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 第105卷第36期

女性生殖整复作为一门新兴临床交叉学科，以先天和后天性因素导致的女性生殖器官结构异常矫形、功能障碍诊治及形态美化为核心。近十年来，我国相关领域专家团队从学科体系顶层设计、专家队伍培育到行业共识与团体标准制定，已初步形成该领域专业体系。目前我国该专业形成了丰富的定义与内涵，组建了专家团队，填补了临床研究空白，制订了一系列专家共识，但发展仍处于初步阶段，面临着临床数据质量不高和数量不足、公立与民营医疗机构诊治不统一、医疗从业者与公众相关专业知识不足等诸多挑战。本文从我国生殖整复专业提出的形势背景，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女性生殖整复分会创建过程，十余年来生殖整复专家团队开展的相关工作，目前仍面临的以上诸多挑战，以及未来工作展望等方面，阐述我国女性生殖整复专业近十余年来的发展历程，并直面现存问题与挑战。

盆腔器官脱垂（POP）是中老年女性常见病，其精准量化评估是优化临床诊疗决策的关键。本文综述了POP多维度量化评估工具的临床应用现状、优势与局限性。当前POP评估涉及症状、体格检查及影像学多维度，主要工具包括量化症状的患者报告结果（PRO）和患者报告目标（PRG），评估解剖改变的POP-Q分期，以及提供精细解剖结构信息的盆底超声和磁共振成像。这些工具各有侧重，但也存在局限性：PRO/PRG在临床推广中存在解读困难、耗时和标准化障碍；POP-Q分期操作复杂、基层掌握不足、与临床实际存在差异；影像学工具操作标准化不足、成本较高且临床指导意义尚待明确。本文提出未来优化方向在于完善医师培训体系、制订影像学操作规范、构建症状-解剖-功能的多维综合评估模式。通过多维工具协同应用并克服其局限性，方能实现对POP更全面、个体化的评估与管理，提升临床实践水平。

女性盆底疾病为一种损伤、衰退性疾病，虽不致命，但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盆底疾病的认识发展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从古代的简单描述发展到现代新理论的不断涌现。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对其认识与理解经历了显著的变化，新理论的提出也带来新的术式，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挑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盆底健康的认识与关注逐渐加强，更重要的是对治疗疾病的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主要回顾盆底疾病的发展、手术的演变及治疗现状，总结思考盆底疾病认识与理念的变迁、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期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同时，在目前医疗的大环境下，思考未来盆底疾病学科发展的趋势。

癌痛是癌症患者最常见和最令人痛苦的症状之一，与癌症患者的诊断、治疗、生活质量和生存期密切相关。癌痛管理涉及多学科，需要采用多种方法，实施全程化和个体化的管理。鉴于此，中国抗癌协会癌痛整合治疗专业委员会组织国内癌痛治疗领域相关专家，采取循证、以患者为中心和系统整合的策略，从整合医学的视角制订了《中国成人癌痛诊疗指南（2025版）》，对癌痛评估与诊断流程、药物治疗、微创镇痛技术、姑息性抗肿瘤治疗、治疗相关疼痛综合征以及难治性癌痛综合征等相关内容进行规范化指导，从而提升医务人员在癌痛诊断、治疗及综合管理方面的整体能力。

激素受体（HR）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阴性是乳腺癌中最常见的亚型。当疾病进展至晚期且合并内脏转移或内脏危象时，患者预后差且难以治愈。同时，是否合并内脏转移或内脏危象对治疗方案的选择至关重要。然而，目前关于HR阳性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内脏转移及内脏危象的临床诊断标准与规范治疗方案尚未明确，仍是临床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健康中国研究中心癌症防治专家委员会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研究证据、相关指南及专家共识，并吸纳各领域专家的意见，制订了本共识。本共识界定了内脏转移及内脏危象的诊断标准，并提出了内脏危象前驱期的概念；此外，基于内脏转移和内脏危象患者的治疗史（初治与经治状态）进一步细化了治疗策略，并为不同患者群体推荐了包括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6（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化疗以及抗体偶联药物等治疗方案。本共识汇总了中国专家对HR阳性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伴内脏转移及内脏危象患者的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旨在为临床医师提供指导，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和预后。

目的 基于宫颈癌患者自报告临床结局评估量表（CC-PRO137）分析宫颈癌患者保留神经根治术后泌尿、肠道、盆底功能状况。 方法 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8年10月至2021年6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进行C1型手术的原发性宫颈癌患者共304例，采用CC-PRO137对患者术后6个月内和1年以上的泌尿、肠道、盆底功能进行评价，比较术后不同时间段患者泌尿、肠道、盆底功能得分情况。 结果 304例患者的年龄为（47.1±10.6）岁。术后6个月内泌尿、肠道、盆底功能得分分别为（4.24±0.70）、（4.41±0.42）、（4.67±0.46）分，术后1年则分别为（4.32±0.66）、（4.44±0.38）、（4.69±0.45）分；术后6个月内，≤45岁患者泌尿、肠道、盆底功能得分［（4.32±0.63）比（4.15±0.77）、（4.48±0.34）比（4.35±0.47）、（4.77±0.35）比（4.59±0.52）分］均高于>45岁患者（均P<0.05）；术后1年以上，≤45岁患者泌尿、盆底功能得分［（4.42±0.56）比（4.22±0.74）、（4.75±0.37）比（4.64±0.49）分］均高于>45岁患者（均P<0.05）；术后6个月内，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Ⅰ、Ⅱ、Ⅲ期患者泌尿、肠道、盆底功能的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1年以上，与Ⅰ期患者相比，FIGO Ⅱ、Ⅲ期患者泌尿功能得分较低（均P<0.05），FIGO Ⅱ期患者盆底功能的得分更低（P=0.001）；术后6个月内及术后1年以上，未接受辅助治疗及仅接受术后化疗的患者与接受术后同步放化疗的患者泌尿功能得分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术后1年以上，未接受辅助治疗及仅接受术后化疗的患者与接受同步放化疗的患者肠道功能得分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宫颈癌根治术可减少因术中损伤盆腔自主神经导致的并发症，但部分患者术后仍可能出现尿频、尿急、排尿排便困难、盆底功能障碍等情况。对于>45岁、FIGO分期较晚、术后需同步放化疗的患者，应定期随访评估其术后泌尿、肠道、盆底功能。

目的 探讨日间手术模式下经耻骨后阴道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术（TVT）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SUI）的效果。 方法 回顾性选取2018年3月至2024年3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科和日间治疗中心收治的中重度女性SUI患者119例，均行TVT术式。根据围手术期管理模式，分为日间手术组（57例）和传统手术组（62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手术及住院相关指标、术后疗效评价指标和手术并发症。 结果 119例患者年龄为（56.0±8.7）岁，日间手术组与传统手术组在年龄［（56.0±7.1）比（56.3±9.1）岁］、体质指数［（23.75±2.98）比（23.10±2.83）kg/m2］、病程［（4.77±1.35）比（4.82±1.50）年］、经阴道分娩次数［（3.24±0.40）比（3.17±0.39）次］、SUI主观分度及SUI客观分度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两组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费用、麻醉费用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日间手术组的导尿管留置时间［（16.12±1.34）比（34.05±6.25）h］、护理费用［（70.79±10.66）比（498.37±125.83）元］、总住院费用［（10 899.63±45.54）比（18 501.87±41.46）元］、住院天数［（1.08±0.11）比（5.85±1.21）d］均低于传统手术组（均P<0.05），就医满意度高于传统手术组［（13.19±0.46）比（9.95±3.06）分，P<0.05］。两组患者术后疼痛情况、整体印象改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术前相比，两组患者术后6个月的尿失禁影响问卷（IIQ-7）评分、盆腔器官脱垂-尿失禁性功能问卷简表（PISQ-12）评分、1 h尿垫试验均改善（均P<0.05）；两组患者间术前、术后6个月的IIQ-7评分、PISQ-12评分、1 h尿垫试验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日间手术组手术并发症总发生率与传统手术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51%（2/57）比4.84%（3/62），P>0.05］。 结论 日间手术模式应用于TVT治疗女性SUI具有可行性和安全性，可显著缩短住院时间、导尿管留置时间，降低了住院整体治疗费用，提高医疗服务满意度，且不会增加手术并发症发生率。

目的 分析阴道内支架置入及经阴道内植入合成网片的后盆腔重建术治疗阴道后壁膨出伴出口梗阻型便秘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随访研究。选取2018年9月至2023年8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诊治的阴道后壁膨出伴出口梗阻型便秘并接受阴道内支架治疗的患者205例，根据后续治疗方式分为继续阴道内支架治疗组（78例，38.0%）和后盆腔重建术治疗组（127例，62.0%）。采用盆底不适调查表简表（PDFI-20）和排便梗阻综合征（ODS）问卷对阴道内支架治疗前、后患者排便障碍症状进行评估。对于后盆腔重建术治疗组，术后3个月采用PDFI-20、ODS问卷对排便障碍症状进行评估，采用盆腔器官脱垂定量分度法（POP-Q）对患者解剖复位情况进行评估，术后1、2、3、5年进行植入网片术后并发症相关随访。比较阴道内支架治疗前和治疗1个月后患者PDFI-20和ODS得分情况，以及后盆腔重建术治疗前和术后3个月患者POP-Q指示点情况。 结果 205例接受阴道内支架治疗患者的年龄［M（Q1，Q3）］为［65（62，68）］岁。阴道内支架治疗1个月后，所有患者PDFI-20问题4、7、8、总分及ODS问题1~8、总分均低于治疗前（均P<0.05）。后盆腔重建术治疗组术后3个月POP-Q指示点Ap［2（2，3）比-3（-3，-3）cm］、Bp［3（2，5）比-3（-3，-2）cm］均低于术前（均P<0.05），PDFI-20问卷问题4、7、8、总分及ODS问卷1~8及总分均低于术前（均P<0.05）。后盆腔重建术治疗组术后1、2、3、5年随访，POP-Q解剖复位良好，PDFI-20问卷提示疗效满意，5例网片暴露、3例疼痛、1例脱垂复发。 结论 阴道支架置入为出口梗阻型便秘提供试验性诊断和保守治疗方式；阴道内支架置入和后盆腔重建术对阴道后壁膨出伴出口梗阻型便秘均有良好疗效。

目的 探讨二甲双胍对内科住院患者住院期间静脉血栓栓塞症（VTE）发生率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4年9月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内科住院的238 342例患者资料，其中男137 902例，女100 440例；年龄［M（Q1，Q3）］为63（54，72）岁。根据患者住院期间是否使用二甲双胍分为二甲双胍组和对照组，比较二甲双胍组和对照组深静脉血栓形成（DVT）、肺栓塞症（PTE）及出血事件的发生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使用二甲双胍与DVT、PTE、消化系统出血及其他部位出血发生风险的关联。 结果 二甲双胍组DVT和PTE的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27%（226/17 819）比2.41%（5 319/220 523）、0.11%（20/17 819）比0.34%（759/220 523），均P<0.001］；消化系统出血和其他部位出血发生率也均低于对照组［分别为0.64%（114/17 819）比1.58%（3 488/220 523）、0.45%（81/17 819）比0.60%（1 316/220 523），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调整混杂因素后，二甲双胍组DVT、PTE发生风险均低于对照组，OR（95%CI）分别为0.558（0.484~0.644）、0.557（0.350~0.885）；二甲双胍组住院期间消化系统出血的发生风险亦低于对照组（OR=0.496，95%CI：0.408~0.603），但其他部位出血发生风险降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0.818，95%CI：0.635~1.052）。 结论 二甲双胍可降低内科住院患者住院期间VTE发生风险，且不增加出血风险，对VTE具有保护作用，可能成为出血高危患者VTE预防的潜在选择。

目的 分析血液透析患者移植物动静脉内瘘（AVG）感染的临床特征、干预效果及移植物废弃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3年12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净化中心上肢AVG患者的通路资料，分析AVG感染的发生率、临床特征，比较不同干预方式的治疗效果。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AVG感染后废弃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纳入704例上肢AVG患者，随访时间［M（Q1，Q3）］755（494，1 158）d。随访期间37例患者发生37例次使用中AVG感染，其中男14例，女23例，年龄（58.2±11.2）岁。AVG感染累积发生率为5.3%（37/704），发病密度为2.25次/100患者年。AVG建立后3、6、12个月感染发生率分别为0.6%（4/704）、1.1%（8/704）和2.3%（16/704）。97.3%（36/37）的患者表现为移植物局部炎症，64.9%（24/37）伴随全身症状。35例患者行病原微生物培养，血培养和组织/分泌物培养阳性率分别为84.2%（16/19）和78.1%（25/32），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为最常见菌株［血培养阳性率75.0%（12/16），组织分泌物培养阳性率57.1%（16/28）］。所有患者均接受抗生素治疗，75.7%（28/37）接受万古霉素或利奈唑胺治疗。18例感染后AVG直接废弃，8例接受保守治疗，11例进行移植物间置，干预后15例实现AVG保留且90 d内感染无复发。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OR=23.065，95%CI：1.867~284.878，P=0.014）和即穿型人工血管（ACUSEAL）（OR=21.097，95%CI：1.674~265.831，P=0.018）是感染后AVG废弃的危险因素。 结论 AVG感染总体发生率较低，合适的病例经积极干预可实现AVG功能性保留，女性患者和ACUSEAL更易发生感染后AVG废弃。

目的 通过长期随访，探索路易体痴呆（DLB）患者临床特征及多模态影像动态变化特征。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2年3月至2025年2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二中心神经内科收治的临床诊断为很可能的DLB患者资料，采用描述性方法对其临床特征、头颅磁共振（MRI）、多巴转运体（DAT）、11C-匹兹堡复合物B（11C-PIB）和18F-脱氧葡萄糖（18F-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特征进行分析，并对患者从发病至卧床时间、发病至死亡时间、认知功能年下降幅度、脑萎缩范围、脑代谢减低范围及DAT分布减低范围进行随访，末次随访时间为2025年2月。 结果 共收集11例DLB患者（男性9例，女性2例），发病年龄（74.64±9.67）岁，随访（5.90±3.46）年，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量表年下降（5.19±2.73）分，从发病到卧床（4.87±1.47）年，从发病到死亡（7.06±4.09）年。11例患者均有记忆力减退，仅2例有注意力及执行功能减退，7例存在认知功能波动；10例伴有视幻觉；7例伴有快速眼动睡眠期行为障碍（RBD），RBD早于发病［M（Q1，Q3），4.30（0，14.00）］年出现；10例患者伴有帕金森综合征，其中表现为运动迟缓者9例（9/10），肌强直9例（9/10），静止性震颤5例（5/10）。MRI显示6例患者早期出现双侧颞、顶交界区萎缩而颞叶内侧相对保留。FDG-PET显示10例患者均出现顶、颞、枕交界区代谢减低，随疾病进展逐渐出现额叶FDG减低，后扣带回代谢在疾病的中、后期相对保留。DAT-PET显示11例患者均表现为双侧壳核或尾状核DAT分布减低。PIB-PET显示11例患者均为阳性，其中6例表现为全大脑皮质PIB弥漫性滞留，4例表现为双侧额颞顶叶皮质PIB滞留，另有1例早期表现为额叶及枕叶PIB滞留。 结论 DLB疾病进展快且早期核心临床特征并不突出，极容易误诊，而临床及多模态影像学特征及其纵向随访可有力协助早期鉴别诊断。

回顾性纳入2022年6月至2025年2月在解放军总医院聋病分子诊断中心行全外显子组基因测序明确为OSBPL2基因变异致病的耳聋家系，并检索PubMed、中国知网数据库2014至2025年报道的OSBPL2基因致聋文献，对该变异的基因型和表型特点进行分析。本院607个中国耳聋家系中仅1个（0.16%）由OSBPL2基因新生变异致聋，为移码变异，位于53号氨基酸谷氨酰胺，对应的表型特点为双侧对称性、迟发性、进展性感音神经性耳聋，始于高频，逐渐累及全频，多发生于青少年晚期。该例患者基因型和表型特点与文献中6个家系和1例散发耳聋患者高度一致。OSBPL2基因变异导致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耳聋67型（DFNA67）较为罕见，移码变异多见，能以新生突变形式致病，p.Gln53可能是突变热点；对应表型相对均一，始于高频的渐进性感音神经性耳聋建议进行该基因检测。

探究经直肠超声引导下前列腺穿刺活检术（TRUS-PB）维持应用抗血小板药物对术后出血的影响。回顾性分析国家心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泌尿外科心血管共病联盟中8家中心2024年4月至2025年1月经直肠前列腺穿刺活检的29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维持抗血小板药物治疗分为用药组（维持抗血小板药物治疗）和对照组（正常未使用抗血小板药物的患者）。收集患者临床特征、用药情况、穿刺术资料、并发症及血常规、凝血指标等资料。用药组共纳入64例，年龄（71.2±9.9）岁；对照组232例，年龄（72.5±7.0）岁。用药组穿刺术后直肠压迫止血的时间长于对照组［（8.1±1.8）min比（3.7±1.4）min，P<0.05］。两组间年龄、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状态评分、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前列腺体积、穿刺针数以及肿瘤阳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均P>0.05）。对照组与用药组均无Ⅲ、Ⅳ度血尿和Ⅲ、Ⅳ度直肠出血。两组间Ⅰ、Ⅱ度血尿，Ⅰ、Ⅱ度直肠出血，尿潴留和感染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间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凝血酶原时间、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纤维蛋白原等血常规和凝血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TRUS-PB维持抗血小板药物未增加术后出血等严重并发症风险，但延长了术后直肠压迫止血时间。

本文报道1例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PAI）患儿，表现为出生后皮肤色素沉着、体重不增，正常女童外阴，实验室检查提示高钾血症、低钠血症、代谢性酸中毒，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显著升高，皮质醇水平低，17-羟孕酮、孕酮、睾酮不高，最终经基因检测后确诊为核受体亚家族5A成员1（NR5A1）基因突变所致PAI，给予糖皮质激素和盐皮质激素替代治疗后，症状好转。

本文报道1例左侧颌下腺栅栏状腺癌患者资料。患者女，68岁，因“左侧颌下区无痛性肿物6年，渐进性增大”入院，患者无涎腺肿瘤家族史，于2025年4月3日于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行左侧颌下区肿物切除术。术后病理诊断为栅栏状腺癌。术后给予辅助放疗，随访期间未见疾病进展。栅栏状腺癌组织形态学特征与免疫组织化学表型独特，目前尚未被正式纳入WHO分类体系。由于病例较少，相关文献报道乏见，此类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及临床转归仍不明确。

随着微生物组学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对肺部微生物环境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与传统认知不同，健康人肺部并非无菌环境，而是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微生物生态系统。肺部特定的微生物群落通过与宿主细胞的精密互动，在调节机体生理和病理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肺癌患者的肺内菌群呈现出显著的失调特征，包括菌群多样性降低及韦荣球菌、链球菌、普雷沃菌等特定菌属的异常富集。肺部微生物可通过触发慢性炎症、重塑免疫微环境、调控代谢（如色氨酸代谢失调）等机制，直接或间接促进肺癌进展。肺内菌群组成模式的改变可能成为肺癌早期诊断的潜在生物标志物。现有证据多来自横断面研究，难以明确微生物失调是肺癌的驱动因素还是继发结果。同时菌群间的相互影响也让机制分析变得复杂。未来可以从基础研究层面深入探索肺部微生物对肺癌进展的影响，同时从临床研究视角出发，进一步探究肺癌中复杂的宿主-微生物相互作用关系，确定肺部微生物群或特定优势菌种影响肺癌的关键途径，为肺癌的预防、诊断、治疗及预后提供新的切入点。

双相情感障碍（BD）是一种常见的严重精神障碍，其病因未明且缺乏客观生物标志物。外泌体微小RNA（miRNA）在细胞通讯中发挥关键作用，在体液中稳定存在，其表达水平与BD发病紧密相关。本文综述了外泌体miRNA参与BD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比较了外周血、脑组织及脑脊液中miRNA表达谱差异，及其可能涉及的分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