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106卷第08期

无进展生存期（PFS）作为总生存期（OS）的替代终点，因其可缩短临床试验周期并减少后续治疗的干扰而被广泛应用。然而，基于肿瘤测量的PFS易受评估偏倚、统计效力不足及后续治疗混杂效应的影响，导致其临床价值受到质疑，尤其在卵巢癌领域争议显著。尽管PFS获益未必转化为OS延长或生活质量提升，但仅因次要终点OS未显示显著获益而全盘否定药物的临床价值亦不可取。本文通过分析妇科肿瘤中PFS与OS的脱节现象，提出优化终点选择以减少统计偏倚的必要性，并强调以精准医疗为导向，推动临床试验设计革新，旨在为平衡加速审批与临床获益验证提供策略框架，指导未来研究更聚焦于终点选择科学性与患者生存改善的双重提升。

妊娠滋养细胞肿瘤（GTN）是一类源于胎盘滋养细胞的恶性肿瘤，对化疗高度敏感，但对于高危、多线耐药或罕见亚型患者，传统治疗仍存在局限。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在GTN的治疗中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部分复发、耐药患者在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及其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治疗后获得长期缓解。基础研究揭示了GTN免疫微环境特征，为免疫治疗提供了生物学依据。然而，免疫治疗在GTN中的广泛应用仍面临多重挑战，如治疗时机的选择、长期安全性和生育的影响以及疗效预测标记物的探索。本文在综述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其在GTN中的应用现状与争议，提出未来发展的关键方向，旨在为临床实践与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子宫内膜癌分子分型及其分子特征检测已被广为开展并应用于临床诊疗，但还存在包括分子检测方法不统一、缺乏高质量证据指导基于分子特征的规范临床诊疗等诸多问题。在分子分型检测方面，建议结合免疫组化、二代测序进行全面的分子分型评估。临床应整体考量内膜癌分子分型和传统病理分类、手术病理分期，根据已有最新临床证据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POLE突变型内膜癌总体预后良好，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能是晚期POLE突变型内膜癌的有效辅助治疗方案。Ⅲ期及以上错配修复（MMR）缺陷（MMRd）内膜癌建议术后紫杉醇联合卡铂化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和维持治疗。无特殊分子谱型（NSMP）内膜癌应根据雌激素受体表达水平及病理类型进行风险分层，高危类型NSMP建议参照p53abn内膜癌治疗。基于分子特征的内膜癌精准诊疗仍在深入探索和求证阶段。很多问题，例如 MLH-1甲基化或MMR编码基因突变MMRd类型内膜癌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反应是否一致，如何预测疗效等问题仍待解决。高通量测序等高新检测技术的成本降低和快速普及，以及前瞻性队列证据的不断扩大和完善，将为进一步细化内膜癌分子特征和风险分层提供高质量证据，指导内膜癌精准治疗开展。

慢性呼吸疾病（CRD）是造成全球非传染性疾病负担的重要因素。呼吸康复是基于全面患者评估的为患者量身定制的综合干预措施，能够改善CRD患者的呼吸困难症状，提高运动耐力和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治疗策略之一。为更有效地指导CRD呼吸康复临床实践，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康复学组（筹）、中国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联合组织多领域的专家，系统评价了国内外近年来发表的CRD呼吸康复领域相关指南和循证医学研究证据，通过德尔菲法论证，在《中国慢性呼吸道疾病呼吸康复管理指南（2021年）》的基础上，制订了《中国慢性呼吸疾病呼吸康复指南（2026版）》。本指南涵盖呼吸康复定义及目标人群、呼吸康复评估及启动标准、呼吸康复技术、老年CRD患者的多病共存评估及康复目标选择、呼吸康复中的患者及照护人员教育、吸入技术的规范、营养管理、心理评估与干预、辅助器械的使用、创新呼吸康复模式及远程呼吸康复、呼吸康复中不良事件的处理等内容，共计形成19条推荐意见。

目的 探讨合并与不合并糖尿病的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临床特征及自体动静脉内瘘声学特征的差异。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纳入2024年3至8月在扬州大学附属苏北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接受MHD治疗且透析通路为自体动静脉内瘘的患者，超声检测内瘘，并同步收集内瘘音频声学特征。根据是否合并糖尿病进行分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超声及音频特征。 结果 共纳入192例MHD患者，男119例，女73例，年龄（58.6±12.7）岁。糖尿病组身高、体重、体表面积均大于非糖尿病组，而透析龄、白蛋白、前白蛋白、血红蛋白均小于非糖尿病组（均P<0.05）。糖尿病组瘘口内径、瘘口近心端3 cm内径、穿刺点内径、距肱动脉分叉2 cm处桡动脉内径均小于非糖尿病组，而瘘口阻力指数、瘘口近心端3 cm处阻力指数、穿刺点深度均大于非糖尿病组（均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β=0.102，95%CI：0.051~0.153，P<0.001）是瘘口阻力指数增高的相关因素。糖尿病组过零率［0.011（0.009，0.012）比0.008（0.007，0.011），P<0.001］大于非糖尿病组，而声波振幅［-13.2（-20.6，-10.6）dB比-11.5（-14.3，-10.3）dB，P=0.049］、梅尔频谱倒谱系数（MFCC）平均值［7.6（0.4，10.2）比10.4（7.2，12.2），P<0.001］、扩展的日内瓦极简声学参数集（eGEmaps）平均值［112（109，114）比113（112，115），P=0.011］均小于非糖尿病组。 结论 与非糖尿病MHD患者相比，合并糖尿病的MHD患者自体动静脉内瘘的内径较小，穿刺点深度及瘘口阻力指数较大，且其音频特征的过零率较高，声波振幅、MFCC和eGEmaps平均值较低。

目的 基于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fNIRS）探讨精神分裂症（SZ）患者在言语流畅性任务（VFT）下的前额叶脑激活特征及其与疗效的关系。 方法 前瞻性纳入2022年3月至2024年10月于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住院的SZ患者（SZ组），同期招募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入组时（基线）使用fNIRS检测所有受试者在VFT下前额叶的氧合血红蛋白（oxy-Hb）相对浓度值，使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估SZ患者的症状。治疗4周后对SZ患者再次进行PANSS评定和VFT下fNIRS检测，并根据PANSS减分率是否≥25%将SZ患者分为有效组和无效组。对比SZ组与对照组，SZ组治疗前后及有效和无效组之间的大脑激活差异。 结果 纳入SZ组［男40例，女40例，年龄（32.4±8.8）岁］及对照组［男39例，女41例，年龄（31.0±10.2）岁］各80例，两组年龄、性别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SZ组执行VFT任务时脑区激活通道数少于对照组（9比31个）。SZ组的PANSS总分及各分量表分与Broca区、额极区及背外侧前额叶部分通道的oxy-Hb浓度存在相关性（均P<0.05）。SZ组经4周治疗后PANSS评分降低［（94.2±12.1）分比（73.1±14.6）分］，激活通道数量增加（9比12个），其中ch21和ch48通道治疗后激活程度降低［分别为（0.26±0.73）比（0.06±0.84）和（0.44±0.90）比（0.19±0.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有效组激活通道数多于无效组（15比1个），且有7个通道激活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VFT下SZ患者fNIRS特征显示前额叶皮质激活显著受损，经过4周治疗后，前额叶激活通道范围增加，这种改善在治疗有效组中更为明显。

目的 探讨微小RNA miR-199a-5p在肝内胆管细胞癌（ICC）组织中的表达特征及其调控ICC侵袭转移的机制。 方法 收集2020年1月至2023年4月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38例ICC患者（年龄40~80岁，男14例）肿瘤及癌旁组织标本，采用转录组测序和多数据库生物信息分析筛选ICC患者的肿瘤组织及对应癌旁组织的差异基因及miR-199a-5p的靶基因。同时收集患者TNM分期、病理分化程度等临床病理资料，用于分析miR-199a-5p与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的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联性。采用转录组测序检测miR-199a-5p与HIF-1α在ICC患者的肿瘤组织及癌旁组织中RNA的表达，免疫组化法检测HIF-1α蛋白在组织中的表达。培养人正常胆管上皮细胞及胆管癌细胞系HuCC-T1和RBE，筛选后进行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验证miR-199a-5p与HIF-1α的靶向关系。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检测正常胆管上皮细胞、胆管癌细胞系HuCC-T1和RBE细胞中miR-199a-5p与HIF-1α的表达。通过Lipofectamine 3000试剂进行不同序列RNA转染RBE细胞，分为3组：对照组、miR-199a-5p过表达组、miR-199a-5p敲低组，通过qRT-PCR检测RBE细胞中miR-199a-5p的转染效率、检测HIF-1α mRNA表达水平，采用Western蛋白印迹法检测HIF-1α、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GAPDH）、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及剪切型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3（Cleaved caspase3）等蛋白的表达水平，划痕与Transwell实验评估三组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通过转染靶向HIF-1α的特异性小干扰RNA（si-HIF-1α）至RBE细胞构建HIF-1α敲低细胞模型，同时设置阴性对照（si-NC）组，经qRT-PCR和Western蛋白印迹法验证敲低效率后，通过检测增殖相关蛋白PCNA表达、划痕实验及Transwell迁移与侵袭实验，观察HIF-1α表达受抑后胆管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变化，以此明确HIF-1α在胆管癌迁移、侵袭中的核心作用，进而佐证miR-199a-5p是通过靶向抑制HIF-1α发挥抑癌效应。实验数据重复3次。 结果 转录组测序和多数据库分析筛选出miR-199a-5p与HIF-1α作为靶点。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证实miR-199a-5p可直接靶向HIF-1α的3′非翻译区。转录组测序组织表达分析显示，与癌旁组织相比，ICC中miR-199a-5p表达降低（外显子每千碱基片段百万比值：1.24±0.31比3.87±0.56），HIF-1α表达则升高（FPKM值：18.76±6.23比56.15±8.42）（均P<0.05）。免疫组化结果显示HIF1α在ICC中高表达。临床病理特征分析显示，低表达miR199a-5p组及高表达HIF-1α组ICC患者均有更晚的TNM分期和更差的病理分化（均P<0.05）。RBE细胞转染实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miR-199a-5p过表达组RBE细胞的PCNA、MMP9、HIF-1α蛋白灰度比值以及HIF-1α mRNA相对表达量降低，Cleaved caspase3蛋白灰度比值升高，其24、48 h划痕愈合率与Transwell穿膜细胞数低于对照组（均P<0.05），而miR-199a-5p敲低组PCNA、MMP9、HIF-1α蛋白灰度比值以及HIF-1α mRNA相对表达量升高，Cleaved caspase3蛋白灰度比值降低，24、48 h划痕愈合率与Transwell穿膜细胞数高于对照组（均P<0.05）。RBE细胞HIF-1α敲低实验结果显示，与si-NC对照组对比，si-HIF-1α组48 h划痕愈合率与Transwell迁移、侵袭穿膜细胞数均低于对照组（均P<0.05）。 结论 miR-199a-5p在ICC组织中低表达，其通过靶向抑制HIF-1α，调控下游增殖、侵袭及凋亡相关分子，进而抑制ICC的迁移和侵袭。

回顾性纳入2023年10月至2025年6月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收治的70岁以上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行孙氏手术治疗的患者31例，男17例，女14例，年龄［M（Q1，Q3）］73（71，75）岁；行升主动脉置换术的对照组11例，男2例，女9例，年龄73（71，74）岁。孙氏手术组停循环期间采用浅低温（28.1~32.0 ℃）及双侧顺行性脑灌注进行脑保护。孙氏手术组与对照组的手术时间［（6.6±1.5）h比（6.8±1.5）h］、气管插管时间［39（21，132）h比34（16，71）h］、重症监护时间［113（68，179）h比111（43，178）h］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孙氏手术组中，1例因术中出血死亡，1例因术后急性脑梗死而死亡，住院死亡率6.5%（2/31）；对照组无死亡。本研究结果提示，70岁以上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行浅低温联合双侧顺行性脑灌注下孙氏手术是有效的外科治疗手段。

主动脉瓣狭窄（AS）和慢性肾脏病（CKD）在老年人群中呈高共病率，且CKD可通过慢性炎症、钙磷代谢紊乱及血流动力学负荷增加等途径加速瓣膜钙化，促使AS快速进展并显著降低长期生存率。本文梳理了AS和CKD的主要危险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强调CKD患者在疾病早期即存在促进瓣膜病变的病理基础，提示对血压、血脂、血糖及钙磷代谢等危险因素的综合管理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新型调脂治疗以及心肾保护药物在改善代谢状态与延缓AS进展方面具有潜在价值。在重度AS治疗中，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在CKD患者中较传统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SAVR）具有更佳的安全性与获益比。本文综述了CKD合并AS的流行病学特征、病理生理机制及治疗策略，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并为未来研究方向提供思路。

患者来源类器官（PDO）作为新兴的三维肿瘤模型，在模拟肿瘤的组织结构、分子特征及功能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相较于传统的二维细胞系和患者来源异种移植模型，PDO能够更真实地反映肿瘤的异质性及其与微环境的相互作用。本文综述了头颈部肿瘤PDO在构建与优化方面的最新进展，重点介绍其在基因组与单细胞分析、药物筛选以及肿瘤免疫微环境建模中的应用。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限制PDO广泛应用的主要挑战，包括建立效率、克隆漂移及培养条件标准化问题。最后，展望了未来PDO在生物样本库建设、器官芯片平台以及人工智能（AI）辅助分析等方向的发展前景，以期最大化其在指导头颈部肿瘤患者个体化治疗中的转化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