后,再增加剂量不会增加疗效,只会增加毒副作用[2]。

患儿男,3岁.2002年5月发现右阴囊内有一肿块,2003年6月因下右阴囊肿块进行性增大1周来院就诊.右阴囊外观较左侧略大,右阴囊内可及约2.0 cm×1.5 cm肿块,质地硬,表面光滑,上极向腹股沟延伸,其下方可及完整睾丸,大小约1.0 cm×0.6 cm.B超检查右睾丸上方有一向腹股沟方向延伸的肿块,大小约21 mm×14 mm,质地不均匀,内有少许血流信号(CDFI),有可疑钙化,直径约1～2mm。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采用孕激素替代治疗可促进骨形成,减少骨丢失,其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研究发现,成骨细胞的增殖和凋亡在骨重建过程中起重要作用[1].我们观察了孕酮(progesterone,P)对人成骨细胞(human osteoblast cells,hOB)增殖和凋亡的影响,旨在探讨孕激素治疗绝经后OP的作用机制。

CD44是一组分布极为广泛的细胞表面跨膜蛋白,参与细胞与细胞,细胞与基质之间的特异性粘连过程.众多研究表明,CD44在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及浸润转移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但对比亦存在一些争议.Hal等[1]研究报告:CD44v6在头颈部鳞状细胞癌的浸润转移过程中不起作用.本研究应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及流式细胞仪(FCM)两种方法对比研究不同喉组织中CD44v6的表达水平,以探讨CD44v6在喉癌的发生,发展和浸润转移中的作用。

哮喘是T细胞介导的嗜酸细胞性气道变应性炎症.作为功能最强的抗原递呈细胞,树突状细胞(DC)在T细胞免疫偏移中起关键作用.核因子кB(NF-κB)系p50/p65异源二聚体,IκBα为NF-кB抑制剂(IкB)家族中最重要的成员,两者结合以三聚体形式位于静止的细胞质中.IκBα N端丝氨酸(Ser)32/36位点发生磷酸化和降解作用,是NF-κB激活的共同途径.研究表明,NF-κB过度激活是哮喘慢性气道炎症持续和扩大的重要基础[1].最近,我们定点克隆了去除N端Ser 32/36磷酸化位点、长801 bp(203-1003 bp)的人胎盘组织IκBα突变体(IκBαM)基因,获得不易降解的新颖NF-κB超强抑制剂,并构建了其复制缺陷型重组腺病毒AdIκBαM [2].本研究观察AdIκBαM对人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来源的DC凋亡、表型和刺激T细胞增殖作用的影响,探讨DC免疫治疗哮喘的新途径。

腹膜转移是进展期胃癌根治术后最常见的复发形式,是胃癌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研究表明,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与肿瘤的生长、浸润和转移关系密切[1].小干扰RNA(siRNA)技术是一种新兴的基因治疗技术,能高效、特异性地降解细胞内有关基因的mRNA,目前已成为探寻肿瘤相关基因领域的一个重要热点[2].本研究自行构建能在细胞内转录出功能性siRNA的载体,对人胃癌细胞株SGC-7901行稳定转染,探讨TGF-β1siRNA在胃癌腹膜转移基因治疗上的意义。

肝癌肝移植后为防治肿瘤复发和转移,已常规应用化疗药物,表阿霉素(epirubicin,Epi)为目前常用的肝癌化疗药.环孢素(cyclosporine,CsA)和他克莫司(tacrolimus,FK506)是器官移植术后的基本免疫抑制剂,其对肝癌细胞的直接作用及是否为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高危因素目前仍存在争议[1].本研究将通过体外实验观察环孢素或FK506等免疫抑制剂对肝癌细胞生长活性以及对表阿霉素敏感性的影响,初步探讨其可能机制。

狼疮性肾炎(LN)是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最常见的内脏并发症,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三大原因之一[1].大量临床研究表明,抗dsDNA抗体与狼疮性肾炎的关系十分密切,抗dsDNA抗体滴度高者,其肾脏损害较重且预后较差[2].目前,对dsDNA抗dsDNA抗体如何参与狼疮性肾炎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马疫锥虫的细胞核与动基体中存在不含有任何组蛋白的纯dsDNA,故临床上通常采用马疫锥虫血涂片法检测SLE患者血清中抗dsDNA抗体.这提示马疫锥虫dsDNA结构中存在与患者体内致病性dsDNA相同的抗原决定簇.与哺乳类动物体内的dsDNA相比较,马疫锥虫dsDNA分子结构更简单,更易于获取.我们通过提取马疫锥虫动基体DNA(kDNA)并以特定免疫途径注射入正常小鼠体内的方法,建立了一种简便、实用的单纯抗dsDNA抗体诱导性肾脏损害模型。

肾小球滤过率(GFR)是临床评价肾脏功能的重要指标.锝99m-二乙三胺五乙酸(99mTc-DTPA)肾动态显像法(Gates法)测定的GFR(gGFR),不用收集患者的血、尿标本,能测量患者的分肾功能而被广泛应用于临床.近年来,国外关于gGFR准确性的研究证实,该方法与真实GFR(tGFR)存在显著差异,不能替代tGFR[1,2],由于病例数有限,未能阐明gGFR在不同肾功能水平评价tGFR的准确性.本研究以双血浆法99mTc-DTPA清除率为参考标准,在慢性肾脏病(CKD)不同分期中评价gGFR的适用性。

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是一种预后差的慢性进行性发展的间质性肺炎.其发病机制与反复的肺损伤导致异常的进行性纤维化反应有关,这也是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效果不好的原因.由于氧化-抗氧化失衡可能在疾病的进程中起作用,而乙酰半胱氨酸是主要的抗氧化物谷胱甘肽的前体,已有研究证实每天给予1800 mg乙酰半胱氨酸可以提高肺谷胱甘肽的水平,改善纤维性肺泡炎患者的肺功能,因此,Demedts等进行了一个国际多中心、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平行试验,观察泼尼松和硫唑嘌呤联合大剂量的乙酰半胱氨酸治疗1年是否能够延缓IPF患者肺功能下降,结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05年11月24日第35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