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49卷第09期

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临床发病率高、疾病负担重，病原谱复杂，重症化风险较高。传统诊断模式在时效性、病原鉴别能力、抗菌药物使用及基层诊断等方面存在不足，单一时间点的静态检测也难以反映疾病动态变化。本文从新型生物标志物的临床应用、动态监测思维的临床实践、分子即时检测全场景落地，以及人工智能保障检测质量同质化与辅助病情分层决策4个维度，系统阐述呼吸道感染精准诊断的发展方向，以期为临床精准鉴别感染病原、优化抗感染治疗决策以及提升基层诊断可及性提供参考。

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发布了M67《微生物学实验室自动化验证》，描述了微生物实验室自动化系统各个模块的验证和2种模式的实施建议，本文结合当前国内实验室情况，对该标准的核心内容进行全面深入解读，包括样本处理模块、平板运输与孵育模块、平板成像模块、软件组件等各模块的验证策略、方法及验证后的质量保证体系，期望为国内正在或计划引入自动化系统的实验室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B型利钠肽（BNP）及N末端B型利钠肽前体（NT-proBNP）是心力衰竭管理中应用较广泛的生物标志物，可用于早期筛查、辅助诊断、治疗监测及预后评估，并为心力衰竭全病程管理与综合干预提供重要参考。然而，从检验医学角度看，BNP及NT-proBNP的临床解释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包括不同人群生理/病理差异（年龄、肾功能、透析状态、合并症等），糖基化及B型利钠肽前体（proBNP）相关分子异质性，不同检测平台之间的可比性差异，以及新型药物如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ARNI）对标志物水平的影响等。当前BNP及NT-proBNP在临床实践中仍面临方法学标准化不足、参考区间/决策阈值本土化证据有限、特殊场景结果解读复杂等挑战。未来研究应重点围绕以下方面展开：推动BNP及NT-proBNP检测方法与结果报告的标准化，提高不同检测平台之间结果的可比性；加强特殊人群及特殊临床场景下BNP及NT-proBNP应用价值的研究，建立更具针对性的参考区间与临床决策阈值；关注糖基化、proBNP分子异质性及新型药物干预等因素对检测结果解释的影响；加强检验科与临床科室之间的多学科协作，促进检验结果的准确解读与合理应用。通过上述努力，进一步提升BNP及NT-proBNP在心力衰竭全病程管理中的临床价值，为患者分层评估、治疗监测及预后判断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反射性检测是基于预设规则自动追加检验项目，反思性检测是依赖实验室专业人员判断，人为追加检验项目。国外研究表明两者在提升诊断效率、优化诊疗路径、提高诊断准确性等方面具有一定价值，但也面临标准化不足与伦理挑战。当前，我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要求规范医疗机构检查检验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深入推进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和病种分值）付费，这对检验项目合理选择、检测的质量与效率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反射性检测和反思性检测在国外实验室的应用实例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国内临床实验室合理设计检验路径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在深化医疗体制改革、推行以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和按病种分值（DIP）支付方式及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的宏观政策框架下，临床实验室正向“价值中心”进行转型。检验经济学借鉴卫生经济学的成熟理论框架与分析方法，为系统性评估检验技术的临床与经济价值、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实现运营精细化管理提供了科学的工具范式。本文旨在结合相关前沿实践，对检验经济学在三甲医院检验科层面的应用进行系统性探讨。文章重点阐述了检验经济学如何在支持创新项目价值定价、加速高价值项目医疗保险准入、科学规划检验路径及合理应用新技术等关键管理环节中发挥作用，并结合非小细胞肺癌ALK融合蛋白伴随诊断、降钙素原指导抗生素使用、肺癌多个标志物联合检测、全实验室自动化等案例进行具体阐释。此外，本文亦对当前实践中所面临的数据壁垒、人才匮乏与体系协同不足等挑战进行了剖析，并展望了以构建“价值为本的检验医学”为核心的未来发展趋向，以期为国内检验医学领域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共同促进检验学科的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呼吸道感染病原谱复杂，分子诊断与高通量测序等技术发展迅速，临床合理选择检测方法、规范解读结果仍面临挑战。本共识由呼吸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牵头，联合呼吸与危重症医学、感染病学、检验医学、儿科学等多学科专家，基于系统文献检索和我国医疗机构实际情况，采用改良的推荐分级的评估、制定与评价分级系统与改良德尔菲法形成推荐意见。共识以常规微生物学检测为基础、核酸扩增检测为主干、免疫学检测为补充、靶向高通量测序与宏基因组高通量测序作为疑难、危重及免疫功能低下人群的高阶手段，构建阶梯式病原学检测路径：针对门急诊流感样病例、社区获得性肺炎住院患者、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医院获得性肺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及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合并感染等场景，提出分层应用建议；并就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检测能力建设、信息化与临床决策支持、质量控制及生物安全管理、重要耐药病原体主动筛查与感染防控衔接等方面，形成17条推荐意见，为临床与实验室规范开展呼吸道感染病原学检测、科学解读结果并指导目标性抗感染治疗提供参考。

目的 分析呼吸道感染住院患者发生重症及不良预后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呼吸道感染病原学阳性患者2 534例，其中门诊2 050例、住院484例；在住院患者中，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分为轻症组356例和重症组128例；重症组患者中，预后良好亚组99例，预后不良亚组29例。经6种呼吸道病原体多重实时荧光逆转录PCR检测，至少1种病原体阳性。收集人口学资料、发病季节、临床表现、病原学结果及实验室指标。比较门诊与住院患者间的各项指标的差异，以及重症组中预后良好亚组与预后不良亚组的各项指标的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呼吸道感染住院患者发生重症及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 结果 住院患者年龄［51（6，70）岁］、男性比例［59.50%（288/484）］、冬季发病比例［43.60%（211/484）］、肺炎支原体检出率［22.93%（111/484）］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检出率［15.50%（75/484）］均高于门诊患者［6（4，10）岁、54.44%（1 116/2 050）、37.90%（777/2 050）、16.50%（340/2 050）、9.30%（190/2 050）］，鼻病毒检出率［37.60%（182/484）］低于门诊患者［49.20%（1 009/2 05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住院患者白细胞［6.83（5.11，9.33）×109/L］、中性粒细胞［4.13（2.70，6.22）×109/L］、淋巴细胞［1.48（0.91，2.31）×109/L］及单核细胞0.55［（0.36，0.77）×109/L］水平均低于门诊患者［7.99（6.30，10.27）×109/L、4.80（3.36，6.68）×109/L、2.13（1.50，2.96）×109/L、0.64（0.48，0.82）×109/L］，C反应蛋白水平［22.00（6.45，46.32）mg/L］高于门诊患者［9.57（3.09，17.03）m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OR=1.041，95%CI 1.027~1.056，P<0.001）、肺啰音（OR=2.534，95%CI 1.316~4.879，P=0.005）、呼吸困难（OR=3.778，95%CI 1.332~10.717，P=0.012）、意识障碍（OR=21.474，95%CI 4.221~109.261，P<0.001）及尿素氮>7 mmol/L（OR=21.186，95%CI 8.648~51.905，P<0.001）是呼吸道感染住院患者发生重症的危险因素；冬季发病（OR=0.209，95%CI 0.084~0.520，P=0.001）及肺炎支原体感染（OR=0.119，95%CI 0.025~0.556，P=0.007）是呼吸道感染住院患者发生重症的保护因素。在重症患者中，意识障碍是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OR=4.918，95%CI 1.917~12.617，P=0.001）。 结论 年龄、肺啰音、呼吸困难、意识障碍和尿素氮>7 mmol/L是呼吸道感染住院患者发生重症的危险因素，意识障碍是重症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

目的 分析基于干扰素α诱导蛋白27（IFI27）联合实验室指标构建的模型对儿童重症呼吸道合胞病毒急性下呼吸道感染（RSV-ALRTI）的预测价值。 方法 利用3个RSV感染相关基因表达公共数据库（GEO）数据集，通过差异表达基因分析（火山图）筛选目标分子IFI27。回顾性选取2024年4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因RSV-ALRTI在上海市儿童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的340例患儿作为RSV感染组，并根据时间先后将前260例（重症亚组120例，非重症亚组140例）作为模型训练集，后80例（重症亚组30例，非重症亚组50例）作为外部验证集；并纳入同期140名健康体检儿童作为健康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试剂盒检测血清IFI27水平，同时收集患儿基线临床资料及相关实验室指标，包括血常规、血清免疫炎症指标及生化指标。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重症RSV-ALRTI的影响因素，并构建联合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模型预测效能，最终在验证集中对模型进行验证。 结果 在GSE69606、GSE77087及GSE184427数据集中，RSV感染组患儿IFI27的基因表达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RSV感染组患儿血清IFI27水平［110.48（73.93，156.36）ng/L］高于健康对照组［35.52（26.37，51.68）ng/L］（P<0.001）。模型训练集中，重症亚组IFI27［147.8（108.95，179.45）ng/L比79.48（51.14，119.65）ng/L］、白细胞介素-6（IL-6）［21.9（0.6，85.2）ng/L比3.8（1.2，6.4）ng/L］、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51.7（18.3，121.5）mg/L比23.3（8.2，55.5）mg/L］、血清淀粉样蛋白A/C反应蛋白比值（SCR）［8.84（5.7，15.5）比4.1（2.51，7.79）］、平均红细胞体积（MCV）［（82.9±4.8）fl比80.7±4.4）fl］、血小板［345（276，424）×109/L比305（222，362）×109/L］等高于非重症亚组，而红细胞则低于非重症亚组［（4.14±0.45）×10¹²/L比（4.37±0.44）×10¹²/L］（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IFI27（OR=1.025，95%CI 1.016~1.033）、MCV（OR=1.168，95%CI 1.069~1.276）、SCR（OR=1.151，95%CI 1.078~1.228）及IL-6（OR=1.091，95%CI 1.045~1.138）是儿童重症RSV-ALRTI的危险因素，RBC（OR=0.289，95%CI 0.116~0.717）是儿童重症RSV-ALRTI的保护因素（均P<0.01）；ROC曲线分析显示在单项实验室指标中，IFI27预测重症的效能最高（AUC=0.80）；Delong检验显示，由IFI27、SCR、IL-6、红细胞及MCV联合构建的模型Y效能高于IFI27（AUC为0.94比0.80，P<0.001）；外部验证显示模型Y效能稳定，其验证集AUC为0.92（敏感度为73.3%，特异度为90.0%），且与训练集AUC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04），预测符合率为83.75%。 结论 基于IFI27联合SCR、IL-6、RBC及MCV构建的模型对儿童重症RSV-ALRTI预测效能良好。

目的 分析学龄前患儿呼吸道合胞病毒（RSV）重症肺炎的相关因素，建立预测模型并进行验证。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5年1—12月南阳市中心医院389例学龄前RSV感染患儿的临床资料，依据肺炎严重程度分为轻症组（317例）和重症组（72例），比较2组一般资料和实验室指标差异。按7∶3比例将样本划分为训练集（272例）与内部验证集（117例）。回顾性收集同期155例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RSV感染患儿作为外部验证集。采用LASSO回归筛选变量，构建训练集logistic回归临床预测模型，确定重症肺炎的相关因素，随后绘制校准曲线、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及决策曲线，以对模型进行内部及外部验证。 结果 轻症组与重症组喘息、混合感染比例、热程、热峰、住院时间、乳酸脱氢酶、血小板计数、C反应蛋白、白蛋白、球蛋白、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LASSO回归筛选出6个非零特征变量，分别为血红蛋白与红细胞分布宽度比值（HRR）、白蛋白-淋巴细胞-C反应蛋白综合指数（CALLY）、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乳酸脱氢酶与白蛋白比值（LAR）、C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值（CAR）、白蛋白与球蛋白比值（AGR）。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PLR（OR=1.010，95%CI 1.004~1.016，P=0.002）、LAR（OR=1.462，95%CI 1.143~1.966，P=0.007）、年龄≤6月龄（OR=17.782，95%CI 6.393~55.303，P<0.001）、混合感染（OR=2.509，95%CI 1.040~6.371，P=0.045）是RSV重症肺炎的危险因素，CALLY（OR=0.957，95%CI 0.916~0.987，P=0.022）是RSV重症肺炎的保护因素。本研究建立的RSV重症肺炎预测模型在训练集、内部验证集和外部验证集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17（95%CI 0.875~0.958）、0.825（95%CI 0.732~0.919）和0.934（95%CI 0.893~0.975）。校准曲线显示，该模型在训练集、内部验证集和外部验证集中均校准度良好。决策曲线分析表明，当阈值为10%~90%时，该模型具有较高的临床净获益。 结论 PLR、LAR、年龄≤6月龄、混合感染是学龄前儿童RSV重症肺炎的危险因素，CALLY是学龄前儿童RSV重症肺炎的保护因素。建立的RSV重症肺炎预测模型效能较好。

目的 构建基于MIDEAS与ELF1基因甲基化的诊断模型，并评估其对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早期诊断的价值。 方法 选取2025年2—10月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确诊的159例ESCC患者和167名同期健康对照者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发现集、训练集和验证集。采用罗氏cobas 8000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检测参与者血清中鳞状细胞癌抗原（SCC）水平。采用935K甲基化芯片分析发现集ESCC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基因组DNA甲基化特征，并获取差异甲基化位点（DMP）。在训练集中，采用多重目的区域甲基化富集测序技术检测候选位点的表达水平，并通过Mann-Whitney U检验验证其差异表达，进而运用logistic回归构建ESCC早期诊断模型。在验证集中，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通过曲线下面积（AUC）和Delong检验分析该模型与传统肿瘤标志物SCC的诊断效能。 结果 在发现阶段，以|Δβ|>0.09，校正后P<0.05为筛选原则，共获取6 373个DMP，其中6 180个在ESCC患者中呈低甲基化状态。验证阶段的靶向甲基化测序结果显示，ESCC患者中MIDEAS（0.17±0.04比0.24±0.04，P<0.001）和ELF1基因甲基化水平低于对照组（0.18±0.02比0.21±0.02，P<0.001）。联合2个基因甲基化所构建的MIDEAS+ELF1模型在验证集诊断ESCC的AUC为0.951，优于SCC（AUC=0.817，Z=2.698，P<0.001）。此外，该模型对Ⅰ期和肿瘤直径≤2.5 cm的早期ESCC仍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AUC分别为0.934和0.963。 结论 基于MIDEAS与ELF1基因甲基化的诊断模型在ESCC早期诊断中表现良好，其诊断效能优于传统肿瘤标志物SCC。

目的 评估Sanger测序联合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线粒体基因的应用效果。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1—2025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临床疑诊线粒体病患儿外周血样本400份。使用QIAGEN Blood DNA Mini Kit提取基因组DNA，NanoDrop检测浓度及纯度。采用长片段PCR扩增线粒体DNA全长（16 569 bp），产物经0.8%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初步筛查大片段缺失信号。正常样本可见单一约16 600 bp条带；若出现短片段，提示可疑大片段缺失。对此类样本，进一步采用4对长片段分区引物扩增以精确定位缺失区域，异常条带经切胶回收后测序，明确缺失断点的具体位置及边界。对于电泳未见可疑缺失的样本，则使用24对特异性引物对线粒体基因组进行分段扩增，并采用Sanger测序获得线粒体基因组序列，产物纯化后使用ABI 3500Dx测序仪双向测序，用Mutation Surveyor软件与修订版剑桥参考序列比对分析。 结果 在400份样本中，共鉴定出37种mtDNA变异，包括22种致病性线粒体变异和15种意义不明变异，m.3243A>G为检出频率最高的致病性变异，其次为m.8993T>G和m.10191T>C。通过长片段PCR联合Sanger测序成功检出并定位了5例mtDNA大片段缺失，缺失长度3 531~7 435 bp，所有缺失断点均在单碱基水平得到精确界定。变异位点广泛分布于蛋白质编码基因及tRNA/rRNA区域。基因型-表型关联分析显示，携带大片段缺失或累及多个关键呼吸链基因的患儿通常表现出更典型的线粒体病表型及更严重的临床症状。 结论 Sanger测序结合琼脂糖凝胶电泳的检测能够识别线粒体基因点突变及大片段缺失。

目的 探讨基于增长混合模型（GMM）的体检人群空腹甘油三酯葡萄糖-体重指数（TyG-BMI）变化轨迹模式与新发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风险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0—2025年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完成连续6年体检的3 459例参与者。采用增长混合模型对体检人群2020—2023年TyG-BMI数值变化轨迹拟合1~5个轨迹组及1~3次多项式，依据贝叶斯信息准则（BIC）、平均后验概率（AvePP>0.70）及组样本量占比（>5%）等确定最优轨迹模型。根据轨迹斜率将轨迹组命名为稳定组（轨迹平稳）、改善组（整体下降）和进展组（整体上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TyG-BMI轨迹类别与2024—2025年新发MASLD的关系。 结果 共识别出3类TyG-BMI轨迹：稳定组2 919例（84.39%）、改善组149例（4.31%）和进展组391例（11.30%）。随访期间新发MASLD共565例，总发病率为16.3%（565/3 459）。其中改善组发病率最低（8.05%，12/149），稳定组为12.88%（376/2 919），进展组最高（45.27%，177/3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在调整年龄、性别、收缩压、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尿酸、丙氨酸转氨酶及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后，与改善组相比，稳定组（OR=2.28，95%CI 1.27~4.48，P=0.010）和进展组（OR=12.12，95%CI 6.57~24.35，P<0.001）新发MASLD风险均升高。 结论 基于TyG-BMI的长期变化轨迹与新发MASLD风险密切相关。

目的 建立多重TaqMan荧光定量PCR定量检测患者肿瘤组织中的核糖体应激（RS）基因集的方法。 方法 针对RS基因集中不同基因的保守区设计引物和TaqMan探针，建立针对8个基因的多重TaqMan荧光定量PCR检测方法。并对该体系进行优化，对其特异度、灵敏度等进行验证，收集2015年1月至2025年1月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乳腺癌及卵巢癌患者的石蜡标本共11份，对标本进行检测。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内参变量间的相关性。 结果 GAPDH基因平均循环阈值的相关性较好（r=0.932，P<0.001）。各对引物熔解曲线在80~90 ℃之间出现唯一单峰，无特异性扩增，经优化，确定各基因引物/探针的最优终浓度，建立的多重标准曲线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R2>0.990，P<0.001，且扩增效率在90%~110%范围内，每组体系中探针引物之间未发现交叉反应。该方法对8个基因的最低检出限为88.1拷贝/μl，组内和组间的变异系数均<3.000%，提示该检测方法重复性良好，本检测体系可以测定临床样本中的RS基因集表达水平。 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多重TaqMan荧光定量PCR方法特异性高，重复性好，检测限低。

患者男，55岁，因“发热、肛门疼痛、里急后重、下腹痛”于2023年10月22日就诊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患者既往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口服芦可替尼并行长春新碱+柔红霉素+泼尼松方案治疗，2023年10月12日化疗，10 d后出现上述症状，大便培养分离出耐碳青霉烯类鼠伤寒沙门菌，药敏结果显示氨曲南、替加环素和多黏菌素B敏感，调整替加环素联合氨曲南治疗后，患者感染得以控制，体温恢复正常，症状好转。全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该菌株携带blaNDM-5基因，多位点序列分型为34序列型，含IncHI2、IncHI2A、IncQ1、Col440Ⅱ、ColpEC648等多个质粒片段，共识别522个可移动遗传元件，且与产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5的鼠伤寒沙门菌分离株SSH006、LS20223695关系相近。免疫功能低下且有碳青霉烯类暴露史的患者，发生发热、腹泻时需警惕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感染，包括产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的沙门菌等罕见耐药病原体；表型与基因型检测等多种方法运用是此类患者治疗成功的关键，同时须警惕blaNDM-5耐药基因水平传播的风险。

患儿男，28日龄，因“吃奶困难及体重增长缓慢”于2021年6月2日就诊于武汉市儿童医院遗传代谢内分泌科。患儿自生后出现喂养困难，奶量约0.15~0.18 L/d，伴呕吐3~4次/d，呕吐物为胃内容物，大便4~5次/d，呈黄色稀糊状；钾7.08 mmol/L，钠123.6 mmol/L，促肾上腺皮质激素>1 250 000 pg/L，早8点皮质醇 78.2 nmol/L，17-羟孕酮231 631 ng/L。经二代测序全外显子联合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检测，结果提示意义未明变异。采用长读长测序对CYP21A2基因的分析，结果显示真假基因融合变异，分别对应父源CYP21A1P/CYP21A2和母源CYP21A2/CYP21A1P。患儿确诊为失盐型21-羟化酶缺乏症，予氟氢可的松、氢化可的松替代治疗。治疗第5天，患儿电解质恢复正常。长期规律随诊至4岁6月龄，患儿生长发育、电解质、血压、骨龄及肾上腺相关激素水平均控制良好，无并发症。

结直肠癌是全球范围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我国呈逐年攀升趋势。由于早期症状隐匿，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预后较差。DNA甲基化作为最重要的表观遗传调控方式之一，可在不改变基因序列的前提下使基因表达或细胞表型发生可遗传改变，是影响细胞发育、分化及功能变化进而调控肿瘤进展的早期事件。近年研究表明，DNA甲基化的异常改变与结直肠癌的发生、进展密切相关，基于DNA甲基化的生物标志物相较于传统标志物能够更精准地预测疾病进展，优化治疗决策。本文系统综述DNA甲基化标志物在结直肠癌早期筛查与诊断、分子分型、疗效监测及预后评估中的研究进展，以期为结直肠癌的早筛早诊和个体化治疗提供理论依据与临床实践参考，助力结直肠癌全程精准管理体系的构建。

结直肠癌（CRC）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早期检测对改善患者预后和生存率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检测方法受限于侵入性强、敏感度不足等局限而面临挑战，液体活检凭借其非侵入性、可重复采样和动态监测的优势，已成为研究热点。通过结合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及代谢组学等多组学技术，液体活检在CRC的早期诊断中展现了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系统综述了液体活检技术的发展历程及其在CRC早期诊断中的进展，重点分析了相关生物标志物的研究成果和临床转化潜力。此外，本文还探讨了当前技术面临的挑战，如敏感度、特异度及标准化问题，并展望了多组学融合液体活检技术在精准医疗和个体化治疗中的发展方向。本综述旨在为CRC早期检测领域的科研和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涎液化糖链抗原6（KL-6）作为一种高相对分子质量的黏蛋白样糖蛋白，属于黏蛋白1（MUC1）家族成员，主要表达于肺泡Ⅱ型上皮细胞和支气管上皮细胞表面。在间质性肺病（ILD）中，KL-6通过参与炎症反应、肺泡上皮细胞损伤及肺纤维化过程，成为反映疾病病理生理变化的重要分子。目前，KL-6的检测已涵盖血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等多种样本类型，检测方法包括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化学发光酶免疫分析法等，不同方法在检测效能和适用场景上各有特点。在临床应用中，KL-6对特发性肺纤维化、类风湿关节炎相关ILD、系统性硬化症相关ILD、原发性干燥综合征相关ILD、合并肺纤维化和肺气肿及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相关性血管炎相关ILD等多种ILD亚型均具有重要意义，可用于疾病严重程度评估、诊断效能提升及治疗效果监测。本文就KL-6的结构特征、在ILD中的作用机制、检测方法及临床意义进行系统综述，旨在为ILD的临床诊疗和科研探索提供参考。

肝纤维化是由慢性肝损伤引起的细胞外基质在肝组织内异常沉积的病理过程，其发生发展与炎症反应及免疫微环境失衡密切相关。巨噬细胞是肝内主要的免疫细胞群，具有高度异质性和可塑性，可在不同刺激下发生表型转化，发挥促炎、抗炎及组织修复等多重功能。其功能改变与代谢状态密切相关，涉及糖酵解、脂肪酸氧化及氧化磷酸化等关键途径的切换。然而，目前对肝纤维化进程中巨噬细胞代谢适应性转变的动态调控规律认识仍有限。本文综述了巨噬细胞代谢重编程在肝纤维化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其在肝纤维化诊断与干预治疗中的潜在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