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 第102卷第31期

骨与软组织肉瘤是一组罕见的恶性肿瘤，诊断与治疗均存在巨大挑战。随着分子检测的发展，特别是二代测序技术的应用，部分骨与软组织肉瘤的诊断因为有了新的依据而发生变化，治疗策略也因此进行了调整。分子检测有望成为影响未来诊治策略的重要手段，但该技术在肉瘤领域尚未获得广泛应用，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文献数据为基础，就分子检测在骨与软组织肉瘤的基础研究、诊断、治疗、预后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述评。

晚期软组织肉瘤患者的系统性治疗以化疗为主，免疫治疗仅对部分亚型有效，以培唑帕尼和安罗替尼为代表的抗血管生成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作为靶向治疗的主要药物，已被国内外指南明确推荐为非特指型软组织肉瘤的二线治疗。近年来这类药物除了用于晚期二线单药治疗，其在二线联合治疗、维持治疗、一线治疗和新辅助治疗等方面也陆续开展了相关研究。本文现就抗血管生成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在软组织肉瘤中的应用现状及展望做简要述评。

影像学检查对IgG4相关性疾病（IgG4-RD）的诊断和评估具有重要作用，应根据受累部位及临床诊疗需求选择适当的检查方法。根据我国影像学检查临床适用性评价理念，需要影像科医生与临床医生共同为患者影像学检查方法的合理选择提供参考依据。本共识针对IgG4-RD患者诊疗所关注的7个常见临床需求，简明概述了影像学检查方法选择的推荐意见，旨在为临床提供目前最适宜的检查方法，提高诊疗的效率和效果，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

目的 观察从患者肿瘤组织中提取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经体外扩增联合高剂量白细胞介素2（IL-2）回输对转移性骨肉瘤患者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纳入2019年12月1日至2021年6月20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12例病理诊断为骨肉瘤的受试者。所有患者在接受标准化疗后进展出现转移，并且多线治疗失败。从转移病灶活检取得新鲜肿瘤组织，经体外提取并扩增生产TILs，达到临床治疗量后（109~1011），回输给患者。自体TILs输注后立即给予高剂量IL-2（100 000~200 000 U/kg）。观察患者不良事件和生存情况。 结果 1例患者自体TILs制造失败，11例患者采用单次输注自体TILs治疗，男10例，女1例，中位年龄19.9岁（12~33岁）。其中6例采用TILs细胞剂量达1.0×1010以上。11例患者随访1~13个月，耐受良好。报告的最常见的不良事件是发热（10/11）、便秘（3/11）和血谷氨酰转移酶（GGT）增高（3/11）。发热发生率高主要是注射IL-2所致。所有患者经过清除淋巴细胞方案后均经历了淋巴细胞计数的短暂下降和白细胞的减少。4级血液学毒性包括淋巴细胞增多（8/11）、中性粒细胞减少（2/11）和血小板减少（1/11）。未观察到神经毒性。在11例可评价患者中，获得的最佳反应为9例疾病稳定（SD），2例疾病进展（PD）。疾病控制率为9/11，SD中位持续时间>4个月。其中1例SD患者的缓解期超过6个月，肿瘤体积最大缩小超过20%。值得注意的是，受试者9治疗后持续SD状态6个月以上。 结论 进展期骨肉瘤患者肿瘤组织中可分离出具有体外扩增能力的TILs，通过体外扩增并回输的TILs具有一定的抗骨肉瘤作用。

目的 探讨化疗联合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抗体和安罗替尼对晚期去分化脂肪肉瘤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1月30日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内科接受化疗联合免疫PD-1抗体和安罗替尼治疗的去分化脂肪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共24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12例，女12例，中位发病年龄56岁（31~69岁）。分析其疗效和安全性。 结果 患者均为肿瘤病理简明三级分级方案中G2（中分化）或G3（差分化）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去分化脂肪肉瘤。一线治疗12例，二线治疗7例，三线及以上治疗5例。中位随访时间7.7个月，客观缓解率为20.8%（5/24），疾病控制率为83.3%（20/24），5例部分缓解，15例疾病稳定，4例进展。24例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4.9个月（95%CI：3.4~16.2个月）。以蒽环类药物、艾立布林或吉西他滨为基础的联合治疗的客观缓解率分别为1/12、2/6和2/6，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7.7、7.3和4.4个月。瀑布图显示蒽环类为基础治疗患者更多表现为疾病稳定（9/12），而艾立布林和吉西他滨为基础治疗更多出现缩瘤（3/6和2/6）。常见不良反应有骨髓抑制、乏力、纳差、皮疹、皮肤瘙痒、心悸、甲状腺功能减退、高血压等。 结论 化疗联合PD-1抗体和安罗替尼治疗晚期去分化脂肪肉瘤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可耐受。艾立布林和吉西他滨为基础的联合治疗缩瘤效果更佳。

目的 探索抗血管生成小分子靶向药物阿帕替尼是否能逆转晚期肉瘤的化疗耐药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8年5月至2021年11月就诊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化疗后进展随后接受原化疗方案联合低剂量阿帕替尼治疗的晚期肉瘤患者的资料，评估该方案的疗效及安全性。主要观察终点为疾病无进展生存期（PFS），次要观察终点为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总生存时间（OS）和不良反应（AE）。共分为骨肉瘤、软组织肉瘤和未分化小圆细胞肉瘤3组，并按联合治疗的最佳疗效、原化疗线数、原化疗最佳疗效和原化疗PFS等因素进行分层分析，以初步探索联合治疗的获益情况。 结果 共计30例患者被纳入本研究，其中男20例，女10例，年龄（25.6±14.7）岁。包括骨肉瘤9例，软组织肉瘤11例，未分化小圆细胞肉瘤10例。无患者达到完全缓解，8例（26.7%）患者达到部分缓解，19例（63.3%）达到疾病稳定，总体ORR为26.7%（8/30），DCR为90.0%（27/30）。总体中位PFS为4.1个月，中位OS为13.1个月。三种不同亚型的肉瘤中，骨肉瘤的ORR达到44.4%（4/9），中位PFS为4.1个月，中位OS尚未达到；未分化小圆细胞肉瘤的ORR达到40.0%（4/10），中位PFS为6.4个月，中位OS为10.9个月；软组织肉瘤无客观缓解患者，中位PFS为3.5个月，中位OS为7.3个月。获得客观缓解的患者相对于疾病稳定的患者有更好的PFS（12.8比3.8个月，P=0.015），原化疗PFS≥6个月的患者有更好的PFS获益（12.7比2.7个月，P<0.001）。但原化疗线数、原化疗最佳疗效对本联合方案的PFS均无影响。安全性方面，阿帕替尼的相关毒性均不超过2级，4级化疗相关不良反应主要为血液学毒性，其中有2例患者因粒细胞缺乏伴发热中断治疗。 结论 低剂量阿帕替尼逆转骨肉瘤和未分化小圆细胞肉瘤的化疗耐药有一定疗效，总体安全性可接受。

目的 对1个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病（ADPKD）家系进行临床表型分析和致病基因突变检测。 方法 本研究先证者因“左上颌骨根尖囊肿”于2017年10月10日在东莞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通过临床表现、影像检查和生化指标等对先证者确诊。采集家系成员及150名健康对照者外周血，通过高通量测序（NGS）法筛选先证者全外显子组突变基因；应用PCR及Sanger测序验证先证者及其家系成员候选突变基因位点，并进一步筛查健康对照者；应用ExAC、dbSNP、HGMD、1000 genomes、ClinVar、PKDB、Mutation Taster和PhyloP数据库及软件进行突变人群频率和生物信息学分析。 结果 先证者，男，46岁，高血压，尿潜血阳性，血肌酐升高。B超及CT示双侧多囊肾伴左肾结石，多囊肝。测序显示先证者及其二弟、妹妹、女儿和侄女皆存在PKD1基因c.11017-10C>A杂合剪接突变，且150名健康对照者中均未发现该突变。c.11017-10C>A已被dbSNP、ClinVar、HGMD、PKDB和Mutation Taster数据库收录，有害性预测结果为有害，可能导致产生多囊蛋白1（polycystin1，PC1）截短蛋白。 结论 在中国人群ADPKD家系发现PKD1致病基因突变c.11017-10C>A，拓展了该基因的突变谱。

目的 比较红霉素眼膏联合3M透明膜和维生素A眼用凝胶联合3M透明膜在头颈部全身麻醉手术中的眼表保护作用。 方法 选择2021年6至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择期行全身麻醉下头颈部手术的患者120例，其中男58例，女62例，年龄（46±12）岁。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红霉素眼膏联合3M透明膜组（简称红霉素眼，n=60）和维生素A眼用凝胶联合3M透明膜组（简称维A眼，n=60）。红霉素眼滴入红霉素眼膏，之后使用3M透明膜粘贴；维A眼滴入维生素A眼用凝胶，之后也使用3M透明膜粘贴；两组患者的对照眼均单纯使用3M透明膜粘贴。对每例患者在麻醉诱导前、麻醉恢复室（PACU）内以及术后1 d进行3次手持裂隙灯检查。主要观察指标为各眼别角膜荧光素钠染色（CFS）评分。次要观察指标包括干眼症状评估（SANDE）调查问卷评分、基础泪液分泌试验（SIt）、泪膜破裂时间（BUT）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红霉素眼和维A眼在PACU内的CFS评分分别为（0.62±0.16）、（0.13±0.01）分，与诱导前基线指标相比均升高（均P<0.05）；且红霉素眼在PACU时的CFS评分高于维A眼（P=0.007）。与诱导前相比，红霉素眼在PACU时的SIt明显增加［（16.0±1.3）比（11.4±4.9）mm，P=0.017］，维A眼在PACU时的SIt明显下降［（10.2±3.6）比（12.4±5.5）mm，P=0.046］；红霉素眼在PACU时的SIt高于维A眼（P=0.013）。红霉素眼和维A眼在PACU时BUT分别为（6.4±2.5）、（6.8±2.1）s，均低于诱导前（均P<0.05）；红霉素眼和维A眼间BUT和SANDE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红霉素眼在PACU时不良反应包括黏滞感（66.7%，40/60）、结膜充血（21.7%，13/60）、刺痛（8.3%，5/60）、视物模糊（58.3%，35/60），发生率均高于维A眼的30.0%（18/60）、5.0%（3/60）、0、6.7%（4/60）（均P<0.05）。 结论 对于全身麻醉下头颈部手术患者，与联合使用红霉素眼膏和3M透明膜相比，术中联合使用维A眼用凝胶和3M透明膜能更好地预防术后眼表损伤。

目的 探讨Z值以及不同风险因素对无创产前检测（NIPT）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阳性预测值（PPV）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NIPT检测的样本，共81 838份。NIPT提示为高风险的样本，后续行侵入性产前诊断，计算对应的PPV。比较不同Z值区间样本的PPV的差异；将进行NIPT检测的人群分为高风险组和非高风险组：高风险组（n=39 114）：包括超声软指标异常、血清学筛查高风险和高龄妊娠；非高风险组（n=42 724）：包括血清学筛查临界风险和低风险。对比不同风险人群进行NIPT检测后PPV的差异；分析不同Z值和不同风险组间PPV的差异。 结果 NIPT共检出471份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高风险样本，包括362份21-三体高风险、77份18-三体高风险和32份13-三体高风险。经侵入性产前诊断，最终确诊的样本分别为226份、46份和6份，对应的PPV分别为79.3%（226/285）、82.1%（46/56）和27.3%（6/22）。21-三体和18-三体的PPV与Z值大小皆呈正相关（r=0.92、0.62，均P<0.05），13-三体因确诊病例偏少，无法分析。高风险组的复合PPV为85.2%（207/243），高于非高风险组的59.2%（71/120）（χ2=30.30，P<0.01）。在Z值区间分别为3~<4、4~<5时，高风险人群的PPV分别为46.2%（12/26）和62.5%（15/24），均高于非高风险人群的16.0%（4/25）和14.3%（3/21）（χ2=4.10、8.90，均P<0.05）；随着Z值的升高，两组间PPV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21-三体和18-三体的PPV和Z值呈正相关；高风险组的PPV大于非高风险组；结合Z值和不同风险因素可对NIPT检测高风险人群提供更准确的遗传咨询。

目的 对比氩氦刀冷冻消融（CYA）与射频消融（RFA）治疗Ⅰ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9年1月符合纳入标准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90例Ⅰ期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48例，女42例，年龄39~85（63.6±10.1）岁。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分为CYA组（38例）和RFA组（52例）。对比分析2组患者手术持续时间、术中疼痛情况、局部进展率及并发症发生率，采用Kaplan-Meier方法进行生存分析，Log-rank检验比较生存曲线差异。 结果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CYA组手术时间长于RFA组［（73.5±17.2）比（51.4±18.7）min，P<0.001］，CYA 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低于RFA组［0.53±0.89）比（3.44±2.44）分，P<0.001）］。CYA组和RFA组的中位随访时间分别为53个月和52个月。随访期间，CYA组和RFA组的局部进展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1.6%（12/38）比25.0%（13/52），P=0.491］。两组中位肿瘤无进展生存期（P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1（95%CI：40.3~55.0）个月比44（95%CI：37.2~54.1）个月，P=0.649］；两组中位总生存期（OS）均未达到。两组常见的并发症为气胸、出血和胸腔积液，CYA组总的并发症发生率与RFA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2.1%（16/38）比28.8%（15/52），P=0.191］，其中CYA组胸腔积液发生率高于RFA组［26.3%（10/38）比5.8%（3/52），P=0.006］，气胸和出血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3.3%（5/38）比13.5%（7/52）和15.8%（6/38）比9.6%（5/52），均P>0.05］。 结论 CYA和RFA治疗Ⅰ期NSCLC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YA术中疼痛相对较轻，但手术持续时间长。

目的 评价全程神经内镜微血管减压术（MVD）治疗三叉神经痛（TN）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神经外科2008年12月至2020年12月期间采用全程神经内镜MVD治疗112例TN患者临床基线资料和术前MRI影像学数据，包括：桥小脑区（CPA）面积比（健/患侧）、三叉神经（TGN）长度比（健/患侧）、TGN夹角比（健/患侧）、责任血管类型。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术后复发的因素。 结果 本组112例患者中，其中男49例，女63例；年龄20~82（59±9）岁，病程0.05~30.00（5.60±5.15）年。疼痛位于左侧43例（38.39%），右侧69例（61.61%）；所有患者随访时间均>1年，平均随访时间21.5个月，复发11例。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显示，病程≥3年（HR=9.34，95%CI：1.12~39.07）、CPA面积比（健/患侧）>1（HR=27.47，95%CI：1.69~44.20）、责任血管类型为静脉（HR=35.39，95%CI：1.26~18.60）以及动静脉（HR=46.07，95%CI：2.74~27.75）是影响MVD术后复发的因素（均P<0.05）。 结论 患者病程≥3年、CPA面积比（健/患侧）>1、责任血管类型为静脉/动静脉是影响全程神经内镜MVD治疗TN痛术后复发率的相关因素。

随着高分辨磁共振血管壁成像在缺血性卒中病因评估中的广泛应用，对于非狭窄（管腔狭窄程度<50%）高危斑块的识别越来越多。非狭窄高危斑块在影像和病理上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其与卒中发生的相关性在既往研究中也多次被证实。目前对于非狭窄高危斑块的评估手段主要包括超声、磁共振成像、CT和PET。然而，关于非狭窄高危斑块的评估操作规范及如何判定检出斑块是否为本次卒中的责任斑块仍然缺乏统一标准，关于高危斑块相关卒中的最佳治疗方案也缺乏高质量的循证医学证据。未来关于非狭窄高危斑块与临床卒中事件的相关性仍需要大样本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同时需要进一步借助影像明确高危斑块动态演变规律，开展高质量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比较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疗的优劣及最佳时机，寻找简易评估标准辅助早期治疗。

对于晚期或不可切除的软组织肉瘤（STS），传统的治疗手段并不能很好地改善其预后。随着对STS的免疫微环境的不断深入研究，免疫治疗在STS上的应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部分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疾病可以得到长期控制，甚至完全缓解。本文将简要概括晚期STS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过继性免疫治疗（ACT）和其他免疫治疗（如溶瘤病毒、肿瘤治疗型疫苗等）以及联合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进行相关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