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55卷第03期

在乳腺病理中，p63作为兼具灵敏性和特异性的肌上皮细胞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尤其在鉴别良恶性病变以及区分原位癌与浸润性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辅助诊断作用；而其反常表达同样引起了关注。了解p63的生物学特性、抗体选择及其在不同乳腺病变中的表达变化，有助于应用p63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并准确解释结果，避免和减少可能的陷阱与误判，从而获得更精准的病理诊断。

随着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日益被接纳，尤其国内外病理大模型陆续推出，临床病理学作为医学诊断的核心学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挑战。这些智能模型的出现将改变病理科工作流程，改变病理医师的学习和诊断模式，也对临床病理学住院医师培养提出了新要求，提供了新路径。本文将从人工智能在临床病理学中的应用现状、对住院医师培养的影响、新范式的构建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

传统病理学诊断范式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正面临数据整合困难、分析效率不足等现实挑战，其数字化转型亟需以高质量标准化数据库作为底层支撑。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数字病理库建设现状的基础上，系统介绍了本课题组在乳腺数字病理专病库构建中的初步实践经验，涵盖病例入组策略、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的系统采集，以及数字化切片扫描的规范化流程探索。文中进一步对数据库建设中的若干关键问题，如信息条目设计、多中心数据整合路径、切片扫描策略与未来协作模式等进行了初步探讨，旨在引发对行业数据标准化与治理规范的深入思考，为我国数字病理与人工智能领域的规范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目的 探讨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中FGFR1 mRNA表达特征及FGFR1基因状态。 方法 收集北京协和医院2022年12月至2024年1月存档的女性乳腺癌组织标本45例（10例HER2阳性、15例三阴性和20例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经逆转录数字微滴PCR检测FGFR1 mRNA表达；并采用荧光原位杂交（FISH）方法分析其中30例样本的FGFR1基因状态。 结果 在HER2阳性组中发现2例（2/10）FGFR1 mRNA高表达和1例（1/7）高水平FGFR1基因扩增；在三阴性组中检出5例（5/15）FGFR1 mRNA高表达、1例（1/10）FGFR1基因扩增和1例（1/10）低水平FGFR1基因扩增；在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样本中确认了4例（4/20）为FGFR1 mRNA高表达，未发现FGFR1基因扩增（0/13）。此外，在HER2低表达［免疫组织化学（IHC）1+和IHC 2+/FISH-］样本中也观察到3例（3/10）表现为FGFR1 mRNA高表达。 结论 不同分子分型的乳腺癌中均可见FGFR1 mRNA高表达，高水平FGFR1基因扩增罕见；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大样本量研究。

目的 探讨原发性乳腺Rosai-Dorfman病的临床、影像、病理形态学及分子特征。 方法 收集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2018年1月至2025年9月诊断的4例原发性乳腺Rosai-Dorfman病，分析其临床、组织病理和免疫组织化学特点，进行二代测序，并结合文献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4例乳腺Rosai-Dorfman病患者中女性3例，男性1例，年龄分别为54、33、67和62岁。影像学BI-RADS分级4类2例，3类1例，提示炎性改变1例。镜下观察，淋巴细胞、浆细胞及组织细胞浸润，部分病例可见特征性的细胞内伸入现象，病变细胞免疫组织化学CD68、CD163、cyclin D1、S-100蛋白、OCT2阳性，Langerin、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阴性。测序结果中3例检测出同源重组修复相关基因体系突变，包括RAD54L、RAD50、MRE11、BRIP1等；1例检测出AXIN2、FGF19、MYD88、NF2和TSC2等信号传导通路及免疫炎症相关基因突变。 结论 乳腺Rosai-Dorfman病具有非特异性临床表现和影像学的迷惑性，组织学特征（尤其是细胞内伸入现象）及典型免疫组织化学表型（CD68阳性、CD163阳性、cyclin D1阳性、S-100蛋白阳性、Langerin阴性、ALK阴性）可能有助于鉴别诊断。DNA同源重组修复相关基因突变在乳腺Rosai-Dorfman病中高频出现，提示其可能为克隆性疾病，并为其发病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目的 探讨STAT6及HER2低表达在三阴乳腺癌（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中的分布情况、临床病理特征及其与预后的关系。 方法 收集北京协和医院2000—2011年的TNBC标本189例，制作组织芯片，其中32例伴周围正常乳腺组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肿瘤及正常乳腺组织中STAT6的表达情况，分析两者表达差异。将HER2的表达分为HER2 0/HER2低表达，分析189例TNBC中STAT6、HER2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并探讨各因素与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 189例标本中，STAT6高表达率为57.1%（108/189）；HER2低表达率为34.4%（65/189），两者共表达率为27.0%（51/189）。STAT6在正常乳腺组织中的表达显著低于肿瘤组织（t=-5.549，P<0.01）。卡方检验示相较于STAT6低表达组，STAT6高表达组中HER2低表达率更高、远处转移率更低（17.3%比47.2%，P<0.001；22.3%比39.2%，P=0.013）；相较于HER2 0表达组，HER2低表达组中STAT6高表达率更高、远处转移率更低（46.0%比78.5%，P<0.001；16.1%比36.7%，P=0.004）。随访时间70（54，95）个月，7例（7/189，3.7%）失访，68例（68/189，36.0%）复发，36例（36/189，19.0%）死亡。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肿瘤最大径、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分期晚、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STAT6低表达/HER2 0与患者无病生存期及总生存期呈负相关（均P<0.05）；STAT6高表达、HER2低表达、STAT6高表达/HER2低表达与无病生存期及总生存期正相关（均P<0.05）；年龄仅与总生存期呈负相关（P=0.030）。COX回归分析显示AJCC分期晚者无病生存期及总生存期显著缩短（HR=8.415，95%置信区间3.623~19.544，P<0.001；HR=15.377，95%置信区间3.508~67.395，P<0.001）；STAT6高表达/HER2低表达者无病生存期及总生存期显著延长，是提示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HR=0.362，95%置信区间0.186~0.705，P=0.003；HR=0.168，95%置信区间0.038~0.743，P=0.019）。 结论 三阴性乳腺癌中，肿瘤细胞STAT6表达高于正常乳腺组织；STAT6高表达与HER2低表达具有相关性，STAT6高表达/HER2低表达提示预后好。

目的 探讨MLH1启动子甲基化在错配修复缺陷（mismatch repair deficiency，dMMR）型子宫内膜样癌（endometrioid endometrial carcinoma，EEC）中的预后分层价值。 方法 收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2005年7月至2023年6月338例经严格分子分型验证的dMMR型EEC患者，根据MLH1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分为dMMR甲基化组（177例）和dMMR非甲基化组（127例）。采用靶向测序（196/425基因Panel）分析体细胞突变，并基于RNA测序（Master panel）评估转录组差异，系统比较两组病例的临床病理、基因突变/表达谱特征及分子通路活性的差异。 结果 甲基化组患者相较于非甲基化组患者，年龄［（56.89±8.85）岁比（53.76±9.45）岁，P=0.003］及肿瘤最大径［（3.39±1.78）cm比（2.71±1.31）cm，P=0.014］更大，绝经比例（66.9%比48.8%，P=0.002）及伴有肿瘤出芽比例（47.5%比30.4%，P=0.036）更高，两组在FIGO分期、组织学分级、肌层浸润深度、淋巴血管间隙侵犯及淋巴结转移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基因突变谱显示，非甲基化组CHD4、NF1、SMARCA4及RET突变频率显著升高（P<0.05）。转录组分析表明，甲基化组上调免疫调节基因（CCL21、CXCL2），下调EMT相关基因（SOX2、FOXA1）；根据差异表达基因对甲基化组行GO及KEGG富集分析均显示与MAPK通路相关。Hallmark通路分析显示两组间各通路活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生存分析显示两组无进展生存期（P=0.206）及总生存期（P=0.81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MLH1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对dMMR EEC预后预测价值有限。甲基化与非甲基化亚组的分子通路异质性提示需整合多维度指标优化分层策略，而非依赖单一表观遗传标志。

目的 探讨伴淋巴样间质的微结节型胸腺瘤（MNT）及伴淋巴样间质的微结节型胸腺癌（MNC）的临床病理及分子遗传学特征。 方法 收集2017年3月至2024年10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诊断的伴淋巴样间质的微结节型胸腺肿瘤（MNN）共17例（MNT 16例，MNC 1例），复习其临床病理资料，并将其石蜡切片进行免疫组织化学（IHC）染色。对其中3例MNT及1例MNC进行二代测序检测。 结果 17例MNN患者中，7例为男性，10例为女性，年龄66（63，72）岁。显微镜下可见肿瘤细胞呈散在的实性上皮样细胞巢分布在淋巴细胞样间质中，其中16例MNT的瘤细胞巢形状规则，肿瘤细胞主要为短梭形或卵圆形，形态温和，另外1例MNC具有显著异型性，核仁明显，核分裂象易见，可见纤维带穿插于瘤巢间。IHC染色显示17例MNN肿瘤细胞弥漫表达广谱细胞角蛋白（CKpan）、细胞角蛋白（CK）19及CK5/6，但16例MNT肿瘤细胞不表达CD5、CD117及Glut1，MNC肿瘤细胞弥漫表达CD5、CD117及Glut1。且MNT肿瘤结节周围的淋巴样间质中存在较多CD99、末端脱氧核苷酸转移酶（TdT）及CD1a阳性的未成熟T淋巴细胞，但MNC未见。二代测序检测，3例MNT中有2例检测到GTF2I错义突变（p.L424H），1例检测到HRAS的错义突变（p.G13V及p.L120P）。MNC中检测到了BRCA2移码突变（p.D1451Ifs*12）、TP53错义突变（p.I195T）等基因改变，但未检测到GTF2I基因突变。 结论 MNC肿瘤细胞的异型性比MNT更明显，且弥漫表达CD5、CD117及Glut1。MNC基因改变较多样但缺乏MNT具有的特征性GTF2I基因突变。

目的 运用复合性嗜铬细胞瘤/副神经节瘤分级系统（COPPS）对嗜铬细胞瘤和副神经节瘤（pheochromocytoma and paraganglioma，PPGL）进行评分，并对比分析COPPS、肾上腺嗜铬细胞瘤评分系统（PASS）、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和副神经节瘤分级系统（GAPP）与肿瘤转移或复发的相关性，初步探讨部分PPGL的基因突变与转移或复发的关系。 方法 收集2012年1月至2022年12月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诊断的186例副神经节瘤的临床及病理资料，按照3种系统评估其对肿瘤转移或复发的预测能力；免疫组织化学采用EnVision法染色；采用全外显子测序方法检测15例肿瘤的基因突变情况。 结果 186例PPGL包括女性93例，男性93例，年龄49（47，50）岁。60例发生转移或复发，34例位于腹膜后，42例肿瘤最大径>7 cm，COPPS评分≥3分者97例（52.2%，97/186），其中53例（54.6%，53/97）转移复发，转移复发率显著高于<3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6.469，P<0.001）。肿瘤发生于腹膜后、出现大细胞巢、病理性核分裂象、梭形细胞、包膜侵犯、脂肪浸润均与COPPS评分≥3分相关（χ²=18.370、51.730、8.914、18.750、62.481、19.354；P均<0.05）。COPPS预测转移复发的灵敏度为88.3%（53/60），特异度为65.1%（82/126）。50例显示SDHB阴性表达，96例S-100蛋白阴性表达。3例DNA提取量不合格，余12例肿瘤共检测到739个突变（658个基因），包括胚系突变300个（265个基因）和体细胞突变439个（408个基因）。相关致病性胚系突变基因包括：SDHA、MDH2、MEN1、EGLN1、RET和SDHB，12例患者均出现4个以上的致病性胚系突变。体细胞致病突变基因包括ATRX、KIF1B、EPAS1、HRAS、NF1和MAML3。 结论 COPPS评分越高（≥3分者），转移复发率越高，其预测肿瘤转移复发的灵敏度高于GAPP，特异性高于PASS。SDHB和S-100蛋白阴性表达联合COPPS可更好地用于预测PPGL转移复发风险。

目的 探讨原发肺上皮样血管内皮瘤（pulmonary epithelioid hemangioendothelioma，PEHE）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及预后。 方法 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0年10月至2024年6月诊断为PEHE的病例40例，回顾性分析组织形态学特征、影像学、免疫组织化学及分子表型，总结临床病理特征，并随访患者生存情况。 结果 40例PEHE患者中，男性19例，女性21例，年龄52.5（43.0，62.0）岁。40例患者中多数以咳嗽（25/40）、咳痰（14/40）等呼吸道症状为主要病因入院。CT主要表现为肺内的多发结节（33/40），也可表现为单发结节（7/40），肿瘤最大径19（12，35）mm。大体均表现为灰白色结节，界限不清，切面有黏液感。镜下见肿瘤细胞以血管为中心呈离心性分布，排列成大小不一的巢团状结构，局部区域可见黏液变性及软骨样基质。部分肿瘤细胞内可见含红细胞的空泡，提示原始血管腔分化。36例存在WWTR1-CAMTA1基因融合，4例为YAP1-TFE3基因融合的分子学特征。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CD31（38/38）、CD34（36/40）、ERG（40/40）及Fli-1（40/40）弥漫阳性，TFE-3（4/34）局灶阳性。40例PEHE患者依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标准评估，其中完全缓解4例（10.0%）、部分缓解5例（12.5%）、疾病稳定7例（17.5%）、疾病进展24例（60.0%）。 结论 PEHE是一种较为罕见的血管源性肿瘤，影像学以双肺多发结节为主要特征，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联合应用灵敏度和特异度高的内皮标志物及基因检测有助于诊断。PEHE病程进展相对缓慢，部分患者可长期存活，但肿瘤多发、胸膜侵犯及远处转移可能影响预后。

目的 通过定量分析确定p53免疫组织化学染色（IHC）预测TP53突变的诊断性能和最佳阈值。 方法 纳入2019年9月至2025年3月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诊断为肺腺癌的43例患者组织标本，并进行高通量测序（NGS）检测。分析4种克隆号p53抗体（DO-7、C2H10、BP53-12、SP5）在3个检测平台（Roche BenchMark Ultra、Leica Bond-Max、赛诺特CNT330平台）的表达情况。对IHC参数（染色强度和百分比）进行量化分析。基于NGS结果，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分析确定p53 IHC预测TP53突变的阳性阈值、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一致性。 结果 不同平台间抗体的染色强度、百分比各不相同。NGS检测TP53基因突变34例，无突变9例。以NGS结果为金标准，p53 IHC检测中Leica Bond-Max平台克隆号DO-7在阳性阈值为108%时，预测TP53突变性能最佳，其灵敏度为82.4%、特异度为88.9%、阳性预测值为96.6%、阴性预测值为57.1%、一致性为0.59。 结论 肺腺癌组织中Leica Bond-Max平台克隆号DO-7在阳性阈值为108%时可预测TP53突变状态。该方案可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标准化程度，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潜能。

SMARCA4缺陷型肿瘤是一类具有独特分子特征和侵袭性临床行为的恶性肿瘤，最常见于胸部（纵隔/肺）和卵巢等，发生在乳腺的SMARCA4缺陷型肿瘤非常罕见。本文报道1例发生于26岁女性的SMARCA4基因第12~14号外显子大片段缺失的三阴性浸润性乳腺癌，探讨其临床病理和分子特征，以提高对该肿瘤的认识。

软组织肌上皮癌是一种罕见的软组织伴肌上皮分化的恶性肿瘤，组织学形态谱广泛，与多种肿瘤形态学有重叠，病理诊断主要依据临床病史、组织学形态及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对于疑难病例则需要借助分子检测。本文报道1例软组织肌上皮癌伴EWSR1：：KLF17融合基因，对其临床病理特点、免疫表型及分子特征进行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以提高临床诊疗过程中对该肿瘤的认识。

原发性皮肤CD4阳性小/中T细胞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PCSM-LPD）很罕见，2017版WHO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分类中做了“降级”处理，不再命名为淋巴瘤。绝大多数病变局限于皮肤且预后好，但极少数可进展为侵袭性淋巴瘤，如皮肤非特指型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NOS）。本文报道1例因外伤引起手掌局部皮肤溃疡，并出现长期反复感染，由最初PCSM-LPD经若干年进展为PTCL-NOS，最终截肢的病例。对于病程长且常规治疗反应不佳的PCSM-LPD患者，必须警惕其可能进展为侵袭性淋巴瘤的风险。

PI3K/AKT/mTOR（PAM）信号通路是乳腺癌发生发展的核心驱动通路之一。近年来，针对其变异（PIK3CA/AKT1/PTEN）的靶向治疗可显著改善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生存，如PIK3CA抑制剂、AKT抑制剂和mTOR抑制剂等。此外，PAM通路抑制剂与内分泌药物或其他靶向药物或化疗药物的联合应用也展现出良好的协同作用，为乳腺癌的精准治疗提供了新的策略。PAM通路的检测是实现该通路抑制剂精准治疗的前提，但实践中存在样本选择性（原发灶、转移灶、ctDNA）、技术平台选择性（PCR热点覆盖、下一代测序大范围覆盖、免疫组织化学初筛）及国内外指南/共识应用的选择等问题。本文整合最新指南［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欧洲内科肿瘤学会（ESMO）指南/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指南］及中国人群变异特征，提出临床PAM通路检测的实践应用推荐。

病理标本是病理诊断的材料，其管理质量直接关系到诊断的准确性。传统管理模式存在标本前处理不规范、取材后标本登记与存放混乱、交接流程繁琐且效率低下，易导致标本自溶、丢失或混淆，严重影响医疗安全。为改进上述问题，我们参照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医学实验室质量与能力认可准则，梳理病理标本流程管理中的关键节点，依托病理信息系统设计并实施了一套覆盖标本离体、前处理、运送、取材及存放的全流程管理系统。该系统实现了标本管理的闭环追溯，有效降低了医疗风险，同时提升了工作效率与质量控制水平，为病理诊断标准化及精准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