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42卷第05期

目的 探讨强化药物与支架治疗低灌注型症状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sICAS)的效果。 方法 回顾性对比分析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郑州大学人民医院介入中心脑血管病科采用强化药物(药物组，125例)或血管内支架置入术(支架组，257例)治疗的低灌注型sICAS患者的临床资料。主要临床终点指标为治疗后30 d内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卒中、全因死亡，以及治疗后30 d至1年责任血管供血区新发脑梗死事件；次要终点包括治疗后≥30 d非责任血管供血区缺血性卒中、1年后责任血管供血区缺血性卒中、TIA、出血性卒中事件、全因死亡、随访期间心血管相关事件；其他临床结局观察指标包括技术成功率、术后6个月支架内再狭窄和责任血管狭窄率，以及末次随访时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基线资料及主要临床终点指标；进一步运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均衡组间基线差异，匹配比例设为1 ∶1，方法选用最近邻匹配算法，比较匹配后两组间临床结局指标的差异。 结果 257例支架组患者术后血管狭窄率[M(Q1，Q3)]为15%(10%，20%)，技术成功率为98.1%(252/257)；138例完成了术后6个月的影像学随访，其中18.1%(25/138)出现了支架内再狭窄，4.3%(6/138)为症状性支架内再狭窄，责任血管狭窄率[M(Q1，Q3)]为25%(20%，35%)。基线匹配前两组比较，药物组的主要终点事件发生率高于支架组[13.6%(17/125)对比7.0%(18/257)；OR＝2.090，95%CI：1.037~4.212, P＝0.036]；治疗后30 d至1年随访，药物组的主要终点事件发生率明显高于支架组[11.2%(14/125)对比3.9%(10/257)；OR＝3.115，95%CI：1.342~7.230, P＝0.006]。匹配后两组各106例患者，支架组较药物组主要终点事件的发生率更低[4.7%(5/106)对比13.2% (14/106)；OR＝3.074，95%CI：1.066~8.868, P＝0.030]，尤其是30 d至1年责任血管供血区缺血性卒中的发生率更低[3.8%(4/106)对比11.3%(12/106)；OR＝3.255，95%CI：1.015~10.444, P＝0.038]；而两组次要终点事件发生率和末次随访时mRS评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对于低灌注型sICAS患者，支架治疗较单纯强化药物治疗可增加患者的临床获益，尤其可降低治疗后30 d至1年责任血管供血区新发脑梗死事件的发生风险。

目的 分析症状性慢性颈内动脉闭塞(CICAO)患者行血管内再通治疗的临床结果，并探讨影响成功再通的因素。 方法 回顾性连续纳入北京医院神经外科2012年5月至2024年11月行血管内再通治疗的106例症状性CICAO患者，收集患者的临床信息、影像学资料以及治疗结果。将术后达到脑梗死溶栓分级3级定义为血管内再通成功，否则为再通失败。应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患者血管内再通成功的影响因素。 结果 106例患者中，再通成功76例(71.7%)，再通失败30例(28.3%)。8例(7.5%)患者出现围手术期并发症，包括术后新发脑梗死4例(3.8%)，颅内出血2例(1.9%)，视野缺损2例(1.9%)；2例术后颅内出血患者死亡。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再通成功组患者的年龄低于失败组患者(P＝0.020)，血管闭塞至再通时间<6个月和颈内动脉闭塞段起始部残端呈圆钝形或锥形患者的比例均高于失败组患者(均P<0.05)；其他因素包括性别、身体质量指数、病变侧别、原发性高血压、糖尿病、吸烟史、饮酒史、麻醉方式、颈内动脉闭塞节段长度、闭塞段起始部钙化、眼动脉反流以及合并对侧颈动脉狭窄或闭塞等在两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管闭塞至再通时间<6个月(OR＝16.50，95%CI：4.20~64.74，P<0.001)、颈内动脉闭塞段起始部具有圆钝形(OR＝13.04，95%CI：2.25~75.45，P＝0.004)或锥形残端(OR＝11.36，95%CI：2.05~63.06，P＝0.005)与症状性CICAO患者更高的成功再通率相关。 结论 血管闭塞至再通时间<6个月、颈内动脉闭塞起始部具有圆钝形或锥形残端的症状性CICAO患者血管内再通更易成功。

目的 探索伴大核心梗死的急性大血管闭塞性缺血性卒中(AIS-LVO)患者机械取栓术后发生症状性颅内出血(sICH)的影响因素，并据此构建列线图风险模型。 方法 回顾性收集南阳市中心医院神经介入科2022年6月至2025年6月收治的181例伴有大核心梗死的AIS-LVO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机械取栓治疗。根据术后是否发生sICH分为sICH组(38例)与非sICH组(143例)。通过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影响机械取栓术后症状性颅内出血的相关因素，并据此构建列线图风险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以评估模型的效能。通过Bootstrap法、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评估模型的准确度。使用临床决策曲线分析评估模型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AIS-LVO患者sICH的发生率为21.0%(38/18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入院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较高(OR ＝1.125，95%CI: 1.054~1.202)、血管再通失败(OR＝8.849，95%CI: 1.374~57.011)、发病至穿刺时间较长(OR＝1.002，95%CI：1.000~1.003)、术前行静脉溶栓(OR＝2.255，95%CI: 1.016~5.004)均为术后发生sICH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基于以上因素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其AUC为0.768 (95%CI: 0.686~0.849)，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表明模型准确度较高(P＝0.636)，临床决策曲线分析显示其具有良好的临床实用价值。 结论 入院时NIHSS评分较高、血管再通失败、发病至穿刺时间较长及术前行静脉溶栓均为伴大核心梗死AIS-LVO患者机械取栓术后发生sICH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上述因素建立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效能及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对比分析颅内动脉瘤(IA)特征的性别差异。 方法 纳入2023年1—12月就诊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住院并确诊为IA的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男、女患者的年龄、总胆固醇及三酰甘油水平、动脉瘤是否多发，破裂及未破裂IA的位置、最大径、形态的差异。 结果 共纳入866例(1 115个动脉瘤)患者，其中男289例(368个动脉瘤)，女577例(747个动脉瘤)，男、女比例为1 ∶2；193例为多发性动脉瘤患者，其中男63例，女130例；294例(294个动脉瘤)为破裂动脉瘤患者，其中男109例，女185例。男、女患者的年龄分布、多发和破裂IA占比、IA形态及入院时三酰甘油水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女性患者的总胆固醇水平高于男性(P<0.001)。根据IA数量分析结果显示，男、女患者IA的位置分布及最大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男性患者动脉瘤分布于前交通动脉和后循环的占比高，女性患者动脉瘤分布于颈内动脉和后交通动脉的占比高；男、女患者均为动脉瘤最大径<5 mm的占比高。294个破裂IA中，男109个，女185个；男、女破裂IA的位置分布及最大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其中男性破裂IA分布于前交通动脉、最大径>10 mm的占比高，女性分布于后交通动脉、最大径<5 mm的占比高。 结论 IA的总体发生率、位置、动脉瘤大小，以及破裂动脉瘤的位置、大小可能存在性别差异。

目的 探究血红蛋白、白蛋白、淋巴细胞和血小板计数(HALP)评分联合复合炎症指标对老年自发性脑出血患者(sICH)术后疗效的评估价值。 方法 连续收集2022年6月至2025年1月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340例老年sICH患者，根据血肿清除术后30 d的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将患者分为疗效良好组(mRS≤2分，143例)和疗效不良组(mRS≥3分，197例)，对比分析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HALP评分的差异。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患者出现疗效不良的危险因素。构建可视化列线图模型并进行内部验证，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HALP评分联合复合炎症指标水平对于sICH患者疗效的拟合效能。 结果 与疗效不良组相比，疗效良好组患者有饮酒史、卒中史、抗凝药使用史，中线移位者占比均较低；外周血白蛋白、血红蛋白水平、血小板计数、淋巴细胞计数、单核细胞计数、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入院Barthel指数评分、Cally指数、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MR)均较高；外周血C反应蛋白、同型半胱氨酸水平、血小板分布宽度、入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单核细胞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MHR)均较低(均P<0.05)。sICH患者术前及术后不同时间点的HALP评分分析显示，两组间HALP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2组间＝63.92，Wald χ2时间＝1 426.83，Wald χ2交互作用＝43.30；均P<0.001)；疗效良好组患者术前、术后1、3、5、7 d的HALP评分较同时间点疗效不良组均较高(均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MHR较高及术后3 d-HALP评分、Cally指数、LMR较低均为sICH患者术后30 d疗效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ROC分析显示，术后3 d-HALP评分联合复合炎症指标具有最佳评估能力，其曲线下面积(AUC)为0.904，灵敏度为80.71%，特异度为86.01%；均优于单一标志物的拟合效果(AUC术后3 d-HALP＝0.814, AUCCally＝0.814, AUCMHR＝0.814, AUCLMR＝0.814)。基于术后3 d-HALP评分及复合炎症指标建立sICH患者术后疗效的列线图模型，内部验证结果显示患者的真实临床结局发生率近似于拟合值。 结论 术后3 d-HALP评分、Cally指数、MHR和LMR均为sICH患者术后疗效不良的危险因素；联合以上指标建立的sICH患者术后疗效列线图模型具有良好的效能。

目的 探讨基于解剖学与影像组学特征构建的预测模型在术前判断脑胶质瘤患者手运动功能区定位准确性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中心收治的脑胶质瘤患者基于血氧水平依赖的术前任务态功能磁共振成像(task-fMRI)数据资料。将2016年1月至2018年6月于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采集的数据作为训练集(125例)和内部验证集(19例)，将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采集的数据作为外部验证集(46例)。所有患者均于术前72 h内采用同一型号的磁共振设备及统一的序列完成task-fMRI扫描。计算脑胶质瘤至手运动皮质的最短距离(解剖学特征，简称"D")，分别基于手运动皮质完整区域(简称"HK")、HK相邻上一层面和下一层面的扩展区域(简称"HKUL")及完整的中央前回区域(简称"PG")3种策略勾画感兴趣区，提取影像组学特征，并根据上述解剖学特征和影像组学特征采用随机森林算法构建手运动功能区定位准确性预测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的曲线下面积(AUC)、精确率－召回率曲线评估模型的预测性能，通过Delong检验、连续净重分类改善指数(NRI)及综合判别改善指数(IDI)评估模型性能提升情况。 结果 共纳入190例患者，除肿瘤体积外，3个数据集基线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训练集、内部验证集、外部验证集中，单独D模型均显示出较高的预测性能，AUC分别为0.91、1.00、0.87。在训练集中，D＋HK模型的AUC为0.92，较单独D模型(AUC＝0.91)略有提升；在内部验证集中，D＋HK、D＋HKUL、D＋PG模型的AUC均为1.00，预测性能完美；在外部验证集中，D＋HK、D＋HKUL、D＋PG模型AUC(分别为0.89、0.94、0.88)均高于单独D模型(AUC＝0.87)。3个数据集不同预测模型的F1分数相近，Brier分数均具有可比性。NRI结果显示，D＋HK与D＋HKUL模型可显著改善患者的重新分类能力(均P<0.05)；与单独D模型相比，D＋HK、D＋HKUL、D＋PG模型未观察到显著的IDI提升；Delong检验提示联合模型未显著提升区分度，其主要优势体现在分类校准与重新判别能力。 结论 结合解剖学与影像组学特征的预测模型可提高胶质瘤患者术前手运动功能区定位准确性的预测效能，尤其改善了分类校准与重新判别能力，为临床实现运动皮质的精准保护提供了辅助决策依据。

目的 基于术前MRI影像构建预测弥漫性脑胶质瘤异柠檬酸脱氢酶(IDH)突变状态的机器学习模型，并验证其预测效能。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3年11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中心的224例弥漫性脑胶质瘤[世界卫生组织(WHO)2~4级]患者的MRI影像学资料，包含T1加权磁化准备快速梯度回波(T1-MPRAGE)序列、T2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T2-FLAIR)以及弥散张量成像(DTI)中表观弥散系数(ADC)图像。采用简单随机法将患者按7 ∶3比例分为训练集(157例)和测试集(67例)。在T1-MPRAGE、T2-FLAIR及ADC图像上分别对肿瘤进行手工分割，提取影像组学特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特征降维，采用多变量方差分析和递归特征消除进行特征筛选。在训练集中，分别选用逻辑回归(LR)算法、LASSO逻辑回归(LR-LASSO)算法以及支持向量机(SVM)构建IDH突变诊断模型，并命名为LR、LR-LASSO、SVM模型。在训练集及测试集中，基于单一序列以及序列组合特征采用10折交叉验证方法，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计算模型准确率、灵敏度和特异度，通过曲线下面积(AUC)评估模型预测效能(AUC为0.5~0.7时准确性较低，>0.7~0.9时具有一定准确性，>0.9时准确性较高)。 结果 分别从3个影像序列各提取1 684个影像组学特征。在LR、LR-LASSO以及SVM 3种模型中，与单一序列或2个序列组合比较，联合T1-MPRAGE、T2-FLAIR以及ADC 3个序列时，模型训练效果均最佳，AUC分别可达0.998(95%CI：0.994~1.000)、0.998(95%CI：0.994~1.000)以及0.996(95%CI：0.990~1.000)；在测试集中，联合T1-MPRAGE、T2-FLAIR以及ADC 3个序列时，LR、LR-LASSO以及SVM 3种机器学习模型的AUC分别为0.938(95%CI：0.870~1.000)、0.938(95%CI：0.867~1.000)和0.939(95%CI：0.867~1.000)，预测准确性均较高，其中SVM模型的预测效能最佳。 结论 联合T1-MPRAGE、T2-FLAIR及ADC图像的机器学习模型能够有效预测弥漫性脑胶质瘤的IDH突变状态。

目的 构建预测大型垂体神经内分泌肿瘤(PitNETs)特征的MRI影像组学模型并验证其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4年12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32例)、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54例)、苏州市吴中人民医院(48例)神经外科诊断的大型PitNETs(肿瘤最大径≥10 mm)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数据。按照完全随机的方法将患者以7 ∶3的比例分为训练集(163例)和验证集(71例)。依据术中观察的肿瘤血供程度、质地、海绵窦侵袭情况分别分组：根据血供程度分为丰富组(82例)与一般组(152例)；根据质地特征分为坚韧组(134例)与一般组(100例)；根据海绵窦侵袭情况分为侵袭组(72例)与未侵袭组(162例)。通过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临床及MRI特征；通过Z-score标准化、独立样本t检验初筛(P<0.05)和LASSO回归(十折交叉验证)降维后筛选影像组学特征。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LR)、K最近邻算法(KNN)以及高斯朴素贝叶斯(GNB)3种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影像组学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以曲线下面积(AUC)评估模型的预测效能(AUC>0.9为优秀，>0.8~0.9为良好)，并采用Delong检验比较模型间预测效能的差异，同时采用决策曲线分析(DCA)方法评估模型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最大径增加是PitNETs血供丰富(OR＝1.118，95%CI：1.070~1.167，P＝0.014)的独立预测因子；肿瘤形状不规则(OR＝0.367，95%CI：0.184~0.733，P＝0.005)和肿瘤存在囊变(OR＝0.197，95%CI：0.098~0.397，P<0.001)是PitNETs质地一般的独立预测因子；肿瘤最大径增加是海绵窦侵袭(OR＝1.343，95%CI：1.222~1.476，P<0.001)的独立预测因子。影像组学特征筛选中，肿瘤血供程度和质地方面，T1加权成像、T2加权成像及增强的联合序列均筛选出6个特征；海绵窦侵袭方面，T2加权成像及增强的联合序列筛选出3个特征。预测血供程度方面，LR模型、KNN模型和GNB模型预测效能均达良好或优秀(训练集AUC分别为0.932、0.933、0.885；验证集分别为0.870、0.870、0.866)。预测质地特征方面，LR模型、KNN模型和GNB模型预测效能均达良好或优秀(训练集AUC分别为0.927、0.933、0.909；验证集分别为0.879、0.875、0.876)。预测海绵窦侵袭方面，KNN模型存在过拟合情况，LR模型和GNB模型预测效能均为优秀(训练集AUC分别为0.935、0.931；验证集分别为0.909、0.905)。DCA结果显示，各影像组学模型均具有较好的临床净收益。 结论 MRI影像组学模型可有效预测大型PitNETs的血供程度、质地及海绵窦侵袭情况，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不同时期慢性硬膜下血肿(CSDH)外膜中炎症细胞和相关标志物的表达特征及其可能发挥的作用。 方法 标本来源于2021年4—10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中心收治的18例CSDH患者，均接受钻孔引流手术，术中采集血肿外膜。根据HE染色结果，采用Nagahori分类法进行血肿外膜的组织学分期，以Masson染色评估纤维化程度，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检测CD3(T细胞标志物)、CD20(B细胞标志物)、CD68(巨噬细胞标志物)、Galectin 3(中性粒细胞标志物)、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及CD31的表达，从而探讨CSDH外膜不同时期的炎症细胞特征、纤维化改变及血管重塑情况。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探讨各检测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18例患者中，CSDH外膜分期为Ⅰ期者4例，Ⅱ期者4例，Ⅲ期者5例，Ⅳ期者5例。Masson染色显示，Ⅰ~Ⅳ期血肿外膜的胶原纤维沉积逐渐增多(P<0.001)。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CD3、CD20、CD68、Galectin 3、TGF-β及CD31在血肿外膜不同组织学分期的表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CD3、CD20、CD68、Galectin 3和TGF-β均在Ⅱ期表达水平最高；而CD31在Ⅲ期表达水平最高。另外，血肿外膜中TGF-β的表达水平与CD3、CD20、CD68的表达水平均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830、0.708、0.943，均P<0.01)，表明TGF-β可能主要由巨噬细胞产生，而其他各指标之间均无相关性(均P>0.05)。 结论 炎性细胞在CSDH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动态变化。Ⅱ期血肿外膜以巨噬细胞浸润为主，Ⅲ期新生血管最为丰富；Ⅰ~Ⅳ期外膜纤维化程度逐渐加重。巨噬细胞和TGF-β在CSDH的发生和发展中可能起重要作用。

目的 探讨分泌型卷曲相关蛋白4(SFRP4)在脑胶质瘤中的表达谱特征及其在肿瘤免疫微环境中的潜在作用机制。 方法 提取中国脑胶质瘤基因组图谱计划(CGGA)693的公共数据(n＝693)，对基因的表达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分析SFRP4在不同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级、异柠檬酸脱氢酶(IDH)突变状态和1p/19q共缺失状态脑胶质瘤中的表达；根据SFRP4基因的表达水平排序，将前231个样本作为高表达组，后231个样本作为低表达组，并进行Kaplan-Meier生存分析。基于CGGA 6148单细胞数据(n＝6 148)完成标准化、聚类和细胞注释，根据Neftel四分型对肿瘤细胞进行分群，分析各群SFRP4的表达状态；使用Monocle2 (2.26.0版)进行拟时序分析，探索SFRP4在不同时间的表达分布。基于空间转录组数据(GSE194329)(n＝1)对SFRP4与肿瘤、血管、免疫及神经元标志物的共定位情况进行可视化与定性评估。基于CellChat(1.6.1版)内置的数据库进行信号通路功能富集，分析SFRP4高表达肿瘤细胞的细胞通讯网络。 结果 CGGA 693数据集中，SFRP4在胶质母细胞瘤中的表达水平高于低级别胶质瘤(P<0.001)；SFRP4在IDH野生型和非1p/19q共缺失患者中的表达水平分别高于IDH突变型和1p/19q共缺失型(均P<0.001)；SFRP4高表达组患者的总生存期明显缩短(P<0.001)。CGGA 6148单细胞转录组分析发现，SFRP4主要在肿瘤细胞中表达；在Neftel四分型中，神经祖细胞型胶质瘤肿瘤细胞中SFRP4表达最高；在癌症基因组图谱计划(TCGA)经典分型中，间质型胶质瘤中SFRP4表达较高。空间转录组分析显示，SFRP4与脑胶质瘤恶性标志物(如PTPRZ1、CX3CR1)呈现明显空间共定位，SFRP4高表达的肿瘤细胞分布于血管和神经元周围。在免疫细胞中，SFRP4与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标志物具有明显共定位，与T细胞分布无明显空间共定位。拟时间分析发现，随着肿瘤的发生、发展，SFRP4的表达呈现出早期增加、中期减少、晚期增加的趋势；且SFRP4与细胞增殖标志物CCND1呈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细胞间通讯分析发现，以SFRP4高表达肿瘤细胞为核心的网络与巨噬细胞、少突胶质细胞和T细胞等免疫细胞呈多向互作；通路富集分析显示，补体通路与TGF-β通路富集程度较高；基因本体论分析显示，SFRP4高表达肿瘤细胞的免疫应答相关通路上调。 结论 SFRP4在脑胶质瘤恶性度较高的亚群中表达升高，且其高表达与较差的生存预后相关；高表达SFRP4的肿瘤细胞可能通过补体通路和TGF-β通路参与肿瘤微环境重塑及免疫应答调控。

目的 探讨去泛素化酶卵巢肿瘤蛋白酶结构域蛋白3(OTUD3)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CIRI)小鼠的神经保护作用及其潜在机制。 方法 采用成年C57BL/6J小鼠210只(雄性102只，孕鼠108只)及OTUD3基因敲除(KO)C57BL/6J小鼠96只(雄性72只，孕鼠24只)进行研究。雄性C57BL/6J小鼠分为大脑中动脉闭塞－再灌注(MCAO/R)3、6、12、24 h组及对照组、野生型(WT)对照组、WT＋MCAO/R24 h组，雄性KO小鼠分为KO-OTUD3对照组、KO-OTUD3＋MCAO/R24 h组；每组均为6只。采用线栓法建立MCAO/R模型。取孕17 d小鼠胚胎培养小鼠原代皮质神经元，并构建氧糖剥夺－再灌注(OGD/R)3、6、12、24 h细胞模型；细胞分为WT神经元对照组、WT神经元＋OGD/R24 h组、KO-OTUD3神经元对照组、KO-OTUD3＋OGD/R24 h组、空载质粒(Vector)＋OGD/R24 h组、OTUD3过表达质粒(pCMV-OTUD3)＋OGD/R24 h组。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B)检测OTUD3、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GPX4)蛋白表达变化，伊文思蓝染色实验检测血脑屏障的改变，2，3，5-三苯基四氮唑氯化物(TTC)染色实验检测脑梗死体积，乳酸脱氢酶(LDH)释放实验检测细胞毒性，甲基噻唑基四唑(MTT)比色法检测细胞存活率，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线粒体变化，免疫荧光染色检测脑组织活性氧(ROS)含量，还原型谷胱甘肽(GSH)试剂盒检测GSH含量。 结果 WB结果显示，与相对应的对照组相比，小鼠MCAO/R、OGD/R模型再灌注3、6、12及24 h组脑组织或神经元OTUD3蛋白表达均降低，再灌注时间越长降低越显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伊文思蓝、TTC染色实验结果显示，与WT＋MCAO/R24 h组比较，KO-OTUD3＋MCAO/R24 h组脑组织中伊文思蓝含量增加更明显、脑梗死体积增大更显著(均P<0.05)。WB、MTT及LDH检测结果显示，pCMV-OTUD3＋OGD/R24 h组OTUD3的表达水平较Vector＋OGD/R24 h组显著升高、神经元活力显著增高、LDH释放水平显著降低(均P<0.05)。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结果显示，WT＋MCAO/R24 h组、KO-OTUD3＋MCAO/R24 h组小鼠再灌注损伤侧神经元线粒体体积缩小、膜结构破裂增多，呈现典型铁死亡相关的线粒体形态学改变；KO-OTUD3＋MCAO/R24 h组比WT＋MCAO/R24 h组线粒体长度缩短更显著、破裂数量增加更明显(均P<0.05 )。ROS检测显示，KO-OTUD3＋MCAO/R24 h组较WT＋MCAO/R24 h组ROS升高更明显(P<0.01)。WB和GSH检测结果显示，KO-OTUD3＋MCAO/R24 h组的负调控因子GPX4和GSH水平下降程度比WT＋MCAO/R24 h组更显著，KO-OTUD3＋OGD/R24 h组的GPX4和GSH水平下降程度比WT神经元＋OGD/R24 h组更显著(均P<0.05)。 结论 OTUD3对CIRI小鼠具有神经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OTUD3参与减少铁死亡有关。

Rathke囊肿卒中与垂体神经内分泌肿瘤卒中临床表现高度相似，术前误诊率约50%。影像学上，Rathke囊肿卒中的特征性表现包括液－液平面、囊壁延迟渐进性强化、磁敏感加权成像序列的"黑洞征"以及病灶严格位于中线、垂体柄多保持完整等。治疗应依据症状严重程度遵循个体化原则，存在严重神经眼科损害者需手术干预，无严重症状者则可选择保守治疗，避免非必要的手术导致垂体功能低下。2022年12月和2024年8月湖北医药学院附属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各诊治1例Rathke囊肿卒中患者。2例患者术前MRI均误诊为垂体神经内分泌肿瘤卒中，术后经病理学检查证实为Rathke囊肿伴出血。

脑胶质瘤是临床最常见的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手术仍是当前最主要的治疗方法；精确识别肿瘤边界是手术治疗的核心关键。近年来，脑胶质瘤术中肿瘤边界识别辅助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包括术中神经导航技术、术中超声技术(iUS)、术中磁共振成像技术(ioMRI)、术中荧光技术、细胞内镜以及拉曼光谱技术等的应用，显著提升了手术精准度。术中神经导航技术可实现精准靶向引导；iUS经济便捷，支持术中实时动态扫描；ioMRI提供高分辨率实时解剖导航；荧光技术通过肿瘤代谢特异性实现荧光边界可视化；细胞内镜实现了术中组织细胞结构的原位实时成像；拉曼光谱技术以无标记、非侵入性和高灵敏度等优势精准提供分子层面信息；多模态技术融合联合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是未来发展方向。基于此，本文综述各项技术的临床应用进展及实用价值，探讨其优缺点及未来发展方向。

面神经损伤导致的面神经麻痹是临床上常见的神经功能障碍，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命质量。因面神经解剖结构复杂且神经再生效率低下以及面神经修复术后易发生神经纤维再断裂、肌肉萎缩等并发症。因此，各类原因导致的面神经损伤修复仍是临床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处理上述难题是面神经损伤修复的研究热点。本文回顾了近年面神经损伤外科修复的主要方法和适应证，以及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相关研究，以期为临床治疗和基础研究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