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 · 第48卷第12期

目的评价子宫内膜细胞学检查 (ECT) 筛查子宫内膜癌及其癌前病变的准确性,探讨其作为子宫内膜癌筛查手段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子宫内膜癌及其癌前病变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发病的高危因素,为明确子宫内膜癌筛查的适宜人群提供依据。方法选取2009年3月至2013年5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377例)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 (210例)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30例) 存在明确手术指征行宫腔镜检查且接受ECT检查的患者,共1717例,ECT采用液基薄层细胞学技术制片。以分段诊刮的组织病理学诊断为“金标准”,分析子宫内膜细胞学筛查子宫内膜癌的符合度、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同期选取存在明确手术指征行宫腔镜检查且完整填写高危因素调查表的患者1716例,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行子宫内膜癌及其癌前病变的高危因素分析。结果子宫内膜细胞学标本满意率为96.45% (1656/1717),组织病理学标本满意率为91.44% (1570/1717),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子宫内膜细胞学筛查子宫内膜癌的符合度为88.2%,敏感度为87.3%,特异度为88.3%,阳性预测值为41.9%,阴性预测值为98.6%。组织病理学结果为子宫内膜癌及不典型增生的相关危险因素有:体质指数 (BMI) ≥25 kg/m2、年龄≥40岁、糖尿病、高血压、绝经和恶性肿瘤家族史 (P均<0.10),其中独立危险因素为BMI≥25 kg/m2、年龄≥40岁、绝经和恶性肿瘤家族史 (P均<0.05) 。结论子宫内膜细胞采集器结合液基薄层细胞学制片技术进行ECT用于子宫内膜癌及其癌前病变的筛查,准确性较高,用于筛查子宫内膜病变是可行的,具有临床应用价值。子宫内膜癌及其癌前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年龄≥40岁、BMI≥25 kg/m2、绝经及恶性肿瘤家族史。

目的评价Pipelle子宫内膜取样器获取子宫内膜进行组织学诊断的可行性。方法采用前瞻性、自身对照研究方法,于2012年3—12月期间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对200例进行子宫内膜活检的患者,先以Pipelle子宫内膜取样器获取子宫内膜组织,随后进行常规诊刮,两种方法获取的内膜组织分别送检,同一位病理医师对标本质量进行评估并做出组织学诊断。结果200例患者完成观察,两种取材方法都得到子宫内膜标本并进行了组织学诊断。Pipelle取样器的取材满意度为93.0% (186/200;14例只取到了少量的子宫内膜),其病理诊断结果准确率为85.0% (170/200; 170例做出了与诊刮完全一致的病理诊断),两种取材方法在病理诊断一致性上无显著差异 (P>0.05) ;Pipelle取样过程中患者无疼痛感。诊刮、Pipelle取样器两种取材方法诊断的敏感度分别为100.0%和85.0%,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Pipelle取样器对子宫内膜癌诊断敏感度仅为54.5%,但11例子宫内膜癌其成功检出6例,另有3例诊断为重度不典型增生,1例为复杂性增生,1例取样时人为因素而仅诊断为破碎内膜;去除人为因素的1例,Pipelle取样器作为对可疑子宫内膜癌的筛查率达90%。结论子宫内膜取样器可获取满意的内膜标本用于组织学诊断,其对正常内膜、单纯性增生、复杂性增生、不典型增生、子宫内膜癌等的诊断准确率与诊刮基本一致,可以作为子宫内膜病变的常规筛查工具。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采集器用于子宫内膜癌及其癌前病变保守治疗随访时的准确性和可行性。方法2012年5月至2013年3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收治的已确诊并行保守治疗的子宫内膜癌及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患者19例,应用子宫内膜采集器采集子宫内膜标本43次,随后应用宫腔镜评价采集器标本采集的范围并宫腔镜下活检内膜组织。术前行阴道超声检查。分别组织学制片后,对比采集器取材和宫腔镜取材的病理检查结果。结果19例患者取材前子宫内膜的平均厚度为 (0.81±0.65) cm。子宫内膜采集器的满意标本率为95% (41/43) 。采集器随访子宫内膜癌及不典型增生的准确度、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0.5%、27.3%和100.0%,阳性预测值为100.0%。与宫腔镜下内膜活检病理检查结果相比:符合者32例次,不符合者9例次;病理检查结果符合与不符合者的子宫内膜厚度分别为 (0.93±0.70) 和 (0.40±0.14) cm,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1) 。结论子宫内膜采集器可以采集到微量子宫内膜组织进行病理检查。用于子宫内膜癌或不典型增生保守治疗的随访时,应当结合阴道超声检查,对子宫内膜较薄者应慎用采集器。

目的探讨妊娠期糖尿病 (GDM) 孕妇不同血糖指标异常与妊娠结局的关系。方法选择2011年1月至2012年7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行产前检查并分娩的4090例产妇,孕24~ 28周均直接行75 g葡萄糖耐量试验 (75 g OGTT),其空腹血糖、服糖后1、2 h血糖均正常为血糖正常组,任意时间点血糖值异常即诊断为GDM (GDM组),其中仅空腹血糖异常为GDM A、空腹血糖异常合并其他任一时间点血糖异常为GDM B、空腹血糖正常而其他任一时间点血糖异常为GDM C。为分析不同血糖异常项数对妊娠结局的影响,对75 g OGTT检测结果中仅其中1项血糖异常为GDMⅠ、两项血糖异常为GDMⅡ、3项血糖异常为GDMⅢ。对各组孕妇及其中空腹血糖<4.4 mmol/L的GDM孕妇的妊娠结局进行分析。结果 (1) 4090例中,858例被诊断为GDM (GDM组),发生率为21.98%,其中82例 (9.6%,82/858) 应用胰岛素治疗;3232例血糖正常 (血糖正常组) 。GDM组中剖宫产率 (51.9%,445/858) 、早产率 (8.4%,72/858) 及大于胎龄儿 (LGA) 发生率 (5.9%,51/858) 均明显高于血糖正常组[分别为 (43.5%,1406/3232) 、 (5.8%,189/3232) 及 (4.2%,137/3232) ],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而巨大儿发生率在GDM组 (6.8%,58/858) 及血糖正常组 (6.2%,199/3232) 中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2) GDM组中GDM A 317例 (36.9%,317/858) 、GDM B 239例 (27.8%,239/858) 、GDM C 302例 (35.2%,302/858) 。GDM B中巨大儿及LGA发生率明显高于GDM C及血糖正常组,分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但GDM A分别与GDM C、血糖正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3) GDM组中GDMⅠ521例 (60.7%) 、GDMⅡ203例 (15.6%) 、GDMⅢ134例 (23.7%),分别与血糖正常组比较,GDMⅢ中巨大儿及LGA发生率、剖宫产率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而GDMⅡ中仅剖宫产率高于血糖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4) 在4090例孕妇中,空腹血糖<4.4 mmol/L共1118例 (27.3%),其中发生GDM 55例 (4.92%,55/1118) 。55例GDM孕妇中发生早产4例 (7.3%,4/55),分娩巨大儿1例 (2%) 。结论GDM孕妇空腹血糖异常合并1项或两项不同时间点血糖异常,其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明显增加,提示对此种情况临床应高度关注并积极干预;空腹血糖<4.4 mmol/L的孕妇GDM发生率及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均很低,对此类孕妇不建议行75g OGTT检测。

目的探讨配偶淋巴细胞免疫治疗次数和注射方式对复发性流产患者封闭抗体转阳率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2年8月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不孕不育诊疗中心进行配偶淋巴细胞免疫治疗的复发性流产患者326例的临床资料,共分为两组,皮内注射组260例,采用双侧前臂皮内注射法进行淋巴细胞免疫治疗,每21天1次,并分别于免疫治疗2 (23例) 、3 (73例) 、4 (74例) 、5 (90例) 次后2周测定封闭抗体;皮下注射组66例,采用皮下注射法,进行淋巴细胞免疫治疗,同样为每21天1次,治疗5次,并于治疗第3次后2周测定封闭抗体。计算封闭抗体转阳率,随访并计算封闭抗体转阳后再次妊娠的成功率。结果 (1) 封闭抗体转阳率:皮内注射组2、3、4、5次免疫治疗后,封闭抗体转阳率分别为17% (4/23) 、58% (42/73) 、72% (53/74) 、84% (76/90),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免疫治疗3次后皮下注射组封闭抗体转阳率为38% (25/66),明显低于皮内注射组的封闭抗体转阳率 (58%,42/73),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 封闭抗体转阳患者的妊娠率:封闭抗体转阳的200例患者中,妊娠176例,其中成功妊娠 (妊娠而且时间≥5个月) 126例,11例妊娠但时间<5个月,成功妊娠率为71.6% (126/176),流产39例。结论免疫治疗次数和注射方式影响封闭抗体转阳率;封闭抗体转阳后可提高再次妊娠的成功率。

目的探讨健康妇女黄体中期子宫内膜组织中微小RNA———mir-29c、mir-200a、mir-145的表达变化及其与内异症不孕的相关性。方法选择2011年8月至2013年2月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因不孕症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治疗、并已行宫腹腔镜检查、病理证实为内异症并排除其他不孕因素的患者36例作为内异症组,按照1985年美国生育学会修订的内异症分期标准,分为Ⅰ~Ⅱ期17例、Ⅲ~Ⅳ期19例;选择同期因男方因素不孕、女方完全正常的44例作为对照组。应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两组妇女黄体中期子宫内膜组织中mir-29c、mir-200a、mir-145的表达量;同时对内异症组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后妊娠与否进行随访。结果 (1) 两组妇女子宫内膜组织中微小RNA的表达:内异症组患者子宫内膜组织中mir-29c、mir-200a、mir-145的平均表达量分别为2.46±1.98、3.20±2.45、6.378±3.275,对照组妇女分别为1.36±1.05、2.04±1.16、4.548±1.885,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0.026、0.027、0.041) 。 (2) 不同期别内异症患者子宫内膜组织中微小RNA的表达:Ⅰ~Ⅱ期内异症患者子宫内膜组织中mir-29c、mir-200a、mir-145的平均表达量分别为0.53±0.51、0.33±0.26、0.048±0.021,Ⅲ~Ⅳ期内异症患者分别为0.26±0.18、0.28±0.12、0.045±0.016,两者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0.191、0.661、0.753) 。 (3) 内异症组妊娠与否患者子宫内膜组织中微小RNA的表达:妊娠者子宫内膜组织中mir-29c、mir-200a、mir-145的平均表达量分别为0.60±0.30、1.23±0.48、0.886±0.238,未妊娠者分别为2.64±1.73、4.39±2.58、7.199±3.945,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0.030、0.039、0.028) 。结论内异症不孕患者黄体中期子宫内膜组织中mir-29c、mir-200a、mir-145表达上调,可能在内异症不孕中发挥作用。

目的探讨Rho A及Rho激酶 (ROCKⅠ) 在子宫腺肌病患者子宫内膜-肌层交界区平滑肌细胞中的表达及其与痛经程度的关系。方法选择2012年3至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科微创中心因子宫腺肌病行子宫全切除术的32例患者为子宫腺肌病组 (其中增殖期内膜18例,分泌期内膜14例) ;同期因宫颈病变或卵巢肿瘤而行子宫切除的患者29例为对照组 (其中增殖期内膜12例,分泌期内膜17例) 。对两组患者子宫内膜-肌层交界区平滑肌细胞进行分离及原代培养。应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和蛋白印迹法,检测两组及子宫腺肌病组不同程度痛经患者子宫内膜-肌层交界区平滑肌细胞中Rho A和ROCKⅠm RNA及其蛋白的表达水平。结果 (1) 子宫腺肌病组子宫内膜-肌层交界区平滑肌细胞中Rho A和ROCKⅠmRNA表达水平无明显周期性变化,增殖期表达水平 (分别为1.41±0.16、1.05±0.15) 稍高于分泌期 (分别为1.17±0.25、0.98±0.10),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对照组Rho A和ROCKⅠmRNA表达水平存在周期性变化,增殖期表达水平 (分别为0.93±0.10、1.00±0.18) 高于分泌期 (0.48±0.03、0.55±0.05),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子宫腺肌病组增殖期和分泌期Rho A和ROCKⅠmRNA的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2) 子宫腺肌病组与对照组Rho A及ROCKⅠm RNA、蛋白表达水平均呈正相关关系 (r=0.67,P<0.01;r=0.48,P<0.01) 。 (3) RhoA和ROCKⅠmRNA、蛋白表达水平在子宫腺肌病组不同程度痛经患者中依次表现为:重度痛经 (1.66±0.19、1.32±0.11) >中度痛经 (1.28±0.12、1.09±0.08) >轻度痛经 (0.93±0.09、0.81±0.06),两两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子宫腺肌病患者子宫内膜-肌层交界区Rho A及ROCKⅠ呈高表达,与患者痛经程度呈正相关,但不随月经周期变化,提示,Rho A及ROCKⅠ持续性高表达可能导致子宫的异常收缩,从而参与子宫腺肌病痛经的发生。

目的探讨新疆维吾尔族女性压力性尿失禁 (SUI) 的患病率及危险因素。方法2011年4至8月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新疆喀什地区部分城市和农村中20~ 85岁的维吾尔族女性3403例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的设计参考女性下尿路症状国际尿失禁标准问卷 (IQ-FLUTS) 和自制问卷调查表,将SUI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维吾尔族女性尿失禁发生率为41.96% (1428/3403),SUI发生率为28.21% (960/3403)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体质指数、腰臀比、分娩方式、新生儿出生体质量、会阴侧切、绝经、产次、盆腔器官脱垂、慢性盆腔痛、子宫全切除、高血压、呼吸系统疾病为SUI发生的危险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SU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为体质指数 (OR=1.672,95%CI为1.082~ 2.584) 、产次 (OR=5.092,95%CI为3.889~ 6.666) 、新生儿出生体质量 (OR=5.623,95%CI为3.335~ 9.480) 、分娩方式 (OR=2.247,95%CI为1.634~ 3.090) 、会阴侧切 (OR=4.448,95%CI为3.112~ 6.357) 、绝经 (OR=5.145,95%CI为3.613~ 7.328) 、慢性盆腔痛 (OR=3.869,95% CI为1.051~ 14.250) 、盆腔器官脱垂 (OR=3.501,95%CI为2.508~ 4.887) 。结论新疆维吾尔族女性SUI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尤其与肥胖、产次及分娩方式等产科因素紧密相关。

目的探讨不同的辅助治疗方法对Ⅰb~Ⅱa期子宫颈癌术后有危险因素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自1995年3月至2010年6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行手术治疗,且术后有危险因素并进一步行辅助化疗 (化疗组,79例) 、放疗或放化疗联合治疗 (放化疗组,58例) 的Ⅰb~Ⅱa期子宫颈癌患者共137例,两组患者均行子宫广泛性切除+盆腔淋巴结切除术。术后危险因素分为中危因素 (包括肿瘤直径>4 cm、脉管癌栓、浸润间质深层) 和高危因素 (包括宫旁转移、淋巴结转移和切缘阳性) 。回顾性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用Kaplan-Meier法计算并比较两组患者的5年生存率;对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进行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log-rank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逐步回归法。结果化疗组与放化疗组患者的年龄、新辅助化疗、临床分期、病理类型、病理分化程度、肿瘤直径、间质浸润深度、宫旁转移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而两组患者的术后危险因素程度、脉管癌栓、淋巴结转移分别比较,差异则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化疗组、放化疗组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88.6%、89.7%,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55) 。单因素分析显示,病理类型、术后危险因素程度、高危因素个数、宫旁转移、淋巴结转移与患者的预后有关 (P<0.05) ;多因素分析显示,临床分期、病理类型、术后危险因素程度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 (P<0.05) 。进一步对术后具有不同程度危险因素的子宫颈癌患者分别给予不同方式的辅助治疗后的预后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43例有术后高危因素的患者中,给予化疗、放化疗患者 (分别为18、25例) 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77.8%、80.0%,3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100.0%、80.0%,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316,P=0.172) ;在94例有术后中危因素的患者中,给予化疗、放化疗患者 (分别为61、33例) 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91.8%、97.0%,3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98.4%、97.0%,分别比较,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 (P=0.220,P=0.549) 。结论Ⅰb~Ⅱa期子宫颈癌术后有危险因素的患者,采用化疗可能达到与放疗或放化疗联合治疗相似的治疗效果,化疗可作为这些患者术后辅助治疗的选择之一。

目的探讨外阴鲍文病的临床病理特点、诊断、治疗及预后。方法收集1991年1月至2011年6月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收治的18例外阴鲍文病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理特点、诊断、治疗方式及预后情况。结果18例患者的中位年龄为37岁 (23~ 64岁) ; 16例患者伴有外阴瘙痒,仅有2例无明显症状;5例为单发病灶,13例为多发病灶。外阴鲍文病的诊断主要依靠病理检查,其特征性表现为在表皮全层可见多少不一的单核有异型性的圆形或卵圆形大细胞 (即鲍文细胞) 。18例患者均采用手术治疗,其中11例采用单纯外阴切除术,7例采用外阴病灶局部扩大切除术。中位随访时间为123个月 (5~ 197个月),2例出现复发,均为外阴病灶局部扩大切除术后复发,其中1例于术后5个月复发,再次手术行单纯外阴切除术,术后随访192个月未复发;另1例于术后15个月复发,再次手术仍行病灶局部扩大切除术,术后随访55个月未复发。结论外阴鲍文病的临床表现无特异性,其病理特征性表现为表皮全层可见多少不一的鲍文细胞,诊断主要依靠组织病理学检查,治疗以手术治疗为主,疗效肯定,患者的预后良好。

目的探讨子宫颈癌和子宫颈上皮内癌变 (CIN) 患者血浆APC和RASSF1 A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水平检测的意义。方法收集2009年5月至2011年6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118例子宫颈癌和CIN患者[包括CINⅠ34例 (低级别组) 、CINⅡ和CINⅢ43例 (高级别组) 、子宫颈癌41例 (宫颈癌组) ]以及25例同期健康妇女 (对照组) 的血浆,其中31例患者 (包括低级别组6例、高级别组10例和宫颈癌组10例、对照组5例) 同时收集其子宫颈组织标本。采用自行建立的双重实时荧光定量甲基化特异性PCR (q MSP) 技术检测各组患者血浆APC和RASSF1 A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水平,评价其对子宫颈癌和CIN的诊断价值,并分析其临床意义。结果31例同时检测血浆与组织标本的患者中,血浆与组织对应标本中APC基因甲基化阳性符合率为3/5,阴性符合率为100% (26/26) ;RASSF1 A基因甲基化阳性符合率为7/9,阴性符合率为100% (22/22) 。低级别组和对照组患者 (合并后共59例) 中APC和 (或) RASSF1A基因甲基化阳性率为3% (2/59),宫颈癌组和高级别组患者 (合并后共84例) 为48% (40/84),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APC和RASSF1A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的敏感度为47.6%,特异度为96.6%。APC基因甲基化阳性率与子宫颈癌患者的年龄、HPV感染型别、临床分期、病理类型、淋巴结转移状态无关 (P>0.05),而RASSF1 A基因甲基化阳性率与子宫颈癌患者的淋巴结转移和临床分期相关 (P<0.05) 。结论血浆APC和RASSF1A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检测在子宫颈癌和CIN的诊断以及衡量疾病严重程度中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目的通过去势建立绝经大鼠模型,将雷洛昔芬 (RLX) 与不同剂量的结合雌激素 (CEE) 配伍,观察两药联合应用对绝经大鼠血栓前状态的影响。方法将64只9~ 10月龄的健康雌性SD大鼠随机分为4组,每组8只。手术去势后1周进行药物干预,给药10周后处死。对照组:给予安慰剂 (0.9%氯化钠溶液灌胃) ;RLX组:给予RLX 6 mg/ (kg·d) ; CEE组:给予CEE 0.07 mg/ (kg·d) ;RLX+低量CEE组:给予RLX 6 mg/ (kg·d) + CEE 0.07 mg/ (kg·d) ;RLX+高量CEE组:给予RLX 6 mg/ (kg·d) + CEE 0.5 mg/ (kg·d) 。采用凝血酶比浊法检测各组大鼠血浆纤维蛋白原 (FIB) 含量;采用发射底物法检测抗凝血酶Ⅲ (ATⅢ) 活性;采用ELISA双抗体夹心法检测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 (PAI-1) 、D二聚体 (D-D) 、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 (vWF) 含量;采用硝酸还原酶法检测NO含量。结果 (1) 凝血及抗凝血指标:对照组FIB含量为 (1.62±0.22) g/ L、RLX组为 (2.02±0.54) g/L、RLX+低量CEE组为 (1.97±0.16) g/ L、RLX+高量CEE组为 (2.00±0.18) g/ L,后3组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但后3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血浆ATⅢ活性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2) 纤溶和抗纤溶指标:对照组PAI-1含量为 (14.1±2.8) μg/L,RLX组为 (20.0±3.3) μg/L,RLX+低量CEE组为 (41.5±5.5) μg/L,RLX+高量CEE组为 (38.9±6.0) μg/L,后3组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但血浆D-D含量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血管内皮功能:对照组血浆vWF含量为 (43±7) %,RLX组为 (49±5) %,RLX+低量CEE组为 (46±6) %,RLX+高量CEE组为 (36±5) %,RLX+高量CEE组血浆v WF含量明显低于其他3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各组NO含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在血栓形成的不同环节,RLX发挥了不同的效应,可能导致血栓形成的风险增加。CEE在纤溶和抗纤溶方面与RLX具有协同作用,可进一步增加RLX的致血栓效应;在血管内皮功能方面则起到一定保护作用,然而这种效应需要高剂量CEE才能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