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 第43卷第10期

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是消化科医师在临床实践中常见的疾病，对于疑诊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的患者，胃肠动力检查的作用愈发突出。胃肠动力检查可为消化科医师提供常见症状的诊断线索。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是胃肠动力诊疗中心的核心要素，建立配置齐全的胃肠动力诊疗中心是有效开展胃肠动力亚专科的必备条件。为规范我国胃肠动力诊疗中心的建设，特制定此建设规范。

贲门失弛缓症是一种以食管下括约肌松弛障碍和食管正常蠕动缺乏为特征的原发性食管动力障碍性疾病，近十年来，由于高分辨率食管测压、经口内镜食管下括约肌切开术等新兴检查技术和治疗手段不断发展并应用于临床，贲门失弛缓症的诊治策略已发生显著变化。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胃肠动力学组、胃肠功能性疾病协作组、食管疾病协作组与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共同制定了中国贲门失弛缓症诊疗规范，内容包括贲门失弛缓症的临床表现、诊断方法与标准、治疗决策等。

功能性消化不良(FD)是常见的功能性胃肠疾病之一，其病因复杂，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确，且症状易与其他消化道疾病重叠，目前治疗手段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医药以辨证论治和整体治疗为指导，在FD治疗中具有显著的优势与特色。本文对中医药治疗FD的临床及机制研究归纳总结，重点阐释了中医药诊治FD的相关研究及其带来的启示，以期为中西医结合治疗FD和FD重叠其他胃肠症状提供新思路。

目的 探究唾液胃蛋白酶检测(Peptest)在胃食管反流病(GERD)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2022年4至10月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门诊有典型反流和(或)烧心症状1个月以上拟诊为GERD，且均完成24 h食管pH值联合阻抗监测(24 h MII-pH)和高分辨率食管测压的81例患者。收集患者插管当天午餐后、出现症状后和随机唾液样本并进行Peptest。所有患者完成上述检查后均服用标准剂量质子泵抑制剂(PPI)2周。以24 h MII-pH结果为诊断GERD的金标准，分析Peptest最佳时间点，以及Peptest联合PPI试验对GERD的诊断价值。进一步将24 h MII-pH阴性患者分为Peptest阳性组和阴性组，通过比较两组患者烧心症状评分、胃食管反流病自测量表(GERD-Q)评分、反流特征和食管动力情况，探究Peptest在24 h MII-pH阴性患者中是否有鉴别价值。统计学方法采用卡方检验和非参数检验。 结果 24 h MII-pH监测结果显示，81例患者中21例(25.9%)确诊GERD，60例为24 h MII-pH阴性。出现症状后是Peptest的最佳时间点，出现症状后Peptest诊断GERD的灵敏度为80.9%，特异度为50.0%，准确性为58.0%。出现症状后Peptest联合PPI试验诊断GERD的特异度和准确性均高于出现症状后Peptest单独诊断(75.0%比50.0%、74.1%比58.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8.00、4.65, P＝0.005、0.031)。在60例24 h MII-pH阴性患者中，出现症状后Peptest阳性和阴性组各30例，出现症状后Peptest阳性组患者的烧心症状评分和GERD-Q评分均高于出现症状后Peptest阴性组[3.0分(2.0分，3.0分)比1.0分(0.0分，2.3分)、12.0分(9.8分，13.0分)比9.0分(6.0分，11.0分)]，酸反流清除时间长于出现症状后Peptest阴性组[57.0 s(22.3 s, 88.0 s)比18.3 s(9.6 s, 32.1 s)],食管下括约肌静息压、完整松弛压均低于出现症状后Peptest阴性组[10.40 mmHg(5.75 mmHg, 18.95 mmHg)比21.45 mmHg(10.65 mmHg, 31.70 mmHg)、3.90 mmHg(2.05 mmHg, 5.35 mmHg)比4.90 mmHg(3.76 mmHg, 8.25 mmHg)；1 mmHg＝0.133 kPa ]，远端平均夜间基线阻抗、远端收缩积分、食管胃连接部收缩积分均小于出现症状后Peptest阴性组[1 783 Ω(1 660 Ω，2 157 Ω)比2 300 Ω(1 805 Ω，2 370 Ω)、1 416 mmHg·s·cm(919 mmHg·s·cm, 2 176 mmHg·s·cm)比1 858 mmHg·s·cm(1 395 mmHg·s·cm, 2 880 mmHg·s·cm)、27.7 mmHg·cm(19.8 mmHg·cm, 39.5 mmHg·cm)比52.6 mmHg·cm(27.7 mmHg·cm, 74.6 mmHg·c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4.00、－3.53、－3.31、－2.34、－2.13、－2.75、－2.14、－2.43；P<0.001、<0.001，＝0.001、0.019、0.033、0.006、0.032、0.015)。 结论 与餐后、随机时间点相比，出现症状后Peptest对于诊断GERD可能更佳，且与PPI试验联合后诊断GERD准确性进一步提高。对于24 h MII-pH阴性患者，出现症状后进行Peptest可能对GERD患者有一定鉴别价值。

目的 比较基于气体容积积分(GVS)法与计算机断层扫描(CT)图像联合计算公式法(以下简称CT法)检测功能性消化不良(FD)患者胃肠道气体量的差异。 方法 纳入2021年12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内科门诊就诊的FD患者27例(FD组)，同期选择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体检中心数据库的健康对照者30例(健康对照组)，两组患者均同时完善立位腹部X线和全腹部CT检查。分别运用GVS法和CT法计算并比较两组患者，以及FD亚型[餐后不适综合征(PDS)型、上腹痛综合征(EPS)型、PDS重叠EPS型]患者间的胃肠道气体量。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 基于GVS法，FD组胃腔、小肠、结直肠气体量分别为0.04±0.01、0.06±0.01、0.06±0.01，健康对照组分别为0.04±0.01、0.05±0.01、0.05±0.01，FD组的小肠和结直肠气体量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48、4.40，P＝0.001、<0.001)；PDS型、EPS型、PDS重叠EPS型3个FD亚型患者的胃腔、小肠、结直肠气体量分别为0.04±0.01、0.04±0.01、0.05±0.00，0.06±0.01、0.06±0.01、0.05±0.00，0.06±0.01、0.06±0.01、0.06±0.01，各亚型间的胃腔、小肠和结直肠气体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基于CT法，FD组胃腔、小肠、结直肠气体量分别为(17 090.89±4 437.40)、(32 597.53±7 865.86)、(49 010.20±12 972.42) mm3，健康对照组胃腔、小肠、结直肠气体量分别为(13 424.43±5 211.86)、(33 567.93±9 157.23)、(39 036.22±6 343.27) mm3；FD组的胃腔和结直肠气体量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84、3.75，P＝0.006、0.001)；PDS型、EPS型、PDS重叠EPS型3个FD亚型患者的胃腔、小肠、结直肠气体量分别为(18 464.03±4 088.57)、(14 560.97±3 771.26)、(16 806.17±4 299.60) mm3，(31 820.79±7 022.77)、(30 604.84±8 343.10)、(37 140.05±8 276.58) mm3，(47 447.66±14 047.00)、(49 645.73±9 527.73)、(51 181.96±16 836.97) mm3，PDS型患者的胃腔气体量高于EPS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4，P＝0.038)。 结论 FD患者胃肠道气体量高于健康对照者。PDS型患者胃腔气体积聚较EPS型显著。CT法可辅助医师更准确地计算FD患者胃肠道(特别是胃腔)气体量。

目的 评估按照罗马Ⅲ标准诊断的肠易激综合征(IBS)患者中，符合罗马Ⅲ但不符合罗马Ⅳ标准的IBS患者与符合罗马Ⅳ标准的IBS患者的多维度临床表现特征差异。 方法 选择2016年11月至2017年10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39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95例)、大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96例)、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90例)、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20例)、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32例)共6家医院收治的472例IBS患者。将472例IBS患者分为符合罗马Ⅳ标准组(以下简称罗马Ⅳ组)和符合罗马Ⅲ但不符合罗马Ⅳ标准组(以下简称罗马Ⅲ组)，通过面对面填写问卷的方式，比较两组患者基本特征(IBS病程、感染后IBS、吸烟史、饮酒史等)、腹部症状和排便相关症状差异，完成多维度临床表现评估，包括胃肠道症状评分量表(GSRS)、肠易激综合征严重程度评分系统(IBS-SSS)、肠易激综合征生活质量量表(IBS-QOL)和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评分。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秩和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罗马Ⅳ组患者344例(72.9%)，罗马Ⅲ组患者128例(27.1%)。罗马Ⅳ组患者IBS病程长于罗马Ⅲ组患者[3.0年(7.0年)比2.0年(5.7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73，P＝0.006)。罗马Ⅳ组IBS患者稀便、腹痛的GSRS评分高于罗马Ⅲ组患者，但排气增多、腹胀的GSRS评分低于罗马Ⅲ组患者[3.0分(2.0分)比2.0分(4.0分)、3.0分(2.0分)比1.0分(2.0分)、1.5分(3.0分)比2.0分(3.0分)、1.0分(3.0分)比2.0分(3.0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48、－9.90、－2.11、－2.06，P＝0.013、<0.001、＝0.035、＝0.040)。罗马Ⅳ组IBS患者疲劳和眩晕的比例高于罗马Ⅲ组患者[58.4%(201/344)比43.0%(55/128)、30.8%(106/344)比29.7%(38/12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8.37、12.36，P＝0.004、<0.001)。罗马Ⅳ组IBS患者HADS的焦虑和抑郁子量表评分均高于罗马Ⅲ组患者[6.5分(6.8分)比6.0分(6.0分)、5.0分(6.0分)比3.0分(5.0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58、－2.40，P＝0.010、0.017)。罗马Ⅳ组IBS患者IBS-SSS总分及腹痛严重程度、腹痛频率、生活质量影响程度评分均高于罗马Ⅲ组患者[249.5分(108.0分)比177.0分(111.8分)、50.0分(25.0分)比20.0分(30.0分)、50.0分(70.0分)比10.0分(30.0分)、66.0分(42.0分)比42.5分(34.0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7.79、－9.64、－10.65、－2.48，P<0.001、<0.001、<0.001、＝0.013)。罗马Ⅳ组IBS患者IBS-QOL行为障碍评分低于罗马Ⅲ组患者[(74.5±21.6)分比(79.2±17.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2，P＝0.027)。 结论 与符合罗马Ⅲ标准但不符合罗马Ⅳ标准的IBS患者相比，符合罗马Ⅳ标准的IBS患者的临床症状更为典型和严重。

目的 初步探索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相较于X线排粪造影、肛门直肠测压对评估功能性排便障碍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7至1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就诊的39例功能性排便障碍患者的肛门直肠肌群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X线排粪造影和肛门直肠测压结果。采用非参数检验比较不同时相肛门直肠肌群弹性模量值的变化。分别运用卡方检验及Bland-Altman点图分析对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X线排粪造影和肛门直肠测压评估盆底肌痉挛综合征，以及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与排粪造影测量的肛直角角度变化[静息相到收缩相，静息相到力排相(Valsalval动作下)]进行一致性检验。 结果 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测得功能性排便障碍患者力排相耻骨直肠肌、肛门内括约肌、肛门外括约肌弹性模量值分别为32.4 kPa (19.1 kPa，60.3 kPa)、25.3 kPa (17.0 kPa，53.8 kPa)、28.6 kPa (21.3 kPa，55.1 kPa) ，分别与静息相弹性模量值[33.5 kPa (22.1 kPa，44.9 kPa)、28.9 kPa (22.4 kPa，45.1 kPa)、32.4 kPa (23.1 kPa，49.4 kPa)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和X线排粪造影对于盆底肌痉挛综合征诊断的一致性较差(Kappa值＝0.190)。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和肛门直肠测压对于排便不协调诊断的一致性较差(Kappa值＝0.160)。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与X线排粪造影测量的肛直角角度变化差异值均在95%一致性界限内(P＝0.429、0.582)。 结论 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评估肛直角角度变化较灵敏，与X线排粪造影评估角度变化一致性较好。

目的 探讨加味半夏泻心汤对功能性消化不良(FD)患者的疗效和胃功能学的影响。 方法 前瞻性选择2021年6月至2022年12月于温州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门诊符合罗马Ⅳ诊断标准的FD患者56例，采用加味半夏泻心汤治疗4周，采用上消化道症状严重程度指数评分评估临床疗效，采用标准液体营养餐胃负荷试验和标准固体餐胃排空试验评估胃功能，比较治疗前和治疗结束时的消化不良症状总积分、近端胃最大饱感阈值、近端胃初始饱感阈值和5 h固体胃排空率。观察治疗期间和治疗后随访4周内不良反应事件(如恶心、腹泻、头晕、皮疹等)的发生情况。统计学方法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和配对t检验。 结果 FD患者治疗后痊愈14例，显效22例，有效12例，无效8例，总有效率为85.71%(48/56)。治疗结束时消化不良症状总积分低于治疗前[3.00分(1.00分，4.00分)比13.00分(8.00分，18.0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7.96，P<0.001)；治疗结束时近端胃最大饱感阈值和5 h固体胃排空率均高于治疗前[(897.45±98.82) mL比(588.46±60.26) mL、(87.59±12.74)%比(36.59±15.9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9.98、18.70，均P<0.001)；治疗前后的近端胃初始饱感阈值比较[(131.84±52.91) mL比(130.0±47.61) 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期间和治疗后随访4周均未发现与研究相关的不良反应事件。 结论 加味半夏泻心汤可提高FD患者近端胃容受性和胃排空功能，改善消化不良症候群，临床疗效好且安全性高。

纳入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于福建省立医院消化内科诊断为克罗恩病缓解期的44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合并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IBO)分为SIBO阳性组(17例)和SIBO阴性组(27例)。比较两组的临床特征，分析克罗恩病缓解期合并SIBO的危险因素，评价利福昔明对克罗恩病缓解期合并SIBO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SIBO阳性组女性占比高于SIBO阴性组[13/17比25.93%(7/27)]，累及回盲瓣、合并肠道狭窄、腹胀、排稀便的患者占比高于SIBO阴性组[15/17比48.15%(13/27)、14/17比18.52%(5/27)、16/17比33.33%(9/27)、15/17比25.93%(7/27)]，基线克罗恩病活动指数(CDAI)评分、C反应蛋白(CRP)、红细胞沉降率(ESR)、粪便钙防卫蛋白(FC)水平均高于SIBO阴性组[120.60分(79.80分，139.20分)比58.80分(37.10分，86.00分)、14.30 mg/L(9.60 mg/L，20.80 mg/L)比4.60 mg/L(2.60 mg/L，11.10 mg/L)、14.00 mm/1 h(7.00 mm/1 h，19.00 mm/1 h)比7.00 mm/1 h(3.00 mm/1 h，15.00 mm/1 h)、284.50 μg/g(267.30 μg/g，556.80 μg/g)比18.80 μg/g(14.60 μg/g，38.20 μg/g)]，体重指数低于SIBO阴性组[(19.16±1.89) kg/m2比(20.82±1.86) kg/m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0.75、7.24、17.33、15.71、16.20，Z＝3.74、2.74、2.30、5.04，t＝2.85；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合并肠道狭窄(OR＝10.76，95%置信区间1.05~110.59，P＝0.046)、FC水平升高(OR＝1.02，95%置信区间1.01~1.03，P＝0.002)是克罗恩病缓解期合并SIBO的独立危险因素。接受利福昔明治疗的10例SIBO阳性患者中，治疗2周后6例SIBO转阴，4周后10例均转阴；利福昔明治疗第8周末，10例患者腹胀、排稀便次数、CDAI、CRP、ESR、FC和体重指数均较治疗前改善。在属水平，SIBO治疗后扭链瘤胃球菌属(Ruminococcus torques)、纺锤链杆菌属(Fusicatenibacter)相对丰度较治疗前降低(F＝4.71、1.58，均P<0.05)，新月形单胞菌属(Selenomonas)3、、芽孢杆菌属(Bacillus)、普氏菌属(Prevotella)-6、毛螺菌属(Lachnospiraceae)未分类-008相对丰度较治疗前升高(F＝5.13、4.71、4.71、1.58，均P<0.05)。提示SIBO与炎症反应有关，对克罗恩病维持缓解不利。利福昔明治疗克罗恩病缓解期合并SIBO有效，可减轻腹胀症状，降低炎症指标，优化肠道菌群。

深在性囊性胃炎(GCP)是一种罕见的以胃黏膜下腺体囊性增生为特征的胃部病变，常见病变部位为胃窦和胃体，累及胃体、胃窦多部位的GCP病例罕有报道。本文报道1例胃体、胃窦部多发GCP且伴有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患者的诊治经过，以期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病的认识。

小肠梗阻的病因复杂多样，常见病因包括粘连、感染、肿瘤等。现报告1例以急性小肠梗阻为首发表现的未分化结缔组织病的诊治经过。该病诊疗过程中需要与嗜酸细胞性胃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相关疾病进行鉴别。在病因未明确时，应综合各项检查指标，多维度综合诊疗，避免不必要的手术创伤及其可能引起的各种并发症，恰当选择最佳治疗方案。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pNEN)是一种发生机制复杂且罕见的肿瘤，其临床特征、组织学表现复杂多样，治疗方式和预后也与其他胰腺肿瘤不同。pNEN的治疗高度依赖于肿瘤的分级和分化程度，激素的分泌水平，肿瘤与动脉的关系，以及肿瘤的负荷和进展情况。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目前对于pNEN的治疗有许多新的方式，这些治疗方式有助于改进以往的治疗决策，从而进一步改善患者预后。现对pNEN的最新治疗策略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治疗决策提供帮助。

持续严重的上腹部疼痛是急性胰腺炎重要临床症状和诊断标准之一。虽然疼痛的机制尚不明确，但重视疼痛在疾病过程中的价值并采取合适的干预措施具有重要临床意义。除了重视液体复苏、抑制胰酶分泌、必要的介入手段等治疗方法外，镇痛方法的合理选择也至关重要。目前，临床上对于急性胰腺炎重要的镇痛方法包括非甾体抗炎药、阿片类药物、胸段硬膜外镇痛等，合理的阶梯式镇痛和多模式镇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