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46卷第05期

炎症性肠病(IBD)是发生在胃肠道的原因不明的慢性炎症性疾病，主要包括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IBD相关肠道狭窄以其高发性和复杂性成为临床管理中尤为棘手的挑战。该并发症不仅可导致肠梗阻、肠穿孔、营养不良等不良结局，更显著增加外科手术干预风险，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并造成沉重经济负担。现通过系统梳理IBD相关肠道狭窄的流行病学特点和病理生理学机制，深度整合其临床表现、诊断与评估方法、内镜与药物协同治疗方案、外科手术干预等关键要素，构建了覆盖疾病全周期的分层管理体系，旨在为临床提供兼具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标准化管理策略。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类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内镜与组织病理学诊断和炎症分级是IBD诊断和治疗效果评估的重要手段。但基于人工的评分依赖于观察者的经验，具有主观性，且存在观察者间和观察者内差异等局限性。人工智能具有标准化、自动化、高效等优势，为IBD的诊断和疗效评估带来了巨大变革。本文基于现有研究证据，对人工智能在IBD内镜和组织学辅助诊断中的应用现状及其临床价值、局限性和未来发展方向加以述评。

我国炎症性肠病(IBD)的发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IBD相关癌变又称结肠炎相关癌变(CAC)，是导致IBD患者结直肠切除、死亡等不良结局的重要原因之一，亟须早期诊断和进一步微创治疗帮助改善其预后。CAC与散发性结直肠癌在癌变模式、发生机制和分子特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是由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的变化、肠道炎症、基因易感性、氧化应激、免疫反应异常，以及肠道菌群失调等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因此，CAC的内镜下诊疗方案亦与散发性结直肠癌不同。现通过系统梳理CAC的诊断体系，包括内镜检查、活体组织检查、无创生物学指标检测、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应用价值与临床实践要点，并介绍不同病变类型与范围的IBD患者的结肠镜监测规范；着重展示以内镜黏膜切除术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为核心的微创治疗手段，以及手术治疗、分子靶向治疗、肠道屏障修复、纳米药物递送等辅助治疗策略的研究与应用进展。此外，还探讨了人工智能与内镜技术的融合创新在CAC早诊早治中的研究现状，期待其为临床优化CAC的诊疗策略、降低疾病负担提供新的诊疗途径和思路。

克罗恩病是发生在胃肠道原因不明的慢性、进展性的透壁性炎症性疾病，其病程中常伴随肠道严重病变，如狭窄、梗阻、穿孔、大出血，甚至癌变，外科手术治疗后可发展为短肠综合征。克罗恩病相关短肠综合征(CD-SBS)的治疗极具挑战，需依赖多学科团队进行综合管理。现聚焦CD-SBS治疗中的关键策略与实践难点，重点探讨如何构建以肠康复为核心的多学科路径，并深入分析药物协同、外科决策与营养支持中的核心问题与争议，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胃十二指肠克罗恩病是少见的消化道病变，其诊断需结合临床、内镜和病理综合判断，目前治疗理念已从传统的阶梯治疗转向早期精准干预。对于药物难治的狭窄型病变，内镜球囊扩张术(EBD)是一线治疗手段，对于EBD失败或复杂病例，可选择狭窄成形术或旁路手术等，以减少并发症并保留生理功能。对于继发性胃十二指肠瘘，原发病变切除及胃十二指肠瘘口原位修补术是主要术式。治疗需遵循损伤控制原则，由多学科团队制定个体化方案，以期改善长期预后。

肛周瘘管是克罗恩病常见的临床表现。肛周瘘管型克罗恩病(pfCD)常引起肛周反复感染、脓肿形成、疼痛和溢液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同时也是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早期诊断、精准评估与规范处理对改善患者预后至关重要。目前，pfCD的管理仍面临诸多挑战。尽管生物制剂的广泛应用为治疗带来了新希望，但如何早期诊断病变首发部位为肛周的pfCD患者，如何结合外科治疗与药物治疗，以及如何保持瘘管的长期愈合，且最大限度减少肛门功能损伤、降低复发率和再次手术风险，仍是临床实践中的难题。为应对这一挑战，建立以多学科协作(MDT)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尤为重要。建立具有中西医结合特色的pfCD标准化诊断评估流程，构建融合多学科团队的中西医结合MDT模式，形成个体化、全周期的综合管理方案，并借助循证医学研究持续优化治疗策略，对于改善患者整体预后具有参考意义。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类终身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尽管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不断发展，但仍无法根治。生活方式管理作为IBD三级预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诱导和维持缓解、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和降低疾病复发风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现有国际IBD生活方式相关共识数量有限，且主要基于西方人群制订，难以直接适用于中国患者。鉴于我国IBD患者数量快速增长，以及我国地域、文化和饮食特征，亟须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IBD生活方式管理共识。本共识由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牵头，联合多学科专家，严格遵循国际与国内指南制订规范，采用研究对象、干预措施、对照、结局(PICO)原则，系统文献检索，以及推荐等级的评估、制定与评价(GRADE)系统证据分级和德尔菲法形成推荐意见，围绕饮食、吸烟与饮酒、体力活动、睡眠、体重管理五大核心领域提出共识建议，旨在为我国IBD患者的规范化、个体化生活方式管理提供循证依据和实践指导。

目的 探讨克罗恩病术后首次内镜缓解[改良Rutgeerts评分(mRS)分级在i2a及以下]患者的延迟内镜再发风险及其影响因素，并分析调整治疗策略的潜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后首次内镜缓解的克罗恩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mRS分级、吸烟史、术后内镜随访及用药情况，以及粪便钙卫蛋白和C反应蛋白等生物化学指标。根据术后首次内镜检查后是否进行治疗策略调整将患者分为调整组和未调整组。观察终点为术后发生延迟内镜再发(mRS分级在i2b及以上)；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内镜缓解率，采用Cox回归分析延迟内镜再发的独立影响因素。统计学方法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 最终纳入217例克罗恩病患者，其中mRS分级i0、i1、i2a分别为153、27、37例。术后首次内镜检查后，83例进行治疗调整(调整组)，调整组延迟内镜再发率低于未调整组[19.3%(16/83)比37.3%(50/1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88，P＝0.006)。调整原因包括吻合口溃疡、其他部位新发溃疡、生物化学指标异常、血药浓度偏低、药物不良反应。Kaplan-Meier分析显示，克罗恩病术后首次内镜检查后调整治疗策略可显著延缓内镜再发(log-rank检验，P＝0.006)；进一步根据mRS分级的分层分析显示，调整治疗策略的保护作用在i0患者中显著(log-rank检验，P＝0.020)，但在i1和i2a患者中调整治疗策略的保护作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检验，P＝0.084)。多因素Cox分析显示，有吸烟史[HR＝2.367，95%置信区间(95%CI)：1.268~4.417；P＝0.007)和术中残留病变(HR＝1.955，95%CI：1.093~3.497；P＝0.024)是延迟内镜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首次内镜检查后调整治疗策略(HR＝0.401，95%CI：0.220~0.731；P＝0.003)为独立保护因素。 结论 克罗恩病术后首次内镜缓解患者仍应坚持随访复查，基于血药浓度、生物化学指标等变化进行早期治疗调整是降低延迟内镜再发风险的有效策略。

目的 评估乌司奴单克隆抗体(UST)联合手术治疗非重度活动期肛周瘘管型克罗恩病(pfCD)的临床疗效及其影响因素，为临床治疗策略优化提供循证依据。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9年7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接受UST联合手术治疗的活动性pfCD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手术方式将患者分为肛瘘切开术组和保留括约肌术组。收集患者基线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和手术方式等信息，监测治疗后第8、16、24、52周UST血药浓度，通过克罗恩病活动指数(CDAI)、克罗恩病简化内镜评分(SES-CD)、肛周疾病活动指数(PDAI)、Van Assche MRI评分评估疾病状态，Wexner肛门失禁评分和肛门直肠测压评估手术治疗的安全性。主要研究结局为治疗第52周时肛瘘MRI愈合率和内镜缓解率，采用相关性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和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筛选疗效影响因素。统计学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 共纳入108例pfCD患者，肛瘘切开术组37例，保留括约肌术组71例。UST治疗无中断95例，UST联合手术治疗后，肛瘘临床闭合时间为8.0(8.0，10.5)周。治疗第52周时，MRI愈合率为84.8%(78/92)，内镜缓解率为63.2%(60/95)；患者的CDAI、SES-CD，炎症指标C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粪便钙卫蛋白，以及PDAI与Van Assche MRI评分均低于治疗前[42.4(28.1，56.8)分比134.4(103.7，173.4)分、1.0(0.2，3.0)分比4.0(3.0，9.0)分、0.72(0.10，2.90) mg/L比6.98(2.80，16.40) mg/L、9.5(3.8，21.3) mm/1 h比40.0(26.0，61.0) mm/1 h、95.0(43.0，272.0) μg/g比265.0(156.9，450.2) μg/g、0.0(0.0，0.0)分比11.0(9.0，13.0)分、0.0(0.0，1.5)分比18.0(11.0，21.0)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6.67、－4.56、－4.99、－6.02、－3.50、－6.75、－6.07，均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第52周UST血药浓度是治疗第52周时肛瘘MRI愈合的独立负向预测因子[OR＝0.722，95%置信区间(95%CI)：0.558~0.936，P＝0.014]；SES-CD是52周内镜缓解的独立负向预测因子(OR＝0.869，95%CI：0.775~0.973，P＝0.015)。ROC分析显示，治疗第52周时UST血药浓度预测肛瘘MRI愈合的曲线下面积为0.742(95%CI：0.628~0.856)，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30.6%、100.0%；SES-CD预测内镜缓解的曲线下面积为0.735(95%CI：0.620~0.849)，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76.8%、66.7%。治疗期间仅3例发生轻度不良事件，无严重不良反应，肛瘘切开术组患者治疗第52周时的MRI愈合率和Wexner肛门失禁评分与保留括约肌术组患者比较[96.6%(28/29)比79.4%(50/63)、0.0(0.0，0.0)分比0.0(0.0，0.0)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UST联合手术治疗pfCD疗效显著、安全性良好，可有效促进瘘管愈合与肠道炎症缓解，保护肛门功能；术前SES-CD可指导个体化治疗决策。

目的 探讨克罗恩病患者诊断延迟的影响因素，为优化克罗恩病诊疗流程、早期诊断克罗恩病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23年1月至2025年6月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确诊的克罗恩病患者，收集人口学特征、诊疗过程、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内镜检查和病理检查结果等信息。将诊断时间>Q3(8个月)的患者定义为诊断延迟。根据是否存在诊断延迟，将所有纳入患者分为诊断延迟组和非诊断延迟组，比较两组患者确诊时的临床特征，并对诊断延迟潜在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统计学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 共纳入160例克罗恩病患者，诊断时间为4.50(2.50, 8.06)个月。诊断延迟组40例，诊断时间为13.00(11.75, 16.00)个月；非诊断延迟组120例，诊断时间为3.25(2.25, 5.00)个月。诊断延迟组的内镜等待时间为6.5(4.5, 8.5)个月，长于非诊断延迟组的1.5(1.0, 2.0)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8.50，P<0.001)。诊断延迟组确诊时的粪便钙卫蛋白水平和克罗恩病简化内镜评分均高于非诊断延迟组[234.50 (118.25, 494.50) μg/g比113.45 (59.88, 268.00) μg/g、7.00 (4.00, 9.00)分比4.00 (3.00, 5.00)分]，并且合并体重下降和低蛋白血症的患者占比也高于非诊断延迟组[72.5%(29/40)比43.3%(52/120)、32.5%(13/40)比15.8%(19/12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3.10、－4.27, χ2＝10.21、5.21；均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共筛选出7个与克罗恩病诊断延迟相关的变量，包括居住在农村、首诊于三级医院、外科手术史、腹泻、吸烟史、饮酒史、首次就诊时合并肛周病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3.36、－2.25、2.66、2.27、4.06、2.33、3.03，均P<0.05)。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与城市患者相比，农村患者发生诊断延迟的风险增高[OR＝4.08，95%置信区间(95%CI)：1.55~10.74，P＝0.004]；吸烟史与诊断延迟呈正相关(OR＝5.75, 95%CI: 2.15~15.42，P<0.001)；首次就诊时合并肛周病变患者发生诊断延迟的风险亦升高(OR＝2.68，95%CI: 1.14~6.30，P＝0.024)。 结论 居住在农村地区、有吸烟史，以及首次就诊时合并肛周病变是克罗恩病患者诊断延迟的独立影响因素，应通过优化分级诊疗体系、精准干预高风险人群等措施缩短克罗恩病诊断时间，改善患者预后。

自身免疫性胃炎(AIG)是以胃底体黏膜进行性萎缩为特征的自身免疫病，其自然病程呈现不可逆的时序性演变。现系统阐述AIG早期至终末期的病理组织学动态进展，分析血清标志物(抗胃壁细胞抗体、胃泌素-17等)的时序变化特征，揭示微量元素缺乏的时序性模式，并探讨胃神经内分泌肿瘤与胃癌的差异化风险机制。通过整合多维度病程规律，为AIG的风险分层、个体化监测和并发症预防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