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106卷第22期

过敏原组分解析诊断（CRD）作为精准过敏医学的重要技术，能够通过识别单一过敏原分子水平的致敏模式，为过敏性疾病的分型诊断、风险评估及个体化治疗提供新的科学依据。然而，由于组分信息复杂、解读门槛高、临床路径尚未统一，CRD在我国基层和部分非专科医疗机构的实际应用仍面临显著挑战。为推动该技术的有效落地，构建系统化、分层化的继续教育体系至关重要。本文围绕CRD的技术基础、临床价值与解读难点展开分析，并提出基于分层培训、临床问题导向、流程化管理、多学科协作及智能辅助工具的教育体系构建路径。通过完善教育体系，可显著提升医务人员的解读能力，加速CRD从“检测技术”向“临床决策工具”的转化，助力过敏诊疗迈向精准化与规范化。

为持续促进我国指南和共识质量的整体提升，指南科学性（Scientific）、透明性（Transparent）和适用性（Applicable）评级（Rankings）（简称“STAR”）工作组在既有基础上完成了2023—2024年双年度指南和共识评级工作。本次工作由40个专科委员会、1 000余名专家共同参与，并结合大语言模型技术，对2023—2024年由中国学者牵头在期刊发表的指南与共识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2023与2024年分别纳入指南305部与424部，共识1 153部与1 391部。指南与共识平均得分从2023年的41.0分、28.8分提升至2024年的49.2分、33.0分。各评价领域中，“推荐意见”得分率最高，“计划书”与“资助作用说明”得分率最低。发表数量方面，肿瘤学、中医药学与儿科学位居前三。总体来看，我国医学指南和共识正处于由“数量驱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未来指南和共识制订者、期刊和STAR工作组应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共同推动评级的动态化和智能化。

死胎是最常见的不良妊娠结局之一，除对孕产妇造成身心创伤，还会带来沉重的家庭及社会经济负担，规范死胎的临床管理对提高出生人口质量至关重要。规范的死胎管理应依托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包含高危因素筛查、风险分层预警、妊娠期全程监测及再次妊娠干预的完整管理路径。为此，由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胎儿医学组、国家产科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制订了本指南，遵循证据推荐分级的评估、制订与评价系统和国际实践指南报告标准，组建多学科专家团队，针对我国临床实践最关注的32个问题进行了循证医学证据综合，并形成了推荐意见，从而为我国死胎的规范化管理提供指引。本指南旨在为基层医疗专业人员、各级医疗机构的产科临床医师、临床药师和护师，以及孕产妇及其家属提供死胎范化管理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指导。

目的 探究颈椎前路椎间盘切除融合术（ACDF）后颈椎合理运动范围，使融合术后相邻节段的椎间盘内压力（IDP）不高于正常颈椎。 方法 本研究采用1名健康成年女性颈椎的CT数据建立全颈椎（C0~C7）完整（Intact）三维有限元模型，并验证其有效性。在该模型C5~6节段模拟ACDF手术并置入融合器Cage和钉板系统，构建ACDF模型。对Intact模型施加1.0 Nm力矩和73.6 N Follower load来测定颈椎正常活动度（ROM）。在相同Follower load作用下，对ACDF模型施加位移载荷，使其C0~C7总活动度与Intact模型相同。并采用拟合函数计算ACDF模型在不增加融合术后相邻节段IDP情况下的C0~C7总活动度，该活动度定义为合理运动范围。 结果 与Intact模型相比，ACDF模型（C5~6节段融合）的相邻节段C4~5和C6~7在各方向上ROM均明显增加，分别增加13.07%~17.77%和7.78%~18.15%。C4~5和C6~7节段的IDP均随着C0~C7总活动度的增加而增加。除了后伸方向，C4~5节段的IDP在其余运动方向上均高于C6~7。最终，ACDF模型的术后合理运动范围在前屈、后伸、侧屈和轴向旋转方向上分别为42.4°、53.6°、28.6° 和43.0°，分别较Intact模型减少6.6%、3.8%、3.5%和5.6%。 结论 ACDF术后前屈、后伸、侧屈和轴向旋转方向合理运动范围分别为42.4°、53.6°、28.6°和43.0°，通过减少颈椎ROM抵消了相邻节段IDP的升高，为预防ACDF术后相邻节段椎间盘退变提供了新方向。

目的 评估骨转移对肺腺癌患者接受第三代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治疗预后的影响，并探讨骨转移在EGFR-TKI治疗耐药中的潜在机制。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4年6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第三代EGFR-TKI一线治疗的370例EGFR突变型晚期肺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随访截至2024年6月，比较基线骨转移与非骨转移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 rank检验比较组间生存差异。单因素及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评估肺腺癌患者第三代EGFR-TKI治疗的PFS的影响因素。对2例肺原发灶和2例骨转移灶样本进行单细胞转录组测序（scRNA-seq），分析肿瘤微环境中肿瘤细胞和免疫细胞的表达谱差异，并利用基因本体（GO）富集分析探索骨转移灶特异的信号通路。基于骨转移灶肿瘤细胞中上调的免疫调节相关基因，在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EGFR突变型肺腺癌队列训练集中采用LASSO-Cox回归模型构建免疫调节评分，在训练集及独立的亚裔EGFR突变型肺腺癌队列验证集中依据免疫调节评分的中位数将患者划分为高评分组和低评分组，比较两组的OS差异。 结果 在接受第三代EGFR-TKI一线治疗的370例肺腺癌患者中，基线骨转移组161例，年龄（60±11）岁，男70例；基线非骨转移组209例，年龄（61±9）岁，男80例。两组间基线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骨转移组患者的中位PFS为27.5（95%CI：22.0~33.1）个月，短于非骨转移组患者［59.0（95%CI：32.8~85.1）个月，P<0.001］。骨转移组患者的中位OS为46.2（95%CI：40.4~51.9）个月，而无骨转移组患者的中位OS尚未达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骨转移是肺腺癌患者接受EGFR-TKI治疗的PFS的危险因素（HR=1.74，95%CI：1.27~2.37，P<0.001）。骨转移灶肿瘤细胞上调C-X-C基序趋化因子配体17（CXCL17）、补体衰变加速因子（CD55）、干扰素调节因子1（IRF1）、E3泛素蛋白连接酶pellino同系物1（PELI1）、溶质载体家族7成员5（SLC7A5）和前列腺素内过氧化物合酶2（PTGS2），主要富集于免疫细胞分化、趋化及炎症反应通路；在免疫细胞层面，骨转移灶淋系免疫细胞上调应激反应与凋亡通路，而髓系细胞显著激活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及炎症相关信号。基于CXCL17、CD55、IRF1、PELI1、SLC7A5和PTGS2基因构建免疫调节评分，在TCGA训练集中，41例高免疫调节评分患者的中位OS为23.1（95%CI：17.5~28.7）个月，短于低免疫调节评分患者的58.5（95%CI：43.0~73.9）个月（P<0.001）。93例亚裔EGFR突变型肺腺癌患者中，46例高免疫调节评分患者的中位OS为85.3（95%CI：80.0~未达到）个月，47例低免疫评分患者的中位OS未达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4）。 结论 骨转移是肺腺癌患者接受EGFR-TKI治疗PFS的危险因素。骨转移在EGFR突变型晚期肺腺癌中具有独特的免疫抑制微环境特征，肿瘤细胞免疫调节基因上调与免疫细胞功能障碍构成了第三代EGFR-TKI耐药的潜在机制。

目的 探讨奥赛利定与舒芬太尼用于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麻醉诱导及术后患者自控静脉镇痛（PCIA）对术后恶心呕吐（PONV）的影响。 方法 前瞻性纳入2025年9至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择期行全身麻醉下妇科腹腔镜手术并计划使用术后PCIA的患者7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奥赛利定组（O组，n=35）与舒芬太尼组（S组，n=35）。O组麻醉诱导及PCIA采用奥赛利定，S组采用舒芬太尼，两组均联合昂丹司琼及氟比洛芬酯。主要观察指标为术后48 h内PONV发生率。次要指标包括术后0~<24 h、24~48 h恶心与呕吐发生率、术后24 h内恶心严重程度［用视觉模拟评分（VAS）评估，≥4分为中重度］及PONV影响程度（用Myles简化量表评估，≥5分为具有临床重要性的PONV）、术后疼痛数字评定量表（NRS）评分、恢复指标及不良反应。 结果 最终O组34例、S组33例完成研究。O组年龄（39.3±9.2）岁，S组为（40.9±10.4）岁，两组年龄等基线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O组术后48 h内PONV发生率低于S组［35.3%（12/34）比66.7%（22/33），χ²=6.59，P=0.010］。术后24 h内，O组恶心发生率［29.4%（10/34）比66.7%（22/33），χ²=9.32，P=0.002］、中重度恶心发生率［20.6%（7/34）比51.5%（17/33），χ²=6.97，P=0.008］均低于S组。O组临床重要性PONV发生率低于S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9%（1/34）比18.2%（6/33），P=0.054］。两组在术后各时点静息及活动NRS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且均无需补救镇痛。两组患者的苏醒时间、首次排气时间及总体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对于PONV高危的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奥赛利定在提供与舒芬太尼等效镇痛的同时能降低PONV的发生率与严重程度，且安全性良好。

目的 利用静息态功能MRI（rs-fMRI）探究以阳性或阴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症（SZ）患者的大脑功能和认知功能特征。 方法 前瞻性纳入2021年3月至2024年6月于河南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的SZ患者，进行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估，根据结果分为阳性症状为主的SZ患者（SZ-Ⅰ组）和阴性症状为主的SZ患者（SZ-Ⅱ组），同期于周边社区招募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采用认知功能成套测验共识版（MCCB）评估SZ患者的认知功能。采集所有受试者全脑rs-fMRI数据，计算低频振幅（ALFF）、ALFF分数（fALFF）及局部一致性（ReHo），通过三组间比较得到三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的脑区，将此作为感兴趣区（ROI）计算到全脑的功能连接（FC）并进行三组间比较。通过偏相关分析探讨三组间存在差异的rs-fMRI指标与MCCB分量表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 SZ-Ⅰ组男18例，女20例，年龄（28.2±7.8）岁；SZ-Ⅱ组男19例，女18例，年龄（30.9±6.4）岁；对照组男16例，女20例，年龄（32.6±9.3）岁，三组性别、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三组右侧尾状核的fALFF值在三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SZ-Ⅰ组的fALFF值高于SZ-Ⅱ组，SZ组的fALFF值高于对照组（均P<0.05，FDR校正）。以右侧尾状核为ROI计算到全脑的FC值，SZ-Ⅱ组的右侧尾状核到右侧角回的FC值和右侧尾状核到右侧顶下小叶的FC值均高于SZ-Ⅰ组（均P<0.05，GRF校正）。在SZ-Ⅰ组中，右侧尾状核的fALFF值与迷宫测验得分呈负相关（r=-0.388，PFDR=0.340），在SZ-Ⅱ组中，右侧尾状核的fALFF值与空间广度测验呈负相关（r=-0.479，PFDR=0.100）。 结论 以阳性或阴性症状为主的SZ患者的右侧尾状核相关脑功能活动与连接异常且存在差异，其脑功能活动差异与不同症状特征的SZ患者的特异性认知功能损害有关，右侧尾状核有望作为鉴别不同症状特征的SZ的潜在功能影像生物标志物。

回顾性纳入吉林大学第二医院2018年1月1日至2025年7月31日收治的先天性中耳胆脂瘤（CMEC）合并先天性听骨链畸形患者，共10例，其中男8例、女2例，年龄4~36岁。主要临床表现为耳闷、耳鸣及渐进性听力下降，术前均行颞骨高分辨率CT（HRCT）、耳部MRI（平扫+扩散加权成像+增强扫描）及听力学检查，结合术中所见，发现该10例CMEC患者的听骨异常，均为发育不全或缺如等先天性听骨链畸形，而非CMEC直接侵蚀导致的听骨破坏。结果提示，CMEC合并先天性听骨链畸形为共病现象，可能存在独立于胆脂瘤侵蚀的先天性发育异常机制。

回顾性分析2019年8月至2024年11月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接受听力干预的伴听骨链畸形的小耳畸形患者临床资料。共纳入22例患者，年龄（10.4±7.3）岁；其中，听力重建术11例，外带式骨导助听器6例，骨锚式助听系统（BAHA Attract）5例。三组患者干预前气导、骨导听阈及气骨导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听力重建组术后气导纯音平均听阈［（51.8±5.1）dB HL比（74.4±5.0）dB HL，P=0.003］及气骨导差［（29.0±2.0）dB HL比（51.3±3.9）dB HL，P=0.001］均较术前降低。外带式骨导助听器组与BAHA Attract组治疗前气导纯音平均听阈分别为（58.5±2.4）dB HL和（76.8±4.6）dB HL，治疗后分别为（27.5±1.9）dB HL和（28.5±3.1）dB HL；两组治疗后声场听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90）。三组总费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8）；自付费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外带式骨导助听器组自付费用高于听力重建组和BAHA Attract组（均P<0.05）。结果提示，三种干预方式均可改善听力学结局，自付费用存在差异。

胰腺癌恶性度极高，超80%的患者初诊时已属晚期，预后极差，且病程中患者常面临多重身体与心理痛苦。整合式安宁疗护作为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关键手段，其模式已从传统终末期“临终关怀”演变为贯穿疾病全程、与抗肿瘤治疗协同互补的支持性治疗体系。本文系统综述整合式安宁疗护在胰腺癌治疗中的最新进展，重点阐述早期整合安宁疗护的应用价值与分层策略、基于疾病阶段的核心症状管理任务、多学科协作与多场景服务模式创新，以及社会支持与工具研发成果，并深入分析当前临床实践在认知、资源、教育及体系层面所面临的挑战，为未来临床实践优化与研究方向的制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