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 第53卷第06期

医学影像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技术主要体现在MRI技术和CT成像技术上，影像技术人员需要对这些新技术熟悉，才能更好地适应临床需求。MRI新技术包括MR指纹成像、化学交换饱和转移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CT成像新技术主要体现在CT灌注成像、冠状动脉CTA、CT双能量成像和低剂量等技术上。

目的 探讨强化T1 mapping技术鉴别脑转移瘤伽马刀治疗后肿瘤复发和放射性坏死的价值。 方法 前瞻性收集2016年3月至2017年6月山东省立医院经病理或随访证实的56例伽马刀治疗后脑转移瘤患者，均行头部常规MRI和增强T1 mapping序列扫描，获得病灶在注射对比剂后5 min T1值（T1 5 min）、注射对比剂后60 min T1值（T1 60 min），计算T1 60min和T1 5 min差值（T1 differ），并获得相对脑血容量（rCBV）值。根据影像随访结果或病理结果，将患者分为放射性坏死组和肿瘤复发组。采用非配对双边t检验比较肿瘤复发和放射性坏死患者T1 5 min、T1 60 min、T1 differ、rCBV值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评价T1differ值和rCBV之间的相关性，采用ROC评价MRI定量参数的诊断效能，并采用Z检验比较T1 differ和rCBV值ROC下面积的差异。 结果 56例患者中，27例为肿瘤复发，29例为放射性坏死。放射性坏死和肿瘤复发患者的T1 5 min、T1 60 min、T1 differ、rCBV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T1 differ和rCBV值有明显相关性，r=0.58，P<0.01。T1 5 min、T1 60 min、T1 differ及rCBV鉴别诊断放射性坏死和肿瘤复发的ROC下面积分别为0.66、0.73、0.97和0.95，T1 differ和rCBV的ROC下面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74）。 结论 强化T1 mapping图像可以用于脑转移瘤伽马刀治疗后放射性坏死和复发的鉴别诊断，T1 differ值具有较高的鉴别效能。

目的 探讨管腔内对比度衰减梯度（TAG）评估合并心肌桥前降支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18年3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行冠状动脉CTA检查结果为前降支心肌桥的198例患者资料。患者均采用320排探测器CT行冠状动脉CTA检查。根据CTA上心肌桥表现将患者分为深埋型、浅表型心肌桥组，根据是否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分为孤立性心肌桥组及心肌桥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组，记录肌桥厚度、肌桥长度、肌桥所在冠状动脉斑块体积、桥前TAG值、桥后TAG值及两者的K比值。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正态分布）或Mann-WhitneyU检验（偏态分布）比较不同组间计量资料数据的差异，采用χ2检验比较不同组间计数资料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分析桥前TAG值、桥后TAG值、K比值、肌桥厚度、长度与斑块体积的相关性，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上述指标对斑块发生的影响程度。采用ROC分析主要影响指标与斑块形成的关系。 结果 孤立性心肌桥99例，心肌桥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99例；心肌桥类型为浅表型27例，深埋型171例；粥样硬化斑块均发生于桥前，斑块平均体积（91.6±83.0）mm3。孤立性心肌桥组和心肌桥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组患者的性别构成、年龄、身高、体重和体重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孤立性心肌桥组和心肌桥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组患者的桥前TAG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桥后TAG值和K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浅表组与深埋组患者的桥前TAG值、桥后TAG值及K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斑块体积和桥前TAG值、桥后TAG值及K比值间存在弱负相关（r值分别为－0.205、-0.316、-0.339，P值均<0.05）。桥前TAG值显著影响斑块形成（P=0.014），优势比为0.884（95%可信区间为0.801~0.976），而其他因素与斑块形成无显著影响（P均>0.05）。桥前TAG值促进斑块形成的ROC下面积为0.582，当诊断临界值设为－37.26 HU/mm时，桥前TAG值导致斑块形成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31.31%和81.82%。 结论 前降支桥前TAG值是斑块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通过CTA检查能早期发现桥前TAG值异常。

目的 探讨3.0 T MRI化学交换饱和位移（CEST）成像在体外模型中对心肌肌酸代谢的可行性。 方法 采用德国Siemens 3.0 T MR成像仪对含有不同浓度（分别为10、20、30、40、50 mmol/L）肌酸的体外模型进行心肌肌酸CEST成像技术（CrEST）。分别采用基础CrEST、非心电门控CrEST和心电门控CrEST序列。测量3种序列获得图像的信噪比（SNR），观察磁化转移率（MTR）图谱。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各序列肌酸图像SNR的差异，非心电门控CrEST、心电门控CrEST序列所获MTR与基础序列MTR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完成。 结果 采用3个CrSET序列均成功完成了肌酸体模成像，获得满足临床诊断的CrEST原始图像。不同序列不同浓度肌酸的伪彩色编码CrEST图显示不同浓度肌酸间信号差异明显，随着肌酸浓度增加，CrEST效应增强。基础CrEST、非心电门控CrEST和心电门控CrEST序列肌酸图像的SNR分别为47.6±7.1、58.5±3.7和65.0±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非心电门控序列CrEST、心电门控CrEST序列SNR高于基础CrEST序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026、0.001），而非心电门控序列CrEST、心电门控CrEST序列间的SN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非心电门控CrEST序列和心电门控CrEST序列获得的MTR与基础序列MTR均具有明显正相关（r2值分别为0.974、0.997，P均<0.05）。 结论 与基础CrEST序列相比，优化后的心电门控CrEST序列可获得较高SNR的CrEST图像，临床评价心肌肌酸代谢可行。

目的 探讨宽体探测器CT扫描中使用表浅辐射敏感器官剂量调制（ODM）技术时，选择不同探测器宽度及螺距对辐射剂量和图像质量的影响。 方法 以临床胸部扫描方案为基准，在其他参数相同情况下分别使用两种探测器宽度（40、80 mm）和3种螺距（0.500、1.000和1.375）的组合，对胸部模体进行3种ODM模式扫描，分别为不使用ODM技术（ODM off）、从扫描起始层至乳腺区240 mm开启ODM（ODM part）、全扫描范围320 mm开启ODM（ODM all）。在右侧乳腺区域前方固定位置放置长杆电离室，每组扫描参数重复测量7次，记录容积CT剂量指数（CTDIvol）和平均乳腺皮肤剂量（Dav）值。重组冠状面5 mm层厚肺及软组织算法图像，沿Z轴方向平均分为上部、中部和下部3部分，分别测算对比噪声比（CNR）和品质因子（FOM）。对探测器宽度分别为40、80 mm的两组的CTDIvol、D、CNR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3组螺距（0.500、1.000和1.375）及3种ODM模式间辐射剂量和CNR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 使用80 mm探测器、螺距为0.992并部分开启ODM时FOM因子最大。3种不同ODM模式下，辐射剂量依次下降，3种ODM模式的CTDIvol和Dav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019、0.002）。探测器宽度增加剂量增加，不同探测器宽度（40、80 mm）间的CTDIvo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723，P=0.015），Dav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908，P=0.377）。3种螺距下的CTDIvol和Dav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254、0.146）。3种不同ODM模式下，CNR依次下降，不同ODM模式间软组织图像CNR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46），肺算法图像CNR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460，P=0.030），其中ODM off与ODM all间CNR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9）。探测器宽度增加CNR增加，不同探测器宽度（40、80 mm）间的肺算法图像CN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128，P=0.001），软组织图像CNR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87）。不同螺距下的肺算法图像CN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60）；软组织图像CN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1.756，P=0.001），其中与螺距为1.000时相比，螺距为0.500和1.375的CN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000、0.013）。肺及软组织算法图像上、中部CNR在3种不同ODM模式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下部在仅ODM all模式时与其他两组CNR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探测器宽度和螺距改变会对ODM技术的作用产生影响，继而影响到辐射剂量与影像质量。胸部CT扫描使用80 mm探测器、螺距0.992并且部分开启ODM时，达到质量与剂量利益最优化。

目的 探讨水脂分离定量技术mDIXON-Quant序列评价输血依赖性疾病患者肝脏和胰腺铁沉积的应用价值。 方法 前瞻性收集2016年12月至2018年5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未经祛铁治疗的输血依赖性患者34例，按照输血量分为少量输血组23例（3年内输血量2 000~5 000 ml）及大量输血组11例（3年输血量>5 000 ml）。所有患者均行常规三维MR梯度回波（FFE）序列和mDIXON-quant序列扫描，分别获得肝脏、胰腺的T2* map图像，得到基于上述两种序列的R2*值，分别记为R2*和dR2*。采用Pearson法分析各组肝脏和胰腺的R2*、dR2*值的相关性，并分析R2*、dR2*值与输血量的相关性。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相同输血量患者R2*、dR2*值的差异。 结果 （1）少量输血组：肝脏和胰腺的R2*、dR2*值间均具有高度相关性（r值分别为0.993、0.962，P<0.01）；肝脏、胰腺的R2*值和dR2*与输血量均无相关性（P均>0.05）；肝脏和胰腺的R2*值和dR2*值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2）大量输血组：当T2*<1.8 ms时，T2*map较dT2*map信噪比低，噪声严重影响T2*值测量；T2*≥1.8 ms时，肝脏和胰腺的R2*、dR2*值间均具有高度相关性（r值分别为0.991、0.989，P<0.01）。肝脏的R2*值和dR2*值均与输血量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527、0.639，P均<0.01）；胰腺的R2*值和dR2*值也均与输血量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590、0.602，P均<0.01）。肝脏的R2*值和dR2*值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胰腺的R2*值和dR2*值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mDIXON-quant序列与三维FFE序列均可用于输血依赖性患者肝脏、胰腺的铁定量评估。对于大量输血的铁过载患者，采用mDIXON-quant序列评价肝脏、胰腺铁沉积严重程度更具优势。

目的 探讨心电门控非对比增强静息间隔单次激发MR血管成像（QISS MRA）在下肢动脉狭窄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4月至12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有下肢缺血表现且同时进行了下肢动脉CTA及QISS MRA检查的30例患者。患者均成功进行了下肢动脉CTA及心电门控非对比增强QISS MRA检查。将整个下肢动脉分成19段（腹主动脉下段、髂总动脉、髂内动脉、髂外动脉、股浅动脉、股深动脉、腘动脉、胫前动脉、胫后动脉、腓动脉）进行评价，2名医师采用4分法对QISS MRA和CTA图像质量进行评分，并对动脉狭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同一患者不同检查方法狭窄程度及同一患者不同医师狭窄程度评分一致性的评价采用Kappa分析。 结果 30例患者共采集到570个血管段。医师1的560/570（98.2%）段和548/570（96.1%）段的图像质量被CTA和QISS-MRA评为优秀或良好（3、4级），医师2的561/570（98.4%）段和544/570（95.4%）段的图像质量分别被CTA和QISS-MRA评为优秀或良好。医师1对CTA与QISS MRA的图像质量评分分别为（3.87±0.38）、（3.70±0.53）分，医师2分别为（3.86±0.40）、（3.68±0.54）分。QISS-MRA上，570个节段中仅7个（1.2%，7/570）节段得到不能满足诊断图像质量的图像。2名医师分别采用CTA与QISS MRA对不同节段血管狭窄程度评价的一致性良好，医师1对不同节段血管狭窄程度评价CTA与QISS MRA间的Kappa值为0.714~0.939，医师2的Kappa值为0.603~0.939；2名医师间采用QISS MRA对不同节段血管狭窄程度评价的一致性良好，Kappa值为0.813~0.933。 结论 在下肢动脉栓塞诊断中，QISS-MRA具有较大价值。

目的 采用心电监控四维CT血管成像（4D-CTA）分析颅内小动脉瘤破裂的风险预测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5月至2017年5月间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行心电监控4D-CTA检查的、<5 mm的共118例患者。根据动脉瘤有无破裂，分为破裂组（72例）和未破裂组（46例）。将所有患者扫描后的原始数据进行重建，得出一个心动周期内的时间间隔均为5%的20组数据包，经工作站三维软件处理后，得到20组图像及动态图。将同一部位连续3幅及以上图像发现小泡状或小尖状凸起，判定该凸起为搏动点。并将两组动脉瘤的形态特征和临床特征先进行单因素分析，然后将有意义的指标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并用ROC曲线计算最佳诊断界值。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破裂组和未破裂组患者性别、吸烟史、生长在血管分叉点、出现搏动点、瘤颈比（AR）、瘤高与载瘤动脉管径之比（SR）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年龄、高血压、2型糖尿病、家族史、多发动脉瘤史、饮酒史、部位、大小、瘤颈、瘤高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出现搏动点（优势比=8.843，95%可信区间：2.800~27.925）和较大的SR值（优势比=4.484，95%可信区间：1.094~18.385）对动脉瘤的破裂风险有独立预测价值；当SR值>1.65时，ROC曲线下面积为0.832，诊断小动脉瘤破裂风险的敏感度为76%，特异度为70%。 结论 出现搏动点和SR值>1.65是颅内<5 mm的动脉瘤破裂的独立预测指标。

目的 探讨首次发作的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抗体阳性（MOG）视神经炎（MOG-ON）、水通道蛋白4抗体阳性-ON（AQP4-ON）MR影像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4月至2017年12月我院神经眼科确诊的急性ON患者85例（105条视神经），其中AQP4-ON组58例（64条视神经）、MOG-ON组27例（41条视神经），未纳入双抗体阳性或双抗体阴性的病例。所有患者均行常规眼眶MR检查，其中29例（35条视神经）行Resolve-DWI扫描，55例行头颅T2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T2FLAIR）扫描，由2名医师分析两组的临床特点（年龄、性别、病程）、MR影像特点（视神经的T2WI信号、双侧受累、强化程度、强化范围、累及范围、累及节段、ADC值，颅内脱髓鞘病灶）。定性资料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定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正态分布）或Mann-Whitney U检验（偏态分布）比较。采用Kappa检验评价2名医师对图像定性特征观察的一致性，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评价2名医师对ADC值测量的一致性结果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1.911、Z=-1.054，P>0.05）；AQP4-ON好发于女性（χ2=13.911，P<0.05），主要为单侧视神经受累；MOG-ON以双侧受累为主（χ2=17.640，P<0.05）；两组病变发生颅内脱髓鞘病变（χ2=0.000）及累及视束的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MOG-ON表现为视神经增粗、长节段病变及视乳头受累的概率更高（χ2值分别为16.845、13.525、13.264，P<0.05）；AQP4-ON病灶表现明显强化和视交叉受累的概率更高（χ2值分别为7.152、5.088，P<0.05）。Resolve-DWI提示，AQP4-ON的ADC值低于MOG-ON（t=-3.300，P<0.05）。2名医师对图像定性评价的一致性均好，Kappa值为0.712~0.932（P<0.001）。2名医师对ADC值测量的一致性好，ICC值为0.942（P<0.001）。 结论 对于首次发作的急性视神经炎，AQP4-ON易发生于女性、常为单侧视神经病变、病灶多呈明显强化，而MOG-ON常为双侧长节段性的视神经病变。AQP4-ON的ADC值较MOG-ON低，且更易累及视交叉。因此,常规MRI成像和Resolve-DWI技术有助于早期鉴别AQP4-ON和MOG-ON。

目的 探讨在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CTA）检查中，参考指南推荐的不同体重患者碘流率注射方案，获得优质图像和图像质量均一化的可行性。 方法 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前瞻性入选阜外医院159例疑诊冠心病行CCTA检查的连续患者，根据体重划分为5组：≤60、61~70、71~80、81~90、>90 kg，其中前3组应用100 kV管电压扫描，后两组应用120 kV管电压扫描，均使用含碘370 mg/ml对比剂，每组分别应用1.0、1.2、1.4、2.0和2.2 mg/s的注射碘流率。测量主动脉根部、前降支近段以及右冠状动脉远段的CT值和噪声（SD），以及前降支近段和右冠状动脉远段的对比度噪声比（CNR）和信噪比（SNR），所有参数均采用Shapiro-Wilk检验分析数据正态性，符合正态分布的参数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 5组患者的主动脉根部CT值分别为（368.7±32.4）、（356.7±30.8）、（366.0±34.6）、（360.7±25.0）和（352.3±28.4）HU，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541，P=0.19）；前降支近段CT值及右冠状动脉远段CT值组间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5组患者间前降支近段、右冠状动脉远段的SD、CNR及SNR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分别为（3.9±0.2）、（3.8±0.3）、（3.9±0.2）、（3.9±0.3）、（4.0±0.2）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202，P=0.36)。 结论 对于不同体重患者，参考指南的碘流率对比剂注射方案行CCTA检查，可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前提下实现血管强化程度的均一性，从而有可能真正实现个体化和规范化的检查效果。

目的 总结腹外型韧带样纤维瘤病的MRI表现，探索其与肿瘤术后复发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3月至2016年10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36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腹外型韧带样纤维瘤患者。患者年龄10~68岁，中位年龄28岁；男14例、女22例；病程1 d至8年；病变部位包括四肢20例、背部6例、胸壁3例、颈部1例、臀部6例。临床分期采用Church分期方法。MR平扫3例，平扫加增强33例。分析病灶部位、最大径、邻近结构受侵犯情况、强化程度及MRI征象。行常规SE序列、FSE序列矢状面质子密度加权成像（PDWI）、脂肪抑制短时反转恢复（STIR）序列及矢状面、冠状面、横断面T1WI脂肪抑制增强扫描。根据术后是否复发分为复发组15例和未复发组21例。比较2组MRI特征，包括筋膜尾征、触须征、脂肪分离征、病灶周围低信号环和邻近结构侵犯。连续性变量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类变量采用χ2检验，临床分期与复发相关性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 结果 36例患者的病灶相对于骨骼肌，平扫：T1WI呈等或稍低信号；T2WI呈混杂稍高信号2例、混杂高信号34例，内均见裂隙状低信号；增强扫描：显著强化22例，中度强化7例，轻度强化4例。Ⅰ期9例，其中复发组1例；Ⅱ期12例，其中复发组4例；Ⅲ期8例，其中复发组4例；Ⅳ期7例，其中复发组6例。每例MR影像表现均可见以下两种及以上征象；条带征36例，术后复发15例；触须征18例，术后复发15例；脂肪分离征12例，术后无复发病例；筋膜尾征15例，术后复发13例；病灶周围低信号环21例，术后复发2例。术前病灶侵犯邻近结构14例，术后复发13例；术后复发和未复发肿瘤的MR征象统计分析显示：MR征象中筋膜尾征、触须征、脂肪分离征、病灶周围低信号环和邻近结构侵犯在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21.424、25.714、12.857、21.424、24.699，P值均<0.05）；性别、发病部位及病灶强化程度在两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626、0.823、3.465，P值均>0.05）。术后复发与病程、临床分期显著相关（χ2=7.264，r=0.994，P<0.05）。 结论 腹外型韧带样纤维瘤患者的MRI特征为筋膜尾征、触须征、脂肪分离征、病灶周围低信号环和邻近结构侵犯。术前肿瘤影像表现邻近结构侵犯、触须征和筋膜尾征征象的患者术后复发率较高；表现周围低信号环征的患者术后复发率低，表现脂肪分离征征象本组无复发；病程长的肿瘤及Ⅲ期、Ⅳ期肿瘤复发率高。

目的 探讨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经腹腔镜辅助肛门成形术后MRI表现与排便功能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2014年1月至2017年6月经腹腔镜辅助肛门成形术治疗，且当前年龄大于3岁的无脊髓发育畸形的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患儿的MRI图像。42例患儿的中位年龄为4岁（3~16岁），接受手术时中位年龄为5个月（3个月~13岁），接受MRI扫描的中位时间为术后3个月（2~5个月）。MRI图像分析内容包括直肠肛管与高位横纹肌复合体及低位横纹肌复合体的位置关系、肛管直肠角、直肠最大径、直肠肛管与横纹肌复合体间有无脂肪疝入、盆底肌肉发育情况等。统计分析不同MRI影像特征在不同排便功能指数（包括自主控便、污粪、便秘及排便功能）之间的差异采用χ2检验或秩和检验。 结果 直肠肛管与高位横纹肌复合体中心的位置关系在不同的自主控便、污粪及排便功能分组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肛管直肠角在不同的自主控便、污粪、便秘及排便功能分组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直肠肛管与低位SMC中的位置关系、直肠最大径、盆底相关肌肉的发育情况、直肠肛管与SMC间有无脂肪疝入等在不同的自主控便、污粪、便秘及排便功能分组中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术后MRI检查显示直肠肛管偏离高位横纹肌复合体提示患儿预后不良，而盆底肌肉发育良好并不足以保证术后排便功能良好；术后MRI图像所测得肛管直肠角可作为判断预后的客观指标。

2018年10月，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CSR）和中国医学影像AI产学研用创新联盟（CAIERA）发起，携手中国医学装备人工智能联盟影像委员会共同展开医学影像AI产业现状和发展需求调研。本文中发布了此次调研的统计数据，并对此调研结果进行解读。调研结果显示，医学影像AI产业在中国处于蓄势待发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完善患者隐私和数据安全、数据分享等行业政策和法规，加强AI相关知识培训和宣传，搭建产学研用合作交流平台和相关转化机制，将有利于中国医学影像AI产业向着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健康成年雄性SD大鼠180只，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20只，常规清洁饲养）、布加综合征（BCS）模型组（80只，部分结扎大鼠肝后段下腔静脉）和假手术组（80只，不结扎下腔静脉，其他处理同模型组）。模型组及假手术组又各随机分4个亚组（实验1、3、6、12周组），每亚组20只大鼠。实验开始后1、3、6、12周末行DSA证实造模成功后每组随机抽取12只大鼠处死，留取肝脏组织，行免疫组化、HE及Masson染色，以实时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PCR）及蛋白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分别检测TGF-β1、PDGF-A及PDGF-B的mRNA及蛋白相对表达量。通过Levene法检验数据符合方差齐性后，以方差分析比较组内、组间的总体差异，采用LSD法行组内、组间两两比较，采用Pearson法分析各因子间相关性，以Spearman法分析各因子与肝纤维化间相关性。 结果 显示，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A（PDGF-A）及PDGF-B的mRNA表达在对照组与假手术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GF-β1：F=0.805，PDGF-A：F=0.620，PDGF-B：F=0.553，P值均>0.698)。模型组分别与对照组及假手术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GF-β1：F值分别为644.812，294.224，P值均<0.001；PDGF-A：F值分别为180.578，256.130，P值均<0.001；PDGF-B：F值分别为210.056，568.468，P值均<0.001)；且模型组各亚组表达均高于同一时间的假手术亚组及对照组（P值均<0.05）。模型组术后各时间点的TGF-β1、PDGF-A及PDGF-B的mRNA表达总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值分别为565.205，120.014，154.406，P值均<0.001)，且同一因子模型组各亚组间两两比较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TGF-β1、PDGF-A及PDGF-B在各组间及组内的蛋白表达变化规律与mRNA表达一致。模型组3个因子的mRNA水平与相应蛋白表达均呈正相关（r=0.841，0.941，0.931；P均<0.001）。3个因子与肝纤维化均无明显相关性。表明BCS病理损伤与组织修复是一个多因子、多进程、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每个因子在不同的病程阶段产生的作用不同。

本文报道多结节和空泡状神经元肿瘤影像表现一例。患者女，35岁，CT表现为左侧颞叶皮层下见不规则片状低密度影，增强扫描未见明确强化。MRI表现为左侧颞叶皮层下及海马尾部多发小结节状及不规则片状异常信号影，T1WI呈等信号，内见少许小片状稍高信号，T2WI及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FLAIR）呈高信号，DWI病变未见扩散受限，相应ADC图为高信号。病理诊断：多结节空泡状神经元性肿瘤（MVNT），WHOⅠ级。

本文报道联合应用超声和MR产前诊断戊二酸血症Ⅰ型一例。胎儿产前超声检查显示头围偏大。头颅MR表现为脑外间隙增宽，双侧外侧裂池明显增宽，双侧颞叶体积稍小，透明隔囊肿及室管膜下囊肿。胎儿出生后取尿液行代谢病筛查，结果示戊二酸及三羟基戊二酸明显增高，双羧酸增高，提示患儿患有戊二酸血症Ⅰ型。

肺癌的早期精准检出对患者的治疗、生存期的提高有重要意义。早期肺癌在CT上常表现为具有或不具有恶性征象的肺结节，因此肺结节的检出是肺癌早诊第一步。人工智能是一门新兴的技术科学，其应用极为广泛，在医学领域中也有优秀的表现。目前已有较多学者采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对肺结节的检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就人工智能在CT肺结节检出的临床应用及研究进展展开综述。

纹理分析和影像组学具有客观描述性的特点，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各系统肿瘤性病变，通过肿瘤的异质性特点，深入客观地评估肿瘤表型，为肿瘤鉴别诊断、治疗和预后预测提供精准指导。而目前学者对两者应用于非肿瘤性疾病的关注度较少，但两者在各系统非肿瘤疾病的研究具有潜力和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本综述介绍和总结了纹理分析和影像组学在各系统非肿瘤性疾病的应用及意义。

冠状动脉微血管疾病（CMVD）常与心血管不良事件相联系，但缺乏直接的在体成像技术。二十年来，人们对该病的认识不断加深，笔者通过简单介绍CMVD的定义、分类及诊断基础，总结了近年来心血管磁共振（CMR）在CMVD的应用。

通过报道2例肝局灶性结节增生（FNH）患者的CT和MRI表现，提高对FNH影像表现的认识。FNH的CT表现大多密度均匀，平扫时呈等密度或略低密度，部分病灶可显示中心瘢痕，呈低密度，典型的中心瘢痕呈星芒状或轮辐状，少数呈条状或不规则形。FNH增强扫描动脉期多呈明显均匀强化，边界清晰，门静脉期和延迟期病灶强化程度下降，可呈高密度、等密度，甚至略低密度，病灶边界不清楚。延迟期强化程度增高。MRI扫描除中心瘢痕外，FNH多信号均匀，T1WI等信号或略低信号、T2WI等信号或略高信号，而中心瘢痕表现为T2WI高信号。掌握FNH的诊断要点有助于诊断和鉴别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