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 第12卷第12期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作为肿瘤免疫治疗的一种新方式广受关注，但其通过调控免疫应答杀伤肿瘤的同时，过度活化的免疫细胞也可能导致机体多个系统产生自身免疫等临床表现，即免疫相关不良反应。1型糖尿病虽然是较为罕见的不良反应，但易发生危及生命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且多数患者需要终生依赖胰岛素治疗。随着临床上ICI的广泛应用，ICI相关1型糖尿病的发生势必越来越多，应引起临床重视。笔者就其流行病学情况、发病机制、免疫遗传学特征、临床特征及临床管理逐一论述，以提高临床医生的认识。

二肽基肽酶4（DPP-4）抑制剂和二甲双胍联合应用，针对2型糖尿病不同的病理生理缺陷发挥机制互补、协同增效的降糖作用。DPP-4抑制剂/二甲双胍固定剂量复方制剂（FDC）和等剂量DPP-4抑制剂、二甲双胍自由联合相比，具有良好的生物等效性。与两种药物自由联合相比，FDC可简化治疗方案，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笔者重点围绕DPP-4抑制剂/二甲双胍FD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优势和局限性、适用人群以及使用注意事项等提出建议。

外周动脉疾病（PAD）增加了糖尿病足溃疡患者截肢和伤口愈合延迟的风险。国际主要血管学会指南将糖尿病合并PAD纳入慢性严重肢体缺血（CLTI）管理对象，合并CLTI的糖尿病患者较无糖尿病的患者更容易出现组织丢失、感染，且血管重建的解剖学条件较差。糖尿病患者CLTI的治疗是复杂的，临床医师应根据CLTI全球血管指南的建议，采用基于患者风险评估、足部病理学严重程度评估和动脉疾病结构性解剖评估的综合管理方法。

针对足溃疡痊愈后在溃疡复发高风险人群中如何更好地恢复行走和活动的问题，Mueller综合了可用的指南、证据和预防措施，提出5条建议。即持续且缓慢的足部减压、穿合适的治疗鞋、逐渐增加活动水平、避免每天活动变化过大和每天检查双足。

目的 观察洗涤菌群移植（WMT）治疗脆性糖尿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选择2017年7月至2019年1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内分泌科治疗的脆性糖尿病患者10例，完成4周导入期后开始接受WMT治疗。于治疗基线（T0），治疗后1周（T1W）、1个月（T1M）、3个月（T3M）收集患者自我血糖监测相关指标、胰岛素使用剂量、糖化血红蛋白、标准馒头餐试验血糖和C肽、血脂、低血糖以及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并在T0和T1W进行持续葡萄糖监测，在T0和T1M进行糖尿病治疗满意度问卷调查。采用配对t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Fisher精确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或Kruskal-Wallis检验比较上述各指标的差异。 结果 与T0比较，胰岛素使用剂量从T1W即开始降低，至T1M下降最为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自我血糖监测结果显示，与T0比较，治疗后空腹和三餐后2 h血糖、平均血糖、血糖水平标准差、血糖变异系数、平均血糖波动幅度、最大血糖波动幅度、低血糖发生频次、低血糖指数以及日间血糖平均绝对差均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持续葡萄糖监测结果显示，与T0比较，T1W时血糖≤3.9 mmol/L和血糖≥11.1 mmol/L的时间百分比均降低［分别为1.46%（0.06%，3.08%）和0（0，0.18%），21.95%（16.02%，44.68%）和5.52%（0.57%，19.93%）］，而葡萄糖目标范围内时间百分比显著增加［分别为（44.36±25.24）% 和（74.40±19.13）%］，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血清C肽及血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及随访中未出现严重不良事件。至T3M时治疗整体有效率达70%（7/10），与T0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与T0比较，治疗满意度总评分在T1M时显著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26.0±2.0）和（18.0±2.0）分，t=9.847，P<0.01］。 结论 WMT用于脆性糖尿病的治疗具较高的有效性、安全性及治疗满意度。

目的 探讨血1，5-脱水葡萄糖醇（1，5-AG）、糖化白蛋白（GA）和GA/糖化血红蛋白（HbA1c）比值用于暴发性1型糖尿病（FT1DM）和经典1型糖尿病（T1ADM）早期鉴别诊断的价值。 方法 收集2007年1月至2018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20例FT1DM患者及47例HbA1c<8.7%且年龄和性别匹配的新诊断T1ADM患者。测定其1，5-AG、GA、HbA1c等相关指标。采用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FT1DM和T1ADM患者的1，5-AG、GA及GA/HbA1c比值，采用受试者工作特性（ROC）曲线评价不同血糖监测指标鉴别FT1DM和HbA1c<8.7%的T1ADM的效能。 结果 FT1DM患者的血清1，5-AG水平低于T1ADM，FT1DM患者的血清GA水平较T1ADM稍有增加，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FT1DM患者的GA/HbA1c水平较T1ADM患者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1，5-AG和GA鉴别两者的最佳切点分别为6.2 μg/ml和17.9%，其灵敏度分别为95.0%和90.0%，但特异度仅为31.9%和34.0%，曲线下面积（AUC）为0.597和0.601，两者筛查效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72）。而对于GA/HbA1c比值，其最佳切点为>3.187，灵敏度为70.0%，特异度为76.6%，AUC为0.769，优于单用1，5-AG或GA。 结论 GA/HbA1c比值在早期识别FT1DM方面，优于单用1，5-AG或GA。

目的 探索糖尿病肾病（DKD）肾小球病变的生物标记物和免疫细胞浸润特征。 方法 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从基因表达数据库的数据集GSE96804和GSE30528中鉴定出肾小球病变的共同差异表达基因（DEG），并进行功能富集分析；构建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PPI），使用结点分析提取Hub基因作为DKD的生物学标记；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和主成分分析（PCA）评估Hub基因对DKD的诊断效能；采用CIBERSORT方法分析数据集中DKD组（n=7）和对照组（n=4）中免疫细胞的浸润差异。组间基因差异表达分析比较采用t检验，免疫浸润分析比较采用Wilcoxon检验。 结果 从数据集获得62个共同DEG，主要富集在 52条基因本体论和4条京都基因和基因组百科全书通路。从PPI网络中鉴定了10个Hub基因，这些基因主要与细胞外基质（ECM）成分构成、胶原蛋白结合、免疫细胞趋化性、ECM-受体相互作用和磷脂酰肌醇激酶3-丝氨酸/苏氨酸激酶信号通路有关。PCA和ROC曲线分析显示，Hub基因在GSE96804、GSE30528和Merge数据集对DKD都具有预测价值，ROC曲线下面积值分别为0.945、0.982和0.776。免疫浸润结果提示，与正常组相比，DKD组的肾小球中的M2巨噬细胞和静息肥大细胞比例较高［分别为（2.77±2.42）%和（8.68±3.10）%，0和（8.96±7.14）%，均P<0.05］。 结论 Hub基因可作为DKD肾小球病变的生物学标记，对DKD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巨噬细胞浸润是DKD的重要特征。

目的 探讨白藜芦醇通过上调1型糖尿病小鼠肾脏自噬水平减轻足细胞损伤的机制。 方法 选取健康雄性无特定病原体级昆明小鼠28只，以8只健康昆明小鼠作为正常对照组（NC组），剩余20只小鼠给予链脲佐菌素建立1型糖尿病小鼠模型，将造模成功的18只小鼠随机分为糖尿病组（DM组，n=9）和白藜芦醇干预组（Res组，n=9）。12周末检测24 h尿蛋白、血清肌酐、尿素氮水平，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免疫印迹法检测沉默信号调节因子1（SIRT1）、叉头状转录因子O1（FoxO1）、微管相关蛋白1轻链3Ⅱ（LC3Ⅱ）、自噬接头蛋白（P62）、裂孔膜蛋白肾病蛋白（nephrin）及足突蛋白（podocin）的表达水平及磷酸化FoxO1（p-FoxO1）/FoxO1。免疫组织化学法观察足细胞nephrin、podocin的表达，应用HE染色及电镜的方法观察肾小球形态及超微结构的变化。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内比较采用LSD-t法。 结果 与NC组相比，DM组肌酐、尿素氮、24 h尿蛋白升高（t=-39.57、-28.17、-57.31，均P<0.05），SIRT1、LC3Ⅱ、nephrin及podocin表达减少，P62表达增多（均P<0.05），p-FoxO1/FoxO1升高（0.71±0.03比0.32±0.01，t=-38.81，P<0.05），光镜及电镜显示肾小球、基底膜及足细胞结构损伤。Res组与DM组相比，肌酐、尿素氮、24 h尿蛋白降低（t=30.89、16.39、49.64，均P<0.05），SIRT1、LC3Ⅱ、nephrin及podocin表达增高，P62表达减少（均P<0.05），p-FoxO1/FoxO1降低（0.42±0.01比0.71±0.03，t=27.47，P<0.05），光、电镜显示以上损伤减轻。 结论 白藜芦醇通过激活SIRT1/FoxO1通路提高肾脏自噬水平，对糖尿病小鼠肾脏足细胞起保护作用。

目的 探讨皮下注射重组赖脯胰岛素（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治疗糖尿病的疗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本研究为全国多中心、随机、阳性药物平行对照的前瞻性临床试验，于2017年11月至2019年11月从全国29家三甲医院选取糖尿病病程6个月以上、单纯口服降糖药联合或口服降糖药联合胰岛素或单纯胰岛素注射≥2次/d稳定治疗3个月以上，且7.5%≤糖化血红蛋白（HbA1c）≤13.0%的糖尿病患者共626例，通过区组随机化方法，按1∶1随机分到试验组（315例）和对照组（311例）。试验组（315例）和对照组（310例，剔除1例）分别给予试验药物重组赖脯胰岛素和阳性对照药物赖脯胰岛素每日3次，联合重组甘精胰岛素每日1次治疗，按规定方案调整胰岛素剂量。比较两组治疗16周后HbA1c、血糖、血脂、体重、胰岛素抗体（IAA）等较基线的变化以及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t′检验、χ²检验或Fisher确切率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 结果 治疗16周后试验组和对照组HbA1c自基线分别下降（1.18±1.26）%和（1.41±1.30）%，协方差分析显示试验组非劣效于对照组（F=2.81，P>0.05），单侧97.5%可信区间为-0.14（-0.30，∞）。治疗16周后空腹血糖及餐后2 h血糖自基线下降绝对值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16周后甘油三酯、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较基线变化情况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16周后体重及IAA自基线变化情况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全部不良事件、与研究药物有关的不良事件、严重不良事件以及低血糖事件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国产重组赖脯胰岛素在降糖疗效方面非劣效于进口赖脯胰岛素，在血脂变化、体重增加、胰岛素抗体发生及安全性方面与进口赖脯胰岛素相当。

目的 探讨妊娠期糖尿病（GDM）的早期预测模型，建立GDM风险评分表，预测疾病的发生风险。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7年5月于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产检和生产的孕期糖耐量正常（NGT）孕妇和GDM孕妇共1 150例作为建模队列，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GDM早期预测模型并制成GDM风险评分表。收集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的NGT和GDM孕妇共490例作为验证队列，采用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和Hosmer-Lemeshow检验对GDM风险评分表模型进行有效性验证。 结果 （1）建模队列：GDM早期预测模型由孕早期GDM风险评分表和孕14~20周GDM风险补充评分表共同构成，包括孕妇年龄、身高、孕前体质指数、受教育程度、糖尿病家族史、月经史、既往剖宫产、GDM病史、多囊卵巢综合征病史、慢性高血压病史、孕早期空腹血糖、孕14~20周空腹血糖和甘油三酯共13项因素。（2）验证队列：模型ROC曲线显示孕早期GDM风险评分表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81（95%可信区间0.735~0.828），增添孕14~20周GDM风险补充评分表构成总评分表，AUC增加至0.850（95%可信区间0.811~0.889）。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孕早期GDM风险评分表和总评分表模型有较好的拟合度。 结论 基于GDM多种高危因素制定风险评分表可以作为一项早期预测GDM发生风险的可靠工具。

目的 探讨血清C1q/肿瘤坏死因子相关蛋白12（CTRP12）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和2型糖尿病（T2DM）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2019年3月至2020年6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和体检中心选取新诊断的T2DM患者和正常糖耐量（NGT）受试者。结合超声检查结果，分为单纯T2DM组（T2DM不合并NAFLD者）、T2DM+NAFLD组（T2DM合并NAFLD者）、单纯NGT组（NGT不合并NAFLD者）和NGT+NAFLD组（NGT合并NAFLD者）。观察记录一般临床资料，测定代谢相关指标及肝酶水平，并测量血清CTRP12浓度。采用Pearson法分析血清CTRP12与其他指标的相关性，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法分析发生NAFLD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果 125例T2DM患者和121例NGT纳入研究，其中单纯T2DM组55例、T2DM+NAFLD组70例、单纯NGT组74例、NGT+NAFLD组47例。NGT+NAFLD组的血清CTRP12水平最高，为（338.58±68.66）pg/ml，而单纯T2DM组最低，为（264.57±56.65）pg/ml；单纯NGT组和T2DM+NAFLD组的血清CTRP1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CTRP12与空腹血糖（r=-0.248）、糖化血红蛋白（r=-0.338）、胰岛素（r=-0.274）、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r=-0.302）呈负相关（均P<0.01），与肌酐（r=0.145）呈正相关（P<0.05），而与其他变量不具有相关性（均P>0.05）。CTRP12、腰围、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甘油三酯增高为NAFLD的独立危险因素（P<0.01）。 结论 在T2DM患者中，血清CTRP12降低。血清CTRP12增高可能是NAFLD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评估2型糖尿病（T2DM）患者糖化血红蛋白（HbA1c）变异性对糖尿病肾脏病变（DKD）的影响。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2002年至2014年在中国台湾李氏联合诊所（6个中心）就诊的3 133例基线时无DKD的T2DM患者。按照随访时有无DKD分为DKD组（1 152例）和非DKD组（NDKD，1 981例）。收集所有患者的年龄、体质指数（BMI）、腰臀比（WHR）、糖尿病病程、用药情况、血压、血脂、HbA1c等临床资料。HbA1c变异性表达为HbA1c标准差，根据患者所有记录的HbA1c测量值计算其均值和标准差。按照HbA1c均值高于或低于目标值7%和HbA1c标准差高于或低于总体均值0.48%，将受试者分为四组：Q1组（HbA1c均值<7%，HbA1c标准差<0.48%），Q2组（HbA1c均值<7%，HbA1c标准差≥0.48%），Q3组（HbA1c均值≥7%，HbA1c标准差<0.48%）和Q4组（HbA1c均值≥7%，HbA1c标准差≥0.48%）。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参数检验和χ²检验比较各组间上述指标的差异，利用Cox回归模型分析HbA1c变异性与DKD发生之间的关系。 结果 DKD组患者的年龄、BMI、糖尿病病程、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降压药的比例、HbA1c、收缩压、舒张压、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血肌酐水平均高于NDKD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预估肾小球滤过率水平及合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比例均低于NDKD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Cox回归分析显示，在校正年龄、性别、病程后，HbA1c标准差是DKD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HR）=1.240，P<0.01］。进一步进行分层后发现，Q4组患者发生DKD风险最高（HR=1.601，P<0.01），Q1组患者最低，Q2组患者（HR=1.424，P<0.01）发生DKD的风险高于Q3组患者（HR=1.184，P<0.01）。在校正年龄、性别、病程、BMI、WHR、收缩压、舒张压、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后，Q4组患者eGFR下降风险最高（HR=1.230，P<0.01），Q1组患者最低，Q2组患者（HR=1.161，P＝0.023）eGFR下降的风险高于Q3组患者（HR=1.124，P＝0.012）。 结论 HbA1c变异性是T2DM患者DKD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且当HbA1c变异性>0.48%时，可能在DKD的发生发展中发挥着比平均HbA1c更大的作用。

目的 探讨肾小球补体C1q及C3c沉积与糖尿病肾病进展的相关性。 方法 纳入2011年1月至2019年7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的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112例，其中男性83例（74.1%），年龄（51.22±11.12）岁，随访时间19.0（8.5，31.3）个月。根据肾小球C1q和C3c是否沉积分为四组：C1q无沉积C3c无沉积组（n=38）、C1q无沉积C3c沉积组（n=24）、C1q沉积C3c无沉积组（n=14）和C1q沉积C3c沉积组（n=36），检测24 h尿蛋白等临床指标并收集病理资料。采用Cox回归及Kaplan-Meier生存曲线评估肾C1q和C3c沉积对肾脏预后的影响。 结果 四组间24 h尿蛋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1.84（0.92，3.89），4.19（2.09，6.50）3.30（1.84，6.70），3.64（2.49，7.22）g/24 h，P<0.01］，C1q沉积C3c沉积组24 h尿蛋白定量显著高于C1q无沉积C3c无沉积组（P<0.01）。Kaplan-Meier生存曲线结果提示，四组累积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²=8.785，P<0.05），C1q沉积C3c无沉积组累计生存率最低，预后最差。调整后的多因素Cox分析显示，肾小球C1q和C3c共沉积［风险比（HR）2.260，95%可信区间1.329~3.845，P<0.01］、肾小球C1q+C3c+IgM均沉积（HR=4.142，95%可信区间 1.071~16.021，P<0.05）是肾脏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肾小球C1q及C3c沉积与糖尿病肾病患者蛋白尿、较差的肾功能和预后不良相关，且肾小球C1q和C3c共沉积是糖尿病肾病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

为探讨神经性贪食与2型糖尿病的关联性，本文通过搜索神经性贪食与2型糖尿病结局相关的队列研究和病例对照研究文献进行Meta分析，时限至2020年1月。根据纳入、排除标准进行文献筛选、数据提取和质量评价。应用CMA v2软件进行Meta分析。最终有7项观察性研究（n=19 240）进入本文分析，3篇为队列研究，4篇为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Meta分析结果显示神经性贪食症者患2型糖尿病风险较非神经性贪食者高［相对危险度=2.09（95%可信区间 1.64~2.68），P<0.001］；病例对照研究Meta分析结果也证实神经性贪食会增加成人发生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值比=2.85 （95%可信区间 2.20~3.69），P<0.001］。因此，我们得出结论：神经性贪食是2型糖尿病的危险因素，与2型糖尿病密切相关。

回顾性分析1例41岁女性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导致暴发性1型糖尿病患者的诊治过程，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旨在提高对相关疾病的认识。

笔者报道1例76岁女性糖尿病足患者，因慢性肾脏病经右侧颈内静脉皮下隧道CUFF导管置管行规律血液透析。行超声心动图、CT心脏三维重建增强扫描及MRI心脏功能增强扫描示右心房占位，诊断为血液透析导管相关右心房血栓（CRAT）。给予扩血管、抗血小板聚集、抗凝治疗4.5个月，血栓明显减小，更换CUFF导管。术后随访患者一般情况较好。对于糖尿病合并慢性肾脏病，行CUFF导管置管、规律血液透析的足病患者，应该警惕CRAT的发生。

报道1例73岁男性糖尿病足抗细菌治疗后出现镰刀菌感染患者的起病情况、临床表现、诊治经过及转归预后，并进行文献复习。

报道1例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辅助生殖后妊娠期血糖升高，出现先兆流产后予以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后进展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产后糖耐量恢复正常，提示及时、合理的治疗可有较好的转归及预后。

本文报告2例糖尿病神经根神经丛神经病变（DRPN）患者的临床诊治经过，并复习文献总结该类少见的糖尿病神经并发症特点，以加强临床上对该类疾病的识别。2个病例均为急性或亚急性起病，以单侧近端下肢疼痛为首发症状，病变逐渐延伸至下肢远端、对侧或者胸腹部，同时伴有近端肌萎缩、肌力下降、无法自行行走，常规治疗效果欠佳，均使用了糖皮质激素，1例联合免疫球蛋白。文献复习提示单侧、以肢体近端为主的剧烈疼痛，伴有单侧、近端肌无力、肌萎缩时，要考虑DRPN的可能。DRPN的诊断主要基于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电生理等，并要排除神经根结构性以及非结构性损伤等原因。目前尚无DRPN的特异治疗，主要采取糖尿病基础治疗、免疫治疗、镇痛、康复训练、心理疏导等。糖尿病患者出现非典型与单侧的近端肢体疼痛、肌无力、肌萎缩等临床表现时，需考虑DRPN可能，避免延误诊治。

回顾1例以癫痫发作起病的线粒体tRNA Leu（UUR）A3243G基因突变糖尿病。该病以母系遗传、血糖升高、多伴有听力障碍为特征，可合并全身多系统疾病，具有遗传倾向。临床如未及时诊治，可致家族聚集发病。临床医生应提高对此病的认识，早期识别，做好优生监督。

心血管疾病并发症是糖尿病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显示对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如高血糖、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血压、糖尿病肾病和不良的生活方式进行干预不能大幅度降低1型糖尿病（T1DM）患者的死亡率。近年来多项研究探索了新的T1DM心血管并发症相关危险因素，包括血糖波动、低血糖、胰岛素抵抗、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心脏自身免疫和抑郁状态。如何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心血管并发症相关危险因素，是T1DM心血管并发症管理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监测胰岛β细胞死亡有助于深入理解1型糖尿病（T1DM）的发病机制，但目前临床上仍缺乏非侵袭性方法直接反映β细胞死亡。循环非甲基化胰岛素（UINS）DNA可作为β细胞死亡的特异性标志物。研究显示T1DM高风险人群起病前数年及非肥胖糖尿病小鼠起病前数周已开始出现循环UINS DNA增加，新诊断及长病程T1DM患者循环UINS DNA亦有不同程度增加，反映了T1DM患者不同阶段β细胞死亡的发生。循环UINS DNA在胰岛移植后β细胞死亡监测及远期效果预测、T1DM免疫治疗效果评估中亦有一定价值。随着研究的深入，循环UINS DNA作为β细胞死亡标志物在其他类型糖尿病及相关疾病中的应用价值亦开始受到初步关注，同时更多的β细胞特异性非甲基化DNA亦被发现。然而，目前检测方法、甲基化位点的特异性、甲基化模式的稳定性、定量标准、指标半衰期等方面的局限性及争议给循环UINS DNA的研究及应用带来挑战。

组蛋白乙酰化是一种重要的表观遗传调控方式，受细胞能量代谢影响并可调控细胞代谢，参与β细胞发育与凋亡、胰岛素抵抗以及炎症反应等多种过程，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发展起重要作用。目前，已有研究针对该靶点进行对糖尿病治疗进行探索，但仍处于初期阶段。

适应环境刺激的表观遗传变化可能在糖尿病发病中起重要作用，N6-甲基腺苷（m6A）是最具代表性的可逆性mRNA甲基化修饰之一。m6A通过影响胰岛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蛋白激酶B-胰岛十二指肠同源盒1信号通路，在胰岛β细胞的细胞周期和胰岛素分泌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本文对近年来m6A及其甲基化调节蛋白对糖尿病胰岛β细胞功能调控作用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予以综述。

老年糖尿病患者作为一组高度异质性的特殊群体，除了并发症或血糖波动带来的死亡风险外，认知和躯体功能也是影响死亡的两大重要指标。衰弱是一种与增龄相关的老年综合征，主要表现为生理储备和功能下降，与失能、跌倒和死亡等不良结局相关。诸多研究发现认知功能障碍和衰弱常常共存于老年人群中，且二者均与糖尿病密切相关。认知障碍和衰弱的相互作用加速认知和躯体功能下降，严重影响老年糖尿病患者的预后。

糖尿病心肌病（DCM）随着病程发展，会最终出现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甚至猝死。蛋白质的氧连接N-乙酰葡萄糖胺（O-GlcNAc）糖基化修饰通过影响线粒体内能量代谢、氧化应激、心肌细胞凋亡和自噬等多种机制，参与DCM心肌损伤和心力衰竭的进展。笔者重点介绍O-糖基化修饰的动态调节过程和生物学功能及其在DCM进展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