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55卷第07期

肿瘤沉积或称“癌结节”在结直肠癌中作为不良预后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受到认可。尽管其已被纳入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分期系统，但仍存在模糊之处，现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病理医师的主观判断，而且目前的分类尚未充分反映其对预后的影响。尤其是在存在阳性淋巴结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明显。有关肿瘤沉积的定义、鉴别及其临床意义仍然复杂，有时还存在争议，围绕肿瘤沉积仍有几个问题尚未解决，值得我们关注和进一步探索。

目的 探讨浅表锯齿状腺瘤（SuSA）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免疫表型及分子遗传学特征，并分析其诊断及鉴别诊断要点。 方法 收集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23年1月至2025年6月10例SuSA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光镜观察其组织学形态，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CK7、CK20、Ki-67、β-catenin、C-MYC及错配修复蛋白（PMS2、MLH1、MSH2、MSH6）的表达情况。采用扩增阻滞突变系统PCR（ARMS-PCR）对10例肿瘤组织进行KRAS和BRAF突变位点检测，并复习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结果 10例患者中男性5例，女性5例，年龄62.0（53.5，72.3）岁。肿瘤位于乙状结肠7例，直肠2例，降结肠1例。9例为孤立性SuSA，1例为传统锯齿状腺瘤（TSA）合并SuSA。肠镜下，孤立性SuSA多表现为小的无蒂息肉或较大的扁平侧向发育型病变；组织学上呈特征性的“双层楼”结构，表层为锯齿状改变，深层为腺瘤样结构。TSA合并SuSA的病例可见肿瘤头部呈TSA样改变（异位隐窝、嗜酸性胞质、裂隙状锯齿结构及杯状细胞减少等），基底部则呈现SuSA的形态学特征。免疫表型，表层锯齿状区域CK20阳性而Ki-67阴性，中下层腺瘤样区域C-MYC及Ki-67高表达，β-catenin可见核阳性，CK7、CK20均阴性；所有病例错配修复蛋白表达完整，提示微卫星稳定的可能性大。对本研究10例肿瘤组织行基因检测，分子检测结果提示9例肿瘤细胞伴有KRAS突变，1例伴有BRAF突变。 结论 SuSA是一种罕见的结直肠锯齿状病变，好发于左半结肠，其表层锯齿状、深层腺瘤样的组织学特征与增生性息肉、TSA及无蒂锯齿状病变（SSL）存在重叠，比较容易误诊和漏诊。认识并了解其组织学特征及表层CK20阳性而Ki-67阴性、深层Ki-67高表达而CK20阴性的免疫组织化学表达模式有助于其诊断和鉴别诊断，KRAS基因突变是其重要的辅助诊断依据。

目的 探讨胃肠间质瘤（GIST）活检中的病理诊断陷阱，寻求提高活检诊断正确率的策略。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5年3月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经活检确诊的347例GIST病例，分析其临床病理学特征，重点针对罕见部位、组织形态学不典型及免疫组织化学表达不典型的病例进行梳理。 结果 347例GIST病例中198例为男性，149例为女性；年龄≤40岁者18例，>40岁者329例；281例为初次活检，66例为复发病例。本组病例具有显著不典型特征。发病部位广泛，不典型非胃肠部位者占比高（194/347，55.9%），包括腹腔、肝、盆腔乃至阴道、纵隔、肋骨、肩胛骨等罕见部位。组织形态学多样，以梭形细胞型（334例）为主，此外，还包括上皮样型（12例）及罕见的去分化型（1例）。免疫表型方面，334例GIST均同时表达GIST标志物CD117及DOG1，13例为免疫表型不典型病例，表现为CD117及DOG1单独阴性或双阴性。分子检测证实此类病例多存在KIT或PDGFRA特定外显子突变。 结论 活检标本不典型部位、组织形态学不典型及免疫表型缺失是GIST诊断的主要陷阱。针对这些难点应充分结合临床影像、联合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对免疫组织化学不典型的疑难病例应积极行基因检测，这是提高活检诊断准确率及指导靶向治疗的关键依据。

目的 系统性比较白细胞介素（IL）-10单基因缺陷（IL-10组）与非IL-10单基因缺陷（非IL-10组）介导的儿童炎症性肠病（IBD）在临床、肠镜及组织病理学特征上的差异。 方法 收集2016—2021年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送检、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病理会诊且经基因测序确诊的单基因儿童IBD患者67例，其中IL-10组43例（主要为IL10RA/B突变），非IL-10组24例（包括CYBB、PIK3CD、LRBA等突变）。对比分析两组的临床、肠镜下表现、病理形态学分型及各组织病理学特征，并对非IL-10组内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 IL-10组的诊断年龄早于非IL-10组（U=149.0，P<0.001）。肠镜见，IL-10组更易出现结肠受累及严重病变。根据病理形态学分型，IL-10组相比非IL-10组更多表现为克罗恩病样型（χ2=8.841，P<0.001），但所有IL-10组病例均未见肉芽肿。IL-10组也以更显著的活动性炎症（χ2=12.260，P<0.001）、黏膜全层炎（χ2=6.847，P=0.009）和中重度隐窝结构扭曲（χ2=4.541，P=0.033）为主要组织病理学特征。肉芽肿及上皮内淋巴细胞浸润增多仅见于非IL-10组。亚组分析显示，5例PIK3CD突变IBD病理特征类似IL-10组（中重度隐窝扭曲3/5例、黏膜全层炎4/5例），而3例CYBB突变者表现为肉芽肿（1/3例）、淋巴细胞聚集（3/3例）及小肠绒毛变钝（1/3例），未见中重度隐窝扭曲或黏膜全层炎。 结论 儿童IL-10与非IL-10介导的单基因炎症性肠病呈现明显不同的临床、肠镜及病理表现。IL-10组表现为典型的婴幼儿期重症结肠炎，而非IL-10组则发病较晚、表型更具异质性。

目的 探讨子宫平滑肌肿瘤中ATRX表达与端粒替代性延长（ALT）激活状态之间的关联，并评估二者在子宫平滑肌肉瘤（uLMS）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收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2024年1月至2025年10月诊断的60例uLMS、36例恶性潜能未定的平滑肌肿瘤（STUMP）、77例子宫平滑肌瘤（uLM）及6例高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样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ATRX蛋白表达，端粒特异性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ALT激活状态，部分病例行二代测序检测ATRX基因变异。采用Fisher确切检验分析ATRX表达与ALT激活状态之间的相关性及不同肿瘤间ATRX表达与ALT激活状态的差异。采用Kappa一致性检验分析ATRX表达与ALT激活状态之间的一致性。 结果 二代测序结果显示，ATRX基因突变多伴蛋白表达缺失，而拷贝数缺失则多伴蛋白表达减弱。ATRX表达状态与ALT激活状态总体符合率为86.4%，二者具有相关性（P<0.001），且具有较高一致性（Kappa=0.68）。uLMS的ATRX蛋白完全缺失率（35/59，59.3%）及ALT激活率（49/60，81.7%）高于其余各组，其中STUMP组ATRX缺失率为14.3%（5/35）、ALT激活率为17.1%（6/35），uLM组ATRX缺失率为0（0/72）、ALT激活率为2.6%（2/77），高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组ATRX缺失率与ALT激活率均为0（0/6），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 结论 ATRX表达缺失与ALT激活状态高度相关。联合检测ATRX表达与ALT激活状态，可有效辅助uLMS与其他形态学相似的子宫肿瘤的鉴别诊断。此外，在STUMP及uLM中若出现ATRX缺失和/或ALT激活，提示可能具有恶性潜能，可为临床随访及个体化诊疗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目的 探讨FLCN突变相关的低级别嗜酸细胞肾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免疫表型、分子特征及鉴别诊断。 方法 收集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病理科诊断的18例FLCN突变相关的低级别嗜酸细胞肾肿瘤的临床病理资料，进行组织学形态及免疫表型观察，18例均行高通量靶向基因突变测序。 结果 18例患者中男性13例，女性5例，年龄55（43，62）岁。12例确诊为遗传性Birt-Hogg-Dubé（BHD）综合征，其中10例为多灶性肿瘤，7例为双侧肿瘤。18例患者中10例为典型杂合性嗜酸细胞/嫌色细胞肿瘤（HOCT），8例为未分类嗜酸细胞肿瘤。组织学形态：10例典型HOCT显示有特征性“马赛克”样形态。8例未分类嗜酸细胞肿瘤形态异质，包括嫌色性肾细胞癌（ChRCC）样4例、琥珀酸脱氢酶缺陷型肾细胞癌（SDH-RCC）样1例、富于“组织细胞湖”样2例及嗜酸细胞样1例，均缺乏典型HOCT的杂合细胞成分和“马赛克”样形态学特征。免疫表型：在10例典型HOCT中L1CAM、E-cadherin、CD117、CK7大多表现出与组织学形态一致的“马赛克”样免疫组织化学特征；Cathepsin K在2例中呈弥漫中等阳性表达，3例为局灶阳性表达；CD10在2例中呈阳性表达。8例未分类嗜酸细胞肿瘤部分缺乏典型的免疫组织化学特征，免疫表型不一。其他常用的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波形蛋白、CK20、Melan A、TFE3和TFEB均为阴性。尽管它们存在异质性，但是非转移性糖蛋白B（GPNMB）在典型HOCT及未分类嗜酸细胞肿瘤中均表现出弥漫强阳性特征（18/18）。高通量测序证实18例均存在FLCN基因致病性/可能致病性突变。 结论 FLCN突变相关的低级别嗜酸细胞肾肿瘤具有特殊的组织学形态、免疫表型及分子遗传的特点，在临床工作中需要与类似形态的肾肿瘤进行鉴别。GPNMB是诊断FLCN突变相关的低级别嗜酸细胞肾肿瘤的重要辅助标志物。并需要结合临床、分子和遗传学检查评估是否关联BHD综合征，帮助精准诊断。

目的 探讨肾脏原发性尤因肉瘤（Ewing sarcoma）临床病理及分子学特征。 方法 收集2011年1月至2023年5月诊断的肾脏原发性尤因肉瘤17例，其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11例、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4例、北京大学肿瘤医院2例，通过HE、免疫组织化学（IHC）、荧光原位杂交（FISH）及下一代测序（NGS）检测，总结其临床病理及分子特征，并进行预后分析。 结果 17例肾脏原发性尤因肉瘤患者男性9例，女性8例，年龄32（24，46）岁；13例因血尿、腰痛等症状就诊，1例因持续低热就诊，1例因右下肢及右臀部水肿症状就诊，2例为体检影像学发现肾脏占位。所有患者就诊时均伴有肾静脉/腔静脉瘤栓，均行肾脏根治术及静脉瘤栓切除术。肿瘤最大径13.0（9.0，15.5）cm。镜下肿瘤多由小圆细胞组成，细胞界限不清、弥漫排列，核圆形，染色质细，核膜清晰，核仁不明显，核分裂象多见，局灶出现数量不等的特征性“菊形”团结构。11例具有不同比例的肿瘤细胞形态变异，可呈短梭形，或呈腺泡样、血管瘤样排列。5例侵犯肾盂、10例侵犯肾周脂肪。IHC方面，CD99（17/17）及NKX2.2（12/12）全部为阳性，6/12例FLI1阳性，Ki-67阳性指数5%~85%。17例均行FISH检测存在EWSR1基因重排，其中6例进行了NGS测序，证实为EWSR1：：FLI1基因融合。术后随访3~84个月，获得随访资料13例，6例患者于术后3~36个月发生转移，转移可见于肾上腺、肝、骨、腹膜、肺及全身多处转移，转移患者中2例死亡；1例患者死亡时间不详；其余6例患者目前无瘤生存。发生转移的6例患者肿瘤细胞增殖活性明显增高（Ki-67阳性指数为50%~70%），并伴有不同程度坏死。 结论 肾脏原发性尤因肉瘤是一种较为罕见的恶性肿瘤，具有高度侵袭性，易发生远处转移。多数患者首发血尿、腰痛等症状，就诊时肿瘤体积较大，常伴有静脉瘤栓。肿瘤细胞变异及出血坏死比例高的病例具更高的侵袭能力，对预后判断可能有一定的提示意义。

目的 探讨SMARCB1缺失性鼻腔鼻窦腺癌的临床病理及分子遗传学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病理科2016年1月至2024年12月间诊断的鼻腔鼻窦低分化腺癌、卵黄囊瘤以及SMARCB1缺失性癌共51例，筛选出4例SMARCB1缺失性鼻腔鼻窦腺癌。观察其组织学形态、免疫表型及分子遗传学特征，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4例患者中男性2例，女性2例，例1~例4患者年龄分别为75、52、47、59岁。临床表现为鼻塞、鼻出血以及受累部位相应症状。影像学显示鼻腔、筛窦肿块，伴周围结构侵犯。镜下肿瘤细胞排列呈腺样、团巢状、梁状及筛网状，细胞胞质中等至丰富、嗜酸，呈上皮样或浆样，少数细胞呈基底样。3例伴卵黄囊瘤样分化模式，其中例1有Schiller-Duval小体样结构，例2由混合分布的团巢状基底样细胞及网状/微囊状的卵黄囊瘤样结构组成，例4仅表现为筛网状结构。4例SMARCB1蛋白表达均缺失。3例行SMARCA2检测，其中2例（例1和例4）伴SMARCA2蛋白共缺失。SMARCA4、ARID1A和ARID1B蛋白均保留。肿瘤细胞不同程度表达CK7和CK19。CDX2、SALL4和Glypican-3主要表达于卵黄囊瘤样区域，但不仅限于此区域。仅例1 CK20局灶阳性，S-100蛋白和SOX-10均阴性。Ki-67阳性指数30%~50%。3例（例1、例3、例4）行荧光原位杂交（FISH）和二代测序检测，例1和例4有SMARCB1缺失，例3阴性。肿瘤突变负荷0.2~3.2 Muts/Mb。除例1外，余3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分别为29、20和7个月，例2死亡，例3和例4生存。 结论 SMARCB1缺失性鼻腔鼻窦腺癌少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腺体分化和/或卵黄囊瘤样结构特征。需与形态相似的其他肿瘤鉴别，尤其是肠型/非肠型腺癌以及卵黄囊瘤，SMARCB1免疫组织化学应纳入到鼻腔鼻窦高级别恶性肿瘤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中，避免误诊。

目的 探讨胃卵黄囊瘤样癌的临床特征、组织学形态、免疫表型、鉴别诊断及预后。 方法 回顾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2021年12月和2023年8月收治的2例胃卵黄囊瘤样癌的临床病理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例1，患者男，70岁。因“间断性腹部钝痛、饥饿痛3个月余”入院。例2，患者男，67岁。因“间断性腹痛、腹胀1个月余”入院。肿瘤均位于胃角。镜下肿瘤组织形态多样，结构呈腺样、乳头状、微囊、网状或蜂窝状，细胞为扁平、靴钉样或立方样。可见内胚窦小体（Schiller-Duval小体，S-D小体）。免疫组织化学提示CKpan、CK18、SALL4、Glypican-3、LIN28、HNF1β、CDX2阳性；甲胎蛋白例1散在阳性，例2阴性；CD117部分阳性；p53弥漫强阳性，提示突变型；SMARCA4/BRG1表达缺失（例1为完全缺失；例2为部分缺失伴减弱）；SMARCB1/INI1未缺失；MLH1、PMS2、MSH2、MSH6提示错配修复功能完整（pMMR）；HER2、Claudin18.2、CK20、TTF1、HepPar-1、OCT4和CD30等阴性。原位杂交检测显示EB病毒编码的RNA（EBER）阴性。2例患者术后均进行化疗，例1术后10个月因肿瘤广泛转移死亡，例2随访25个月，生存。 结论 胃卵黄囊瘤样癌是罕见的胃癌亚型，形态多样，可伴有SMARCA4/BRG1表达缺失，预后较差。

伴NIPBL：：NACC1融合的肝肿瘤是一种新提出的、分类及命名尚不明确的肝脏肿瘤类型，好发于中青年女性。本文报道1例30岁女性患者，肝左外叶占位，肿瘤边界清楚，镜下肿瘤由大小形态均一的低立方细胞构成，部分肿瘤细胞排列成甲状腺滤泡样结构，中央见伴有吸收空泡的胶质样物质；部分细胞排列成巢状、岛状，似分化良好的神经内分泌肿瘤。免疫组织化学表型：α-抑制素呈弥漫阳性，CK7、CK19阳性，神经内分泌标志物突触素、嗜铬粒素A阳性，Ki-67阳性指数约10%，白蛋白mRNA原位杂交阳性。分子表型：RNA测序显示NIPBL：：NACC1基因融合。病理诊断为伴NIPBL：：NACC1融合的肝肿瘤。

GLI1基因重排肠道肿瘤是新近报道的一种具有独特临床病理特征的罕见肿瘤，已报道的病例好发于胃及小肠。本文报道1例乙状结肠原发性GLI1基因重排的间叶性肿瘤，肿瘤形态为富于薄壁血管的温和巢状结构，免疫组织化学显示肿瘤细胞弥漫表达GLI1、CD56、CD10，荧光原位杂交检测到DDIT3（GLI1）（12q13）重排阳性，二代测序检测到融合伴侣基因PTCH1：：GLI1。通过探讨其临床病理学特征，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肝脏原发性绒毛膜癌是一种较罕见的且恶性程度极高的滋养细胞肿瘤，而胆囊腺鳞癌伴肠母细胞分化同样为高度侵袭性肿瘤。本文报道1例罕见的肝脏原发性绒毛膜癌侵犯胆囊合并胆囊腺鳞癌伴肠母细胞分化的病例。患者女，55岁。肝脏绒毛膜癌肿瘤细胞由细胞滋养细胞和合体滋养细胞两种细胞构成，细胞滋养细胞中等大小，多边形、圆形或卵圆形，胞质透明且边界清楚，有核仁且核分裂活跃；合体滋养细胞相当于多核细胞，细胞大、嗜碱性，有多个深染且大小和形状各异的核，核分裂象多见。胆囊肿瘤内见3种肿瘤成分，分别为腺癌、鳞状细胞癌及绒毛膜癌，其中腺癌肿瘤细胞有两种细胞形态，部分肿瘤细胞大小不等，异型性明显，部分肿瘤细胞胞质透亮，细胞核卵圆形，核位于基底，类似于分泌期子宫内膜。免疫组织化学表型：绒毛膜癌区域CKpan、CK8/18、CK19、CD10、β-HCG、GATA3、SALL4阳性表达；PD-L1（22C3）细胞膜阳性表达；腺癌区域CK19、CK7阳性表达，腺癌伴肠母细胞分化区域CDX2、SALL4灶区阳性表达；鳞状细胞癌区域p63、p40、CK5/6阳性表达。本文探讨其组织学诊断、临床病理特征及鉴别诊断要点，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孤立性纤维性肿瘤（SFT）是一种起源于纤维母细胞的间叶源性肿瘤。起初被认为仅发生于胸膜，现在已经证实可以发生在胸膜外任何部位。本文报道1例原发鼻腔鼻窦并多次复发侵犯眼眶的SFT病例，镜下观察4次手术标本，肿瘤细胞均呈梭形、卵圆形，排列呈“无结构”模式，鹿角样血管增生，间质为纤细或粗大胶原纤维，均未观察到肿瘤性坏死。细胞密度、细胞异型性及核分裂象计数随着复发次数而逐步增加。肿瘤细胞表达STAT6、CD34，但第三次复发时CD34局部表达缺失。

本文报道1例肺免疫球蛋白贮积性组织细胞增生症。患者女，62岁。因“发现肺结节3年余”于2025年6月入院。胸部CT示右肺下叶内基底段部分实性结节，肺部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lung-RADS）：4X类。血清学检查免疫球蛋白G、免疫球蛋白A、C反应蛋白升高，抗核抗体、类风湿因子SS-B抗体阳性。患者行胸腔镜下右下肺叶切除术，肿瘤剖面灰白灰红，实性，质中偏韧，与周围组织界限不清；镜下病变主要由大量组织细胞构成，胞质丰富，部分胞质内充满弱嗜酸性颗粒状、圆形小球，局部可见类似Russell小体结构，病灶内散在成熟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伴少数淋巴滤泡形成及多核巨细胞，间质胶原纤维组织增生并部分区域黏液变性。免疫组织化学示CD68、CD163、IgG阳性，IgM、IgA弱阳性，Ki-67低表达（<5%）；轻链染色示κ阳性反应显著强于λ。诊断为肺免疫球蛋白贮积性组织细胞增生症。术后随访6个月，患者无病生存，未见病灶复发。

食管鳞状上皮内瘤变（ESIN）是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的癌前病变，早期发现并及时干预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TP53基因突变被认为是ESCC发生的早期关键事件。p53免疫组织化学（IHC）可在蛋白水平反映TP53异常，已广泛用于辅助诊断。但因其判读标准不一且易受炎症等因素干扰，p53 IHC在ESIN诊断中的应用仍存争议。本文综述p53生物学基础与典型IHC表达模式，归纳国内外判读要点与进展，评估p53 IHC在ESIN诊断及分级中的价值。探讨与TP53测序、多标志物联合及数字病理的整合应用，以提升ESIN诊断的客观性与准确性。

肿瘤微环境的异质性在肺癌，尤其是非小细胞肺癌的发生、发展及治疗应答中发挥关键作用。单细胞组学能在单细胞水平精准解析肿瘤微环境的细胞组成、功能特征与分子变异，有效规避群体平均分析导致的信息丢失；空间组学能保留组织原位空间信息，实现细胞与分子的精准定位。两者联合应用，能多维度解析肿瘤微环境异质性驱动非小细胞肺癌进展的分子机制，为精准病理诊断、预后评估和治疗靶点筛选提供技术支撑。

人工智能诊断是病理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智慧病理科建设的核心内容。病理切片数字化为实现智能病理诊断提供了必要的数据基础。本文基于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在数字病理诊断平台建设与应用中的实践，总结了一套可行的软硬件配置方案，梳理了数字病理工作流程中的关键环节，以期为国内病理科的数字化建设提供实用参考，并为下一代诊断病理学的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