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 第56卷第04期

CT成像能力的提升和新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心血管病CT影像诊断的快速发展与进步。基于CT的冠状动脉血流储备分数、心肌灌注、心肌应变、细胞外容积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使得CT突破了单纯的心脏“解剖学”诊断领域，实现了心脏“功能学”诊断的可能性。这是医工结合具体实践带来的成果，促使国内加快医工结合的研发，加快新产品落地应用的步伐。

我国原发性肝癌的患病率在恶性肿瘤中居第4位，病死率居第2位。在临床实践中，2/3患者已失去手术根治的机会。对于不可切除的原发性肝癌患者，经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是首选的治疗方式。但与传统的采用碘化油-化疗药物乳剂进行化疗栓塞的方法相比，药物洗脱微球的研发和应用，为TACE治疗增添了一种新的方法。多项临床研究表明采用药物洗脱微球经动脉化疗栓塞术（D-TACE）治疗原发性肝癌技术要求更高，病灶应答率更好。因此，在积累大量临床病例和相关医学数据的基础上，组织多位肿瘤介入领域专家制定了药物洗脱微球在不可切除原发性肝癌治疗中的临床应用共识，旨在促进药物洗脱微球的合理使用和规范化治疗操作。

目的 探讨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患者的脑结构网络改变、认知障碍及其相互关系。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收集2012年9月至2019年12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抗NMDAR脑炎患者39例作为自身免疫性脑炎组（AE组），男16例、女23例，年龄13~66（34±15）岁，病程11~110（31±20）d。另招募常规头颅MR检查正常且既往无神经系统疾病史的32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男14名、女18名，年龄20~67（34±12）岁。对所有受检者进行扩散张量成像（DTI）并评估认知功能。采用确定性纤维追踪法构建2组脑结构网络，运用图论法分别分析2组脑结构网络全局网络拓扑属性［聚类系数（Cp）、最短路径长度（Lp）、局部效率（Eloc）、全局效率（Eglob）、标准化Cp（γ）、标准化Lp（λ）、小世界指数（σ）］和局部网络拓扑属性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脑结构网络特征性参数与认知功能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 AE组与对照组患者年龄、性别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E组CP值［0.005（0.004，0.007）］、γ（1.76±0.13）、λ（0.51±0.03）及σ值（1.57±0.13）与对照组［分别为0.007（0.004，0.017）、2.13±0.63、0.55±0.06、1.73±0.36］比较均下降（Z=-939.00、t=-3.58、t=-4.16、t=-2.58，P<0.05）。与对照组相比，AE组左侧眶部额中回、双侧补充运动区、左侧嗅皮质、左侧回直肌、双侧脑岛、左侧中央后回、左侧中央旁小叶及右侧颞横回节点效率改变（P<0.05）。AE组与对照组有5个相同核心节点，分别为右侧中央前回、双侧补充运动区及双侧楔前叶；AE组较对照组减少3个核心节点为左侧枕中回、左侧颞中回、右侧颞中回，增加的核心节点为左侧中央前回。AE组左侧补充运动区（r=0.393、P=0.013）、右侧补充运动区（r=0.384、P=0.016）及左侧中央旁小叶（r=0.356、P=0.026）节点效率与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评分呈正相关。 结论 抗NMDAR脑炎患者大脑存在广泛白质改变，部分脑区网络拓扑属性改变与认知功能下降相关。

目的 探讨四维CT血管成像（4D CTA）对急性缺血性卒中（AIS）患者血管内治疗（EVT）后出血转化的预测因素及基于预测因素建立的列线图模型预测出血转化的效能。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3月至2020年11月在北京医院急诊绿色通道进行“一站式”CTA-CT灌注成像及EVT的101例颈内动脉和（或）大脑中动脉闭塞的AIS患者的影像学资料。根据是否发生出血转化分为出血转化组（45例）及未出血转化组（56例）。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筛选相关临床、影像学变量，如年龄、初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4D CTA侧支循环评分、Alberta卒中项目早期CT评分（ASPECTS）、血栓负荷评分等，并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及曲线下面积（AUC）评估模型对AIS是否发生出血转化诊断的效能。 结果 单因素分析发现，出血转化组与未出血转化组患者的年龄［分别为79.00（68.00，85.00）岁、73.00（62.75，80.00）岁，Z=-2.20、P=0.028］、NIHSS评分［分别为16.00（12.00，21.00）分、9.50（6.00，14.00）分，Z=-4.44、P<0.001］、ASPECTS评分［分别为5.00（3.00，8.00）分、8.00（7.00，9.00）分，Z=-4.23、P<0.001］、4D CTA侧支循环评分［分别为2.00（0，3.00）分、3.00（3.00，4.00）分，Z=-5.39、P<0.001］、血栓负荷评分［分别为4.00（1.00，7.00）分、7.50（6.00，9.00）分，Z=-3.42、P=0.001］、闭塞位置（颈内动脉/大脑中动脉分别为23/22例、11/45例，χ²=9.70、P=0.002）及心房颤动（分别为27、19例，χ²=5.83、P=0.01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纳入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ASPECTS评分（OR=0.64，95%CI 0.47~0.87）、NIHSS评分（OR=1.13，95%CI 1.01~1.26）、4D CTA侧支循环评分（OR=0.40，95%CI 0.22~0.76）是AIS患者术后发生出血转化的独立预测因素（P<0.05）。以ASPECTS评分、NIHSS评分、4D CTA侧支循环评分构建列线图模型预测AIS是否发生出血转化的AUC为0.876，95%CI 0.807~0.945，灵敏度为77.8%，特异度为87.5%。 结论 低ASPECTS评分、高NIHSS评分及低4D CTA侧支评分的AIS患者术后更易发生出血转化，结合三者建立的列线图模型可以较好地预测AIS患者发生出血转化的概率，为临床决策提供有效的帮助。

目的 探讨肺结核“反晕征”的CT演变特征，进一步提高对此征象CT表现的认识。 方法 回顾性分析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3年8月至2020年4月经临床和病理证实且CT表现为“反晕征”的12例肺结核患者的临床及CT资料，并对其中1例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进行病理和影像对照分析。 结果 12例表现为“反晕征”的患者中，单肺单发2例，单肺多发2例，双肺多发8例；3例仅见“反晕征”，9例同时合并晕征样或均匀样“烟花征”。12例患者于“反晕征”外环均可见“树芽征”。8例接受3次及以上CT复查，其中6例规范抗结核治疗后显示“反晕征”整体密度减低、体积缩小。2例自然病程下，1例病灶整体增大，1例病灶整体密度减低、“反晕征”外环壁变薄。1例手术肺叶切除病理显示，肺实质内可见大小不等含朗格汉斯结节巨细胞的肉芽肿性炎结节，典型的干酪性坏死肉芽肿结节少见。CT上“反晕征”外环朗格汉斯结节密集，中央区稀疏伴纤维组织增生和肺泡壁增厚。 结论 肺结核“反晕征”外环以“树芽征”为主，中央以细网格影为主，在有效抗结核治疗后“反晕征”整体密度减低、病灶缩小，最终多以细网格影长期存在。

目的 探讨CT肺功能成像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恢复期患者肺部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前瞻性收集2020年1月至4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临床治愈出院的COVID-19患者。出院后3个月对患者进行临床肺功能检查及CT肺功能成像检查。使用Philips IntelliSpace Portal图像后处理工作站获取全肺、左肺、右肺及5个分肺叶的双气相CT定量值。根据出院后深吸气相肺部CT图像的评估结果将患者分为无残留病灶组、有残留病灶组。采用χ²检验比较2组恢复期临床肺功能的差异；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2组间各临床肺功能指标的差异［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用力肺活量（FEV1/FVC）、肺总容量占预计值百分比（TLC%）、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百分比（FVC%）等］及各CT肺功能指标［肺容积（LV）、平均肺密度（MLD）、吸气相与呼气相肺容积改变量（∆LV）］的差异；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方法分析COVID-19恢复期患者CT肺功能成像与临床肺功能指标的关系。 结果 纳入90例COVID-19患者中，男35例、女55例；无残留病灶组45例、有残留病灶组45例。53例患者在出院后3个月存在临床肺功能异常，其中无残留病灶组22例，有残留病灶组31例。有残留病灶组患者中，吸气相、呼气相左肺下叶和右肺下叶LV，左肺下叶和右肺下叶∆LV小于无残留病灶组，吸气相全肺、左肺、右肺、左肺上叶、左肺下叶、右肺下叶MLD，呼气相左肺下叶、右肺下叶MLD大于无残留病灶组（P<0.05）。由于无残留病灶组与有残留病灶组患者FEV1/FVC、FV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两组FEV1/FVC、FVC%合并，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FEV1/FVC=91.765-0.016×LV吸气相右肺中叶+0.014×MLD呼气相左肺下叶（R²=0.200，P<0.001），FVC%=-184.122-0.358×MLD吸气相右肺-0.024×∆LV左肺上叶（R²=0.261，P<0.001）。TLC%在无残留病灶组与有残留病灶组中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分组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在无残留病灶组中，TLC%=80.645+0.031×LV呼气相右肺下叶（R²=0.132，P<0.001）；有残留病灶组中，TLC%=-110.237-0.163×MLD吸气相右肺上叶-0.098×MLD呼气相左肺上叶-0.025×LV呼气相右肺下叶（R²=0.473，P<0.001）。 结论 CT肺功能成像可对全肺、单侧肺及分肺叶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反映局部肺功能情况，为COVID-19恢复期患者肺功能的评估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诊断信息。

目的 探讨基于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CTA）特征追踪（FT）技术评估心力衰竭患者左心室整体与局部心肌应变的可行性。 方法 前瞻性纳入2019年7月至2020年12月于北京协和医院诊断为心力衰竭的患者25例。所有患者均于7 d内完成CCTA和心脏MR（CMR）检查。采用CVI 42后处理软件分析图像，获得左心室心肌整体和局部应变参数，包括整体径向应变峰值（GPRS）、整体周向应变峰值（GPCS）和整体纵向应变峰值（GPLS）以及左心室基底段、中间段和心尖段的径向应变峰值（PRS）、周向应变峰值（PCS）和纵向应变峰值（PLS）；同时测量左心室心功能参数，包括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左心室每搏输出量（LVSV）、左心室心肌质量指数（LVMI）等。CCTA和CMR图像测量值的差异分析采用配对t检验或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相关性采用Pearson或Spearman相关分析。CCTA组观察者内与观察者间测量结果的一致性采用ICC评估。 结果 CCTA检查的有效辐射剂量为6.00（4.86，7.63）mSv。CCTA观察者内与观察者间测量结果的一致性极好，ICC为0.85~0.98。整体应变参数中，CCTA的GPCS值［-8.10%（-10.32%，-5.20%）］小于CMR［-8.49%（-13.79%，-5.9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2.15，P=0.031）。两种测量方法间GPRS和GPL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CCTA和CMR间GPRS、GPCS和GPLS均呈强相关（r=0.65、0.63、0.71，P<0.001）。局部应变参数中，CCTA组中间段和心尖段的PCS值小于CMR组（Z=-2.17、-2.62，P均<0.05）；余各节段局部应变参数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基底段-PCS、基底段-PLS、中间段-PRS和心尖段-PRS呈中度相关（r=0.46、0.52、0.58、0.53，P<0.05）；余局部应变参数呈强相关，r值为0.64~0.70，P均<0.001。心功能参数中，CCTA和CMR的LVEF、LVSV、LVMI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相关性极强（r=0.90、0.89、0.96，P<0.001）。 结论 基于CCTA-FT技术测量心肌应变的可重复性好，且与CMR测量结果间相关性好，可作为无创性便捷评估心肌运动功能的新方法。

目的 探讨CT特征追踪（CT-FT）技术评估左心室心肌应变的技术可行性及冠心病患者心肌应变的变化规律。 方法 回顾性收集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于2019年4月至2020年10月收治的81例冠心病患者（病变组）和同时间段年龄、性别等相匹配的33名冠状动脉正常者作为对照组。病变组首先按冠状动脉狭窄支数分为单支狭窄组（42例）和多支狭窄组（39例），进行组间左心室整体心肌应变分析；再分别根据左前降支（LAD）、右冠状动脉（RCA）和左回旋支（LCX）血管的狭窄程度将病变分为正常组、轻度狭窄组、中度狭窄组和重度狭窄组，进行相应冠状动脉主要分支节段心肌应变峰值的组间分析。使用后处理软件CVI 42对图像进行分析，获得整体纵向应变峰值（GPLS）、整体环向应变峰值（GPCS）、整体径向应变峰值（GPRS）以及各冠状动脉分支节段的纵向应变峰值（PLS）、环向应变峰值（PCS）、径向应变峰值（PRS）。多组间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Kruskal-Wallis H检验。 结果 随着冠状动脉狭窄支数增多，GPLS绝对值逐渐减低，对照组、单支狭窄组及多支狭窄组的GPLS分别为-14.1%±2.7%、-11.5%±2.3%和-8.8%±2.0%，3组间或任意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多支狭窄组的GPRS及GPCS绝对值较对照组和单支狭窄组低（P<0.001），单支狭窄组和对照组间GPRS、GPCS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83、0.118）。LAD、LCX、RCA分支节段的各向应变峰值多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重度狭窄组各分支节段的PRS、PCS、PLS绝对值均显著低于中度狭窄组、轻度狭窄组和正常组（P<0.05），中度狭窄组各分支节段的PLS绝对值均低于轻度狭窄和正常组（P<0.05），余各分支节段的各指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CT-FT技术在评估左心室心肌功能方面具有可行性；且随着冠状动脉狭窄支数及狭窄程度的增加，左心室整体及节段心肌应变参数绝对值呈减低趋势，其中纵向应变较为敏感。

目的 探讨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CTA）的血管及斑块特征对缺血性狭窄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4月至2021年6月于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CCTA并于30 d内行有创冠状动脉造影（ICA）和血流储备分数（FFR）检查的129例患者，共纳入158支冠状动脉，根据FFR≤0.80和FFR>0.80将靶血管分为缺血组（n=77）和非缺血组（n=81）。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和χ²检验评估缺血组和非缺血组冠状动脉的血管特征、高危斑块特征、斑块的定量特征和形态学特征对缺血的影响，并进一步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获得缺血性狭窄的CCTA独立影响因素。 结果 缺血组血管狭窄程度为72.09%±8.55%，较非缺血组（63.52%±13.49%）更重（t=4.765，P<0.001）；缺血组左前降支病变的比例［88.31%（68/77）］高于非缺血组［55.56%（45/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0.793，P<0.001）。CCTA斑块特征方面，缺血组较非缺血组的斑块长度更长，最小管腔面积更小，总斑块负荷更大，弥漫系数更大，且弥漫病变在缺血组也更多见。形态学特征中，缺血组斑块形态为矩形偏心、近端纵向偏心和远端纵向偏心的比例高于非缺血组，而余弦形偏心病变多见于非缺血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狭窄程度（OR=1.09，95%CI 1.04~1.14，P<0.001）、左前降支受累（OR=4.23，95%CI 1.01~17.72，P=0.049）、弥漫病变（OR=6.71，95%CI 1.43~31.52，P=0.016）和近端纵向偏心（OR=3.77，95%CI 1.27~11.16，P=0.017）、远端纵向偏心（OR=3.91，95%CI 1.19~12.85，P=0.025）为缺血性狭窄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CCTA血管狭窄程度、左前降支病变、弥漫病变以及近端纵向偏心和远端纵向偏心两个形态学特征是导致缺血性狭窄的主要影响因素。

目的 调查2017至2018年我国行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CTA）检查的扫描方案和及辐射剂量水平。 方法 根据全国各省市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的数量与分布状况进行整群抽样，最终纳入75家医院（二级医院30家、三级医院45家）。对调研医院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行CCTA检查的患者进行系统抽样，最终纳入1 312例患者。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性别、体质量等）及CCTA检查的资料（扫描前准备情况、扫描参数、图像采集模式、后处理方案及辐射剂量等），并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χ²检验分析各指标的应用情况及相应扫描方案下的有效辐射剂量（ED）。 结果 低管电压（≤100 kV）应用比例为35.4%（464/1 312），其中三级医院应用低管电压的比例在患者体质量<60 kg组、60~90 kg组及>90 kg组分别为45.0%（126/280）、39.6%（256/647）和33.3%（8/24），均较二级医院［27.8%（25/90）、18.5%（49/265）、0（0/6）］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34.25、51.05、207.05，P<0.001）。前瞻性心电门控扫描模式应用比例为38.5%（505/1 312）。迭代重建技术的应用比例为82.5%（1 082/1 312），应用迭代重建的患者中仍有58.8%（636/1 082）的患者应用120 kV及以上的管电压。CCTA检查的ED为11.84（6.33，16.66）mSv。三级医院行CCTA检查的ED较二级医院的ED低（Z=-5.73，P<0.001）。前瞻性心电门控下ED较回顾性心电门控的ED低（Z=-15.76，P<0.001）。应用迭代重建的ED较未应用迭代重建的ED低（Z=-3.45，P=0.004）。 结论 调研医院CCTA检查均存在管电压固定化、低管电压和前瞻性心电门控应用比例低、迭代重建技术应用不规范的问题，且扫描方案的不规范是导致CCTA检查时ED高的重要原因。尽管三级医院的扫描规范性高于二级医院，但仍未达到指南要求水平。

目的 探讨静态和动态盆底MRI及扩散张量成像（DTI）评估压力性尿失禁（SUI）患者尿道形态及功能的价值。 方法 前瞻性收集2020年7月至2021年2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临床诊断的28例女性SUI患者作为SUI组，同期选取年龄匹配的女性健康志愿者45例作为对照组。对所有受试者行静态和动态盆底MRI和DTI。在静态MRI上测量尿道中段内、外括约肌厚度和功能尿道长度（FUL），在动态最大力排相上测量FUL并计算静动态FUL差值，观察静动态MRI上是否存在膀胱颈漏斗征及尿道开放征。对DTI原始图像进行后处理获得尿道括约肌复合体肌纤维束图像，观察图像并测量尿道中段环形括约肌、中央纵行肌肌纤维的各向异性分数（FA）、表观扩散系数（ADC）及3个特征值（λ1，λ2，λ3）。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SUI组与对照组间静态和动态MRI测量值、DTI参数的差异，采用χ²检验比较2组MRI征象的差异。 结果 SUI组尿道中段外括约肌厚度、静态及动态FUL均小于对照组（t=-3.95、-5.72、-8.41，P均<0.001）；SUI组静动态FUL差值大于对照组（t=4.41，P<0.001）；SUI组静动态膀胱颈漏斗征及动态尿道开放征出现率高于对照组（χ²=23.09、22.25、26.59，P均<0.001）。SUI组尿道中段环形括约肌FA值小于对照组（t=-3.48，P=0.001），ADC、λ2、λ3值大于对照组（t=3.19、2.15、2.06，P=0.002、0.038、0.046）；2组间尿道中段纵行肌DTI各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静态和动态MRI及DTI能够客观评估SUI患者尿道形态和功能的变化，尿道中段外括约肌厚度变薄，FUL缩短及环形括约肌纤维束微结构被破坏是SUI患者尿道的主要变化。

目的 探讨MR减影图像在提高2019版Bosniak Ⅱ、ⅡF及Ⅲ类肾脏囊性病变（CRMs）观察者间评估的一致性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连续收集2009年1月至2020年8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有手术病理结果和术前完整MRI序列图像（T2WI、T1WI预扫图像以及皮髓质期、实质期及排泄期增强MRI图像）的CRMs患者323例（335个CRMs）。由2名资深泌尿生殖方向影像学医师共同根据2019版Bosniak分类标准对CRMs进行分类，选取Bosniak Ⅱ、ⅡF及Ⅲ类病变。采用美国GE ADW 4.4工作站中的“Subtraction”功能对皮髓质期、实质期及排泄期增强图像进行减影重建。由另外2名影像学医师根据2019版Bosniak分类标准，分别在有和无MR减影图像的情况下对上述病变进行独立评估，2次评估间隔1个月。利用加权Kappa系数对上述评估结果进行一致性分析，并采用Gwet一致性系数对加权Kappa系数的差异进行比较。 结果 研究纳入Bosniak Ⅱ、ⅡF及Ⅲ类CRMs患者187例（187个CRMs）。在无和有减影图像的情况下，2名医师对Bosniak Ⅱ、ⅡF及Ⅲ类病灶的分类结果中一致者119、141例，不一致者68、46例；一致性加权Kappa系数分别为0.60（95%CI 0.53~0.68）、0.73（95%CI 0.66~0.80），有减影图像的观察者间一致性高于无减影图像的观察者间一致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56，P=0.011）。 结论 基于MRI的2019版Bosniak分类标准，MR减影图像可提高Bosniak Ⅱ、ⅡF及Ⅲ类CRMs观察者间一致性，有助于提高该分类系统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基于CT影像组学的机器学习方法在预测胰腺癌CD8+T细胞浸润及预后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12月至2017年1月间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手术切除并经术后病理证实的胰腺癌患者150例，采用简单随机化法，按照7∶3比例将患者划分为训练集（n=105）和验证集（n=45）。以病理免疫组化染色评价CD8+T细胞浸润，以中位数为界，将患者分为高浸润组和低浸润组，均为75例。生存资料的比较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基于训练集术前静脉期增强CT图像提取影像组学特征，采用Wilcoxon检验和最大相关最小冗余法选取最优特征集。在此基础上，构建3种监督学习的机器学习模型，分别为决策树、随机森林和极端随机树模型，在验证集中对其预测胰腺癌CD8+T细胞浸润状态的效能进行验证，评价指标包括：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F1分数、准确度、精确度和召回率。 结果 高浸润组与低浸润组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时间别为875、529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1.53，P<0.001）。在训练集中筛选出10个影像组学特征，基于这10个最优影像组学特征建立的决策树、随机森林和极端随机树模型在验证集中的AUC分别为0.620、0.704、0.745，F1分数为0.457、0.667、0.744，准确度为57.8%、68.9%、75.6%，精确度为66.7%、73.7%、80.0%，召回率为34.8%、60.9%、69.6%。 结论 CD8+T细胞高浸润组胰腺癌的预后优于低浸润组，基于影像组学的极端随机树模型在预测胰腺癌CD8+T细胞浸润上具有较高价值。

目的 分析6例尼曼-皮克病（NPD）B型患儿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治疗前后的胸部高分辨CT（HRCT）图像，探讨HSCT对肺部病变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9年3月至2021年6月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临床确诊的6例NPD B型并进行HSCT治疗的患儿资料，男5例、女1例，就诊年龄为1岁2个月至5岁，中位年龄2岁1个月。HSCT后HRCT随访时间为7~20.5个月，中位时间5个月，随访次数2~7次/例，共27次。由2名医师在主动脉弓层面、气管隆突层面、右膈面上层面对肺部病变（肺间质病变、气道病变、肺泡病变）分别进行评估和计分，取两者均值为最终评分。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对HSCT前3种肺部病变评分进行比较；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不同病变变化程度随HSCT时长的变化特点；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探讨HSCT时长、就诊年龄、性别以及是否合并感染对HSCT后不同种类病变的影响。 结果 在HSCT治疗前，本组6例患者均均存在不同程度气道、间质和肺泡病变，中位评分分别为3.0、14.0、5.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1.95，P=0.003），其中以肺间质病变最广泛和最严重。经HSCT治疗后，6例患儿的肺间质和气道病变评分均随HSCT后时间延长呈不同程度下降，除病例4外，5例患儿肺泡病变评分亦随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气道病变、肺间质病变及肺泡病变评分与HSCT时长的线性方程为：气道病变，Y=1.94-0.15X；间质病变，Y=12.73-0.78X；肺泡病变，Y=3.31-0.27X。广义线性混合模型结果显示，移植时长的主效应对于3种肺部病变均有显著影响，HSCT时长每增加1个月，间质病变、气道病变、肺泡病变评分分别平均下降0.688、0.245和0.338分（P均<0.05）；就诊年龄每增加1岁，肺泡病变评分平均降低1.135分（P=0.012），而性别和是否合并感染的主效应对肺部病变均无显著影响（P均>0.05）。 结论 HSCT可明显而持续改善儿童NPD B型病例的肺部病变，且以肺间质病变的吸收最快、最显著。

目的 探究深度学习算法（DLR）在胰腺低剂量CT扫描中改善图像质量的价值。 方法 前瞻性收集2020年8月至12月在北京协和医院进行腹部胰腺增强检查的68例患者，采用随机区组法分为正常剂量组和低剂量组，各34例，正常剂量组扫描管电压为120 kV，低剂量组管电压为100 kV。所有患者均行平扫、动脉期、实质期、延迟期扫描。低剂量组4期图像分别采用滤波反投影（FBP）、混合模型迭代算法（AIDR）和DLR 3种方法重建图像，正常剂量组4期图像均采用AIDR重建图像，分别记为LD-FBP、LD-AIDR、LD-DLR、RD-AIDR。测量胰腺的CT值、噪声值（SD），计算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不同重建方法图像间各参数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法；对每组图像进行主观评分，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 结果 正常剂量组和低剂量组患者胰腺平扫、动脉期、实质期、延迟期不同重建方法图像间胰腺CT值、SD、SNR、CNR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实质期和延迟期图像LD-FBP、LD-AIDR、LD-DLR图像CT值均高于RD-AIDR图像（P均<0.05）；4期图像间SD、SNR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4期LD-FBP、LD-DLR与RD-AIDR的CN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RD-AIDR的CNR优于LD-FBP，LD-DLR优于RD-AIDR。DLR算法对胰腺4期图像的SD、SNR、CNR均有改善，其中对SNR的改善增强图像更为显著，对CNR的改善平扫期和延迟期更为显著。胰腺4期不同算法重建图像主观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LD-DLR与RD-AIDR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平扫、动脉期、实质期、延迟期Z值分别为1.00、2.24、0.45、1.34，P值分别为0.317、0.025、0.655、0.180）。 结论 DLR技术可以在降低胰腺CT辐射剂量的同时改善图像质量，满足诊断需求，在胰腺低剂量增强CT检查中可降低噪声，提高图像的信号SNR和CNR。

本研究旨在对ComBat方法去除脑静息态功能MRI影像指标的设备间异质性效果进行评估。首先收集2名健康男性被试在27个中心的28台MR设备的脑静息态功能MRI数据，并提取自发神经活动低频振幅（ALFF）和局部一致性（ReHo）指标。使用ComBat方法对ALFF和ReHo指标的设备间差异进行校正，针对每名被试，利用组内相关系数（ICC）评估ComBat方法校正前、后ALFF和ReHo指标在设备间的一致性。结果显示ComBat校正前两名被试的ALFF及ReHo在28台设备间、3个厂家间、同一厂家不同设备间的ICC值均较低（0.001 2~0.757 0），ComBat校正后所有ICC值均有所提高（0.472 9~0.970 0）。说明ComBat方法能有效去除设备间的异质性，提高ALFF和ReHo指标的一致性。

本文报道右侧海绵窦区B细胞性淋巴瘤1例。患者女，53岁，因右眼肿胀伴眼睑下垂1个月余入院。CT表现为右侧海绵窦一类圆形稍高密度软组织影，病灶邻近的蝶窦上侧窦壁骨质破坏；MRI表现为右侧海绵窦区包绕颈内动脉的不规则软组织信号影，T1WI及T2WI呈等信号，增强扫描病变呈明显均匀强化。最终病理诊断为海绵窦区B细胞性淋巴瘤。

本文报道椎管内孤立性纤维性肿瘤2例。该2例患者分别因双下肢无力伴小便失禁2个月余和右下肢麻木半年就诊，MRI上表现为与椎管平行的椭圆形肿块，边界清晰，T1WI呈等信号，T2WI呈等或稍高信号；增强扫描呈明显均匀或不均匀强化。最终术后病理诊断为椎管内孤立性纤维性肿瘤。

本文报道1例右侧交通性支气管肺前肠畸形合并VACTERL联合征。患儿女，1个月15天。胸部X线及CT示右肺下叶高密度影伴囊状含气空腔，增强CT示右肺下叶隔离肺组织由腹主动脉供血。上消化道造影示造影剂经食管异常通路进入右下肺，呈树枝状分布，管腔柱状扩张。同时患儿合并有脊柱半椎畸形、房间隔缺损、肛门闭锁伴直肠阴道瘘。

本文报道1例肠系膜区多囊性腹膜间皮瘤合并腺瘤样瘤的CT表现。患者为70岁男性，CT表现为下腹腔肠系膜区分叶状软组织肿块，边界清晰，密度不均，以等密度为主，其内见多发小囊状、裂隙状及网状低密度区，增强后等密度区呈中度渐进性强化，裂隙状低密度区无明显强化；周围系膜增厚伴渗出样改变。病理诊断为肠系膜区多囊性腹膜间皮瘤合并腺瘤样瘤。

本文报道1例酷似嗜酸细胞腺瘤的多发肾透明细胞癌的CT表现。患者女，50岁，右肾实质内可见4枚大小不等病灶，与肾实质相比，CT平扫示肿瘤外周实质部分呈等密度，中央均可见条状、放射状稍低密度（考虑瘢痕）；增强扫描皮质期肿瘤中央瘢痕未见明显强化，肿瘤外周实质明显不均匀强化，强化程度接近肾实质；实质期及排泄期肿瘤中央瘢痕逐渐延迟强化，排泄期呈高密度，表现为“反转”强化。术后病理诊断为多发透明细胞性肾细胞癌。

退缩模式是指治疗前后相比，肿瘤整体形态及三维体积的变化趋势。新辅助化疗后，乳腺癌可以发生多种退缩模式，主要包括向心性退缩和非向心性退缩两类。MRI是评估乳腺癌退缩模式的主要手段。乳腺癌的退缩模式与多种临床病理特征有关，并且在残余肿瘤范围评估、疗效及预后预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膀胱癌是泌尿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浸润肌层深度是决定膀胱癌治疗方案和预后的重要因素，因此术前准确评估肌层浸润是精准治疗的前提。MRI技术发展迅速，其软组织分辨力高、多方位、多参数成像的优势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疾病的诊断中，多参数MRI（mp-MRI）术前无创性评估膀胱癌肌层浸润与非肌层浸润具有重要价值。2018年欧洲泌尿外科协会等联合推出膀胱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VI-RADS），以标准化膀胱癌MRI影像报告，从而更好地辅助术前评估。本文中，笔者主要就mp-MRI及VI-RADS评分在肌层浸润与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诊断方面的研究与应用进行综述。

冠状椎体裂是病因不明的先天性脊柱发育变异，在影像学上描述为侧位X光片上贯穿1个或多个椎体的纵行透光带，多在孕期超声检查中发现，了解其影像学表现及病理学研究进展，对于产前明确诊断、孕期指导及胎儿预后评估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冠状椎体裂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泪腺肿块的病理类型较多，术前准确地鉴别诊断对制定治疗计划至关重要。CT和MRI是临床评估泪腺肿块的重要技术。虽然存在重叠，但部分图像特征，如肿块位置（单/双侧）、腺体累及的部位、骨质改变和强化方式等，对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提示作用。同时，结合全身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以及试验性治疗后的复查进行综合分析，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影像诊断准确性。本文中对泪腺解剖、不同种类泪腺肿块的临床和影像诊断要点进行归纳总结，梳理影像诊断思路，旨在提高影像医师对泪腺肿块的诊断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