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 · 第86卷第1期

为配合我国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工作，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提供全面、规范的医疗救治服务，由卫生部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卫生部艾滋病临床专家工作组有关成员共同制定完成了《复方新诺明预防艾滋病主要相关机会性感染技术指南》，以供广大的卫生工作者参照执行。

目的 了解临床分离大肠埃希菌对抗菌药耐药性变迁情况。 方法 对1990至2004年上海地区11所医院的细菌耐药监测资料中大肠埃希菌临床分离株的耐药性变迁情况进行分析，细菌药敏采用Kirby-Bauer法。 结果 临床分离大肠埃希菌33495株对21种抗菌药药敏试验结果显示，该菌对大多常用抗菌药的耐药性在15年间呈上升趋势。对氨苄西林、哌拉西林的耐药率自69.0%和30.0%分别增至85.0%和71.4%。对头孢菌素类中的头孢唑啉（24.0%→48.3%）、头孢呋辛（18.0%→45.7%）、头孢克洛（33.3%→46.8%）的耐药率均增长，尤其是头孢噻肟的耐药率自1990年的6.0%增至2004年的35.2%。对氟喹诺酮类的耐药性15年间明显增高，且各品种间呈交叉耐药，自1990年的11.0%增至2004年的55.4%。对庆大霉素的耐药率缓慢上升（44.0%→54.0%）。大肠埃希菌对四环素、氯霉素、磺胺甲唑甲氧苄啶（SMZ/TMP）耐药率始终较高。头孢他啶、头孢吡肟、亚胺培南、阿米卡星、β内酰胺类／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方、呋喃妥因则保持了对大肠埃希菌的良好抗菌活性。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大肠埃希菌所占比例在2000—2004年间逐渐上升，自14.7%增至36.5%，产ESBL菌株耐药性均明显高于非产ESBL者。 结论 临床分离的大肠埃希菌对常用抗菌药的耐药性在1990—2004年的15年间普遍呈明显增高趋势

目的 调查β内酰胺酶、整合子、外膜蛋白（Omp）及外排泵在多重耐药和泛耐药不动杆菌属中所起的作用。 方法 收集1999至2004年北京、广州和福州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非重复的90株菌。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和随机引物多态性DNA（RAPD）分型确定这些耐药株的亲缘关系，选取7个不同克隆深入研究其机制。等电聚焦电泳测定酶的等电点；碱裂解法提取质粒；对各种β内酰胺酶TEM、SHV、PER、OXA-、IMP-、VIM-进行聚合酶链反应（PCR）及序列分析；对整合子基因进行PCR及序列分析。 结果 2004年北京协和医院发生泛耐药株P克隆的暴发流行，此克隆株对常用广谱抗菌药物均不敏感。7个不同克隆株均产多种β内酰胺酶：TEM-1酶、高产AmpC酶、SHV型酶、OXA-23型碳青霉烯酶（6株）及IMP-8型金属酶（1株），1个克隆株还产PER-1型酶。这7个克隆株对大多数超广谱β内酰胺类（包括碳青霉烯类）、红霉素、氯霉素、利福平均耐药，2个克隆株对头孢哌酮／舒巴坦、阿米卡星敏感，4个克隆株对左氧氟沙星敏感。所有7株对米诺环素、黏菌素敏感。发现5种不同结构的整合子，携带水解氨基糖苷类、利福平、氯霉素及碳青霉烯类（blaIMP-8）的耐药基因。 结论 不动杆菌产生OXA-23型碳青霉烯酶或IMP型金属酶、通过基因重组获得各种携带不同基因盒的整合子，共同介导其多重耐药性或泛耐药性。泛耐药株对个别不常用的抗菌药物如黏菌素、米诺环素仍敏感。

目的 总结动脉调转术（ASO）治疗年龄6～84个月、合并中～重度肺动脉高压（PH）的室间隔缺损（VSD）型心室大动脉连接异常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手术疗效，探讨适当的手术适应证。 方法 2000年1月至2004年12月，对23例年龄6～84个月、中～重度PH合并VSD的大动脉转位（TGA）和右室双出口（肺动脉瓣下室间隔缺损，Taussis-Bing畸形）患儿行ASO，其中男15例，女8例，年龄7～84（22±21）个月，肺动脉压力24～80（44±14）mm Hg（1 mm Hg=0.133 kPa），肺血管阻力（PRA）49.2～1261.9 dyn·s·cm-5。合并主要畸形：左室流出道狭窄3例，肺动脉瓣下隔膜1例，主动脉瓣下隔膜1例。手术在全麻、低温（18℃～22℃）、低流量（50 ml·kg-1·min-1）体外循环下完成ASO，合并畸形同期矫治。对合并中～重度肺动脉高压的患儿，围手术期给予α受体阻滞剂或持续吸入低流量一氧化氮（NO）等治疗，改善肺血管压力；连续监测并控制肺动脉压、左房压、右房压。 结果 23例患儿病死率13%，3例死亡患儿死亡原因均与术前肺血管压力和阻力增高无明显关系。余患儿虽然术后呼吸机辅助时间及重症监护时间明显延长，但术后肺动脉压力均明显下降（23 mm Hg±9 mm Hg,t=13.28,P=0.000），痊愈出院。 结论 对年龄6～84个月，合并VSD并发中～重度PH的VSD型TGA和Taussig-Bing畸形患儿，如一般状况良好，紫绀不严重（经皮血氧饱和度>60%），X线胸片示两肺血较多，心导管检查显示肺血管阻力仍在可接受的范围（PRA <1000 dyn·s·cm-5），采用ASO仍可取得满意的效果，扩大了ASO的手术适应证。

目的 研究急性排斥反应性细胞因子在小鼠心脏移植中的表达状况，进一步阐明器官移植急性排斥反应的复杂发生机制。 方法 采用C57BL/6和Balb/c近交系小鼠，建立小鼠腹腔异位心脏移植模型。随机分为Balb/c-Balb/c同基因对照组（A组）和C57BL/6-Balb/c急性排斥反应组（B组）两组，每组26只。分别于移植术后1、3、5、7 d各处死5只小鼠留取移植心脏标本，采用RT-PCR及Western印迹方法动态检测组织中IL-15、IL-2、TNF-α及IFN-γ的表达状况，同时行HE染色检测。另外，A、B两组各保留6只小鼠设为亚组，观察移植心脏存活时间。 结果 A组移植心均获长期存活（>100 d），B组移植心存活时间为8.0 d ± 0.9 d（t=251.95,P<0.01）。A组各个时间点移植心均未发现排斥现象，B组术后第3天开始出现排斥反应。A组各时间点IL-15 mRNA与TNF-α mRNA呈弱表达，IL-2 mRNA与IFN-γ mRNA无表达。B组IL-15 mRNA、TNF-α mRNA、IL-2 mRNA 及 IFN-γ mRNA均明显升高，于第5天达到高峰。A组各时间点可见IL-15、TNF-α、IFN-γ和IL-2蛋白的低水平表达；B组IL-15与IL-2自术后第3天始、TNF-α与IFN-γ自术后第1天始，蛋白表达水平开始升高。 结论 多种细胞因子，包括非T细胞来源细胞因子，参与了同种异体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

目的 探讨一氧化氮在人食管下括约肌（LES）舒张中的作用，比较其对钩状纤维和套索纤维的不同作用。 方法 选用32例高位食管癌切除术LES标本，分离钩状纤维和套索纤维，在离体条件下行电场刺激（EFS）。并比较一氧化氮合酶（NOS）抑制剂NG-硝基-L-精氨酸（L-NNA）、NOS底物L-精氨酸、神经毒河豚毒素（TTX）、阿托品的不同影响做硝普钠对两肌条的浓度效应曲线。 结果 EFS能诱导钩状纤维和部分套索纤维产生频率依赖性舒张。L-NNA能抑制此作用，并可被L-精氨酸部分逆转。钩状纤维和套索纤维的最大舒张频率分別为512 Hz和16 Hz。EFS也能诱导部分套索纤维和钩状纤维引起撤收缩反应。EFS能诱导另一部分套索纤维收缩反应，可被阿托品抑制，其最大收缩频率为128 Hz。TTX可完全消除EFS诱导的反应，硝普钠能引起与EFS相似的反应。 结论 在LES离体实验状态下，EFS诱导钩状纤维和套索纤维的舒张与L-NNA、ITX及硝普钠有关，可能是由一氧化氮介导的。但两束肌纤维对EFS反应不同，高频刺激时套索纤维舒张幅度较大，低频刺激时钩状纤维舒张幅度大。EFS还诱导部分套索纤维产生收缩反应。

目的 探讨哮喘急性发作患儿CD4+CD25+调节性T（Tr）细胞数量变化及影响其发育成熟的因素。 方法 观察20例哮喘患儿及相同数量同龄对照组。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CD4、CD25表面标志及CD4+CD25+细胞内白细胞介索（IL-10）和转化生长因子受体（TGF-β）表达。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和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PCR）检测PBMC Foxp3及SOCS1 mRNA表达。 结果 急性发作期哮喘患儿CD4+CD25+Tr细胞百分率（6.5%±1.9%）明显低于同龄对照组（12.0% ± 2.3%）,P<0.01; CD4+CD25++IL-10及CD4+CD25++ TGF-β分泌细胞亦明显低于对照组。Foxp3及SOCSlmRNA表达也显著降低（Foxp3:0.12±0.05 vs 1.71±0.58,P<0.001; SOCS1:0.38±0.19 vs 2.14±0.41,P<0.001） 结论 哮喘患儿CD4+CD25+ Tr细胞明显降低可能参与哮喘发病，Foxp3及SOCS1表达降低可能是导致CD4+CD25+ Tr细胞发育障碍的重要因素。

目的 探讨自发性肾周围出血的影像学特点及诊治方法。 方法 对35例自发性肾周围出血急诊患者的临床诊治及影像学特点进行因顾分析。所有病例均无外伤、抗凝治疗及肾移植史。35例全部经CT检查，10例行B型超声检查。10例行DSA检查并栓塞治疗，其中25例经手术病理证实。 结果 35例自发性肾周围出血中，错构瘤18例，肾细胞癌7例，肾囊肿2例，单纯肾动脉瘤1例，肾动脉瘤破裂合并妊娠2例；嗜铬细胞瘤3例，其中2例合并妊娠。肾盂输尿管连接处狭窄1例肝癌1例。 结论 自发性肾周围出血的病因中肾脏肿瘤性病变居首位，尤以肾错构瘤多见。肾上腺肿瘤、肾血管疾病及腹腔内脏器病变也可引起腹膜后出血。CT可以准确而迅速地显示出血程度和范围。DSA检查对肾血管性疾病的诊断应属首选，同时可行动脉栓塞治疗，降低肾切除率。

目的 探讨上尿路重建手术中应用腹腔镜辅助技术的方法及效果。 方法 对78例上尿路梗阻患者（其中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梗阻58例，输尿管上段息肉5例，输尿管上段狭窄2例，输尿管上段结石13例），采用经腹腹腔镜下游离病变部位，然后经正对病变部位的套管针戳口，采用开放手术方式切除病变部位，行肾盂成形或输尿管端端吻合术。 结果 78例手术均获成功。手术时间25～70 min，平均41 min；术中出血约15～30 ml，平均约21 ml。术中术后无并发症。71例获随访6～26个月，平均10.5个月。腰部胀痛消失，IVP检查吻合口均无梗阻，B超提示患肾积水减轻。 结论 在上尿路重建手术中采用腹腔镜辅助技术与开放手术相结合的方式避免了困难的腹腔镜操作，并不明显增加腹壁创伤，却可以明显缩短手术时间，保证吻合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 探讨以纳米羟基磷灰石（HA）为材料的生物陶瓷听骨假体替代中耳听骨缺损的生物相容性、手术应用及临床效果。 方法 健康、白色豚鼠12只（24耳），双侧听泡置入HA块，1～４个月后每月3只断头取双侧听泡（6个），行植入物表面接触缘大体形态学及扫描电镜检查。临床应用HA行中耳手术47例，包括听骨链重建、外耳道后壁重建、乳突填充。 结果 12只豚鼠23只听泡光镜及扫描电镜检查，植入物界面形态良好，结构完整，边界清晰。临床鼓室成形术病例术后愈合良好，听力较术前提高16 dBHL；耳道后壁重建1例外耳道后壁感染，乳突填充病例术后外耳道宽敞，上皮愈合良好，愈合时间明显缩短。 结论 HA作为听骨替代物及重建材料，以其优良的理化生物相容性在听骨链重建术、乳突填充外耳道后壁重建中均为合适的应用选择，所设计的HA听骨假体在材料选择及外形尺寸方面均适合于临床应用。

目的 用不同转换系数调整脉冲噪声所致工人高频听力损失剂量-反应关系曲线。 方法 以32名接触脉冲噪声的机械制造工人和163名接触稳态噪声的纺织工人为观察对象，用个体计量仪采集工人8h工作期间的噪声暴露数据，计算8h等效声级（LAeq.8h），并按不同转换系数（ER）将LAeq.8h和噪声作业工龄合并为累积噪声暴露量（CNE）。用常规方法测量工人左右耳气导听阈，按GBZ49-2002对听阈作年龄性别校正，并诊断是否为高频听力损失。 结果 用ER=3计算，脉冲噪声组的CNE［（103.2±4.2）dB（A）·年］明显低于稳态噪声组［110.6±6.0 dB（A）·年］，P<0.01。增大ER值，脉冲噪声组的CNE升高，当ER=5.5时脉冲噪声组的CNE与稳态噪声组的CNE（ER=3）相似［110.3 dB（A）·年vs 110.6 dB（A）·年］。脉冲噪声噪声组高频听力损失患病率（68.8%）与稳态噪声组（65.0%）相似，P>0.05。两组CNE与高频听力损失患病率间均存在典型的剂量-反应关系，均P<0.01。用ER=3计算，脉冲噪声100～109 dB（A） ·年组的高频听力损失患病率（76.9%，90.9%）明显高于稳态噪声组（30.4%,50.0%，P<0.05）;脉冲噪声组用ER=5.5计算CNE时，各组间高频听力损失患病率与稳态噪声组（ER=3）相比（0% vs 11.1%，33.3% vs 30.4%，70.0% vs 50.0%，62.5% vs 79.5%，100.0% vs 90.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ER=3时脉冲噪声组CNE与高频听力损失患病率的剂量-反应关系曲线与稳态噪声组相比出现曲线左移，斜率增大；增大ER值，脉冲噪声组曲线右移，斜率减小，当ER=6时脉冲噪声组的剂量-反应关系曲线与稳态噪声组（ER=3）的曲线基本重合。 结论 脉冲噪声所致高频听力损失的危害在能量相同的情况下大于稳态噪声。增大ER值可以使脉冲噪声组的剂量-反应关系曲线与稳态噪声组基本重合。

目的 分析妊娠滋养细胞肿瘤（GTT）复发患者的治疗、预后以及复发的相关因素。 方法 1985年1月至2004年1月共收治1130例滋养细胞肿瘤患者，其中有901例患者获得完全缓解（CR）；所有CR患者中有31例复发，对这些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GTT患者的总体复发率为3.4%。有4例患者为多次复发（2～3次），共复发7例次，再复发率为22.6%（7/31）；复发时间为停药后的6～72个月（平均15.3个月）。所有复发患者中有25例再次接受了治疗，其中18例（72%）经过治疗后完全缓解，3例获得部分缓解，4例死亡。复发的高危因素主要为：临床分期（P< 0.05），末次妊娠终止至化疗的时间>12个月（OR=3.170,P<0.05），化疗7个疗程以后血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亚单位（β-hCG）降至正常（OR=4.775,P<0.05）和巩固少于2个疗程（0R=0.441,P<0.05）。 结论 对于初治的GTT患者应重视与复发相关的各种高危因素，避免复发的发生。而对于复发后的患者应用多药化疗联合手术治疗可以提高治愈率，降低再复发率。

目的 探讨中心体α-微管蛋白和γ-微管蛋白在人乳腺癌前病变和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在乳腺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乳腺导管上皮不典型增生、乳腺导管内癌和浸润性导管癌各40例中中心体α-微管蛋白和γ-微管蛋白表达水平，30例正常乳腺组织作为对照组，并用Western印迹进行验证。所得数据经统计学分析并结合随访情况进行评价。 结果 不同样本组α-微管蛋白、γ-微管蛋白表达水平不同（P=0.000），随正常上皮组织到出现不典型增生至进展为原位癌和浸润性癌的发展变化，α-微管蛋白、γ-微管蛋白表达量呈增高趋势，以浸润性癌为最高（40例中分别有14例、11例表达为＋＋＋），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比较同例和同组α、γ-微管蛋白的表达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癌前病变、导管内癌、浸润性导管癌组α、γ-微管蛋白的表达水平与预后具有相关性。 结论 中心体异常为乳腺癌细胞恶性表型的明显特征之一，并可能为乳腺癌形成过程中的早期事件。α、γ-微管蛋白的表达情况可为乳腺癌发生机制探讨、高危病例筛选及估测预后提供一种新的途径。