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 · 第08卷第04期

糖尿病在全球流行，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IDF)最新统计，2015年全球有4.15亿糖尿病患者，而中国约占四分之一，有1.09亿^[1]。与此同时，肥胖症患病人数也在不断攀升，根据1980至2013年188个国家的统计数据，肥胖或超重的人数由1980年的8.57亿，上升到2013年的21亿，约占全球人口的30%；中国成年人肥胖率虽然低于美、英等国家，但肥胖人数却是位居世界前列^[2]。根据2007至2008年中国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我国三分之二的糖尿病患者共患超重或肥胖，其中超重[24≤体质指数(BMI)<28 kg/m²］比例达40%，肥胖(BMI≥28 kg/m²)占近25%^[3]。随着对糖尿病-肥胖症危害及其共患机制的认识，一方面人们在着力研发治疗糖尿病和肥胖症的药物，如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积极探索临床非药物治疗手段，如减重手术；另一方面，人们也在深入探究两病的发病机制、致病危险因素，以有针对性地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

抑郁症与糖尿病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两大公共卫生问题。对这两种疾病之间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17世纪，英国著名医生、解剖学家Thomas Willis就描述过"长期悲伤可引发糖尿病"。如今的流行病学数据表明，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会出现相关抑郁障碍^[1]，而抑郁症患者发生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37%^[2]。同时患有这两种疾病的患者出现疾病相关并发症的可能性，比只患其中一种疾病的患者高出2倍^[3]。共病现象对临床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为另一种疾病的存在，导致两种疾病的预后都变得更差，包括疾病的严重程度，治疗抵抗率和死亡率增加，个体和社会的治疗花费明显上升，生活质量和糖尿病自我管理能力下降，并发症发生率提高，以及预期寿命减少。并且两种疾病可能涉及共同的生物和行为学发病机制，例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激活、炎症反应、睡眠障碍、消极生活方式、不良饮食习惯及环境和文化因素等^[4]。因此，对抑郁症和糖尿病的研究应尽可能遵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原则，全面、综合地看待这两种疾病。尽管共病研究如此重要，但在糖尿病患者中，相当多的抑郁症仍未得到诊治。虽可使用筛查工具有效识别出抑郁患者，但糖尿病患者中抑郁症的诊断率仍偏低，这反映了一些临床医生可能更重视生物学因素而忽略心理因素的问题。国内研究者近年来越来越关注抑郁症和糖尿病的共病研究，本文将从糖尿病患者抑郁症的诊断、评估和治疗方面进行探讨。

心理因素，特别是情绪因素参与疾病过程，尤其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诊疗、预后等各个阶段。而由于学科"壁垒"使医学界对心理因素及生物学因素的认识和临床实践截然分离。本文与业内分享负性情绪在糖尿病致病、诊疗、预后方面的作用，从而树立心身统一的理念以及采用大医学的理念来认识传统意义上的"专科疾病"，以便提高临床治疗的质量，也为研究糖尿病提供新的思考。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目前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4大疾患。Anderson等^[1]通过42项研究进行的Meta分析显示，糖尿病组的抑郁症发病率是非糖尿病组的2倍。国外文献报道20%~30%的糖尿病患者伴有临床相关抑郁性疾病，其中约10％为严重抑郁^[2]。中国尚缺乏关于糖尿病合并抑郁大规模的流行病学数据。刘慧等^[3]对2 966例2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调查显示，51.1％的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有研究发现，抗抑郁药可引起血糖调节受损^[4]。本文主要阐述抗抑郁药对血糖调节的影响。

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congenital hyperinsulinism，CHI)是临床、遗传学、形态学均具有异质性的一组疾病，是婴幼儿持续性、频发性低血糖的最主要原因^[1]。迄今已经发现9种基因与CHI的发病有关，表现出8种遗传学类型^[2]，另有近50％的CHI患儿的发病原因尚不明确。葡萄糖激酶(glucokinase，GCK)型高胰岛素血症(GCK-HI)为CHI的罕见类型，由编码GCK的基因突变引起。在CHI群体中，该型患者约占1.2%^[3]，其发病年龄、病情严重程度及胰岛的形态学变异均较大。本文选取1例起病较晚、对二氮嗪治疗有效的CHI患儿家系为研究对象，应用一代测序技术对其家系进行了CHI相关致病基因分析，结果于患儿中发现了一个GCK基因新生突变。本文对本例病例资料进行了细致的总结分析，以期加深临床医师对本病的了解和认识。

糖尿病神经病变是糖尿病最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它极大地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并使糖尿病足的发生风险明显提高。由于缺乏统一的诊断标准，糖尿病神经病变的患病率在10%~96%^[1]。

糖尿病神经病变是最常见的糖尿病慢性并发症之一，可累及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以后者多见^[1,2]。维生素B₁属水溶性维生素，是糖、脂肪、氨基酸生物氧化过程中多种酶系统的重要辅酶。体内一旦缺乏维生素B₁，就会导致一系列物质代谢障碍及器官和组织的功能紊乱，在糖尿病神经病变患者体内这种影响更为严重^[3]。本文阐述维生素B₁及其衍生物在糖尿病神经病变发生、进展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据最新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人糖尿病患病率为11.6%^[1]，预计2030年，世界糖尿病发病人数将达到40亿^[2]。胰岛β细胞自身免疫破坏所致的胰岛素绝对缺乏是1型糖尿病(T1DM)的主要发病机制^[3]。而2型糖尿病(T2DM)则与胰岛素抵抗和(或)进行性的胰岛β细胞功能减退有关^[4]。目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无法针对糖尿病发病的关键环节，不能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基于这一现状，各国学者们开始致力于一种新的治疗策略——向机体补充新的具有正常分泌功能的胰岛细胞，重建患者体内的胰岛功能^[5]。1980年Largiader等^[6]首次报道同种异体胰岛移植成功，但是供体来源的缺乏以及免疫抑制剂的终身服用，均限制了胰岛移植在临床上的应用，促使研究者们将研究重点转向了干细胞移植技术。近年来，干细胞治疗糖尿病的相关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开展为彻底治愈糖尿病带来了希望。

随着糖尿病发病率的急剧上升，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些对人类造成极大威胁的并发症其致病机制至今尚未完全阐明。大型临床研究和实验模型提示，代谢记忆在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发展中均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糖尿病患者若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即使血糖水平降低，仍易发生糖尿病相关并发症，而血糖降至较低水平时所产生的疗效似乎在血糖回升后仍继续存在，这种现象被称为血糖的"印迹"或"代谢记忆"效应。"代谢记忆"效应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间的桥梁，对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2012年，全球第一个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抑制剂(SGLT-2i)在欧洲上市，截至目前在国外已经上市并拟在中国上市的SGLT-2i主要有达格列净、坎格列净和恩格列净。本文主要就该类药物在降低血糖(简称降糖)、减轻体重(减重)、降低血压(降压)及其他临床疗效方面作一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